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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和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从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抓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面实现。
一、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解决好“认识”问题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做了深刻阐述。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所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政治工作，是做举旗帜、讲主义、述真理的工作，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只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时时事事懂政治、讲政治，工作起来才能有方向、有立场、有主张、有底气。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前端，不断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政治责任，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推动者、执行者。
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解决好“内容”问题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一是坚持用科学理论筑牢信仰之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育干部群众，真正成为主心骨，成为高阳的精神旗帜、明亮的前进灯塔。二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灵魂。以英雄模范、先进典型为示范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心立德、铸魂塑人。三是坚持用中华优秀文化滋养心灵。提炼具有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
三、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解决好“方法”问题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一、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一方面，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进行经济建设这个主旋律是正确的，是所以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改善，都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长足发展，这个中心不能变。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和思想精神层面，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物质水平，在国民意识形态领域就会有所折射和反映。不容忽视的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在我国的部门地方和人群中，精神匮乏，甚至落后的情况比比皆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并驾齐驱，齐头并进。而上层建筑，比如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不健康又会影响和反作用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形成不健康和错误的价值观，如果任由其发展，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污染。意识形态不禁对经济发展有反作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错误思想理论一旦被居心叵测的人操控、形成声势，也会导致严重后果。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颜色革命”中，意识形态在推翻国家政权、改变社会制度方面，也成为推波助澜的重要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二、意识形态需要与发展
一是传统意识形态夺取政权所需要的舆论和巩固政权所需要的舆论可能不一致。因此，传统意识形态是断裂的，具有滞后性。但是传统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面前，它是被动的，被选择的。二是传统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辩护色彩。就是为暴力辩护，为国家权力辩护。因此，传统意识形态又具有明显的依附性。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兴起，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
第一次重大转型发生在近现代，其标志是意识形态成为新的国家制度形成、建立的前提。研究意识形态史的人都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把1776年美国立国看成是现代意识形态时代的元年。1776年7月4日依据启蒙思想的人权原则签署了《独立宣言》标志美国建国华盛顿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而同一年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标志着这一意识形态原则不仅为政治制度立法，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合法性。因为，它表明了现代意识形态的两个特点。一是现代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权力建立、政权建设、国家制度建立的先导。即是说，现代意识形态成为立国的先导。二是现代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核心。即是说，它决定了权力的合法性，决定了国家的形象，决定了国家制度变革的原则和调整的范围。
第二次重大转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冷战”结束，其标志是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方式由政治鼓动转向价值渗透、由诉诸逻辑力量转向倚重感性力量。就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言，随着资本扩张驱动力的金钱本性显现，原来笼罩其上的“新教伦理”信仰激情逐步褪去，经由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和政治幻灭，其实现思想操纵的方式也就从激发未来的热情转向刺激商品消费和生活享受。这一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大致完成。这次转型表现为意识形态冲突主要由理论形态之争，向以价值观为内核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建构转化为文化战。
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
社会的发展，国家的需要，意识形态必须与时俱进，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习近平指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习近平强调，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第一，深刻领悟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前，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复杂。从国内看，面对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思想道德败坏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长期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威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特征。对此，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第二，牢牢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第三，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首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而且，“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为了从根源上避免落入诸如修昔底德陷阱、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的误导，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按照的要求，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在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下足功夫，以更好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作用。
第四，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核。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在新时代，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关键路径，其目的在于增进群众认同、服务人民群众。在理论上，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阐释与创新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应当不断将《202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要求落细、落小、落实，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融入社会治理、舆论宣传、法治建设及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各个方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信仰。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变化；挑战；社会主义；价值共识；建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73-04
我国转型期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社会结构等变化带来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态势必然在意识形态中得到反映，导致群体意识形态凸现，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空前复杂的情况和严峻的挑战。在此情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的建构显得十分重要。
一、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共识的关系
1.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了他们2024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首先，指出“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属于“庞大的上层建筑”[1]的一部分；其二，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其三，阐明了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应当从物质利益、阶级和权力地位等关系来分析意识形态；其四，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一方面批判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另一方面指出了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意识形态是指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在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等进行自觉反映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心理认知、精神指向和理论学说等的总称。它是一种由社会生活所决定的观念形态，体现着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核心利益与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意识形态运行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社会价值取向越来越从政治领先转向经济为重，从精神追求转向物质享受，从封闭单一转向开放多样，与之同步，意识形态也呈现出一种生活化的理论取向，日益向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渗透，越来越与经济相融合，在目标表述上更注重对现实的兼容性，其传播手段已信息化、网络化。所以，“目前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体系和理论学说，更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的理论主张和发展战略；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系，更是一种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3]它既可以通过高度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呈现，也可以通过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感性意识或社会心理等形式呈现，通过其思想外化的方式构成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
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具有“整体思维结构”亦即理论化后的价值信念和思想体系。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可以看成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基本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的核心体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嬗变，引领社会文化和大众思潮，指导人的行为，维系社会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旗帜。”[4]在我国，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党和国家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主流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作用是社会引领与整合，即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主动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去聚合人心民气，形成一个基于社会信任的统一局面。它具有导向性，为社会成员提供统一的价值目标、社会理想和行为指南，使社会成员和各个群体对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正当性、正确性有一个清醒认识，对自己行为和价值取向的应然性有一个明确认识；它具有聚合性，通过广泛认可的共同的价值追求使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之间消除隔阂、相互理解，如同社会黏合剂，把不同的阶层、社会集团或共同体的成员都凝聚起来，去除社会心态当中的躁动与不安，使之归于理性平和，进而建立社会信任；它具有规范性，在使社会成员相信现行制度是公平的基础上，去自觉遵守和维护现行制度和秩序，进而保持社会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变化多端的今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才能维护政治稳定，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2.意识形态的内核：价值共识。意识形态是体现某阶级意志的特殊的观念体系，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2024价值、信仰或意义的观念体系。加拿大学者克里斯托弗说得很明确：“当科学观念、公理、原理作为单纯的理论体系存在时，它们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一旦这些理论变成一种‘词尾带主义’（-ism）的抽象意义，它们就变成意识形态。”[5]意在影响与引领个体或群体价值观念的特质是意识形态与其他观念体系的根本区别。尽管有人把意识形态分为不同的种类――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知识论的等，但其核心内容就是为人们思想与行为定向的价值信念。在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价值作为一种尺度或准则渗透到了意识形态的所有部分当中，决定着它们的内容和性质。比如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说，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对整个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价值共识的构建是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的核心。
何为价值？在哲学语境下，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6]即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价值是表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所具有的作用或意义。价值观就是人们2024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和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往往就是一个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信仰或意义的表达。中国封建社会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儒学作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从精神、观念层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秩序；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价值凝聚人心赢得了统治，但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又形成了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作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生社会制度，在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平等诸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并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得到弘扬，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大命题，到党的十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已成为我党的重要思想和任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三个倡导”的提出已对此作了较明确的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实际上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提出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国家层面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社会层面解决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风貌的问题；个人层面解决人们道德判断与行为规范问题。但核心价值体系是个比较抽象的整体系统，相对而言其核心价值观更能体现价值内容的观念简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与高度概括，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开放性的新提炼，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层面、制度层面、公民道德层面的价值取向：对国家而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全国人民的美好意愿；对社会而言，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优良环境和秩序，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与需求；对公民而言，要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个人立身之本，符合从古至今中国人追求的仁爱德义。“三个倡导”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与自信性，体现了国家意志与个人价值的统一，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中国特色与人类共性的统一；还体现了对原来意识形态观念的适当调整，增强了亲和力与普适性。虽然党中央没有明确表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它无疑已包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要素，也是当今社会的价值共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就是核心价值共识的构建过程。
二、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的变化
1.群体意识形态凸现。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同一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相对地位不同，因而价值信念与利益诉求也是不同的。在我国转型期，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城镇化的到来，价值共识发生变化，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差异，群体意识形态凸现。
群体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或社会共同体内部比较一致与稳定，且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所差异的价值信念或思想观念体系，它可以理论化的观念体系和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感性意识或社会心理等不同形式呈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明确指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套宗教和政治。”[7]实际上肯定了在同一个时代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西方学界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群体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德国哲学家曼海姆在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具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两种情形，前者是一种论战性、批判性概念，意在指明对方为保护自身利益提出的个体没有上升到系统理论层面的价值观念；总体意识形态“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8]即是某个集团具有“整体思维结构”亦即体系化的价值观念。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等著作中从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的视角对群体意识形态进行讨论，他论述的集体意识由风俗、习惯、宗教意识和道德观念等内容构成，是尚未提升到理论体系层面的感性意识，实际上是群体意识形态的初级表现。这些论述都指向群体意识形态的内涵。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始终存在的，无非强弱不同而已。改革开放前，我国曾追求过意识形态的完全一致，由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表面上群体意识形态不甚明显，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除其他意识形态的存在。改革开放后人们思想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到多元，意识形态随之变化，群体意识形态凸现，尽管它们较多是通过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感性意识或社会心理等“初级形式”呈现的，但价值冲突已明显加剧。比如近些年持续高发，背后就有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争端：2008年云南孟连县发生的严重群体性突发“胶农事件”，两人致死，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是农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解决，要求公平正义等价值意识的表现；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的“石首事件”，虽然众多参与者在该事件中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反映出参与群众思想观念上对官僚腐败与地方政府一些做法的不满与对立；各地因工业污染而引发的大规模环境，表现形式虽不同，但实质都是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意识的彰显与抗争。2008年拉萨“3.14”严重的烧暴力事件、2009年新疆的“7.5”暴力打砸事件，则说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意识形态在这些地区的存在。
为了深入了解社会民众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共识，我们围绕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对政体和改革现状的看法、人生目标与信仰等七个维度，在各地发放1300份问卷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显示：（1）总体而言民众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较一致。对核心价值体系四方面内容选择“完全认同”与“基本认同”这两项的比例都在77%以上，有90%左右的民众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持肯定的态度（十分拥护或基本拥护），有61%以上的民众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国力增强。可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2）部分民众对核心价值存在着认知模糊、态度矛盾等问题，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偏差。比如有三分之一的民众认为改革开放成效一般；信仰缺失严重，有23%的人信仰宗教，有41%以上的人是“无信仰”，有67%的人生活态度属于听天由命，奋斗目标是“挣钱过日子”的占了四成。（3）按不同人群进行统计与数据比较，发现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有明显差异，且有一定的规律性。经过对政治意识、国家意识、社会改革认可度、理想信仰与人生价值观、个人道德素养等方面比较，结果发现，在以年龄、性别等作区分的群体中，看法差异性并不明显；而在以职业、月收入作区分的群体中恰好相反，对大部分问题看法都存在较明显差异。也就是说，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各群体意识形态的差异性，高收入群体、国家公务员及事业编制或国企群体的思想意识，与低收入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思想意识比较，有着较大程度的区别。
2.群体意识形态呈现的规律性。第一，社会与经济地位的高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成正相关。由调查可知，无论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程度，还是其他方面，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吻合度若按月收入群体区分，均是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最高，2000―5000元的其次，2000元以下的最低；若按职业区分，均是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或国企最高，新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业者其次，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最低，几乎无一例外。就是说，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意识形态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更为一致，而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外来务工人员与农民的群体意识形态则相对有差异（对整个群体而言）。第二，贯穿各群体思想意识的主线不尽相同。贯穿在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或国企群体思想意识中的主线是基本的政治与社会认同感，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自己的职业角色与社会地位都有着较高的认同度，包括高收入人群，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者，社会认同感高，主人翁意识强，人生态度积极。而低收入人群、外来务工人员与农民群体，由于生活保障性较低，属于弱势群体，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他们更渴求的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贯穿其思想意识中的主线是对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追求，希望能缩小与“有钱人”的差距，过好自己小日子，对“理论”、“道路”不大关心，社会满意度相对而言不是很高，但同样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兴旺。至于新经济组织、个体工商业者和中偏下收入人群，已成为目前社会十分重要的组成，有着很大发展潜力，贯穿该群体思想意识的主线是基本的社会认同感和对物质与精神（包括社会地位）能再上一个台阶的渴求，虽然政治认同感没有公务员等群体高，但渴望通过改革开放得到更大发展，思想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也比较吻合。第三，认同不平衡显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不够强。调查数据还显示，民众对核心价值体系不同方面内容的认同存在不平衡，其中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十分必要”与“较有必要”的达到91.5%以上，对“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道德标杆”的认可度也较高，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知晓度与认可度相对要低。可见，民众对与自己的生活直接联系密切的内容以及有传统道德文化积淀的内容理解比较深刻，比如爱国主义传统；对比较抽象的内容及政治理论方面的认同度就相对要低。这既与受教育程度有一定关系，也说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不够强，核心价值共识性还有差距。
3.群体意识形态多样化的成因分析。第一，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利益集团之间价值共识的冲突。转型期我国经济成份多样化，已形成利益分化明显的复杂阶层结构。一是出现了游离于公有体制之外的新社会阶层，总人数约 1.5 亿，他们掌握着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具有很大的能量；二是城乡结构迅速变化，下岗工人与农民工几乎同时出现，先后有2亿多农民离开农村，他们和下岗工人属同一阶层，都以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存筹码，与掌握着资本与技术的新阶层形成了经济上、价值取向上的深沟。不同的阶层与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直接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第二，收入分配的变化与利益关系的重组造成了贫富群体意识形态的分化。随着分配方式的改革，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警戒线，形成了以财富为代表的富人群体和以低收入为特征的弱势群体，而且这种贫富差距呈现扩大和稳定趋势，出现了阶层与代际的转移，各社会阶层利益关系日益复杂。有调查显示，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政治心理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消极性，甚至有被剥夺感。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生活奢侈，把市场的趋利性带入了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加快了群体意识形态的分化甚至对立。包括享有国家稀有资源的国企在内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维护自己利益，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不断上演。第三，社会组织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社会人员流动加快，作为传统管理体制基础的“单位组织”能力弱化，原来的“单位人”已大部分变为现在的“社会人”，许多单位实际已成为一种经济利益主体；而且社会资源的拥有主体已呈多元化存在态势，国家对社会活动空间的控制不再是没有竞争性的，这都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下降。人们所处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往往会成为该群体的心理共识，成为该群体主张其整体利益的合意工具，对个体产生极大影响。第四，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尤其是西方思潮的冲击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全球化与信息化使西方各种思想思潮与价值观蜂拥而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迅速得以传播，使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受到冲击。先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怀疑主义”等社会思潮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与价值追求，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市场经济本身又具有趋利性特征，其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物欲膨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意识同样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这一切必然导致社会的文化心理发生变迁，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却比较滞后，部分民众的价值取向陷入了混乱、迷惘、冲突之中。
以上诸原因导致民众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出现差异，意识形态发生分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建构是应对意识形态分化挑战的根本对策。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建构的路径
“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对价值（主要指公共价值）达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看法。”[9]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质是价值共识的构建，关键是如何把理论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感性化的群体意识之中，最大限度地寻求思想共识，对核心价值达成一致看法。
1.确立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理性权威，凝聚核心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能否巩固，主要取决于它的理性权威。理性权威是指秉承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所具有的理论感召力或使民众信仰的能力，对民众而言就是政治上的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是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理性认识的产物，但要确立理性权威就必须把这种理性表达为公共理性，使民众理解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内容，即认同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理论内涵，产生一种政治上的情感归属感。首先可运用事实比较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涣散状态中崛起，创造出令人瞩目的奇迹，特别是近30多年来发展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背后固然有众多的支撑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力量和坚持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要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这是我们形成价值共识的政治正义。第二要以共同价值目标凝聚人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要以建成“全面小康”共同体作为当前的核心价值，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理念彰显共同价值目标，为全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裕、安定、美满的生活而奋斗，这符合各阶层的共同利益。第三要改进核心价值体系的叙述方式，变从上至下为从下至上，通过对话、交流，在民众中进一步凝聚与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指明了方向，同时“倡导”的方式也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应该以“三个倡导”为基础在各群体层面进一步扩充新的核心价值元素，在此过程中确认核心价值理念。
2.筑牢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经济基础，追求共同利益。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实质表达的是利益关系，“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诉求，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保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形成价值共识的最大可能性在于公共价值的存在，公共价值可理解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需要，民众只有从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中才能真正达成价值共识。尽管不同主体的利益需要是复杂的，但在各种利益矛盾中总是隐藏着共同的需要和利益，在经济成分、社会结构重大变化的今天，政府必须注重追求共同利益、满足共同需求，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发展、获得幸福感，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在。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加快发展，以社会公正、民生富裕来扩大社会共识，以共同的利益追求与共同富裕来消解群体的利益分歧。尤其要注重分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一些领域分配不公问题，正确处理劳动与资本、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缩小贫富差距，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根本举措。
3.重视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文化融合，寻找“重叠共识”。意识形态也是特定文化的反映，文化既影响人们的直觉和情感，也影响人们的语言与习俗，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事实上，无论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还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先进文化，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很多“重叠共识”。罗尔斯提出的“重叠共识”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共识”，可通过文化的交往与交融来达成。要坚持融入性原则，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世界先进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寻找“重叠共识”，并利用主流意识形态全面、深刻的宣扬及解释功能来凝聚价值观念系统，扩大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心理基础。同时，意识形态自身包含的价值观念也要借助文化内在的亲和力与渗透力传输给全体社会成员，所以要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作用，实现核心价值体系的通俗化与形象化，打造“文化代码”，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对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产生吸引力与感召力。
4.构建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实践机制，达成行为契约。意识形态若仅仅停留在理论或宣传的层面，其社会作用是极其狭隘的，还需要实践机制的跟进，以达成行为契约。契约的本质是某些社会关系的规则制定，也就是一种规范。卢梭认为契约的结果体现的应该是“公意”（不是“众意”），是着眼于公共利益的共同意志。我们应着力构建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核心价值的实践机制或制度体系，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与基本要求去健全各种法规制度，改善社会环境，实现核心价值观向现实的转化，使意识形态回归生活世界。要完善各地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和市场经济秩序，通过法律与道德两种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日常行为的评价标准，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行为细则，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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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1、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
2、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