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盛世法典护佑民生心得体会范文
在中国古代，礼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和中华法文化最本质的特征。礼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多层面意义的术语和概念。在制度层面，礼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司法、行政、道德教化、婚丧嫁娶、宗教祭祀各个方面;在道德、伦理的层面，礼是封建贵族阶层内部用来调整和调节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伦理原则或规范;在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礼是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
在中国古代，礼的宗旨不仅是立法的指导、执法的原则，而且许多礼的节文本身就是法的规范。即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古代社会中有关诉讼、宗族、婚姻、继承、身份及行政等有关方面的法律，也都与礼制有密切的联系。法律是礼治下的法律，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礼本身所具备的道德规范意义使得在礼的统领下，道德和法律共同肩负起维系社会秩序的使命。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为法治与德治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作为中华法系的典范，唐律的许多具体制度和原则，都是礼法结合、德法共治的体现，亦为具有鲜明中华法文化特色的法律成果。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法典的颁布，正体现了新时代的“隆礼重法”、德法兼治。总则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上升到法律层面，既传承中华法系的文化气质，又彰显今日中国的精神风貌，完成了一次中国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立法表达，指导着我们今后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总体方向。第四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法律条文的字里行间传递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透露出中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文化底蕴。
民法典的诞生，充分体现了在不忘本来中面向未来，在吸收外来中推陈出新，昭示了中华法文化复兴的方向。
篇二：盛世法典护佑民生心得体会范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由此可见，民法典不仅从广博的世界法治文明中来，更是从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来，从波澜壮阔的新中国法治实践中来，是一部凝聚并闪耀着中国人首创精神与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伟大法典。
民法典高度重视“习惯”“公序良俗”的作用。相较于制定法，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习惯更贴近人们生活与心理，对人们影响更大，也能更好地被接受与适用。习惯也是社会发展的纽带，将现今与过去的历史传统紧密关联。民法典将习惯规定为民法的法源(第10条)，还在其他17个条文中规定“习惯”或“交易习惯”，充分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立法态度和对民众生活习俗的尊重。善风良俗是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般道德，它大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民法典将公序良俗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第8条)，反映了人们美好的道德愿望，有利于规范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
民法典汲取了中国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天地之性人为贵”所倡导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契合。民法典以人民为中心，将保护民事权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法典的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规则为舞台，建构出一套科学完备、气势恢宏的民事权利体系，切实回应人民的法治需求。
中国古代矜恤老幼妇残，体现了扶助社会困难群体的文化传统。民法典特别注重对弱者利益的保护。如第658条不允许赠与人撤销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性质的赠与合同，第666条为保障陷于穷困的赠与人而允许其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第810条不仅延续《合同法》规定的公共承运人强制缔约义务，而且确立了受要约人强制缔约义务的一般条款(第494条第三款)，以维护更多要约人利益等。
民法典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尊法”思想。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与结构。《唐律疏议·名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民法典注重发挥道德教化在培育民法文化、滋养民法精神、促进民法实施、增进社会文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鲜明的体现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编纂中，将民法的技术性、规范性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性有机结合起来。
民法典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友善”思想。中华传统文明尊崇“敦诚守信、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孔子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将“信”看作是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孟子云：“诚者，天下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将“诚”作为人天之间的媒介。此精神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赏信罚必、严治诈伪。民法典不仅将诚信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第7条);还经由诸多具体制度使诚信原则发挥积极功能，如依情事变更制度调整给付法律效果(第533条)、将诚信原则作为权利行使的准则(第132条)。
在艰苦的生存与生产斗争中，中华民族为应对“天有不测风云”，需群策群力，团结互助，由此形成了以和为贵、和睦相处的民族精神，以及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礼让睦邻的传统美德。民法典汲取这些美德并发扬光大，如要求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288条);要求继承人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第1132条);要求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适当帮助生活困难的另一方(第1090条)等。
民法典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注重家庭伦理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家庭伦理，强调家庭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将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民法典注重维护家庭伦理，倡导“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规定夫妻之间互相忠实、尊重、关爱义务，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敬老爱幼、互相帮助义务等。
民法典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秩序”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秩序，注重社群价值与整体利益，强调个人的自我克制与约束，通过设定个人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义务构造出一种序列化的稳定社会形态，以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民法典超越近代民事立法的权利本位观，对所有权绝对观念、合同自由加以修正与限制，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权利义务责任相适应，以谋社会永续发展。如将“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确立为基本原则(第8条)，明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第131条)，明定违反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153条)，建立强制要约与强制承诺制度(第494条第二、三款)，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处理功能(第534条)等。
篇三：盛世法典护佑民生心得体会范文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延续5000年而不中断，历久远而弥新，经沧桑而不老，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韧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蕴含着法与时转、与时俱进的思想。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懂得既坚守传统，又通权达变。“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任何事物都要变，法律自然也不例外。从《法经》到《秦律》，从汉《九章律》到唐《永徽律》，从《宋刑统》到《元典章》，从《大明律》到《大清律》，中国古代法律代代传承，积久而成传统，逐步形成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法系。同时法律又有时代性，各朝代的立法也随时代变迁而更新发展。例如，与前朝相比，宋代立法就增加了大量与商品经济相关的内容。因此，法律的发展是变和不变的统一，是传承延续和创造创新的统一。法律只有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即法家所言“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民法典的制定，正是坚持了法与时转、与时俱进这一代代相传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创新发展。传统的中华法系虽然在实际运行当中有许多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习惯法，许多民事法律规范还被铭刻在青铜器上，但并没有形成一部单独的民法典。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为国以礼”的国情相适应的立法方式。蔡元培曾说：“我国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今之所谓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礼。由于礼兼具了感召和约束双重功能，礼的权威性的提升，为民间社会构建自然和谐的道德秩序提供了可能。今天我们制定单独的民法典，则是为了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满足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新需求。它重视传统，却不是中国已有民事法律规范(或习惯)的简单汇编;它借鉴国外先进立法成果，却不是外国民法典的机械照搬，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