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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实物资料。具有历史的见证作用，科学的认识作用，艺术上的审美作用和社会上的教育作用。但文物同时也具有不能在生产的特点。所以文物既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珍宝，又是去而不能复得的。应引起人们的珍爱，加以保护。
在我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党和政府便十分重视对文物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它历史文化遗产。”①实践证明保护文物起到了为国家长期保存重要的科学文化财产；为博物馆和社会其他各界的业务和研究活动提供了实物资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文物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为政治、经济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也对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于2002年10月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颁布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文物法对长期以来在文物工作中行之有效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上升为法律准则②，这个方针正确地规定了文物保护、利用和管理之间的关系，是新文物法的核心。作为文物工作者，如何更好地发挥管理在保护文物中的作用，让文物更好地发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文物管理是整个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工作者的意志和指导方向的体现。对文物实行科学管理，对文物提高保护水平，提高了利用价值，对文化事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笔者的工作实践，认为当前强化文物管理工作，应作好以下十方面的工作。
——成立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必须要有完整的、运行顺畅的管理组织机构。就县（市）而言，文物管理工作具体由县（市）文物管理所负责，在乡、镇设文物管理站； 村、屯设管理员（业余保护员）。在条件不太具备的乡（镇）可由文化体育站长一人兼任，但要责任权利明确，正式挂牌，在《文物保护法》允许范围内开展工作。
——健全管理档案资料。县（市）文物管理所，一方面要自身进一步健全所管理范围和级别文物的立档工作，而且要指导文物管理站和文物管理员建立健全文物管理档案资料。作到逐级都心中有数、情况清楚、责任明确、管理有序。
——实施动态管理制度。所谓动态管理制度，就是在管理责任明确的基础上，认真做好管理记录，对管理者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保护途径、保护结果、以及利用情况等，作以跟踪记录，且记得详细准确。定期按着记录情况进行考核、评比、奖罚。以激励管理（保护）责任人的积极性和工作诚实精神。
——加大设施建设力度。文物文化不同其他非物质文化，其保护工作离不开物质的基础，需要一定的设施设备。要想从管理上要保护水平，必须加大设施设备建设力度。如露天文物的保护设施和室内保管文物的保护设备是十分必要。越是施行科学管理，越要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越要加大设施设备的建设力度。使文物更安全、更具审美性、更持久。
——建立管理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在现代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物管理和其它文化管理一样，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就要运用激励机制，调动管理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开展好文物保护工作。物质上的激励奖金、以奖入，其它物质奖励等。精神奖励如评先进，评优秀集体，以及晋级、表扬等等。结合运用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方法，激励文物管理人员的精神和干劲。
——塑造学习型管理队伍。队伍素质好坏直接关系到文物管理和保护的水平，而文物保护队伍素质的高低与学习有直接关系。因此，要想强化管理，提高文物保护水平，必须努力塑造一支学习型文物管理队伍。只有这支队伍通过学习，掌握法律，熟练文物保护知识，具有较高的管理智慧，爱岗敬业，我们的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就会稳步地向高水平发展，文物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就会持久辉煌。
——强化保护宣传力度。2003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③，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律保障。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宣传这部法规，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宣传工作要深入到社区、村（屯），达到文物保护意识扎根每个公民心中，人人懂得守法爱护文物，人人懂得合法利用文物，人人懂得自觉保护文物是公民的基本道德，使文物的文化精神得以留传，文物得以长存。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各地方政府和文物保护管理部门，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制订有利于本地区文物保护的法规。以及加大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制步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文物，用规章制度来开展工作，使文物保护工作在法律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灿烂文物文化做贡献。
——在利用中实现保护。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日益被运用的今天，利用文物发展会展经济、旅游经济等活动日益活跃。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科学利用发展文物实现保护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利用好文物，才能引起社会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只有文物得到良好的保护，也自然会更好地被利用。只有处理好保护与利用二者的辨证关系，我们的利用就会起到保护的作用。
——建立科学管理体系。任何一种管理都不是管理中某一种因素独立完成的，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文物管理同样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当有无数个分支体系（子体系）。就文物管理体系而言，应当有决策体系、信息处理体系、理论研究体系、工作评估体系等等。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便是理论研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当有基础理论体系，也应有应用理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更加重要。所探讨的问题，直接解决基层文物管理单位或个人遇到的问题。
文物管理是文物事业的需要，搞好科学管理则是一个关键环节，而文物管理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国文物文化历史悠久，其管理又有很多跟不上的东西，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习，创新文物管理工作。实践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既是通往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又是自我完善和成长的摇篮。实践是科学的基础，也是知识的源泉。文物管理既然是一门科学，就能够通过实践和理论学习，走向成功之路。当下，文物的作用而不再是改革开放前那么单一，已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强化管理，提高文物保护水平，就应当紧紧依靠政府，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让文物更安全，让文物的作用更明显，让热爱、爱护文物的人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有成效。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条
文物保护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在旧城。”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对《t望东方周刊》说。
62.5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占市域总面积不到千分之四，却分布了占总量30%以上的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包括42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1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多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院落和体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胡同片区、近现代建筑。
然而，根据2010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向北京市政协所作的《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旧城风貌“整体环境持续恶化”、胡同数量减少却是事实。
201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功能疏解、副中心建设，以及国家加强传统历史文化弘扬的宏观背景，使得旧城的整体性保护迎来全新机遇。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如今可以说正面临‘新生’的开始。”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对《t望东方周刊》说。
旧城卸下负荷
2017年3月23日，北京市地安门东大街清太医院旧址南门附近，临街店面开始整改。附近居民张军（化名）和街坊们静静围观。镐撬起落之间，张军不由得想起过去50年中旧城里的拆与建。
虽然张军明白，如今的整改以排危和重塑老北京传统风貌为目的，但“就是对大拆大建的记忆太深刻。”他对本刊记者感叹。
这段记忆背后，是针对北京旧城的三次大拆改。
第一次拆改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60年代。在否定“梁陈方案”后，北京参考莫斯科模式，确立以旧城为中心发展新首都。一方面，旧城城墙被拆除，另一方面，在一批公房、王府和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内，安插了各级行政办公机构。而伴随各种机构发展规模的扩大，旧建筑被拆除，导致一些历史建筑面目全非。
除城墙拆除外，这些拆改限于财力水平，对旧城整体风貌的破坏规模尚小。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第二次拆改，随着房地产业的引入、城市人口的增加，旧城内建设量大增，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空间被完全重建，建筑高度失控，让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次拆改是21世纪初的危旧房改造。这一阶段，出现“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现象，如菜市口大吉片地区大量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名录的会馆、名人故居遭到拆除，包括陈独秀、故居均被“异地迁建”。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所长冯斐菲说，过去几年历史街区在旧房修缮时出现“拆了重建”的粗暴现象，“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的心思，再修几年，估计就全重建一遍了”。
与此同时，房地产建设仍持续破坏旧城整体，胡同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只剩400多条。“最大的失误就是改革开放后对旧城真正的、永久的破坏。房地产商要赚钱，要盖楼，成片破坏远大于建国初期，我想历史也不会原谅。”孔繁峙说。
孔繁峙认为，矛盾根源在于过去首都功能和古都功能之间的矛盾：首都要建设，其面貌要展示现代化发展；古都要保护，其面貌要展示传统文化。
在张军所在街区展开街面整治当天，北京市召开文物工作会议，不少参会人员都提到通州副中心建设、北京市属行政机构从中心城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为北京旧城保护提供的巨大机遇。
舒小峰对本刊记者表示，副中心建设是北京疏解非核心功能的重大举措，北京加快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其中首要工作内容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也意味着旧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部分，卸下了许多不应承担的城市功能和负荷”。
孔繁峙认为，随着旧城内一些机构的外迁和人口疏解，要明确旧城的首要功能是“传承”，展示历史文化的独特风貌：“现在有很多声音说迎来了‘梁陈方案’的再现，要作为一个完整的古都保留下来，现在已经可以做很多工作了。”
摹罢体保护”到“全面保护”
“如果连城的形状都没有了，剩下的都是点状的或者是片状的，布满现代化城市里盆景式的地产，那么名城的整体在哪里呢？”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许伟对《t望东方周刊》说。
根据2004年北京市测绘院统计，仅1990年至2003年间，北京共拆除胡同639条，是前40 年的3.1倍。另据清华大学统计数字显示，北京旧城传统风貌区面积仅占旧城面积的19.82%。
“保护区之外的胡同、四合院都可以拆除”，在此种认识的驱使下，大拆大建在保护区之外持续上演，导致旧城整体风貌被破坏，保护工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停止大拆大建”，2005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4年）》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曾作此规定，提出“坚持对旧城整体保护”，扩大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在近日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草案中，依然坚持整体保护旧城的要求。
扩大保护范围，将有利于保护北京严整、平缓、有度的风格和内在风韵。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因此曾在2016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提出：“将具有‘胡同-四合院’基本格局的区域全部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目前，北京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已增至33片，占旧城面积的29%。除此之外，2024旧城环境的管理，也囊括进旧城整体保护工作的范围之内。
孔繁峙说：“居住环境、城市街道环境的管理很多不到位，一些租户私搭违建，在门口倒脏水，甚至带来农村的生活方式，养上鸡鸭了，整个街区脏乱差，文物院落保护好了又怎么展现？”
2016年11月，南锣鼓巷启动对开墙打洞、私搭乱建、无证无照经营等违规行为的综合治理，近日已经重新开放。本刊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过去占据街道的乱建店面已经消失，街道更为宽敞，整体修缮过的店面样貌也更具北京文化特色。
南锣鼓巷的综合治理是擦亮“金名片”的一个缩影，其背景是，北京在近3年来对核心区风貌保护和升级改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
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大高玄殿、景山寿皇殿得到修缮，历代帝王庙、孔庙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社会开放，南中轴路、明城墙等遗址基本恢复历史风貌、建成遗址公园。
在胡同风貌保护方面，史家胡同的保护更新充分利用了居民自治机制，建成北京首个胡同博物馆。
北京市在2016年的《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意见》中，又提出“全面保护”的理念：构建全面保护格局，完善全面保护机制。
此前，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简称“名城委”）曾表示：“‘全面保护’不是简单的修文物、搞旅游、整环境、拆危房、造景点，而是以名城保护为导向，综合解决民生改善、环境提升、产业置换、人口疏解等问题，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多赢的目标。”
改变各自为政的机制
自2014年视察北京，对北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擦亮“金名片”提出要求后，北京虽然在旧城保护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旧城在保护中实现“新生”还任务艰巨。
目前，北京市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文化名城整体进行分层次保护，并保护旧城“凸”字形轮廓和整体风貌，初步形成了“三个层次、一个重点”的保护体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管理。
“文物部门只负责管文物。”孔繁峙表示，而在过去“发展与保护”存在矛盾、一味引资建设时，文物部门很多时候没有话语权，“真的是看着心疼，没有办法。”
虽然1982年北京便名列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但对于旧城保护的问题一度缺乏认识高度上的共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成了发展的“包袱”。
冯斐菲认为：“实际上旧城内那些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将会是非常有效的生产空间，尤其是当前北京的生产结构向服务型、创新型转变，老城的优势将会更加凸显。”
在孔繁峙看来，如今已到了在“发展与保护”问题上更新观念的时候：“现在发展和传统的保护应该结合起来，不应该对立起来，保护是更高层次的发展，二者绝不矛盾。”
无论是“整体性保护旧城”的实现，还是如今“全面保护”理念的落地，都需要有P各部门在观念共识的基础下，共同推进。
许伟对本刊记者表示，近年来北京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最大的进展之一，是重新整合了保护对象：文物、历史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三者的保护在法律法规上分别有文物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作为依据。
在这个基础之上，文物部门、规划部门和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负责部门权责进一步明确，但调动相关利益各方的积极性还尚存挑战。
许伟认为：“现在不能各说各的，不能说文物保护就是文物局的事、民生保护就是规委建委的事、非遗就是文化部门的事，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带动城市发展作为一个大战略，凡是沾边的、跟这个2024系的这些部门都要联动起来。”
2010年，北京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担任名誉主任、市长担纲主任的“名城委”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城市规划管理的议事、咨询、协调机构，并将文化遗产保护全面纳入纪检监察视野。2016年7月22日，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调研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工作时对此表示了充分肯定。
“（在‘名城委’的工作中）文物部门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舒小峰对本刊记者说，旧城内重大项目或重要街道、重要文保单位区域的建设项目，均实行名城委专家评审制度，组织专家进行论证探讨。
“‘名城委’对（文物保护规划和实施）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惜‘名城委’只是个协调议事机构，不是一个实权机构，有些短板。”冯斐菲说。
只算今天的账就赔死了
“‘保护’在过去口号性地提了很多，可是真正落实的有几个？前些年有很多建设不按规划办，没考虑到保护问题，更没有考虑到会有今天的‘大城市病’，都不为整体负责，只为个人小利益来考虑。”孔繁峙提到过去的失误，不断叹气。
“在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或部门仍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局面，且存在权责不明或执法不严等现象。”在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飞发言称，现有的政策、法规和机制，并不能完全满足名城保护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需求。
以文物腾退过程中的居民补偿、产权转移等难题为例，具体的地方性政策法规还亟待填补空白。
“针对产权的混乱一直没有恰当的政策，而这正是导致街区保护与民生改善难以协调的最主要因素。”冯斐菲认为，这导致了一种社会心理疾病，“大家都惶惶不安，群众与政府、群众与群众斗智斗勇。按理，应该设定好条件和标准，哪户居民想好了就按此执行，慢慢地大家心态就平和了。”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有363处不可移动文物，据统计，目前存在安全隐患的占46%，多数被办公机构或居民占用。在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西城区区委书记卢映川表示：“我们计划投入190亿元，用5年左右时间使一批重大文物建筑特别是纳入文物登记的会馆和名人故居实现腾退亮相。”
作为旧城另一主体部分的东城区，则在2016年12月初实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等三大行动计划，预计总投资1662亿元，实施33项行动、115个具体项目，打造南锣鼓巷、雍和宫-国子监等6片历史文化精华区，到2024年，东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修缮更新整治率将达80%。
多位受访者均对本刊记者表示，如今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给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奠定了社会共识的基础，资金投入也较过去更大。
自2012年起，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区专项资金”，每年投入10|元，支持市属和区县文物保护项目，有效改善了文物保护条件。
“经过几年努力，北京具备条件的文物保护单位，大都得到了修缮。”在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说，这笔资金更多投入到了文物保护与修缮工作中，用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资金还明显匮乏。
对此，参会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发言时指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而言，在投入上“如果只算今天的账就赔死了”：“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中华文明‘金名片’的保护，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文化账、政治账；不仅要算小账，更要算大账、远账。”
畅想旧城保护的未来图景
2016年，《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定下了这样的总体目标：推动北京朝着世界文化名城、世界文脉标志的目标迈进。
让旧城焕发“新生”，对于实现这个总体目标来说意义重大，如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多年前所说，姿态焕发的旧城，是北京作为文化中心这朵“花朵”的“花心”。
那么，未来“花心”的图景什么样？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飞曾对媒体表示，北京会在10个层面上继续强化旧城保护，包括：历史河湖水系、传统中轴线、皇城、旧城“凸”字型城廓、道路及街巷胡同、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街道对景、建筑色彩、古树名木。
恢复重要历史河湖水系方面，会逐步推进玉河、三里河等水系恢复工作。
保护传统中轴线方面，会推进中轴线申遗工作，保护从永定门至钟鼓楼7.8公里长的中轴线传统风貌特色。按照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一轴一线” 魅力景观将再现。
在改善旧城环境方面，将与非首都功能疏解相结合，适当疏散旧城人口、减少旧城区人口密度，减少历史城区功能混杂带来的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借此机遇，整体加快文物和保护院落的腾退、修缮与合理利用，可期待的是，旧城内一些长期被占用的文物建筑会亮相。
对愿意从旧城迁出原居住房屋的居民，北京市将采取多种方式予以安置，如保障性住房、货币补偿、定向安置房等，优先解决低收入困难家庭住房保障问题。
另据王飞透露，北京市会以“九横八纵”56条主要大街为骨架，全面推进城区各项环境建设工作。
文物保护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4）01-0071-03
依据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次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广义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传统技能或经验，涉及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并世代相传的，除物质形态以外的多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与表演艺术，礼仪、节庆等民俗活动，口头传诵的民间传统文学等。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以37项的成绩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河北省有其悠久的历史根基与厚重的文化底蕴，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并有效传承下去，是我们当代人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
一、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状况
河北省位于华北平原的腹心之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自古有“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之称。历代勤劳善良的燕赵儿女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 同时也留下了大量门类齐全、形态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享有“农耕社会图解大全”之美誉的武强年画，风行一方的井陉拉花，享誉中外的曲阳石雕，还如吴桥杂技、沧州武术、蔚县剪纸、永年吹歌、衡水内画、西河大鼓、河北梆子、徐水狮舞、女娲祭典、耿村故事、磁州窑烧制工艺等民间传统技艺， 无一不浸透着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 这些凝聚了深厚河北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展现燕赵文化魅力的平台，也是沟通世界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桥梁， 更是维系人民群众精神与情感的纽带， 为文化遗产的薪火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统计， 截至2013年底， 河北省有五批共计600多个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北省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在相关部门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支持配合下，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健全组织体系。成立了以主管副省长为组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多部门领导为成员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专业指导与项目经费支持。此外，建立了省、市各级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与工作部门，并通过微博、 网站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方式，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普查等常规工作数字化。
第二，名录制度与政策保障并行。当前河北省已初步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为继承和弘扬河北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收藏，河北省先后出台了《2024加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资料和实物征集与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2024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有效的政策保障。
第三，成果展示与交流。2008年起至今，河北省已成功举办六届河北省民俗文化节。为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中专院校的传播，命名包括河北大学在内的10所大中专院校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旨在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选取包括乐亭县“河北省刘美实业有限公司”在内的17家单位为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传承与合理利用。为使更多更优秀的传统文化活跃在舞台上，河北省定期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内外展演活动，让广大群众了解、喜爱传统民间艺术，从而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强大合力。
二、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比如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深刻；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受到“洋文化”的冲击正在悄然流失；传统技艺手工业者产出较少，收入下降等。应积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促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一，政府倡导，全民参与。俄罗斯具有鲜明民族气质的传统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技艺精湛的马戏表演艺术，精美的民族编织手工艺，特别是极具传统风情的套娃工艺品等木制品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政府积极鼓励民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设立“国家文化遗产特别基金会”， 以奖励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士，加强国民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意识。俄罗斯文化部与媒体设立青年文艺中心，定期免费对青少年普及民族工艺知识与培训。
第二，迈出国门，走向国际。“翡翠岛国”爱尔兰，处处弥漫着艺术气息，从手工羊毛制品的编织到凯尔特民族音乐的传唱， 无一不成为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缩影。为了弘扬爱尔兰民族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政府到国民都非常重视寻求与世界沟通的途径， 将素有民族史诗之称的《大河之舞》搬上了世界舞台，全球巡演一万余场，成功突破了全球化与现代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禁锢的瓶颈， 使传统的民族舞蹈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三，产业带头，学研共赴。浙江省为了攻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过程中的难题， 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产业化之路，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划拨专项经费，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运作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同时，加强民俗文化学术交流，创建“立体化、综合性、学术型”的文化遗产传承模式。在庆祝传统节日的同时，开展民俗文化研究、学术讲座等活动，由公众、学术团体、院校、博物馆等机构共同完成，从而为促进传统技艺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
第四，开展普查，人才为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 是奠定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 近年来， 蒙古政府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普查与全面普查相结合，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分布状况，出台了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以人为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核心。 陕西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之契机， 建立民间艺人数据库， 记录其姓名、住址、年龄、所学技艺、取得成果及传承状态等信息。印度政府成立传承人基金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视为“国宝级大师”，授予荣誉称号，并注册认定。 无论是工艺技术的传承者还是表演技艺的传承者，都能获得国家专款艺术津贴资助。此外，印度中央邦、 北方邦等各邦政府也出台了相关保护非物质文化的制度， 规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至少带五个徒弟，并定期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开放日，向民众宣讲工艺的制作过程或表演。
三、 强化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政策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应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之路，即以人为本，以保促传，以新代旧，以动换静。具体包括：
第一，掌握传统技艺的手工艺者信息是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 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丰富着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重视民俗文化创造者、持守者和继承者的主体性，关心他们的现实境遇与要求， 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关键。通过建立“国家级工匠大师”制度，明确传统手工艺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掌握能力和传承责任，促进其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创造的能力。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专门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涉及的项目应包括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传统舞蹈等方面，广泛吸纳对传统艺术感兴趣的青年人，并从中培养、挖掘继承人。
第二，对传统技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传承的根本和基础，通过保护工作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针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和规律，采用合适的保护方式和手段。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处于濒危状态和传承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记录、拍摄、整理、保存、建档，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力争保存、保护好这些代表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化遗产；以生产性方式保护具有可生产性质和经济效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得以传承和保护；以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积淀丰厚、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设定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立整体保护的思路和理念。
第三，创新传统手工艺产品，增加民族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在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合理引进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在坚守传统的同时，设计研发具有流行气息和时尚感的产品，赢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与喜爱，提升“老”产品的“新”活力。以河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州白瓷”为例，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独具一格，生动自然，有浅浮雕之美，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定瓷经典之作莫过于“孩儿枕”。造型为一俯卧的儿童，双臂抱拢，枕于头下，双足拱起。以儿童俯卧形成的弯曲下凹的背部为枕面，构思巧妙，细腻传神，把稚气未脱的童子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惹人爱怜。而今打造出许多小巧玲珑的“孩儿枕”产品，方便携带，是远销海内外的馈赠佳品。
第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应树立动态的、立体的传承理念。以各地传统节日的活动，如庙会、赶集、汇演为契机，展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民族文化魅力， 使观众在欣赏各种技艺的展示和表演的同时感受传统、继承民俗。以资源所在区域为重点建立产业园开发区，组织规模加工，积极拓展全省乃至海内外市场，打造“泛华北民间手工艺圈”，发挥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 创建影响国内外的民间手工艺制作和销售产业中心。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造福子孙的巨大工程，应大力推进保护传承方式创新，加大生产性保护工作力度，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促进河北省传统民间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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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淳.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视野[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22-129.
[3]黄宏智. 历史街区价值认识评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资助街区保护实践研究[M].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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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力生. 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5）：17-20.
文物保护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2012年5月28日至6月1日，由商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在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精心组织下，数十家非遗单位参展京交会。非遗产品走进交易会，其意义在于交易实现价值，交易拉动生产，生产带动传承保护。
2011年7月3日，经文化部、教育部2024部门批准，由文化部所属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联合举办，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为指导单位，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等单位及2024新闻媒体协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全面启动。该活动的宗旨是为宣传、落实面向大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走进大学生的心灵，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这是令人振奋的消息，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昭示。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表明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发展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立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变为有法可依。然而，法律保护仅仅是一种手段和措施，如何将法律付诸实践，与之更好地融合，建立以政府作后盾，以法律为依据的、健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障体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法律体系内，如何有效地付诸实施，这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验。
其次，从宏观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对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特别是对文化立法的建立、健全做了一次补充和有益尝试。在国家政策支持及立法制度下，必然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了解，当这一了解越来越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人民的民族文化自觉提高了，我们的传承就有了更多希望。
再者，从微观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是对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号召的一个有益尝试。从校园做起，从学生抓起，就是从根本上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助推作用。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和诸多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取的有效行动，也从侧面折射出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因此，发展与保护迫在眉睫。
带着这些思考，记者采访了文化部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乔申乾，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的执行单位之一，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守护精神家园、传承民族命脉”为主题，以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和运营，举办多种类、大型的非遗展览展示等活动，努力发掘2024各个民族的原生态形态、创造艺术形态、历史变迁的发展变化形态，努力成为在中国了解各个民族文化最全面、最具体、最生动的一个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解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是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了近两年的活动，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个计划仍在中心各位领导及全体同事的努力下积极地运行，因为‘教育事，乃国之事’。”乔申乾说。
据乔申乾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策划的目的是从广大青少年入手，努力推动文化传承教育，激发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自觉。以项目成功举办为契机，积极推进文化遗产教育普及工作进课堂、进校园，使博大精深的华夏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民族文化熏陶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切实有效地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同时，在全社会积极宣传和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有效地配合和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
2024这一活动的具体实施，乔申乾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这一策划项目主要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为主导，以展示宣传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线，并辅以非遗主题大赛为重点，以志愿者招募等系列活动为辅助，紧紧抓住“华夏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行动”三项核心，分层次、分对象、出亮点、出声势。
俗话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在如今儿童报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家长和学校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这些方式让孩子多接触、增长某一方面的技能，通过培训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然而，作为学校和家长，是否缺少了另一层次的思考：如果让孩子从小多接触传统文化知识，有多层次的文化熏陶，让他们知道华夏文化遗产和文明博大精深，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那么，人才的成才指数是否会更高呢？
文物保护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保护区；生态博物馆；区域保护
1 历史保护区
法国是一个遗产保护起步较早的欧洲国家，一些文化保护的理念和方法以及法国政府颁布的一些法律条文都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从保护的技术、保护的的了立法、保护的观念上无不处在世界领先地位。
在保护的立法方面，国家的立法保护始终是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遗产的概念，随着立法的完备而逐渐得到完善，保护的内容和保护的范围都得到了相应的扩展。法国也是最早采纳了整体保护的理念，对本国的历史、自认文化遗产实行区域保护的国家之一。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建筑及周边地区、历史保护区、建筑城市和风景保护区。目前，法国被列为保护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6%。1887年，法国颁布了《历史建筑保护法》，首次对“历史建筑”做出了法律上的解释，并且明确指出了政府干预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法国政府1913年颁布了《历史古迹法》，此法律了开启了以“历史建筑”为核心历史遗产保护实践，并且根据历史建筑的不同价值，明确了两种级别的保护方法：一种是列入国家保护的历史建筑；一种是等级注册的历史建筑。这种以单体建筑为保护工作重点的措施抑制延续至今，根据不完全统计，法国目前已有40622处历史建筑被列为国家保护和等级注册历史建筑。随着保护实践的开展，1930年通过了《场地及自然景观保护法》，将历史遗产的保护方法扩展到自然景观领域，和1913年法律一样场地及自然景观的保护也分为：列级保护和登记注册两种，目前每年约有20个新的场地被列级保护。随着保护时间的深入以及保护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人们开始意识到一味的只是保护单体建筑史不全面的，建筑与环境、历史文化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使得环境的保护与单体建筑的保护一样重要。于是在1943年的《历史建筑及其周边环境》法律中，明确了以历史建筑为中心半径500米的额保护范围。“当一座历史建筑被确定以后，无论是列级保护还是等级注册保护，对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就自动生效。”将“环境”的概念加入到遗产保护的理念中，是法国遗产保护的一次创举，在此基础上1962年，法国通过了历史保护区的法令，也称为马尔罗法令。因为在实际的并保护中1943法律中所限定的500米管控范围并不能真正保护历史遗产的整体风貌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于是法国根据国家遗产分布的实际状况，综合评定遗产的各项价值后，划定了“历史保护区”。保护区是“体现了历史、美学的特征或者从本质上足以对其整体或者部分建筑群进行保护、修复和价值重现”的区域。至200年，全法共有100个保护区。保护区建立的目的基于两点：通过建立一个法律的保护机制来避免或者阻止在历史街区中可能造成的不可挽救的损失；通过特殊的运行机制来保证历史的、建筑的、城市遗产的品质，并且改善老住宅的设施以保证其中的生活品质能够满足现代化的标准。
法国的历史保护区体现了法国遗产保护的有点：集中中央集权式管理、明确的立法体系、科学的规划编制、广泛的群众参。法国保护区制度的实际也证明：扩大整体保护范围、结合相应的保护法规对城市区域性特色和环境的保护的整体性区域保护实践是正确的。
2 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产生于“新博物馆运动”的背景下，二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民众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开始重新发现小地方“部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社区居民根据对于本社区文化的认同和尊重，自发的参与到博物馆建设中来。最早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罗马尼亚出现了多个户外式的博物馆，以展示性的新方式来说明社区居民对于自身文化的新需求，即重视传统社会的特性，尊重本地区文化的真实性。20世纪中期，美国出现“邻里博物馆”，墨西哥出现了“综合博物馆”，这些都为生态博物馆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根据生态博物馆发起人之一雨果?戴瓦蓝（Hugues de Varine）的论述：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巴黎举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强烈要求，建立发展非欧洲式博物馆模式的愿望，在大会上，“生态博物馆”一词被认可，为了在博物馆机构中涵盖与自然和人类生态相关的博物馆，以此响应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的国际辩论主题。1972年召开的国际博协讨论会上对生态博物馆确定了更为准确的解释，并且和区域性和社区性博物馆相关联。1973年，法国建设了克勒所――蒙锡生态博物馆，是世界范围内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区别与先前的静态、孤立的陈列式保护，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模式很好的将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进行了有机结合，使得自然、文化遗产处于保护的原生环境中，重视了社区、文化、精神、自然和区域的紧密联系。这种创新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在保护范围上，生态博物馆突破原有孤立静止的做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扩大到了遗产所存在的社区，遗产保护有了明确的地域限制和范围，将文化与其存在的空间很好的联系起来，确保了遗产的真实性；在保护的内容上，生态博物馆将社区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以及生态环境纳入到一个系统中来，特别是重视了社区所拥有的无形文化遗产，考虑到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联，强调生物、文化的多样性。正如雨果?戴瓦兰所说：“对于英语前缀eco用于生态博物馆（ecomuseum）,既不是指经济（economy）,也不是发指的生态学（ecology）,其本意是指社会环境均衡系统：社区或者社会，人是其中存在的核心部分，人类活动以及进城。”从这个层面上说，生态博物馆的实践，是遗产保护的一次飞跃，寻求人、自然、文化的真正和谐与有机统一，才是遗产保护的真正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凡.城市发展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对策.[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凡.城市发展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对策.[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