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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8月15日，第七届全国心理卫生大会在北京召开，抑郁症成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会议期间，大会秘书长、组委会主任王刚教授了“中国首次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数据调查报告，报告的引起了与会者和新闻界对抑郁症的再次关注。
据悉，该项调查是迄今为止中国首次针对雇员和企业管理者两类人群同时开展的抑郁症调查。其针对雇员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因为抑郁症而请假中断工作，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注意力集中困难而使工作效率低于平常水平导致休病假。
抑郁症作为一项特殊性疾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而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其治疗方法在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传播与认知。会议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下称“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教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谈到中国抑郁症治疗的发展现状，国内医疗机构对于抑郁症的治疗情况，以及其所在的北京安定医院是如何通过学科整合等多重举措来推动抑郁症治疗水平提升的。
抑郁症“抑郁”
谈及中国抑郁症的治疗现状，王刚对此并不乐观。王刚分析，抑郁症疾病带来的负担主要不是医疗的花费。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抑郁症治疗中的药品支出导致的负担大概占疾病整体负担的3%，而门诊、住院等总体负担占比约为30%，更多的负担是因为工作效率下降，由误工导致的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根据这次调研，调研组从12个国家中分别抽取1000个样本，有100人是雇主，而另外900人是普通雇员。调研组首先得出第一个数字―抑郁症的患病率，中国调研的数字是6%，1000个调查对象中有60人是被专业人员明确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而这一比例在欧洲是20%。
“以往考虑到经济和文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抑郁症患病率可能更高的现实，而调研结果反映出来职业人群与国内整体发病率总体相当，所以我们可能低估了职业人群的抑郁症患病率。”王刚教授认为，出于社会压力，很多潜在的抑郁症患者仍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断与治疗。
王刚指出，这次调查还暴露了中国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上对于抑郁症患者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从雇主的角度来讲，如果雇员得了抑郁症，从公司角度进行资源调动来应对疾病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有超过40%的雇主认为公司现有的一些机制和资源在帮助雇员应对抑郁症方面是有障碍的。
2013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尽管明确了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工作和学习等各方面的权利，但是这部国家大法并没有与之配套、操作性很强、标准很明确的配套法规。
而让抑郁症患者最为“抑郁”的是中国在抑郁症治疗上的积弊与短板。在抑郁症治疗上，专业医疗机构显然在治疗水平和疾病研究上有着更专业的条件，而现实却是，大多数患者选择了在综合医院进行治疗而不是在专科医院。在医疗机构的选择上，患者显然面临着诸多社会压力。
王刚教授尖锐地指出，很多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根本不具备精神疾病的诊疗资格。“长期以来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不敢诊断抑郁症，他们只能下‘抑郁状态’的状态诊断。”王刚进而指出，法律还规定其不能给处方，但是一半以上的抗抑郁处方来自综合医院，以某药品为例，甚至会出现80%？ 90%的处方来自于综合医院的情况。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三级医院必须设立心理科或者精神科门诊。而在王刚教授看来，建几个房子容易，但是受过系统训练的精神科或者心理医师从何处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精神卫生法》、《职业医师法》严格要求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要综合医院真正承担起抑郁症治疗的重要社会责任，人才梯队培养建设非常重要。显然，在医疗资源短缺的当下，精神科医师优秀人才的短缺尤为明显。
探路学科整合
谈及抑郁症的治疗，王刚教授认为，从新药物使用的可获得性上看，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滞后的时间越来越短，甚至很多大的医药公司在尽力追求新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同步上市，从这些方面来讲是在进步。“但是从治疗的模式上看，我们仍然是落后的。”王刚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
在王刚看来，抑郁症最重要的治疗模式应该是综合治疗模式，它不仅仅是药物治疗，但国内对抑郁症的治疗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单纯药物治疗模式上。何为综合治疗模式？王刚举例说，抑郁症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心理治疗。而国内60万心理咨询师当中有医学专业背景的极少，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在医疗机构，而是在高校、研究所工作。他们日常接触不到或者很少接触到患者，即便接触到了他们也识别不出来患者有病还是无病。
“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大量的抑郁症患者，往往都辗转很多地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选择到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如何将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社会资源与医疗机构对接起来，让他们不仅仅解决非疾病问题，同时也解决疾病人群，特别是抑郁症人群的心理问题，这是一个难题。”王刚告诉记者。
王刚教授补充说，还有一些新型治疗技术在美国FDA已获批，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在中国迟迟不能获批，无论技术多么成熟，这种违规违法的事情没有医疗机构敢尝试。因此，在引入新型诊疗技术和诊疗设备上，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加快审批，为疾病的诊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王刚提出，中国在未来也应搭建综合治疗平台，对中国的心理师、治疗师、咨询师进行联网管理，把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医疗机构如果需要这些资源，我们能够利用什么样的平台整合在一起，这是不是行业协会可以做的一些事。”
大学生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患病率
为了解安徽省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对某农村社区的老年人群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在安徽省颖上县汤店镇，该镇地处皖北地区，为阜阳、亳州及淮南三市交界地。抽取汤店镇全部16个行政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实际调查1624人，有效问卷1600份。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老年精神状况(GMS)量表 采用英国利物浦大学老年精神病研究所Copeland教授设计的老年精神状况量表〔1〕（Geriatric Mental State Schedule，GMS），并参考我国农村地区有关危险因素的研究量表，制定了本课题使用的危险因素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一般社会学资料、健康自评、躯体疾病、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兴趣爱好、日常生活活动自理能力等。
1?2?2 诊断工具-计算机诊断系统(AGECAT) 使用与GMS相配套的计算机诊断系统（Automated Geriatric Examination for Computer Assisted Taxonomy，AGECAT）作为诊断工具。该报告结果分为5个等级，0表示被试完全正常，1～2级表示亚病例（可疑病例），3～4级则认为是病例，根据报告结果，可以判断出老年人是否患有抑郁症及严重程度〔2〕。
1?3 统计分析 将GMS调查表数据录入AGECAT中进行分析，获得老年抑郁症诊断结果资料；应用EPI6?02 2次录入MDS危险因素量表，并用比较模块进行比较核对。使用SPSS 11?5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1624人，有效问卷1600份。其中，52?9%为女性，47?1%为男性；年龄分布：60～64岁为419人，占26?2%；65～69岁为313人，占19?6%；70～74岁为345人，占21?6%；75～79岁为287人，占17?9%；≥80岁236人，占14?7%。在婚者1101占68?8%，独身者（包括丧偶、未婚和离异）499人，占31?2%。职业主要为农民，1519人，占94?9%；非农民81人，占5?1%。文化程度文盲者居多1395人，占87?2%；非文盲者仅205人，占12?8%。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 调查的老年人群抑郁症患病人数95例，患病率为5?9%；亚病例69例，患病率为4?31%。其中女性患病率为8?2%，男性患病率为3?4%，女性高于男性。在各年龄段中，65～69岁段患病率最高，达8?3%，其余各年龄段患病率基本持平。(1)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抑郁症患病率明显低于女性，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男、女性抑郁症患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亚病例患病率略低于男性，但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及亚病例患病率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之间抑郁症患病率及亚病例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5～69岁组抑郁症患病率最高，70～74岁组亚病例患病率最高。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65～69岁组患病率显著高于60～64岁组，其余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病例患病率各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被调查的1600名老年人中，独身老年人的抑郁症患病及亚病例患病率均高于在婚老年人。进一步分析发现，独身组老年人的抑郁症现患率显著高于在婚组老年人，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2组亚病例患病率虽有差别，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农民组的抑郁症患病率高于非农民组，农民组的亚病例患病率略低于非农民组，但2组间的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5)非文盲者的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低于文盲组的患病率，但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表1 不同特征人群老年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略）
2?3 饮酒与老年抑郁症患病率 随着老年人饮酒频率的增加抑郁症患病率有下降的趋势，但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饮酒频率和抑郁症患病率存在反向关系，而女性饮酒频率和抑郁症患病率存在正向关系，但不同饮酒频率的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4 吸烟与老年抑郁症患病率 调查对象目前的吸烟频率与抑郁症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随着吸烟频率的增加患病率变化趋势不明显，而女性没有吸烟人群。
2?5 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以老年人是否患有抑郁症为因变量，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并结合专业知识引入有关自变量，把所有这些自变量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对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影响，尽可能消除混杂和偏倚，获得能够反映事实的结果。进入模型的界值标准选择0?1，剔除界值标准选择0?15。结果显示，女性、健康自评一般、经济自评差、独居、伤感情绪和恐怖经历等均可增加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而偶尔或经常与他人交流降低了抑郁症的患病率。
3 讨论
本次结果显示，被调查地区的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为5?9%，亚病例患病率为4?31%，低于欧洲一项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显示抑郁症平均患病率为8?8%～23?6%的调查结果〔3〕。1990年上海的一项农村地区调查发现，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为1?18%〔4〕，低于本次调查结果，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成都农村社区55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发现，其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82%〔4〕，低于本次调查结果。另外，本调查发现，女性、健康自评一般、经济自评差、独居、伤感情绪和恐怖经历等是农村社区老年人群抑郁症患病率的危险因素，与城市结果不同〔5〕。可能与调查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有关。有研究指出，女性患病率一般为男性的2倍〔6〕。有学者认为，抑郁症患者中女性患病率较高的原因是由于生物学差异所致，特别是内分泌差异。并使用现代内分泌学方法或者对敏感的性激素进行定量分析，以确定抑郁症与雌性激素之间的联系〔7〕。尽管抑郁症患者的性别差异可用生物学进行解释，除生物学因素外，是不够充分的。抑郁症患者性别差异与其在社会关系、文化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同也有一定的关系。本次结果显示，独身老年人（含丧偶、离婚和未婚）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均高于在婚老人，且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婚姻和老年年抑郁症的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婚姻在抑郁症的病因及转归中起一定作用，无论未婚、丧偶或离婚，老年人都无法摆脱孤独，缺乏交流，尤其失去伴侣对老年人精神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可能使老年人产生明显的抑郁情绪，若无法及时地排解心中的郁闷，可能会转变为老年抑郁症状。另一方面，抑郁症对婚姻也会产生各种影响。抑郁症患者和配偶间常有冲突和争吵，可能会对婚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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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peland JRM，Hooijer C，Beek AT，et al.Depression in Europe：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mong older people［J］.Br J Psychiatry，1999，174:31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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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志，秦侠，徐晓超，等.老年人躯体疾病与老年抑郁症患病率［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4，18（4）：35-37.
大学生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抑郁症;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躯体症状; 临床特征；横断面调查
中图分类号：R749.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2-0874-04
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情感低落、兴趣和(或)愉缺乏及意志行为减退,所谓的“三低”症状，除了这些心理症状,抑郁症患者也可有许多躯体症状,且相当多的患者会以此作为就诊的主诉，这些躯体不适常常掩盖抑郁症状，使患者得不到正确的诊断和及时处理［1-2］。国内研究多侧重首诊于综合医院的误诊病历分析［3-4］，国外研究中抑郁症的躯体症状发生率也相差巨大，如Greden 的研究提示69%的抑郁症以躯体症状为惟一主诉,即使直接询问,仍有11%的患者否认有抑郁症的心理症状［5］，Stewart 的研究则提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抑郁症躯体症状率分别为27%和9%［6］。这些结果除调查工具不同外，也和被调查者的文化传统有关，并且这些研究中躯体症状未详细划分。本研究以自制调查表进一步细化各种躯体症状作为自评工具，调查我国精神病专科医院确诊的以躯体症状为主诉的抑郁症117例，并对临床特征及首诊情况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于2007年4月至2007年10月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及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门诊及病房搜集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并经研究小组复核。研究小组由精神科主治医师以上组成，复核由两名医师完成，均一致认为符合ICD-10抑郁症诊断，年龄在18-65岁，病程>15天，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分。在调查时请患者明确想让医生帮助解决的最受影响的前5个症状，其中包括两项及以上躯体症状，而未发现相应躯体体征和异常辅助检查。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共调查患者134例，拒访6例，不符合条件者11例，共获得完整资料者117例。其中抑郁症101例，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相16例；男48例(41.0%)，女69例(59.0%)，男女之比为1∶1.44；已婚69例，未婚45例，丧偶1例，再婚2例。职业：工人15例，职员20例，农民30例，学生25例，干部11例，教师及科研人员6例，商人4例，自由职业者6例。受教育程度：小学及文盲16例，初中20例，高中29例，大专13例，本科及以上39例。病程1月-11年，平均1.2±1.8年。经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平均分为（24.3±5.2），
轻中度抑郁 64例（56.4%），重度抑郁53例（43.6%）。
1.2 工具
1.2.1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7］
本量表有17项，适用于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病人，其中，入睡困难、睡眠不深、早醒、胃肠道症状、全身症状、性症状、体重减轻及自知力8项采用0-2分的3级评分法，其余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法。总分＞24分为严重抑郁，＞17分为轻中度抑郁，＜7分为无抑郁症状。
1.2.2 自制一般情况及躯体症状调查表 包括患者一般资料、首次就诊情况及躯体症状表现，其中首次就诊情况包括就诊医院、科室、诊断、处理及疗效，医院分为综合医院和精神病专科医院。躯体症状调查表为自评量表，包括躯体各大系统常见的37种症状（见表1），按有无回答。
1.3 统计方法
将所得资料建立数据库，以SPSS统计软件，使用描述性分析方法统计。
2结果
2.1 首诊科室情况
117例患者初次发病即到精神专科就诊者37例(31.6%)，其余80例（68.4%）均首诊于综合医院的非精神科，以普通内科最多，共有53例（45.3%），其次是中医科10例（8.5%），消化科5例（4.3%），神经内科4例（3.4%），疼痛科4例（3.4%），其他科室合计4例（3.4%）。
2.2 首诊于综合医院的80例患者在综合医院的诊断
80例首诊于综合医院的非精神科患者中，有71例（88.8%）被诊断为各种躯体或功能性疾病，其中植物神经功能紊乱12例，神经衰弱11例，慢性浅表性胃炎9例，更年期综合征9例，肾虚8例，心脏病7例，颈椎病6例，风湿性关节炎5例，神经性头痛4例。另9例诊断不详。
2.3 伴随躯体症状的数量及检出情况
在117例患者中，伴随11个以内躯体症状的有11例，12个躯体症状的有8例，13个躯体症状的有11例，14个躯体症状的有19例，15个躯体症状的有24例，16个躯体症状的有27例，17个以上躯体症状的有17例。
所有患者就诊时均有躯体不适的突出主诉，躯体症状表现繁多，多具有不定性，但经仔细询问可发现隐匿的情绪障碍，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躯体症状检出情况见表1 。
3 讨论
临床上典型的以心理症状为主要特征的抑郁症一般容易诊断，而本调查是以躯体症状为主的情绪障碍，抑郁症状被躯体症状掩盖，是临床医生尤其是基层内科医生误诊或漏诊的主要原因［8］。赵智慧等报告：90.1%的患者首诊于非精神科，半数以上的患者被认为是躯体疾病，进行了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2］。本调查显示：68.4%的患者首诊于综合医院非精神科，88.8%的病人抑郁被漏诊，比赵智慧等报告偏低，可能与近年来的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及所取样本受教育程度偏高有关。由于大多数抑郁症患者是以失眠、食欲不振、疼痛等躯体症状为首诊主诉的，很少有患者主动向医生吐露抑郁心境，既使谈及心情郁闷，综合医院临床医生往往只关注躯体疾病，认为情绪是躯体疾病的正常反应，容易忽视精神情绪问题，致使多数患者反复就医，并做多种检查，阴性的检查结果不仅浪费了患者大量金钱和时间，而且更加重了患者的思想负担。所以，全面掌握病情，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早期识别抑郁症患者躯体化症状有利于疾病的早期治疗。
本调查发现，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表现多具有多变性，症状多样，常累及多个器官和系统，出现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食欲减退、疲倦乏力、睡眠障碍、肌肉酸痛、减退、头痛、呼吸困难、心动过速心悸、体重下降、胸闷、口干、阳萎月经紊乱、腹部胀气、腰痛、恶心、尿频尿急、背痛等，几乎涉及所有系统。与香港Cheung FM报道的门诊抑郁症病人常见三大主诉为疲乏（90%）、疼痛（89%）和胃肠/心血管症状（87%）［9］基本一致，但因本调查症状划分更加细化，出现频率显示不同。本组调查还发现，大多数患者伴有14个以上躯体症状（73.5%）。这与躯体症状调查表划分更加详细有关，如疼痛障碍分为8项，睡眠障碍分为5项，同一患者既可能有入睡困难，又可有觉醒频繁、多梦、早醒等。通过对本研究所涉及的37个躯体症状归类发现，在患者明确想让医生帮助解决的最受影响的前5个症状中，躯体症状最常出现的是神经系统症状89例（主要指睡眠障碍和疼痛障碍）、消化系统症状58例和心血管系统症状49例，涉及的综合医院科室主要有神经内科（包括疼痛科）、消化科和心内科，80例首诊于综合医院非精神科的患者，以普通内科最多，主要与许多基层医院只设内科，未进一步细分科室有关，也可能与躯体症状的多样性有关，患者不能明确到哪个科室就诊，抑郁症在部分病人尤其是老年人中，常表现为有关疼痛及躯体症状的疑病性主诉而不涉及情绪问题。躯体症状作为抑郁症的一大类症状可由许多心理和（或）生理机制介导,包括焦虑、紧张、对躯体的过分关注以及生化改变。抑郁症患者容易把情绪问题隐藏在躯体症状背后,这有很多原因,如希望避免精神病的诊断、社会及文化常模的特异性影响等。这些患者缺乏基本的心理卫生常识及自我心理保健意识，他们往往把抑郁心境当作是对严重躯体疾病或环境的一种反应，不认为情绪障碍是一种疾病，这种观念应该改变。
本研究因条件限制，未能做到随机抽样，对抑郁症诊断无标准化程序，只是研究小组复核时由两名精神科中级职称以上临床医师一致认为诊断成立，故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有待于更完善的方案进一步论证本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以躯体症状为主诉的抑郁症有相对隐蔽性，多首诊于综合医院的非精神科，常常不能被识别。伴发躯体症状表现繁多，累及多个系统，具有不定性。因此，当临床医生特别是综合医院的非精神科医生遇到病人反复诉说疲倦乏力、食欲不振、睡眠障碍及胃肠和心血管症状时，而躯体检查和辅助检查又未发现相应异常结果，医生一定要从生物、心理和社会诸方面考虑，打破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心理定势，综合医院的医生遇到那些把握不定的抑郁症患者，应及时请精神科会诊或转介到专科医院。这有利于疾病的早期诊治，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减轻患者的心理及经济压力，尽快解除患者的精神痛苦,恢复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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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产后抑郁症；问卷调查；分析
产后抑郁症是指产妇分娩后容易出现的以易激惹、沮丧、抑郁、哭泣等一系列抑郁症状为主要表现的非精神性的疾病[1]。由于过度担心婴儿及自身的健康，导致无法正常照看婴儿甚至失去生活的自理能力。这种普遍问题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为了了解该地区产妇产后出现抑郁症的情况，探讨抑郁症发病的相关因素，我院对500例产妇通过问卷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到宝贵的临床资料，现报告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 1.1 对象 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1日在本院分娩的500例产妇，确定无精神障碍等病史。其中326例为初产妇，174例为经产妇，年龄为21~45岁，平均年龄为（30.45±4.16）岁；其中受教育程度中有39例为小学学历，142例为初中学历，206例为高中学历，113例为大中专以上学历。自然分娩有145例，剖宫产有128例，其余为会阴侧切或产钳助娩。
1.2 调查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产后42天的产妇进行调查，问卷项目包括①一般情况：年龄、职业、家庭住址、祖籍、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基本信息，家族史和既往史。②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以13分作为分界值，当得分≧13分时视为筛查阳性，即有产后抑郁症。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2.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定量资料以( ±s)表示，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 通过调查发现，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分≧13分的有52例，则产妇出现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高达10.37%。
2.2 产后抑郁症与各因素的关系 本调查研究了产妇的性格特点、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条件、职业、生活环境、祖籍、家族史和既往史等因素与产后抑郁症发生的关系，发现产后抑郁症与产妇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条件和家族史均有一定的相关性（P﹤0.05），有精神性疾病家族史的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机率明显高于无家族史的产妇（P﹤0.05）。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与祖籍、职业没有明显的相关性（P﹥0.05）。
3 结论
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不仅对产妇的身体康复产生影响，而且也威胁着婴儿的健康成长，情绪异常是抑郁症产妇最常出现的临床症状，可表现为容易哭泣，因琐碎的事情小题大做而大吵大闹，严重影响着家庭生活，带来不必要的烦恼［2］。本文通过对500例产后42天的产妇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调查，发现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高达10.37%，这与国内报道的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约为3.5%~37.3%相符合。有学者认为，产后出现抑郁情绪的原因可能与产妇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甲状腺激素及皮质激素于产后降低有关，特别是孕激素的减少可引起产妇的低落情绪或抑郁［3］。但最近国外的调查发现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于产妇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无明显的相关性，所以至今抑郁症的发生与体内激素的关系无明确的定论。
本研究调查发现，产后抑郁症与产妇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条件和家族史均有一定的相关性（P﹤0.05）。性格较外向，年龄大，家庭条件可观的产妇出现抑郁症的机率低，而性格内向，年龄大，文化程度较高的产妇得产后抑郁症的机率高，而且两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是由于学历高的产妇不仅年龄偏大，而且对分娩等各方面考虑的较复杂，容易沉浸在自我想象的危险困难的环境中，不能正确对待产后母亲角色的转变问题而出现一些抑郁情绪。国外的医学研究发现，产后抑郁症与受教育的程度并无明显的相关性，与本次研究结果相悖，所以在这两者的关系中需进一步研究。本次研究还发现，有精神性疾病家族史的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机率要明显高于无家族史的产妇（P﹤0.05），说明产后抑郁症可能有遗传倾向。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与祖籍、职业没有明显的相关性（P﹥0.05）。
综上所述，产后抑郁症对家庭生活带来的烦恼和普遍存在的想象逐渐被社会所重视。目前没有明确的治疗措施，预防是避免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重要措施，加强有关分娩方面的知识宣传，提高产妇的心理素质。对产妇进行早期筛查，及早诊断后给予积极的疏导和干预措施，避免产后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类疾病的发生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日华, 何国平, 罗阳. 产后抑郁症及其社会心理因素的相关性研究[J] .解放军护理杂志,2005,22(11):25- 27.
［2］白玉．初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及保健措施［J］． 中国实
大学生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症;心理护理
作者单位:637300四川省南部县人民医院
将80例住院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他们所在的身心问题,掌握心理因素对脑率中后抑郁症患者的影响程度。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对象为脑卒中后抑郁症的80例住院患者及家属,其中男47例,女33例,年龄34~89岁。疾病种类,出血性卒中47例,缺血性卒中33例。
2 内容及方法
2.1 调查内容 将80例住院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及身心社会资料,包括性别、职业、婚姻、文化程度,日常生活能力,确诊前后的身体状况、焦虑水平,结果见表1、表2、表3。
2.2 调查工具 采用谈心问卷式回顾性调查,对调查材料应用统计学中的相对数和 χ2检验进行处理分析。
2.3 影响程度大小的界定 通过统计数字的同表百分比差来确定。
表1
心理护理对不同性别、脑卒中抑郁症患者的
影响程度(例,%)
性别合计影响很大影响不大影响率(%)
男4738981%
女3330391%
注:不同性别的脑卒中抑郁症患者通过心理护理后的减轻心理负担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女性明显高于男性,P
3 结果
不同性别的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通过心理护理后对减轻心理负担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女性明显高于男性;不同文化程度的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通过心理护理后对减轻心理负担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文化低的明显优于文化高的,不同生活能力的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通过心理护理对减轻心理负担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日常生活能力越高接受心理护理的效果越好。
表2
心理护理对不同文化程度的脑卒中后抑郁症
患者减轻心理负担程度影响率(%)
文化程度合计影响很大影响不大影响率(%)
高中以下4540589%
高中以上3529683%
注:不同文化程度的脑卒中抑郁症患者通过心理护理对减轻心理负担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文化低的明显优于文化高的,P
表3
心理护理对不同日常生活能力人的脑卒中抑郁症
患者减轻心理负担程度影响率(%)
日常生活能力合计影响很大影响不大影响率(%)
>60分1513286.6%
41~60分4032880%
≤40分2518772%
注:按照卓大宏《中国康复医学》所载标准,将所测定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分分为良(>60分),中(41~60分),差≤40分3个等级
4 讨论
脑卒中抑郁症是脑卒中后继发的一种情感障碍,主要表现为兴趣减退,易疲劳、思维迟缓、食欲减退、悲观绝望,甚至出现自杀。脑卒中抑郁症可影响患者的功能恢复和生存质量,增加死亡率。而心理护理可帮助患者建立信心,改善或消除抑郁症状,促进全面康复起重要作用。
急进期的心理护理,首先,护理人员要以热情的服务,无微不至的关心、亲切的语言、端庄的仪表对待患者,使患者感到温馨;其次,要保持病室安静、整洁,以使患者感到心情舒畅,有安全感;然后,向患者讲解有关脑卒中的发病诱因,临床症状,康复护理等知识,使其正确认识疾病,从而减轻畏惧及焦虑感。
恢复期的心理护理,此阶段要加强心理疏导,使患者振作起来,继续康复治疗。护理人员要多探视病房,多问候、告诉患者这种悲观情绪对躯体的康复不利,且两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不及时治疗就有加重的危险。
后遗症期的心理护理,此期护理应以继续鼓励,指导康复,促进生活自理为主,并取得社会,家庭的支持,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心护理,宽容患者,并教会患者一些生活自理的技巧,尽量减少患者对他人的信赖,尤其注意善于从患者的言语、行为中发现他们异常的活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减少危险因素,防止自杀。
参 考 文 献
[1] 卓大宏等.中国康复医学.华夏出版社,1992: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