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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社会实践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摘要：各地县级党校在对村干部培训和教育中一直发挥着很好的作用，传统的培训模式在提高村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策通识方面有着不错的效果，但在深化能力培养方面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浙江省瑞安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转变传统的培训模式，制定了“全员通识培训――重点村深入培训――以点带面、定期交流”的培训模式，深度培训村干部的实践能力。
关键词：村干部；培训模式；城乡统筹
温州是我国第一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加快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是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在此过程中，村干部的实践能力对加快政策的推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瑞安市各级党校尝试“全员通识培训――重点村深入培训――以点带面、定期交流”的村干部培训模式，深度提升村干部的理论素养、政策执行力和实践能力。
一、村干部培训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村干部由村民直选上任，其成长必然要经历不适应到适应、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长期过程，加强培训将是缩短村干部成长周期的一个有效手段。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传统的培养工作缺乏系统性、针对性，组织化程度较低，能力培养效果不理想，传统的培训模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1.重理论轻实践。长期以来，瑞安市各级党组织重视对村干部的教育和培训，但培训重点则放在政策理论学习上，以党校教师或党政机关领导进行政治思想、政策法规等理论灌输为主，缺少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和实际应用等实践锻炼，不能满足村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培训质量大打折扣。
2.重共性轻个性。村干部的个人政治素质、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及所在村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这就要求培训必须因地制宜，注重个人需求。由于受到师资力量、培养成本等多种因素制约，对所有村干部的培训内容及手段都采取同一模式，不能适应农村城市化新形势的需要。
3.重集中培训轻训后交流。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实践能力，在培训结束后，理论运用实践的过程中，传统村干部培训模式往往缺乏搭建交流平台，及时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使得培训产生的效应没能在培训班结束后得到进一步发挥，持续性不够。
二、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背景下对村干部综合素质要求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重大部署。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是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温州市作为我国第一批农村改革试验区，要求经过五年的努力，在农村土地、住房、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城乡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制度，农业经营体制、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关键环节，在村镇管理体制、城乡建设体制和农村社区基层组织建设等重要方面，建立起城乡相对接和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并在改革实验中逐步加以完善，基本改变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明显缩小城乡差距，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改革的重点所指在农村，必然要求村干部大力度参与改革过程，对村干部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
1.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村干部扎根于农村，熟悉农村情况，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村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农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作为瑞安市的村干部，只有深刻理解温州推行的城乡统筹综合改革政策理论背景和实际内容，对政策实施和推进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较强的群众观念。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城乡统筹为根本方法，以要素市场化为导向，以“三分三改”为核心，以农村住房改造集聚建设为切入点，以功能区和中心镇建设为平台。政策各项内容事关基层群众，正因如此，村干部在决定重大问题时首先要想到群众；工作中遇到阻力或困难时，要同群众商量，群策群力，把事情办好。
3.较强的创新能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会碰到很多现实问题，各个村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如果照抄照搬，事情可能是完成不好的。这就需要村干部深入学习相关政策，在参考他人的基础上，结合本村实际进行创新。
当然，作为村干部还必须具有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良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开阔的视野，在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地提高村干部综合素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三、深度提升村干部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瑞安市重视对村级干部的教育培训，2011年村级干部换届完成后，正值温州市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施推进大背景下，瑞安市委组织部与市纪委、民政局、农林局、市委党校等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了“全员通识培训――重点村深入培训――以点带面、定期交流”的培训模式，现将此培训模式作具体分析。
（一）全员培训，提高通识。温州是我国第一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温州市委2011年1号文件正是以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为内容，改革的方方面面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作为基层干部，对文件内容的理解程度将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效果。为此，瑞安市对全市910个行政村领导班子进行全员培训，提高对政策的理解力。具体做法：将910个行政村分成九期，每期安排一周时间，对全体村书记和主任进行脱产集中培训。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精心准备，建立考勤制度、请销假制度、不定时点名制度和奖惩制度。在培训内容上以城乡统筹综合改革、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农村土地管理知识、农村规划建设等为主，提高村干部对城乡统筹政策的了解，同时还安排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农村廉政建设讲座、当前农村热点问题法律剖析、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村级财务管理、农村金融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计生政策等，以提升村干部行政管理能力。另外各镇(街道)负责村级组织其他成员的培训工作，各村由驻村干部牵头负责村民代表、社员代表和配套组织成员的培训工作，确保培训覆盖到每一名村干部。在培训帮带方面，重点对567名新当选的村“两委”负责人，由乡镇班子成员实行“1+1”帮带培训；新当选的村级组织成员，选派一名连任村干部实行“老+新”帮带培训。
（二）重点培训，深化能力。第一阶段全员培训后，对城乡统筹综合政策的内容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具体的实施操作却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板。为此，瑞安市委组织部牵头，协调农林局、市农住建办、党校等单位参与安排重点村村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组成一个培训班，全称为“瑞安市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重点村一把手培训班”，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学习城乡统筹综合改革政策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内容。
1.培训学员对象，突出片区示范性。全市各行政村情况各不相同，有村集体经济每年收入达几百上千万的富有村，也有零收入的“空壳村”，市委组织部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决定以镇、街为单位分配名额，由镇（街道）确定本辖区内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村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参与此次培训，并对参加培训的对象在年龄、学历等方面做具体要求。
2.培训时间安排，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此次培训的时间跨度达到两个月之久，但村务繁忙，如果两个月一直在党校培训，村里的很多事情将难以解决。为此，培训组织部门把时间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四天时间，总共十六天的集中培训，其他时间布置作业自主完成。这样的安排既能完成既定培训目标，又能充分考虑村干部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培训效率。
3.教学方式呈现，努力实现多样化。相关组织部门及上级领导非常重视这个培训班，据有关领导称这是一期相当于中青班规格的村干部培训班。因此在培训方式上确定“立足党校、面向社会、重视理论、更重实践”的教学理念，在理论中思考，在参与实践中提高，重理论和实际结合。
（1）注重课堂交流，提倡课堂研讨教学。村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纯教授式教学很难引起他们的听课兴趣，因此各讲课老师特别注重课堂上留足时间与学员进行交流，既能防止学员听课疲劳，更能提高课堂效率。
（2）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围绕政策理论充分讨论。本次培训内容的第二模块是“三分三改”， 老师的上课主要围绕“三资管理知识、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内容展开讲解，听完理论讲解后，由各小组组织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每位学员结合所在村实际情况发表各自的意见，最后形成小组想法，由小组代表在班级论坛上发言以供其他学员参考。
（3）结合实地考察，拓宽学员视野。组织学员到嘉兴地区考察城乡统筹改革情况以拓宽学员视野，希望能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启发。
（4）学员现身说法，更具参考价值。在政策实施方面个别村已走在前列，由这些村干部向全体讲解本村的做法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以供大家参考。
（5）组织部门领导，参与班级论坛。由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城乡统筹办、市农住建办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班论坛，学员畅所欲言，结合本村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行提问，由相关领导进行解答，问题多种多样，相关部门负责人解答也针对实际，全体学员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政策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4.严格班级管理，营造学习气氛。村务繁忙，加上村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容易造成村干部的缺课，为此班级成立班委管理制，制定班级请假制度，出勤情况每天一报，并把相关情况报所在的镇（街道）有关部门。在严格的管理下，学员们的出勤率相当理想。这不仅保证了整个班级良好的学习气氛，对个人的组织纪律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三）以点带面，定期交流。重点村一把手培训结业后，各学员结合本村实际和培训班所学知识开展实践，并与未参加此次培训的邻近行政村或情况相似的行政村组成一个交流小组，定期开展交流，以点带面，做好示范带头作用。
四、总结与思考
对村干部的培训和教育，近几年各地有关部门相当重视，但通常只是做一些表面上的工作，如以会代训、短期通识培训等，对提高村干部的实践能力作用不大。以上培训模式能够真正把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培养结合起来。
1.结合村干部特点，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培训。应深入了解村干部自身鲜明的特点，用群众语言来宣传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把要采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措施开门见山地说明白，把党委政府想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让村干部听明白，弄清楚，入脑入心，把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变成一种自觉行动。
2.考虑村干部的需要，在培训内容安排上充分尊重实际。应深入探索村干部个性特点和成长规律，尊重村干部在培训内容上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不断丰富培训内容、拓宽知识领域，使培训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共性”走向“创新”、“以会带训”走向“训后交流”。
3.服务实践工作，展开定期化的交流。集中培训的时间毕竟不长，培训涉及的内容不可能全面，以培训为平台，以制度化的形式定期组织交流，及时探讨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样的作用比起培训本身要大得多。
村干部社会实践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一、引论
2001年，我们在山西、湖北、山东、吉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各选择一个村作了关于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调查。调查选点是随机的，没有典型性，但比较真实。调查报告的作者都是近年活跃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都有过较为长期的农村调查经历，调查经验比较丰富，调查报告生动有趣，提出的理论 问题 和政策问题令人深思。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政策后果，二是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改善村庄治理的具体办法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大大改善了村庄治理，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村民自治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的好和坏，功与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村庄内部来看村民自治这一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制度，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的对接过程，与村庄自组织资源，与村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从而理解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村庄自足的秩序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当前村庄本身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调查报告的关键词。
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分类标准
在对调查报告的编辑上，我们将派性和集体经济状况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而将选举和村庄秩序作为了共同项。这样编辑的理由，是民主选举作为村庄 政治 中最为耀目的事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大，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实施最为彻底有效，最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方式的方面。民主决策本来是村庄治理中更为基础的方面，可惜当前民主决策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好，不如民主选举普遍落到了实处。选择选举作为共同项的另一个原因是，正是选举这个牵动所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戏剧化事件，最为彻底地将村庄社会的形貌表现了出来，反过来又构造了村庄社会本身的形貌。村集体经济状况往往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方式，也决定了村庄选举的方式，村庄选举又制造或强化，有时也消解了村庄的派性斗争。
具体来讲，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极大。所谓村集体经济，就是村级组织可以获得或掌握使用的经济资源，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的数量，缓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为收取提留产生的干群矛盾，而且可以通过向村民分配村集体创造的公共物品，获得村干部对村民的主动性。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提高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强化了村干部对村民的优势地位。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有更多参加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更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决策。在村级组织不仅不需要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向村民分配公共福利时，村务决策，尤其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合法化了的村务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而村集体经济很少的村庄，村级组织不仅不能代替农民向国家交纳税费，而且办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村民出钱出力，由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以拒交税费来抗拒村干部的权威，村民获得了对村干部的主动性。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既可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抵制上级过多的提取，也可能通过选择好干部，达成善协议，来改善村庄治理，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但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干部的正当报酬不会太高，村民达成合作协议涉及出钱出力而难度骤增，少数反对合作的村民成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越不过去的坎。从村民方面看，要么对村庄事务参与过度，要么对村级治理漠不关心。总之，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无与多少，对于村民自治的过程与后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较多的村集体 经济 资源因其本身的来源与性质的不同，而会对治理产生相当不同的 影响 。具体来看，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村办 企业 ，这类村庄的村级组织掌握着大大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资源，并因此具有远高于一般村民的权威。这类村庄的村干部具有很强的绵延性和传递性，即使是村委会选举，也大多是由村级组织自身的决定和上级组织的干预，决定了村干部的当选。在那些由能人办村办企业起家的明星村，如华西村、南街村，情况更是如此。苏南的村办企业发达，其村级治理或村民自治的过程便大多是这种类型。另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于卖土地的收入，这类村庄的收入来得太容易，且与某个村干部的个人魅力没有关系。简单地说，这种收入很难归入某个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经营才干，与个人无关。这类村庄获得的集体经济资源便面临着村民强大的分享压力，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村民可以分成一派又一派组织起来分享村集体收入的成果。这类村庄，村民参与村务积极，村干部本身缺乏自我绵延与传递的能力，村委会选举成为动员全村村民的最有力武器，村民代表会议吵得一塌糊涂。这类村庄大多集中于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城郊型 农村 。 目前 发生的村委会主任罢免案之所以大多发生在温州、珠江三角洲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郊型农村，不是没有原因的。
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也有激烈的争斗，具体可以分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传统因素联系起来的争斗，诸如与宗族意识、面子观念、宗教信仰等相联的争斗。另一类是与少数村干部或村民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争斗。这两种争斗在目前的 中国 农村，因为传统深入农村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更多表现为上层的、间接的且间歇性的争斗。相对来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村庄争斗更加稳定和深入，在村庄的动员能力更强，具有“派系”斗争的特征。而在那些村集体经济较少且传统断裂的村庄，即使发生争斗，也仅限于上层少数人中，这种争斗很不稳定，动员能力弱，以利益许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派斗争只能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两个争斗的个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争斗双方中一方的退出，即意味着派性斗争的结束。
大多数集体经济贫乏村庄即使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也并不因此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十分冷漠，更不用说对村务决策的参与了。多数村民的想法是，只要村干部不找我收钱，他们做什么事情与我何干！不过，当村民因为诸如水利工程、桥梁道路等设施被破坏， 社会 治安、道德水平等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是迫切期望村干部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村庄秩序的。村民自治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试图通过村民本身的参与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来自村庄的基础。实践中的很多村庄是比较好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 问题 是，这种办法并非一了百了。离开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离开了对少数村民不合作倾向的约束能力，村民自治这种民主治村 方法 的效果要大打折扣。 必须将村民自治的效果与村民的行为倾向，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及这种关系对村民行为的约束能力，与村民和村干部及村庄精英的互动状况相联系，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在那里。随后应该讨论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问题。
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 理论 问题
先来讨论与村民自治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讨论的理论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即村民自治制度村庄基础的方面。
1、村庄的规模。这里及前面讲的村庄，也就是村委会。村委会的规模即其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当前的村委会一般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大二公”，生产单位规模较大，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确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将生产队作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队一般20-30户人家，百余人，是一个相互熟识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中，因为相互熟识，可以相互监督，舆论约束也比较有力，从而减轻了人民公社体制本身的问题，使人民公社可以再延续20年之久。建立在生产小队之上的生产大队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村委会，规模较生产队要大一个数量级，在这种规模的社会中，村民不再相互熟识，舆论压力下降，一致行动能力不足，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往往经由村干部这个中介。我们将村委会这样一个规模的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作为“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具有“半熟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决策中，不理解村委会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很难理解村级治理的某些方面。
2、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叫做“村庄 社会 关联”。“村庄社会关联”指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及其广泛性，尤其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延续，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与其他人无联系不合作的原子化的个人，是 现代 社会所淘汰的对象。村民自治及村庄秩序的获得同样有赖于村民的合作或村民之间建立有强有力的关系，正是村民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使得村民会议通过的决策不只是对赞同者具有约束力，而是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凭借村民心中的正义和他们对村庄正义的敬畏。他们受到村庄舆论及与这种舆论密切相关的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约束。 村庄社会关联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村庄现状密切相关的。其中的两个方面尤其与村庄社会关联关系密切。一是村庄传统的状况。宗族意识构成了村民之间的宗族联系及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一致行动能力。面子观念则造成了舆论本身的力量。二是村庄 经济 社会分化的状况，即在村庄内部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产生的一些占有优势资源的村庄精英对一般村民的 影响 能力，这种影响能力是村庄形成群体行动的一个基础。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当前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进村和村民的自由流动可能性，对于村庄社会关联状况有极大影响，这会构成对村民自治这种治理制度的影响。这方面的 研究 十分不足。
3、村庄精英。村庄精英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乡村土绅的研究和“长老统治”的说法。村民自治是一项授权村民的治理事业，但这并不是说村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村民去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村民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村民之间各不相同的影响能力，构成了村民本身的结构分化，这种结构分化塑造了当前村庄治理的现状。
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村庄精英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及村庄精英数量的多少，与村庄本身有密切关系，宗族头人、宗教领袖和经济大户是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却“力大无比”。“大社员”、小地痞是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这样的村庄精英数量虽多，影响力却很有限。村庄精英往往不只是在村庄范围活动，他们可能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村庄以外，对于村庄治理没有兴趣。这样的村庄精英，严格说是不在村的精英，与村庄治理关系不大。还有一些人虽然一直在村庄以外生活，却十分在意村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向村庄，这些不在村的人事实上是在村精英。细致观察村庄精英的状况，对于理解村庄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引入之后村民的行动和村庄决策的达成，会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村庄精英本身的状况不同，造成村民自治这个全国一统制度安排实践后果的不同。 以上三点讨论，只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实践中的村民自治过程与后果的不同。过去学术界和政策部门过于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方面，自上而下的方面，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初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践10余年，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 理论 问题 定位于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以上三个方面在全国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就必然造成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样我们就会对村民自治实践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判断。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策问题
引入村民自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村庄秩序自足提供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力为庞大的 农村 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不过，村民自治制度还必须同时解决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面，乡镇一级设基层政权，但乡镇这个基层政权的范围太大，一般人口在5万左右，地域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区区乡镇干部无法将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派款等繁重的任务完成，他们无力面对数量庞大的村民。何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熟悉村民。村委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千人左右，村干部对每个村民都很熟悉，正是村干部可以成为乡镇行政离不开的腿。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仅要成为村民的当家人，而且要成为乡镇行政的代理人。这就面临着村民自治的第一个政策性问题：乡村关系问题。 在不同的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乡村关系政策上面所留有的空间也不相同。有些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难题是计划生育，如江西农村。大部分不发达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问题是收粮派款，是如何为农村义务 教育 提取足够的经费，如湖北、安徽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政府可能不再有计划生育或收粮派款的压力，但如何保证村级组织的有序运作，如何介入村庄内部派性争斗，如何保证村庄公共物品的有序提供，却可能成为乡镇政府颇为头痛的事情，如浙江温洲农村的情况。 总的来说，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乡村组织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乡镇有求于村级组织的相对较少，而村级组织往往需要从乡镇一级获得合法性资源和权威资源，乡村关系方面，乡镇有更大的主动权。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乡镇一级急切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完成让乡村两级都感头痛的计划生育和收粮派款的硬任务，乡镇一级不敢得罪村干部，村干部也因为合法收入太少而工作难度太高，而缺乏当下去的意愿。乡镇有时默许村干部在合法收入之外捞取灰色收入，有时利用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人际交往来笼络村干部。
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强化了乡村关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以上 问题 的症结。当乡村合谋以向农民提取资源时，农民不会对乡村干部留有好感，农民要么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要么联合起来将代理乡镇事务意愿过强的村干部选下来。农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农民组织的一种方式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首先是村庄内部分成两派的斗争。其中一派特别是处于村庄权力弱势的一派习惯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将对手置于与乡镇合谋的不利处境。选举中，乡镇事实上是希望干预以选出自己满意人选的，但乡镇干预的结果必然强化受到损害一派的愤怒，受到乡镇支持一派即使当选，也会不断受到另一派的“刁难”。乡镇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向村一级渗透的任务。大多数乡镇 目前 终于知道，在村委会选举这类政策操作性很强的事情上，“按 法律 和政策来”，不带意志让村民选上谁谁当。村委会选举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高度自由的村委会选举，会因为村民的不感兴趣以及村民在原子化基础上的无联合，而变得没有力量，乡村关系依然按照惯性向前走。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这有可能是好事，但在当前中央政府事实上很难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难控制乡村组织的背景下，各种劳民伤财的“积极行政”措施肥了部分官员，而折腾苦了本来很穷的村民。沉重农民负担和高额村级债务成为当前全国 农村 的恶疾，即为明证。 经济 发达农村地区的情况大不一样。村中两派斗争需要乡镇作为裁决者，乡镇较欠发达农村地区更超脱于村庄斗争，不仅超脱，而且事实上成为村庄争斗的受益者。这类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会很不相同。
显然，乡村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和要求是相当不同的，这不仅与乡村组织面对的国家任务的不同有关，而且与农民的组织方式，村集体经济的发育状况等等有关。在笼统谈乡村关系之前，似乎应先分清是什么类型的乡村关系。 与乡村关系紧密相关的是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两委关系”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制度设计很多，争论极大。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委关系也如乡村关系一样，在不同地区因为面对的任务和所处村庄基础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表现。关键是应将两委关系由一个抽象的 理论 问题回归到村庄中予以理解，将笼统的讨论具体化到实践中去。
五、结语
假若我们只是局限在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上 研究 村民自治，这种研究很快就会被实践抛在一边。 中国 是有9亿农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经济和文化 发展 的不平衡是当前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的显着特点，这种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其它诸种自上而下安排下来制度的不同生长基础。苏力在回答同一套法律在乡土 社会 的人民法庭和城市或工商发达地区运作的差别时写到：“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不同。”他主要讨论了法律实践因为经济方面的差别而造成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别。如果将苏力的法律实践的差别换为国家自上而下安排的制度实践的差别，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的差别，就会发现苏力结论的普适性。而如果不看得那么根本，我们还应看到，不仅是经济不平衡，而且有文化不平衡和其它不平衡的因素在决定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不平衡方面的作用。学术界如何深入到不平衡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自上而下制度安排的不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诸如村民自治这些上面安排下来制度的处境，对于完善这些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术研究当然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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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范瑜、贺雪峰主编《村庄治理与秩序——村民自治调查报告》，即出版。
参见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参见贺雪峰：“乡村选举中的派性与派系”，《 中国 农村 观察》2001年第4期。
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 社会 ”，《 政治 学 研究 》2000年第3期。
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董磊明：“传统与嬗变——苏南乡镇 企业 改制后的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 分析 ”，《中国社会 科学 》2002第1期；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吴思红将这种非正式人际交往称作“体制外动员”，参见吴思红：“村民自治制度下的乡村关系与农村社会动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村干部社会实践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4、确保国家重点工程在我镇顺利施工，维护百姓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今年随着国家重点工程在我镇的破土动工，与之相应的土地补偿，房屋拆迁等问题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点问题之一，镇党委、政府该度重视，一方面是要维护百姓的权益另一方面是要保证工程的顺利开展，镇党委、镇政府利用此次科学发展观之际，再次深入群众走访调研。针对存在问题，现场办公，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让百姓安居生产。
5、增强责任意识，切实服务基层百姓。为切实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镇政府还利用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对各类农资价格、农机作业费进行市场调研，向农民通报基本的市场价格，对上级拨付的建设性资金，足额用在农村各项建设上。
二、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阶段性成效
进入学习阶段后，我镇始终抓住本阶段的主要环节做工作，着力从“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指导思想、严格学习纪律、细化目标任务、落实领导责任”这五个方面入手，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全镇所有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严格按照要求，系统学习，积极讨论，强化观念，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化了对实践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的认识，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的理解把握，初步解决了一些影响科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一些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得到进一步激发，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落实，学习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达到了预期效果。
（一）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进一步提高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全面系统的科学发展观教育，强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识，增强了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对新形势下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途径和发展方法上形成了共识。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发挥“五个重要作用”、树立“五种意识”的要求，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全面发展。
（二）明确了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激发了党员干部参加学习、接受教育的积极性。通过提高思想认识，使全体党员干部认识到开展这次学习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通过指导督促和开展灵活多样的学习讨论活动，使“要我学”的思想转化为“我要学”，激发和调动了党员干部学习讨论的积极性，从而克服了学习讨论前存在的一些消极情绪，消除了一些不良心理；通过宣传发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党员干部能主动阅读相关教育读本，主动了解学习内容，并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生动交流学习信息，谈心得体会，营造了和谐的、互动的学习氛围，为党员干部转变作风起到极好的促进作用。
（三）明确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增强了责任感。大家联系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自觉强化了五种观念，自觉增强了为民服务的责任感。尤其是在随着我县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全镇党员干部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当预案干部，必须转变作风，坚持科学发展观，服务发展，才能促进和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当前的新农村建设。
（四）坚持边学边讨论，促进了党员干部作风的根本转变。各支部把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与推进当前农村的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边学边评边改，立学立行，促进了作风的进一步转变，在服务发展工作中努力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关心群众生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开拓创新的思维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用战略的眼光审视农村的未来。
三、存在的不足及下阶段改进措施：
在学习实践活动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机关作风虽然有了很大转变，但服务意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敬业精神和责任感仍需进一步加强，以便能更积极、主动和优质地为群众服务，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二是个别党员干部锐意进取意识不强，安于现状，缺乏长远打算，工作作风不实，得过且过。
三是工作效率仍需继续提高，由于当前各项工作日愈繁重，致使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交流时间不多，因此制约了党员干部服务水平及工作效率的提高。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我镇将按照制定的学习活动的目标任务一一进行改进，积极开展好第二阶段的各项活动。
我们深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不断深化、不断提高、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为切实巩固和发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继续强化学习。坚持把学习贯穿整个活动的始终。继续保持和发扬第一阶段的学风，结合实际学，突出重点学，做到多学、活学、真学、实学，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运用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当中去。
二是要继续深入调研。结合当前农村突出问题，着力抓好重点工程的拆迁补偿、新农村、产业富民、民生工程等个案问题进行诊断、剖析，优化解决问题的措施，提高科学发展的能力。为了确保活动取得真正实效，在后面工作中，我们还要要继续查找更多层面，更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实行边查边改。
三是精心组织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紧扣新农村建设这一主题，客观分析自身距离和不足，深化认识，迎头赶上。
村干部社会实践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一、引论
2001年，我们在山西、湖北、山东、吉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各选择一个村作了关于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调查。调查选点是随机的，没有典型性，但比较真实。调查报告的作者都是近年活跃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都有过较为长期的农村调查经历，调查经验比较丰富，调查报告生动有趣，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令人深思[1]。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政策后果，二是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2]，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改善村庄治理的具体办法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大大改善了村庄治理，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村民自治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的好和坏，功与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村庄内部来看村民自治这一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制度，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的对接过程，与村庄自组织资源，与村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从而理解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村庄自足的秩序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当前村庄本身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调查报告的关键词。
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分类标准
在对调查报告的编辑上，我们将派性和集体经济状况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而将选举和村庄秩序作为了共同项。这样编辑的理由，是民主选举作为村庄政治中最为耀目的事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大，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实施最为彻底有效，最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方式的方面。民主决策本来是村庄治理中更为基础的方面，可惜当前民主决策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好，不如民主选举普遍落到了实处。选择选举作为共同项的另一个原因是，正是选举这个牵动所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戏剧化事件，最为彻底地将村庄社会的形貌表现了出来，反过来又构造了村庄社会本身的形貌。村集体经济状况往往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方式，也决定了村庄选举的方式，村庄选举又制造或强化，有时也消解了村庄的派性斗争。
具体来讲，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极大。所谓村集体经济，就是村级组织可以获得或掌握使用的经济资源，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的数量，缓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为收取提留产生的干群矛盾，而且可以通过向村民分配村集体创造的公共物品，获得村干部对村民的主动性。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提高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强化了村干部对村民的优势地位。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有更多参加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更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决策。在村级组织不仅不需要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向村民分配公共福利时，村务决策，尤其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合法化了的村务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而村集体经济很少的村庄，村级组织不仅不能代替农民向国家交纳税费，而且办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村民出钱出力，由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以拒交税费来抗拒村干部的权威，村民获得了对村干部的主动性。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既可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抵制上级过多的提取，也可能通过选择好干部，达成善协议，来改善村庄治理，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但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干部的正当报酬不会太高，村民达成合作协议涉及出钱出力而难度骤增，少数反对合作的村民成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越不过去的坎。从村民方面看，要么对村庄事务参与过度，要么对村级治理漠不关心。总之，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无与多少，对于村民自治的过程与后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因其本身的来源与性质的不同，而会对治理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具体来看，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村办企业，这类村庄的村级组织掌握着大大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资源，并因此具有远高于一般村民的权威。这类村庄的村干部具有很强的绵延性和传递性，即使是村委会选举，也大多是由村级组织自身的决定和上级组织的干预，决定了村干部的当选。在那些由能人办村办企业起家的明星村，如华西村、，情况更是如此。苏南的村办企业发达，其村级治理或村民自治的过程便大多是这种类型。另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于卖土地的收入，这类村庄的收入来得太容易，且与某个村干部的个人魅力没有关系。简单地说，这种收入很难归入某个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经营才干，与个人无关。这类村庄获得的集体经济资源便面临着村民强大的分享压力，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村民可以分成一派又一派组织起来分享村集体收入的成果。这类村庄，村民参与村务积极，村干部本身缺乏自我绵延与传递的能力，村委会选举成为动员全村村民的最有力武器，村民代表会议吵得一塌糊涂。这类村庄大多集中于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城郊型农村。目前发生的村委会主任罢免案之所以大多发生在温州、珠江三角洲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郊型农村，不是没有原因的。
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也有激烈的争斗，具体可以分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传统因素联系起来的争斗，诸如与宗族意识、面子观念、等相联的争斗。另一类是与少数村干部或村民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争斗。这两种争斗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因为传统深入农村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更多表现为上层的、间接的且间歇性的争斗。相对来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村庄争斗更加稳定和深入，在村庄的动员能力更强，具有“派系”斗争的特征。而在那些村集体经济较少且传统断裂的村庄，即使发生争斗，也仅限于上层少数人中，这种争斗很不稳定，动员能力弱，以利益许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派斗争只能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两个争斗的个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争斗双方中一方的退出，即意味着派性斗争的结束[3]。
大多数集体经济贫乏村庄即使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也并不因此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十分冷漠，更不用说对村务决策的参与了。多数村民的想法是，只要村干部不找我收钱，他们做什么事情与我何干！不过，当村民因为诸如水利工程、桥梁道路等设施被破坏，社会治安、道德水平等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是迫切期望村干部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村庄秩序的。村民自治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试图通过村民本身的参与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来自村庄的基础。实践中的很多村庄是比较好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问题是，这种办法并非一了百了。离开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离开了对少数村民不合作倾向的约束能力，村民自治这种民主治村方法的效果要大打折扣。必须将村民自治的效果与村民的行为倾向，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及这种关系对村民行为的约束能力，与村民和村干部及村庄精英的互动状况相联系，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在那里。随后应该讨论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问题。
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先来讨论与村民自治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讨论的理论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即村民自治制度村庄基础的方面。
1、村庄的规模。这里及前面讲的村庄，也就是村委会。村委会的规模即其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当前的村委会一般是承接时期的生产大队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初期实行“一大二公”，生产单位规模较大，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60条》确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将生产队作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队一般20-30户人家，百余人，是一个相互熟识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中，因为相互熟识，可以相互监督，舆论约束也比较有力，从而减轻了体制本身的问题，使可以再延续20年之久。建立在生产小队之上的生产大队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村委会，规模较生产队要大一个数量级，在这种规模的社会中，村民不再相互熟识，舆论压力下降，一致行动能力不足，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往往经由村干部这个中介。我们将村委会这样一个规模的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4]。作为“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具有“半熟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决策中，不理解村委会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很难理解村级治理的某些方面。
2、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叫做“村庄社会关联”[5]。“村庄社会关联”指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及其广泛性，尤其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延续，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与其他人无联系不合作的原子化的个人，是现代社会所淘汰的对象。村民自治及村庄秩序的获得同样有赖于村民的合作或村民之间建立有强有力的关系，正是村民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使得村民会议通过的决策不只是对赞同者具有约束力，而是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凭借村民心中的正义和他们对村庄正义的敬畏。他们受到村庄舆论及与这种舆论密切相关的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约束。村庄社会关联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村庄现状密切相关的。其中的两个方面尤其与村庄社会关联关系密切。一是村庄传统的状况。宗族意识构成了村民之间的宗族联系及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一致行动能力。面子观念则造成了舆论本身的力量。二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状况，即在村庄内部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产生的一些占有优势资源的村庄精英对一般村民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能力是村庄形成群体行动的一个基础。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当前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进村和村民的自由流动可能性，对于村庄社会关联状况有极大影响，这会构成对村民自治这种治理制度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
3、村庄精英。村庄精英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乡村土绅的研究和“长老统治”的说法。村民自治是一项授权村民的治理事业，但这并不是说村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村民去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村民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村民之间各不相同的影响能力，构成了村民本身的结构分化，这种结构分化塑造了当前村庄治理的现状[6]。
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村庄精英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及村庄精英数量的多少，与村庄本身有密切关系，宗族头人、宗教领袖和经济大户是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却“力大无比”。“大社员”、小地痞是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这样的村庄精英数量虽多，影响力却很有限。村庄精英往往不只是在村庄范围活动，他们可能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村庄以外，对于村庄治理没有兴趣。这样的村庄精英，严格说是不在村的精英，与村庄治理关系不大。还有一些人虽然一直在村庄以外生活，却十分在意村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向村庄，这些不在村的人事实上是在村精英。细致观察村庄精英的状况，对于理解村庄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引入之后村民的行动和村庄决策的达成，会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村庄精英本身的状况不同，造成村民自治这个全国一统制度安排实践后果的不同。以上三点讨论，只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实践中的村民自治过程与后果的不同。过去学术界和政策部门过于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方面，自上而下的方面，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初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践10余年，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定位于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以上三个方面在全国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就必然造成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样我们就会对村民自治实践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判断。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策问题
引入村民自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村庄秩序自足提供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力为庞大的农村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不过，村民自治制度还必须同时解决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面，乡镇一级设基层政权，但乡镇这个基层政权的范围太大，一般人口在5万左右，地域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区区乡镇干部无法将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派款等繁重的任务完成，他们无力面对数量庞大的村民。何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熟悉村民。村委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千人左右，村干部对每个村民都很熟悉，正是村干部可以成为乡镇行政离不开的腿。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仅要成为村民的当家人，而且要成为乡镇行政的人。这就面临着村民自治的第一个政策性问题：乡村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乡村关系政策上面所留有的空间也不相同。有些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难题是计划生育，如江西农村。大部分不发达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问题是收粮派款，是如何为农村义务教育提取足够的经费，如湖北、安徽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政府可能不再有计划生育或收粮派款的压力，但如何保证村级组织的有序运作，如何介入村庄内部派性争斗，如何保证村庄??参锲返挠行蛱峁??纯赡艹晌?缯蛘??奈?吠吹氖虑椋?缯憬?轮夼宓那榭觥?nbsp;总的来说，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乡村组织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乡镇有求于村级组织的相对较少，而村级组织往往需要从乡镇一级获得合法性资源和权威资源，乡村关系方面，乡镇有更大的主动权。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乡镇一级急切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完成让乡村两级都感头痛的计划生育和收粮派款的硬任务，乡镇一级不敢得罪村干部，村干部也因为合法收入太少而工作难度太高，而缺乏当下去的意愿。乡镇有时默许村干部在合法收入之外捞取灰色收入，有时利用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人际交往来笼络村干部[7]。
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强化了乡村关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以上问题的症结。当乡村合谋以向农民提取资源时，农民不会对乡村干部留有好感，农民要么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要么联合起来将乡镇事务意愿过强的村干部选下来。农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农民组织的一种方式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首先是村庄内部分成两派的斗争。其中一派特别是处于村庄权力弱势的一派习惯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将对手置于与乡镇合谋的不利处境。选举中，乡镇事实上是希望干预以选出自己满意人选的，但乡镇干预的结果必然强化受到损害一派的愤怒，受到乡镇支持一派即使当选，也会不断受到另一派的“刁难”。乡镇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向村一级渗透的任务。大多数乡镇目前终于知道，在村委会选举这类政策操作性很强的事情上，“按法律和政策来”，不带意志让村民选上谁谁当[8]。村委会选举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高度自由的村委会选举，会因为村民的不感兴趣以及村民在原子化基础上的无联合，而变得没有力量，乡村关系依然按照惯性向前走。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这有可能是好事，但在当前中央政府事实上很难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难控制乡村组织的背景下，各种劳民伤财的“积极行政”措施肥了部分官员，而折腾苦了本来很穷的村民。沉重农民负担和高额村级债务成为当前全国农村的恶疾，即为明证。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情况大不一样。村中两派斗争需要乡镇作为裁决者，乡镇较欠发达农村地区更超脱于村庄斗争，不仅超脱，而且事实上成为村庄争斗的受益者。这类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会很不相同。
显然，乡村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和要求是相当不同的，这不仅与乡村组织面对的国家任务的不同有关，而且与农民的组织方式，村集体经济的发育状况等等有关。在笼统谈乡村关系之前，似乎应先分清是什么类型的乡村关系。与乡村关系紧密相关的是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两委关系”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制度设计很多，争论极大。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委关系也如乡村关系一样，在不同地区因为面对的任务和所处村庄基础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表现。关键是应将两委关系由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回归到村庄中予以理解，将笼统的讨论具体化到实践中去。
村干部社会实践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战略思想，按照“深化教育、推动实践、促进发展”的要求，密切联系我乡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实际，紧紧围绕建设和谐社会这一主题，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致富思源的品德、勤劳致富的思想、团结友爱的胸怀、追求进步的信念，切实增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认真解决我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大力营造“人人讲和谐、事事求和谐”的社会氛围，努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工作目标：力争到2010年，我乡大部分村基本建成经济发展、社会法治、政治文明、文化繁荣、人人团结友爱、户户安居乐业的和谐家园。
二、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解决发展中各种不协调问题的客观要求。开展“和谐家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乡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乡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强农业、兴旅游、建新乡”发展战略。当前，我乡正处于大建设、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是滩坑电站移民安置和稳定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类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我们有必要通过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让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和美好前景，明确他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义务和责任，确立与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观念和思路，形成与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文明风尚，营造与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社会氛围，共同建设“和谐家园”。
三、活动内容
（一）主要教育内容
分群众和干部两个层面进行教育。
1、群众层面，着重从感恩教育、法制教育、文明教育等三个方面对全乡群众进行教育。
感恩教育。通过对前后生活的比较、近年来建设成就的展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创业事迹的宣传，让群众感受到这几年是我县、我乡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几年。让群众认识到当前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带来的；是党和政府带领大家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结果；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结果。通过教育，把群众的思想凝聚到县委、县政府和乡党委、乡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激发群众抢抓机遇、奋力拼搏的创业热情，树立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心，倍加珍惜安定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积极投身和谐家园建设。
法制教育。结合“五五”普法，通过系列法制宣传和法律讲座，典型案件和案例的剖析，丰富群众的法律知识，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使群众明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懂得守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懂得如何正确利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矛盾和问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强化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理念，教育群众自觉维护稳定和谐的局面，齐心协力推进“平安岭根”建设。
文明教育。通过形式多样的文明礼仪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强化群众从我做起的公德意识、团结友爱的包容意识；开展乡风评议活动，教育群众从小事做起，从日常行为规范做起，说文明话、行文明事、做文明人，促进群众改陋习、树新风，营造有一定文化品位、健康优雅的生活环境，共建文明家园。
2、干部层面，着重从宗旨理想教育、依法行政教育、办事效率教育三个方面对全乡干部进行教育。
宗旨理想教育。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为重点，以解决作风问题为突破口，大力开展遵纪守法、职业道德、廉洁从政、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大力倡导面向一线、面向基层、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采。
依法行政教育。通过对干部进行一系列法制、政策、形势教育，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增强干部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心、事业心，认清我乡当前所面临的发展形势和发展机遇，做到依法、有序、积极、科学地开展工作，为“法治青田”夯实基础。
办事效率教育。通过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教育，使干部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提高办事能力、办事水平、办事效率。克服疲软拖沓的坏习惯，养成雷厉风行的干事作风，展现我乡干部敢办事、会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新形象。
（二）主要实践内容
针对当前我乡的实际，开展八方面的实践。
一是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开展“走进矛盾，破解难题”专项行动，落实包案、限时处理制度，针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萌芽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排查解决，特别要做好外雄电站移民矛盾纠纷的排查解决。抓住改善民生这个重点，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从基层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入手，着力解决一批难题，努力让群众满意。加强司法保障，强化各类利益关系调节，努力营造公平正义、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
二是开展困难群众大帮扶。深入开展“百名科局长进百村，千名机关干部联千户”活动。抓住困难群众这个群体，进一步健全救助机制，加大救助力度，提高救助实效，大力开展扶贫济困、医病助学等救助活动。深入开展“一户一策一干部”活动，扎实推进低收入农户增收工程。深化住村联心服务制度、干部结对服务制度，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要求，建立健全为民服务网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增强对生活的信心。
三是推进农村文化大建设。大力实施农村文化建设“十大工程”，推进和谐文化进村入户。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提炼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文化品牌；继续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提高“村村通”的覆盖面和质量；大力建设“东海明珠·山花工程”、农村文化活动室等文化基础设施，满足群众就近、经常、有选择地参加文化活动需要；发展壮大农村文体骨干队伍，广泛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做到一村一队伍、一乡一阵地、一月一活动、一年一评比；积极开展“送戏、送电影、送图书”下乡活动，提高先进文化的覆盖面，使农村居民过上有品位的文化生活。
四是开展农村环境大整治。与“十村示范、百村整治”相结合，以处理农村垃圾为主要整治内容，在全乡所有的行政村进行一场大面积、全方位的整治，使全乡村庄更加整洁，村容村貌得到进一步改善。与“创建全国卫生县城”互联互动，通过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创建全国卫生县城”目标奠定基础、创造条件，通过“创建全国卫生县城”加速构建“和谐家园”进程。努力建设好水、电、路等硬件设施，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全面实施“绿化、净化、序化、亮化、美化”工程，着力改善居住环境。
五是实施农民就业大帮助。开展“充分就业村居”创建活动，实现户户安居乐业。努力做好“富民”企业、来料加工等项目的引进，力争上一个项目，富一村群众。用和谐的理念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对群众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岗位技能的教育与培训，增强他们的创业本领，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提高他们的就业率，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建设主力军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六是开展社会秩序大整顿。根据当前的实际，加大力度，对全乡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和黑恶势力进行拉网排查、严厉打击，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和阻碍经济社会正常建设的不法行径进行严肃查处，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事业的正常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开展安全、法制进农家活动，努力消除群众的安全隐患，办理好治安案件，实现无重大安全事故和、无破坏和其它活动、无黄赌毒活动的治安“三无”目标。
七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围绕县委、县政府和乡党委、乡政府发展战略和“十一五”发展目标，努力实施致富农民、带动农村、提升农业的思路和举措，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重点项目建设相结合，注重解决重点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各项工程建设顺利推进。规划、包装、实施好农业开发项目，形成一批特色农业，推进农村产业化发展。
八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狠抓“住村联心”工作的落实，严格实施《青田县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以及《关于严明乡镇干部工作纪律的通知》，做好移民的动迁安置和稳定，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强化村党支部的核心地位，确保村民的知情权，落实村民的参与权，保障村民的决策权，完善村民的监督权，建立起一套新的比较完整的民主管理制度体系，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全面落实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提升村党支部和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充分利用农村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提高村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和管理村务、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
四、工作安排
1、全面部署，强势宣传。在20*年7月上旬，召开全县动员大会，全面部署和启动开展“和谐家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各村、各部门要深入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使“和谐家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乡主题教育办组建“和谐家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宣讲团，赴村和单位宣讲。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做好活动的对外宣传，深入宣传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在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设立建设和谐家园固定标语牌，大力营造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浓厚氛围。邀请县文艺宣传队来乡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教育群众、宣传群众。建立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联络员制度，全乡各村、各单位的联络员对在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好做法和好典型要及时报乡主题教育办公室。
2、对照内容，开展工作。在开展宣传发动的同时，乡主题教育办要针对实际，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好全乡的主题教育实践工作。各村、各部门要对照活动的内容，结合自身特色，制定活动方案，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策划，强化组织，务求实效，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将各项建设和谐家园活动措施落到实处。在每年的年终，各乡村、各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对照和谐家园标准，查找存在问题和差距，制定整改工作方案，进行拾遗补缺、抓差补漏，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主题教育任务。
3、开展星级和谐村居评定。为使“和谐家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更加扎实有效，县委、县府决定在全县农村开展“星级和谐村居”评定工作。由“和谐家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制定“星级和谐村居”标准、评定办法以及奖励措施，以行政村（居委会）作为评定对象，进行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五个等级的评定。同时，建立复查机制，每两年对星级村居进行复查和重新评定，实行动态管理。各村要针对标准，制定规划，积极创建和申报。
五、工作要求
1、以虚带实，虚实结合。“和谐家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各村、各部门要结合自身的实际，从教育入手，推动实践。要着力于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巧设载体、丰富内容，不断掀起主题教育活动的高潮，把教育贯穿于整个活动的始终。要着力于推动实际工作，想方设法、真抓实干，切实为群众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加快和谐小康新岭根的建设步伐。
2、统筹兼顾，抓住重点。“和谐家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农村建设主题教育活动的深化，是我乡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主要抓手和载体，与干部树新形象、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相辅相成。当前，我乡各项工作头绪多，任务繁重，各位干部、各村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以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统揽，把正在开展的其它各项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合理地安排好各项工作，切忌顾此失彼。要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当前形势，抓住工作重点，选准工作切入点，注重解决建设和谐家园中所暴露的突出问题，认认真真地把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抓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