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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1.地方政府对农村体育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当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农村经济建设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这就使得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宣扬政绩而只做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却忽略了对当地尤其农村范围内一些健身场所的修建；还有的地方官员不经过民意调查，只为了所谓的政绩就强行要求农民盖别墅或盖楼房，对农民的经济条件和主观意识不予以考虑，使得农民无心无力去留意健身场地；有些健身场地的设施极其简陋并不能满足农民群众在体育文化建设上的要求。
2.一些农村经济发展缓慢阻碍了体育文化建设的实施党中央从20世纪末就已经展开了在我国部分地区尤其偏远地区的助贫、扶贫工作，这些工作和相互惠农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些明显效果，可是并没有从根源上对农民贫困的现状问题进行解决，导致城乡经济差距逐年加大，城乡贫富分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机械化水平也不高，再加上生产方式比较单一，农民收入只靠简单的体力劳动来实现，这样就导致农村经济严重阻碍着国民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民生活水平要想得到很大的提升就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目前，对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起到阻碍的很大的因素就是农村日前比较低的生活水平和比较差的经济基础。
3.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导致其不能积极主动的参加体育锻炼农村比较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于农民参加农村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随着我国党中央对农村经济的重视，农村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这样农民群众的休闲时间就日渐充裕，但他们的休闲方式、休闲观念及休闲文化各方面活动比较单一。据调查，农民群众的主要休闲时间主要是睡觉、看电视和打牌等活动为主，这些活动对农民的身体健康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同时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所以，对农民良好的生活习惯进行引导，使他们在劳动之余能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体育文化构建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和谐社会中新农村体育文化构建的有效途径
1.对政府职能进行强化，建立健全新农村建设中体育文化部分的保障体系，加强和完善农村体育文化相关体制各个地方政府的基础职能之一就是积极发展人民群众的体育事业，一个地方的体育文化管理机制是否完善是鉴别在新农村建设中其农村体育文化活动是否能够组建好的关键因素，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需要从大局考虑，建立健全新型农村体育文化保障体制。第一，为了使农民群众能够在劳动之余体会到较为丰富的体育文化生活而建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对应的农村体育文化管理机制。第二，为了使农民群众能够放心的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切实对农民生命健康进行保障，还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体育救助系统和必要的应急措施。第三，对农村体育文化潜在的环境进行改善优化，全力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体育文化的建设。
2.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积极推动农民体育健身项目在比较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大环境下，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已经初见成效。在农村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种因这种趋势而带来的“中心镇”的现象，这种“中心镇”就渐渐发展为附近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及体育建设的核心地带。在这种以中心镇为核心的各项文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地及外地的体育投资项目的吸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这种中心镇的形成对本地及其它一些体育爱好者和相关专业人才的吸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各个地方政府部门需要以乡镇为主要实施地区，大力发展经济，大力举办相关体育活动，将农民体育建设的热情激发起了，形成良好的农民健身的氛围，积极引导城市体育文化活动向农村地区的开展，最终可以让农村和城市的体育文化建设以健康、科学的方式进行融合，并达到使和谐社会新农村体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大力发展的目的。
3.加大体育文化在农村地区的宣传力度为了使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消费观念、体育意识和工作之余的进行娱乐活动的陈旧观念得以改变和提高，需要以电视宣传、广播宣传或报纸的方式对农村体育文化活动的积极作用做好必要的宣传，让农民群众对体育的功能及作用方面得到全新的认识，使他们能够较为主动的参与到农村各项体育健身项目中去。当前，我国传媒市场的发展较为迅速，各级政府需要对传播制度及政策进行合理的制定、科学的规划。对农村范围内比较先进的体育文化思想进行大力传播，促使和谐社会的发展中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科学、快速及健康的发展，为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在我国的大力推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4.需要将现代化体育与农村本土化项目进行有效结合为了使当今农村体育文化被抛弃一边的现象得到改善，促进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大力发展，我们需要采用新的形式和方法来扭转目前的局面。在举办农村体育健身活动时，可以将农民较为熟知的在广大农村较为喜闻乐见的各类活动形式与体育健身活动进行很好的融合，比如：赛马、赛龙舟、扭秧歌、舞狮子或摔跤等农民较为喜欢的活动。由于这些活动有传统型、可操作性和区域性的特点，比较容易让农民群众接受和参与其中。由于如今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再加上农民的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比过去更充裕，农民对各种文化需求尤其是体育文化的需求也在朝着多样化、现代化及标准化的方向延伸和发展，现代农民群众对体育运动项目的需求像过去本土化这种比较单一的体育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因此，为了提高农民群众对体育文化的积极性，并且满足更多农民对体育文化的需求，将现代体育活动项目比如兵乓球、足球、羽毛球、游泳、武术等引入到本土活动中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广大农民群众摆脱过去较为陈旧的娱乐方式而积极参加到体育锻炼中来，达到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和本土化同步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结论
农村生活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村民 惠农政策 绩效 现代性变迁
2003年以来，经济发展引发的农民流动、农村空壳化现象逐步显现，“三农”问题也在这一时期凸显。为了能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持续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大举措。惠农政策在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不计其数。然而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缺少以村民和村庄本身转变为基础而展开论述的研究。
山西省XXX镇，地处山西中部地区，镇内村民世代耕种、繁衍生息。在近年来国家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下，该镇较为全面地落实了各项惠农政策，对该镇村庄的风貌、村民的生活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总体来说，该镇是研究惠农政策效果的良好范本，也是分析村民心态变迁与评价惠农政策的理想对象。
现代化进程中村民心态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村民数量逐渐增多，这使得村民的视野逐渐开阔，同时也引发了村民心态的转变。封闭的村庄传统在各种文化、现象、生活模式的冲击下渐渐消散，逐步将村民由传统引向现代。这一方面为村庄转型提供了契机，一方面也对惠农政策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
村民心态的拓展。在与外界的交往中，村民接触到了农业以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被多元的城市社会所吸引，再加上电视、网络媒介的催化，使村民的视野得到了很大提高，村民心态的拓展成为一种必然。当然，这里所说的心态拓展，主要是指村民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呈现出的一种视野方面的扩大，如对事物的评判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对事物发展的判断有了更为长远的预见、关注的生活范围有了更大的空间等等。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到2011年末，中国大陆地区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表明，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村民群体，已经在逐渐脱离乡村生活，特别是逐渐发生现代化转变的村民，更是被拉入到了不可逆转的潮流，其社会心态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首先，在国家意识、法律法规、权利观念等具有全社会性内容的认识上，有了社会性的转化；其次，村民的生活视野已不仅仅限于村庄的内部。随着对外交流活动的拓展，外部环境对村民的发展愈加形成更为重要的影响。
在访问的五个村庄中，村民以外出务工者居多，务工收入基本是村民现金收入的全部。与此同时，村民在与城市交往的过程中，心态拓展显而易见：首先是视野外化。对于村内事务，村民具有不关心、不了解的倾向。特别是年轻人，对镇政府如何落实惠农政策并不了解，对村内平日事务也不关心。在他们眼中，与自身生存相关的信息已大部分不在农村，与镇内和村内信息相比，他们更加需要获得的是外部信息，以便获取更多的生存收益；其次是生活社会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网络、电视等新闻媒介早已进入村民的生活，各种法制节目、娱乐节目早已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话题。通过这些，村民对于事物的认知更加趋向社会化。
村民心态的公民化。在与外界交往中，村民对外界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即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水平与外界有直接相关性。在这种必须的交往中，村民渐趋融入城镇化浪潮。然而，这并没有使村民摆脱村庄的弱势。一方面，大部分村庄在城镇化的浪潮中逐渐走向空壳化，一方面，逐渐向“市民”过渡的村民成为了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对自身境遇产生了一定的诉求，其核心就是应该与市民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从问卷结果上来看，该镇的村民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比如，要求将养老保险的发放金额与市民进行比较，以及对村内政策的落实要求公开、公正等等。
村民心态变迁影响惠农政策的绩效与评价
从近几年来看，我国惠农政策的实施方式，是以标准化的实施方向和管控方式为基础，并在这种方向和方式上不断进行完善、走向成熟。这样看来，在惠农政策落实的十余年中，虽然实施方式立足的基础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村庄却发生了多元转型，村民也发生了心态的现代化变迁。这些转型和变迁，使得惠农政策的绩效和实际投入发生了偏差，与村民的期望发生了错位。
促使村民关注度发生变化。惠农政策，本着惠民利民的原则，以国家补助为经济基础，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在农业生产、社会保障、生活发展、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提高村民身份地位，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在访问的五个村庄中，惠农政策对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村容和村民生活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水、电、公路、公共设施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具有生存危机的孤寡老人、村中有名的贫困户，生活都得到了较大改观。这样的惠农政策实施效果，有着可喜的成就。
针对关注度变化这一话题，问卷中具体设计了两道问题。其一，在访问中，有190人对惠农政策的了解度做了回答，其中，选择“比较了解”的有11人，选择“听说过”的有55人，而其余124人均选择了“没听说过”。当然，这样的选择情况需要放在具体环境中来加以分析。在惠农政策的分类选项中，村民对农业补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生活发展措施等的参评率很高，而这些选项恰恰是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结果，一方面说明了村民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措施或者政策，有一定的观点和态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村民对村内的政策程序不了解；其二，在对“您认为惠农政策给您的家庭带来哪些影响”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大部分人选择了“没大的影响”。这样的结果，也从侧面论证了村民对惠农政策落实的细节、步骤没有太大的关注动机，因此是村民对惠农政策关注度降低的明显体现。
在访问的五个村庄中，村民外出务工比例高、重要收入来源于外部是五个村庄的共性。因此，惠农政策的实施绩效内化，村民心态的开阔及外赖性增强，使得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绩效内化、需求外化是目前惠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个被忽略的重大问题。
导致评判标准发生偏差。在村民整体走向现代化变迁的今天，村民心态的拓展及公民化转变并不能替代农村历代沉淀下的底蕴，淳朴、善良、浓厚的乡土气息依然是村民最为本质的性格，这使得在这种现代化的蜕变过程中，村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不定，以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看待着惠农政策。
从传统标准来看，惠农政策的发展，不但免去了长久存在的农业税，还对耕作者进行了相应的农业补贴。对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持有传统观念的村民来说，这种政策的施行，无疑缓和了其自身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与此同时，惠农政策对村庄的补助，也推动了村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给村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此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村民，给予了惠农政策很高的评价；从现代标准来看，尽管惠农政策的实施，使性情淳朴的村民的幸福感得到提升，但村民心态的现代性变迁，也使得其对惠农政策的评价有了变数。例如，惠农政策在访问的这五个村庄的施行，沿袭了传统的指令性模式，无论是农业补贴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均遵照上级指示和村干部的意向自行决定，而只有危房改造、低保户等限定名额的项目才是由集体决定。虽然这样的政策施行模式在传统的集体经济时期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但是通过访问发现，随着村民心态的拓展与公民化转变，地方政府这种落实惠农政策的模式使得惠农政策的绩效发生了偏移。
首先，村民心态的拓展，使得其对事物的判断更加全面与开阔。在惠农政策的绩效参评中，村民先将自身的所得与市民相比，并将自身的所得与村庄内外环境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比较和评价。此种比较和评价方法，使得村民认为政策落实与自身生活的相关性较小，因此与期望相比，产生了相当的落差感。
其次，在惠农政策的落实方面，XXX镇采取标准化的政策落实方法，使受惠主体处于被动承受地位。无论政策落实是否做到了对于资源的合理整合，以及是否使村民得到了更高的收益，村民作为受惠的一方，大都没有获得到参与的权利，只是在低保户等名额限定上，具有较小的选举权。同时，该镇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做到公开透明，使村民对各项政策的落实有了一定的疑虑，受访村民认为，自身对政策的具体落实，应当具有一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总之，访问的结果表明，惠农政策的标准化实施与村民心态的公民化之间发生了抵触，并且使得惠农政策的实际绩效大打折扣。此外，由于地方政府承担惠农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而该镇惠农政策的落实，明显没有满足村民的现代化心态变迁带来的新诉求，因此出现了中央地方双层评价的现象。
关注重点偏移。一是金钱视角向发展视角偏移。发展权，即发展主体对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发展收益所享有的分享权，也是村民作为经济发展的参与主体所应当享受的公民权利。虽然这种诉求在以往封闭的农民思想中并不存在，但是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便使得村民的这种诉求强烈地表达了出来。作为弱势群体的村民，在与外界的比较中，产生了强烈的公正诉求，其实际上就是发展权的一种表达。这点在XXX镇的惠农政策落实绩效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在对“您还在哪些方面需要获得帮助”的回答中，生活保障、教育、新技术的选择率位列前三并远远高于其他选项，从中可以投射出村民对自身生活的担忧和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渴望。而惠农政策的落实，恰恰在村民的发展权问题上没有做出足够的考虑；二是基础获益向制度获益转变。村民心态的公民化，带来的是对自身权利的诉求，同时也伴随着对机制的诉求。在访问中，对于惠农政策的实施，村民希望村干部可以做到公开透明，并希望可以打破政策落实过程中的被动承受体身份，可以通过自身的参与来配合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惠农政策中的农业补助等资源具有一定的支配权。
从受益主体视角完善惠农政策
惠农政策自实施以来，农村的现代化变迁便与国家引导和社会发展多元互动，这不仅转变了村庄的风貌，更是对村民的心态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惠农政策不断补充与完善的历史，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村庄与国家互动发展的历史。作为受惠主体的村民，是惠农政策的最终感受者与历史评判者，因此，惠农政策的实施必须与村民心态共进，这才是政策成功的前提条件。
首先，政策实施与村民发展相捆绑。在访问的五个村庄中，务工是村民获取收益的主要渠道，农业相对收益的逐年下降，使得务工收益的地位凸显，也使得村民收益与村集体相分离，这直接导致村民对村庄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因此，可以将政策落实与村民发展相捆绑，使惠农政策的落实能够基本解决村民的生存发展问题。比如，可通过将资源合理集中、政策补贴更多地向村民发展项目偏移，来拓展村庄的发展，使村庄的发展逐步与社会现代化的脚步相协调，继而从村庄自身内部提升村民的状态，抬高村民的社会地位。
其次，政策实施半自主化。改革开放源于对计划经济与指令式发展模式的打破。然而，尽管经过30多年的蜕化与演变，在广大农村地区，集体模式仍然有深刻的烙印。在惠农政策的实施中，大都以指令性方式为主。这样的实施模式，虽整齐划一、方便管理，却损失了资源效能，不能兼顾各村和个人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不能忽视村民心态现代性变迁而引发的参与热情。总之，在实施惠农政策过程中，应该坚持半自主化，即在国家和政府进行宏观引导的基础上，由村民根据自身需要与实际环境进行适当的选择，实现惠农政策的政府与村民共同参与、多元互动和各种资源合理分配的目的。
再次，政策实施机制完善化。惠农政策，是对我国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的归纳，并没有统一的实施方案。访问的五个村庄2024惠农政策的实施，只是按照标准惯例，对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助等项目进行标准化落实，在实施目标、信息2024、信息反馈等方面，缺乏相关的职能与职责。同时，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也滋生了一些贪腐现象，给惠农政策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应从政策法规的合理制定入手保证政策实施的完整性，也应合理兼顾村民的诉求，将其与村民心态变迁进行一定的调和，提高政策的实际实施效果。
最后，帮扶主体多元化。惠农政策作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实施过程受国家和政府主导，初衷是为了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提升农村经济的竞争力，使农村由被输入逐步走向自主输出的过程。然而，村民心态的拓展和公民化，对惠农政策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的村庄早已不是独立封闭的个体，而是处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参与者，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市场的节制。而且，村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市场经济。因此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农村与整个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把握农村发展的规律和关键。与此同时，由于村民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因此单纯通过政府力量来拉动村庄变化、引导村民变革是很难成功的。这意味着，村庄的变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扶与接纳，同时，也可以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商业群体等机构，来创造良好的环境，培育村民的现代性心态，从而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促进村民较早地发挥出自身应有的力量。
农村生活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农村居民社会心态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速度，而且影响着我国整体的长治久安。
2、农村居民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社会心态表现
2.1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调研发现，农村居民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整体上是基本满意的。针对“对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是否满意”，有45%的农村居民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有40%的表示“一般”，另有15%的表示“不满意”或“十分不满意”，表现出农村居民对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总体上还是认可的，值得关注。而在面对“当前社会分配过程是否公平”时，有45%的农村居民表示“不公平”，只有8%的被调研者表示“公平”或“比较公平”，反映出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对当前的社会分配状况十分不满意。
2.2社会文化精神生活层面。通过调查问卷得到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对现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倾向问题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在工作闲暇之余，所从事的活动依次是上网（58%），看电视（38%），聊天（32%），逛街（26%）等。这些统计数据证明农村居民对当前文化生活精神层面的满意度不是很高。2024“当你遇到文化生活不满意时，你会如何选择解决方式？”的问答中，选择“甘于默默承受”的为29%，另有“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有40%。显示出部分农村居民对文化生活的虽然有强烈的愿望而又毫无办法的复杂心态。
2.3个人情感心理方面。在个人情感心理方面，农村居民社会心态主流是积极向上的，通过调研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表示“孤单”，针对具体问题“在生活中您是否有过不安的情绪？”回答“经常有”的大约占所调研农村居民的30%，“有时会有”的人约占65.5%。反映出部分农村居民在“感情寂寞”时，他们要求思想交流和情感互动的要求明显增强。通过数据显示，当农村居民遇到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农村居民选择相对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也有少数农村居民选择极端的方式去解决。（本文来自于《华章》杂志。《华章》杂志简介详见.）
农村生活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村落；农民体育；环境
中图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1)01-0046-09
Abstract:New farmers in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takes Anhui Xiaogang Village, Luoer Ling and Xiaojing Zhuang as three cases.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trips, surveys, statistics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does reasearch fro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sports development from the farmer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 soci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on current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ports development of farmers and new rural culture.
Key words: village;peasant sports; environment
农民体育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健身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建国以来，农民体育发展几经变化，有过蓬勃发展时期，也有过空白的阶段。农民体育始终伴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的。在当前新农村建设战略全面推进中，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下，有必要了解和分析农民体育发展所形成的自然、经济、政治、人文、健身和农民认识层面环境，这是建立和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农村体育的基础。有鉴于此，本课题组深入安徽省东、中、西部地区的小岗村、小井庄和落儿岭3个不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村落，从微观的角度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村落社区农民体育发展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旨在对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农民体育事业发展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这3个村落作为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小岗村和小井庄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先河之地”，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的肇始，是国务院和农业部农村改革固定观察点，有历史依据，不是随意选择；落儿岭是我国“九五”、“十五”期间全国百村经济调查的典型地之一，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百强村之一，在构建和谐村庄的农村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二、这3村作为一个普通的村落，其体育资源、体育文化环境、体育活动开展相对于3村所属镇的另一些农村和同期参与安徽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试点单位来说要好一些，部分村民把体育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初见端倪。三、对安徽省3个村落的农民体育环境进行研究，虽不能完全作为推论其他农村居民体育环境特征的意义，但可以将这3个村落视作我国农村地区中一个个案，为认识村落农民体育环境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视角。由此可见，以3村落的研究不影响其作为分析当前村落农民体育环境特点的借鉴作用。
1 农民体育发展的自然环境分析
调查显示，从自然条件方面看，农村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健身和运动优势，首先表现在空气和水源的污染较小，虽然农村正在经历城镇化建设的黄金时期，但相对城市来说，农村自身的工业不发达，人口密度又很小，相对污染源少，加上农村地域广阔，其空气质量较好，水质相对也较好。其次就是农村的噪音较小，对于锻炼者的运动情绪稳定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锻炼者的休息质量提高，促进疲劳的恢复。第三是农村的生物环境较好，在广阔的地域环境中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为人们晨练和晚动添上很多色彩。诸如爬山、垂钓和户外运动等活动，对于城市人来说要花费相当时间和精力才能参与其中，而对于农民来说，场所和地点就在身边，只要组织的好，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特别是农村的山坡、树林、湖泊、江河、田地，以至自家庭院等都是开展传统体育的理想场所。例如，在落儿岭，该村利用天然的大别山资源，在树林和花草之中开辟了一条近2公里的山坡石子路，为当地农民劳作和上班之余活动提供了一条健身长廊，当地农民都称之为“天然的惠民健身长廊”，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健身氛围。在小井庄村，村委会为了扩大村民的健身场所，改造了村庄中两座旧的厂房和一个旧祠堂，利用农民健身工程的契机，在厂房和祠堂四周建设了健身路径和小篮板场所，形成室内室外相映衬的多功能的全民健身基地，服务于本村和相邻的村庄。当地老百姓都称为天工人巧的“绿色健身城堡”。这项工程大大改善了农民健身的质量。调研期间在小岗村中常常看到，一大早三两成群的农民在自家田间地头边看边散步，农民们称之为劳动锻炼两不误活动。还有在自家庭院前后活动筋骨，打打拳路，也有农民利用“村村通”马路慢跑，还有一些中老年群体在村头的文化广场上跳着秧歌舞和花鼓舞。据小岗村书记介绍，他们村每一年在夏季都利用淮河的独特资源，举行传统游泳和水上拔河比赛，传承着淮河岸边人民顽强拼搏的抗自然精神；落儿岭身处大别山口，东、西、北都环绕山脉，地势奇险，沟壑纵横，特别是雨水季节，溪河交错，奔腾湍急，在该村每年都要利用天然的山势和复杂的地形举行夏季和冬季的撑杆越沟、抓藤爬崖和进山打猎等地方特色活动，延续着这一古老的生存游戏，有力地促进大别山健身体育文化的发展。
在看到农村丰富的体育自然资源的同时，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当前村落农民体育的自然资源环境面临两大困境。首先，丰富的村落自然资源开发不足，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农民利用身边的自然资源进行健身和活动的效率不高。例如，在农村，一到阴雨天的时候，村中除了新农村“村村通”的水泥路可以畅通无阻外，其它多数地方基本不能涉足。根据课题组在小岗村调查时获悉，2008年春季的官方气象资料统计（小岗村为国家气象局气象信息服务观测点），平均有37.4%的时间无法正常出行，就是春耕都受到一定影响［1］，别说体育活动开展了，换而代之就是农民闲暇无事而进入村级棋牌室搓麻将。也就是说，在地区气候环境的影响下，农村体育锻炼者享受体育活动的权利被变相剥夺去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归根原因是农村可利用（适用）的体育活动资源场所匮乏。其次，丰富的自然资源正面临着破坏和污染，在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全力推进下，农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让农村的环境面临着严重透支，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出现。在对3村走访中，部分村民表达了对环境的担忧，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只开发不治理，使得空气和水源质量下降，在落儿岭的造纸厂（年产值达亿元的大企业），每年排放的废水量达到0.7亿吨［2］；大量的开发，使得机动车辆成为公路两侧居民的主要噪音污染源；过度追求经济和办厂兴业，挤占土地严重，农村居民的生存空间正在广阔的地域中减少，造成挤压感。这些现状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短板，严重制约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同样也对村落农民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由于盲目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气候恶化对农民体育活动影响还远没有就此结束，环境对农民体育权利的变相剥夺，使得农民参与体育锻炼（学习）的行为受阻，当这种受阻长期发生以致习以为常之后，农民必然从心底里降低对体育的参与和学习的意识，这种意识长期以往而定型，要想再改变它，对于本身就比较脆弱的农村体育来说，则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农村体育发展远落后城市体育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2 农民体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力度，自2004年中共农村工作会议以来，各级政府针对农村的实际问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农村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把“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和“建设全民健身体系”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在农民，因此建设和改变农村和农民的现状成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和工作。在这一宏伟的事业中提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构建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必将有力推动农民体育的发展。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2024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逐步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倡导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方式。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是农村文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农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相应的在法律和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措施。1984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2024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995年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同年国家颁布的《体育法》，其中都明确提出发展县级体育事业，繁荣农村体育文化，开展农民喜闻乐见、文明健康的体育文化活动。2004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定为“农村体育年”，提出“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的口号。国家体育总局、农业部、中国农民体协联合启动并在全国开展“体育三下乡”活动，并把体育彩票公益金6000多万，用于以农村为重点的“全民健身路径工程”，还制定了《农村体育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作为构建农村体育健身服务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新举措。在调查3村的安徽省也高度重视农村文体事业发展。2007年由安徽省体育局、发改委、财政厅联合下发《安徽省“十一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规划》和2008年制定《安徽省“十一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方案》（皖政办〔2008〕41号），在2009年度安徽省体育局联合省农业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残联共同下发《安徽省万千百农村体育行动计划》（皖体群〔2009〕45号）等文件。2009年安徽省把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列入民生工程之中。截至2009年，安徽省已经完成2512个村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准备在2010年再完成1488个村级健身点任务［3］。调查3村所在地基层政府都不同程度的下发了新农村体育工作的相关政策、文件和法规（表1）。可见，农民体育在我国社会体育事业中具有无可争辩的法律地位，在这样的法规制度保障下，我国农民体育发展必将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农民体育发展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层次较低，以政府文件为主，而对于新农村地方性法规文件很少，专门性农民体育发展文件几乎没有，只是散见在各种文件之中，而且表现出区位差异（表1）。调查中还发现，镇、村级2024新农村体育建设的文件、政策和制度非常缺乏。农民体育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与城市市民体育发展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基层政府对农民体育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的贯彻落实的力度很不理想。诸如“农民体育可有可无”、“占用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克扣农民体育经费甚至根本不安排农民体育发展经费”等不按章办事的现象时有发生。从制度层面看，社会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各项制度的完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各项社会事业之间常会有制度干扰的现象产生。“农村经济中心论”对农民体育的干扰就是一个较为凸出的表现。由于农村的历史性落后，使得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路上，把农村经济发展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在经济建设中心化的环境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形成一种“压力型”体制关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多注重经济指标，以至于基层政府对农村文化事业关注不够，特别是村落农民体育这一见效慢，耗时长的软工程就更是靠后。在小井庄的访谈中，分管文化宣传工作的郭委员直言不讳：“村级文体工作这一块基本瘫痪，形同虚设，充其量在上级硬性任务之时象征性摆弄一下。”在所调查的3村中只有落儿岭村所在镇被安徽省确定为“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进行“一个转变、三个建立、一个改进”改革，即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村级管理新体制，建立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建立“三农”社会服务新体系，改进农村工作考核评价办法。从实际调查看，这些改革措施才刚触及到村级。在该村，体育工作与文化广播电视和计划生育合并，形成一个社会服务中心。走访中了解到，新成立的社会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就是计划生育，村级文体工作被“严重边缘化”。从农村事业管理者来说，一名管理者的地位与其从事的职业的社会地位与声誉息息相关。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主要集中在“经济规划”、“医疗”、“计划生育”等一些热门事务上，而体育事业没有被政府纳入到考核体系中去。基层文体工作者不会因为农民体育活动开展与不开展而受到奖励或批评。也就是说，在农村普遍以“经济”和“政治”作为奖惩杠杆的情况下，体育管理者的工作已经被排除在这一机制的运行之外。同时，基层对于体育的这种排斥，也导致村级体育指导工作严重滞后，村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源严重缺乏，使得农民体育健身缺乏应有的指导和组织，农民开展体育活动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在基层真正关心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开展的部门和人员较少。众所周知，农民群体的居住分散、作业时间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人来组织，体育活动和体育赛事就很难开展起来，没有活动，没有比赛，在农村就缺乏应有的健身氛围，没有氛围就不能调动农民的参与激情，不能引导农民潜移默化的体育行为发生。本次调查发现，在当前村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少之甚少，3村中只有小岗村有2名专职指导员（村学校体育教师，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小井庄就连兼职指导员都没有。目前这3村所在的乡镇中真正参与体育健身指导的社会指导员只有28名，也就是平均5143名农民才拥有1名社会指导员(3镇总人口为14.4万)，显然不能满足当前农民体育发展的要求。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开展农村体育的中坚力量，由于缺乏应有的农村体育指导员和体育专干以及管理水平的低下已经成为农民体育发展受限的主要原因，没有相应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影响上下联系，农民体育活动几乎成为盲点。也就是说，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有效的指导。如果有较好的指导和组织，农民的体育意识和体育健身知识就会得到较大的提高，从而可激发农民的体育参与。最后，从农民方面来说，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能够获得何种评价和未来社会中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很大程度取决于家庭收入。因此，对于物质和经济的追求就成为他们主要的价值取向，而对于精神和健康则放置一边。即使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为了提高家庭生活水平，为了下一代，他们还是置“健康”于度外。加上农村传统思想和农民自身认识水平制约，有很多农民认为自己天天劳动已经在消耗体力，就没必要再在劳动之余搞什么体育活动了，并且他们认为体育运动耗时、耗精力，还要耗金钱（运动鞋）。体育运动短时间内难以体现出其健身价值、调心价值和社会地位，使得农民对其需求不是很强烈。在农村，农民体育事业遭遇这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其“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就很难避免了。
3 农民体育发展的经济环境分析
社会经济环境对农民体育发展的影响是来自各个方面的，但在纷繁复杂的制约因素中，主要有两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前者决定体育发展的规模，后者决定体育发展的速度和整体水平。就经济的发展模式来看，当前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分散性经济，是一家一户为主体的单元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承包责任制。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是社会化程度低，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占用大量时间、劳动强度大，使得农民在体力、精力、财力的投入大，回报小，在仅有的所得中还要完成国家的粮食任务，所剩还要面对教育、疾病、再生产和改善生活而显得“一无所有”状态，这种状态使得农民对于发展性和享受性的体育文化活动是想都不敢想，也无心去想了，不要说还有精力、时间和财力的投入了。
而近年来，由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持续增长，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战略推进，“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重大举措的出台，使得农民的负担大减。同时，社会的科技进步，农村的生产方式也在发生悄然变化（小岗村的土地转包走集体化道路，并成为首批国家级科技示范村）。这种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注入了市场经济的因素，农村经济收入方式出现多元化，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为主转向工、农、商并存的局面。这种生产方式的大进步，使得多数劳动力空出，进城务工，接受先进思想，农民有了开放、合作的新观念。使得农民走出农村参与体育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农民体育发展提供动力。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经济呈现逐年增长的势头，由1978年的人均134元到2009年的人均5153元，同时农村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在对3村的农民人均收入调查看，同样具有这一趋势（表2）。现代农村居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也在向更高层次追求和发展，他们开始关注自我和内心世界，开始向往都市的休闲生活，而作为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文化活动，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必将取得一席之地。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农村在经济取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加大的现实。从城乡收入差距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迅速缩小逐渐扩大逐渐缩小加速扩大的过程。城乡收入差距由1985年1.86∶1扩大到2009的3.38∶1，而且城乡绝对收入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4］。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计算方式、税负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的收入差距将超过6∶1。从城乡生活消费水平看，《2009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10年，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2.68∶1扩大到了2008年的3.07∶1［4］。从地域的收入差距看，由于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起点与发展速度不同，导致在不同区域农民的收入差距较大，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本次3村的调查就有所反映（表2）。3村村民委会提供的近20年的村民人均GDP也显示了这一点，落儿岭村与小井庄的比例从1987年的1.01∶1，扩大到2000年的1.35∶1，至2008年为1.78∶1。
经济是体育发展的基础，经济状况对体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村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造成村落农民体育差距的直接原因。调查的3村都是安徽省的小康村，都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3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有着显著的差异（表2），小康水平各不相同，村落农民体育发展也有所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落儿岭村中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相对较多，其中主动和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为10.7%，而小井庄只有4.7%，小岗村也只有7.3%。在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中，落儿岭有72.3%以上人群选择“健身器材活动”、“乒乓球和台球”和各类健身操，健身项目的现代元素较为明显；在小岗村多数参与健身的农民选择的是“自由活动”、“慢跑、长走”，只有23.7%的人群选择“健身器材活动”；而在小井庄多数锻炼者倾向传统的武术，在外打工的青年人回家偶尔也打打羽毛球、跳健身操等，在村民中还是以武术等传统的项目为主体，活动内容明显呈现单一化。从村落的集体活动项目看，小井庄的“龙舟赛”和“高跷赛”曾经红红火火，现在也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有一些年长的老人们支撑着这些昔日红火的传统；小岗村每年都举办花鼓舞活动和各类演出；而落儿岭文化体育活动却相当丰富多彩，秧歌队、打链响、跑旱船等传统项目在农闲和春节等重大节日时期巡回演出，乒乓球、篮球联赛是年年都有，而且还经常联合周围18个村庄进行对抗友谊赛，还多次代表霍山县农民代表队参加大别山地区和省里的相关赛事。不难看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使得小井庄村委会领导把心思都投入到经济发展、村庄改造、道路硬化和医疗卫生等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上，加上农民都在忙于自己的生产和外出打工，致使村级公共健身场所匮乏和缺乏应有的活动，而且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不同，村民的健身活动都显露出传统和现代的杂糅特征，且受到当地传统文化影响，村民健身内容各有侧重。在对三村农民的体育认识的调查看，也呈现一定的差异，在小井庄村有77.3%认同“劳动就是体育锻炼”，近80%农民认为“没病就是健康，没必要锻炼”，还有40.3%人认为“体育是城市人的事”；在小岗村这一结果的比例是67.3%、28.3%和13.2%，而在落儿岭则为51.3%、12.4%和6.7%。这种认知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联，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导致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减少，整体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使得农民的知识水平不高，体育知识就更加匮乏，这种匮乏使得农民对一些现代体育项目了解缺乏，对于运动技能技术掌握和体育价值的理解和接纳较为困难。尤其是小井庄，还是典型的农业村，才刚刚迈入小康的大门，村民整日还在忙弄着农业生产发展，改善生计，很少有机会接受文化和科学技能教育，再加上传统的不良文化习俗和信仰，对于体育的功能与价值认识不足；小岗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近十年的事，虽然身为中国的改革第一村，一夜迈过贫困线，可三十年没有踏上致富线，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体育生活化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相对落儿岭来说，小井庄和小岗村农民体育认知水平就不够高。另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村委会领导的重视程度不一，使得村落农民体育发展速度各异，小井庄经济条件在3村中最为薄弱，开展体育活动的基础条件还不是很成熟，村中领导为了村庄的经济发展，文化生活还没有列入重点工作，体育就更是如此，致使村落农民体育相当落后，村中集体性活动很少，对农民的调查和访谈知道，只有6.5%的农民参与过村级和乡镇的集体文体活动，小岗村也只有13.1%，而落儿岭有37.8%农民有过参与村级和乡镇集体文体活动的经验。这主要是小岗村的村级领导和带头人忙于村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村民的健身活动基本是个体化行为，较少有村落集体性的体育赛事活动，就是有也是上级和村庄招商引资时的活动。而落儿岭的领导在重视经济的同时，看到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贫乏，也认识到文化对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兴建体育文化活动的硬件和软件，而且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经常走入农民活动之中，亲自感受和组织，特别是村委会治安主任还兼职村级体育文化活动的指导员工作，起到很好的带头与示范的作用。在落儿岭和小岗村，由于村级经济水平发展较好，领导的体育重视，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也得到较大的倾斜，特别是落儿岭已经连续3次接受过中国体育彩票中心支持的6万元的健身器材，而小井庄却一直没有这方面的“优惠村待遇”。由于小井庄的经济落后，各级政府对于其体育投入较少，村落体育场地设施严重滞后，与农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形成较大矛盾。可喜的是，山南镇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采取自己拿点，多渠道筹集点，外界捐出点的方式，已经于2010年5月共筹集12万元的专款，准备建造一个多功能的小井庄全民健身中心，提升“农村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形象（小井庄的分田到户比小岗村还要早72天，当时有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过问）。在体育消费方面看，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3村农民体育消费中“没有消费”和“30元以下”占主导，两项合计超过72.7%，而且随着消费额上升，体育消费人数比例大幅度下降，这种体育消费情况在3村中具有一致性；在“没有消费”的比例中落儿岭村农民占18.9%，小岗村占32.1%，而小井庄有67.8%；在“150元以上”体育消费中，落儿岭有21.2%，小岗村为10.4%，而小井庄只有4.6%，可见经济发展是影响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同时也看出，经济的不同，使得农民对于体育健身的需求也出现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落儿岭村村民对于体育的需求高于小岗村和小井庄。
4 农民体育发展的人文环境分析
体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同的人文因素通过影响社会成员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在不同层面上制约了体育的运动和发展。农民体育发展的人文环境是指围绕农民体育这一主体发生影响的社会各种文化因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文化环境、科技环境、教育环境和信息环境等方面。
农村教育为农民体育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的保障。全国群众体育调查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体育锻炼程度与文化程度成正相关的特点［5,6］。对已有统计数据整理看，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在近十年得到较大改观，农民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表3）。
从本次3村的调查结果看，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6.2%，初中占50.9%，高中占11.2%，中专占8.7%，大专以上占8.9%，文盲和半文盲占5.3%。可见，当前农村中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群最多。以上数据与全国数据相比，各项指标都有所改善，为农民体育开展打下较好的文化基础［7］。但是与城市相比，目前农民文化程度还是较低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具有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重，城镇与乡村分别为3.2%和0.07%。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为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8］。在对3村的2008年度人口文化程度与所在地城镇人口文化程度对比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差距（表4）。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从趋势上处于上升的态势。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农民的教育程度比城镇低得多，这种文化程度将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行为和价值观等方面，从而加大农民体育发展的困难。
本次调查显示，在乡镇文化站的数量上并没有呈上升趋势，其数量变动不是很明显，1995-2007年间数量基本恒定在一乡（镇）一个，只是在2005年政府机构改革后，体育工作被纳入（并到）诸如教育、文化等部门之下，成为一个科室或合并成文体一家，相对来说体育工作被削弱了。而对3村的调查来看，村级文化室和文化中心有所发展，由1995年从无到有，并且上升到2007年平均每村有5个小型农民文体活动中心（例如小岗村有1个健身中心，3个文化活动室，1个文化广场和1个大学生民兵之家），在这期间3村的业余文化团体发展较好，其中小岗村的花鼓舞表演队经常参加各种汇报演出，已经成为小岗村的招牌了，另外还有落儿岭的秧歌队，村级28家企业中都有一支这样的队伍。
当前随着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全方位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都得到较好的发展，调查显示，进驻小岗村的企业单位就达到13家，其中农业4家、工业6家，交通运输业1家，批发零售业2家；落儿岭企业达到28家，其中工业占到47%，农产品加工业占34%，批发零售业占18%；在小井庄中，虽然工业企业所占比例不大，但在农业生态业发展方面独具特色，一些农业绿色高端技术的广泛推广，有力地拉动了村级的产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3村中，特别是美国GLG、天津宝迪集团和上海铸造厂等企业入驻，给农民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大大增强了农村生产科技含量。
在农村教育方面，虽然近十年农村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数量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是学生入学数量呈现上升的趋势，2001年高中入学学生为158万人，到2008年上升为238万人，专任教师由2000年10.4万人上升到2008年18.3万人；初中入学学生2000年为2629万人，到2008年上升为4121万人，专任教师数量由2000年168.2万人上升到2008年的287.7万人［7］。调查表明，在2000年3村初中在校生为137人，到2008年达到1012人；高中入学人数由2000年的78人上升到2008年的704人，而且在2005-2008年间有87名大学生入户3村（其中有36位为返乡大学生和5名大学生村官及46名落户大学生），创建村办企业，特别是小岗村的大学生蘑菇大棚养殖给该村注入新型农业发展思路，在带动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方面效果显著，得到安徽省和中央的肯定。在农民成人教育方面，3村所在镇和县城都有农民中专学校和技术培训班，每一年都对管辖的乡镇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技术、技能的培训，其中小岗村平均每年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达到424人次，而且还有每年的春秋两季的进村农业指导；小井庄每年有510多人次参与文化知识、农业技术技能的成人教育和培训；落儿岭村在常规培训的基础上，每一年都要选派50名农民好手参加县市组织的乡镇企业创业大讲堂活动。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政府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以及教育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得到重视，我国农村体育文化教育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就目前社会发展的整体而言，农村文化教育还相对较为落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在体育文化教育方面就更显得势单力薄了（表5）。
信息环境方面，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强，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打破，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发生，农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空前加大，特别是近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各种社会信息通过广播、电视、书刊报纸等媒介大量涌入农民生活视野，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体育信息的增长也日渐增多。农民获得体育信息的渠道也开始广泛起来（表6），在农村，体育环境也开始丰富起来，体育对于农民来说也不再是一问三不知的陌生事物。但是在对所调查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所获得的体育信息的实用性不是很强（表6）。这主要是当前媒体对于体育的相关报道过分侧重于竞技体育和市民体育，而对于农村群体的特点不是太关心，严重制约和影响农民对于体育的关心和取向，这在全民健身工程中应该给予重视，不然全民健身计划不足以体现“全民”了。
5 农民体育发展的健身环境分析
在社会广泛关注“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在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的全面贯彻下，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试点的大力推广下，农村体育和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氛围日渐好起来。据国家体育总局第3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2007年度我国乡村居民有1.22亿参加过体育运动，占我国16岁以上农民的16.7%，其中在参与群体中有4.1%的农民达到经常参与体育锻炼频度。农民参与体育项目以简单易行为主，其中快走和慢跑为主，其次是羽毛球、乒乓球和各种健身操。体育活动主要以非正规场所为主，诸如江河湖畔、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公路道旁和自家庭院等，其中“自家庭院或室内”中进行体育锻炼的乡村居民比城镇居民高出19.5%，还有就是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点上锻炼的农民也较多，占到16.8%。农村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方式主要是朋友（17.3%）、个人锻炼（16.4%）和家人一起（6.5%），而参加村委会等正式团体组织的很少，平均也只有3.5%左右居民参与过。
在本次对3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3村中有61.8%的农民在2009年度不同程度参与过体育运动，其中1年中参与过1次以上体育活动的人数比例，小岗村为62.8%，小井庄为54%，落儿岭为69.3%。活动开展主要集中在农闲季节，锻炼时间段主要为傍晚和早上；3村中活动地点既有相同也有差异，差异体现在：小岗村主要是村内马路、文化广场、文体健身苑和健身活动馆，小井庄主要为文化广场、农民健身工程点、镇健身场所（由于该村离镇较近，一些体育爱好者常去），落儿岭主要为文化大院、盘山公路、山坡健身长廊、工会室内活动场所和小学体育场等。共同之处在于，也是多数居民所选择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空地、公共活动场所（如村小店门口等人口常聚集的地方）、自家庭院和房前屋后空地等。3村居民参与的活动主要是一些散步、慢跑、篮球、武术、太极、羽毛球和各种健身操等常规性的不需要太大投入的项目。其中小岗村有37.5%居民的主要活动是舞蹈和秧歌，特别是凤阳花鼓舞在群众中的地位较为突出，每到春节等重大节日时花鼓戏（舞）扭动更是热闹非凡。还有近30%的参与体育活动的居民主要选择“健身器材活动”，村文体健身苑是这一人群常去场所，而且他们还经常能三五成群自发组队演练各式健身操动作（其中有很多是自编自演）。小井庄村参加体育活动农民有51.3%选择“自由活动和武术”，有42.1%的选择“散步和慢跑”，有13.2%的选择“健身器材活动”。总体来看，该村农民健身手段比较单一，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主要是一些运动技术含量不高的简单的身体活动。而在落儿岭村有72.3%选择“健身器材活动”，有48.5%的选择“乒乓球、台球、篮球和羽毛球等球类活动”,有42.9%的选择“健身操（球）”，从中可以看出在该村一些现代体育项目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全民健身第二阶段的全面启动和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各级政府都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国家体育总局对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启动以来，安徽省政府显示出高度关注的姿态，正在根据省情逐渐加大建设力度，2010年再次把农民体育建设工程列入省级民生建设工程，全面长效地实施这项惠民工程。在2009年的基础上，再次增加1800万的投入经费，计划在2010年中完成1488个村级健身点任务，极大地提升农民体育参与和健身的环境。
当然，在农村体育健身环境得到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与城镇体育健身环境相比较，村级农民体育发展还是处于弱势，特别是农民的体育健身设施滞后和健身参与程度不高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国家体育总局2007年度的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相比，差异显著，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高出24.1%，经常参与体育的城镇居民有13.1%，而农村只有4.1%，城镇是农村的2.7倍，差异较大。而且城镇居民锻炼场所正规化比乡村居民要高得多，差值达到10.1―19.5%。3村的调查中，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只有1.2%，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只有6.4%，参与过体质测试的农民更是少之甚少。村级体育资源相当匮乏，有限的农村体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乡镇一级，村一级的体育社团组织非常薄弱，体育场地村一级除了农民健身工程以外，几乎就是空白，就是乡镇一级也是主要集中在各级各类学校和机关一级企事业单位之中。村级体育活动开展较少，相对来说乡镇一级较为频繁（表7）。但同时要注意到，我国农民体育发展是建立在落后的农村基础之上的，其历史基础较为薄弱，在国家不断重视“三农”和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在农民体育参与热情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国家层面和各级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与团体的大力支持下，农民体育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体育观念是指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及发展体育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指发展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发展人。由于中国农村传统社会过于重视“人伦”，奉行官本位，看重“礼数”，取向“以文取士”，以“知书达理”来评价个人，在体育方面的负面影响就表现为把体育看作是歪门邪道，不走正路的表现，而视“诵经习文”为主流。我国农村传统社会的这种体育观念延续数千年，在农民的性格中几乎是根深蒂固。以致今日，我们仍然常听到家长对孩子教育“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且在调研中常听农村家长对自己孩子的评价“这孩子门门功课都好，就是体育差点，差就差吧！对以后发展影响也不大”。可见，在当前农村社会中，普遍还是以文化教育为取向，而对体育总是另类看待，正是这个认识上的短见，导致农村社会无体育的成分，更无主动的体育健身意识可谈，体育锻炼只是少数中上阶层人士的文化生活之一（表8）。
以上数据反映，当前农村社会虽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得到较大的进步，但人们对于体育总体认识还是有待提高，整体上农民体育健身的意识观念较为淡薄，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导致农民的封闭保守，不利于农民形成发展性和享受性的体育健身思想。农民劳作时间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无时间、无闲暇和无精力主动参与到体育文化活动之中来，从而造成农村区域很难形成健身的氛围。调查中还发现，农民在得病时，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和劳损性疾病，他们很少能和缺乏必要的体育锻炼联系起来，甚至有部分中老年群体认为自己不好的身体不适宜体育活动，参与体育活动可能加重身体的衰败。可见，他们对体育锻炼的功效和价值还是不了解，甚至有负面的理解。体育的强身健体和防病治病的功能在农民的思想体系中亟待深化，农民存在的“劳作就是锻炼”、“无病就是健康”的传统观念急需转变，急需我们相关部门，特别是体育部门加大对农村人群的舆论宣传和知识传播。使得体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深入农民的心田，使得体育锻炼成为农民自觉的需求。
一种观念的形成是漫长的，然而一旦形成，要想改变它就更为漫长。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多方面重视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尽管新农村建设中把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列入其中，有的省份还上升为“民生工程”层面（安徽省2009年度和2010年度都列入为民生工程）。但是，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不良传统因素浸染和现代农村“经济发展至上论”的片面认识，体育文化的生活化还是很难普及，仍然难以普遍得到基层政府、官员和管理者的实质性的重视，渴望领导、部门重视群众体育在农村开展仍然是广大体育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奢求。
中国农民传统的体育观念的积弊严重影响着农民体育的发展。首先，它使得农民在心底里对体育就漠不关心，无法认识体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无法理解体育对自己文化生活质量提高的有效促进作用。同时这种观念阻碍了农民主动学习体育健身知识，使得农民普遍缺乏体育知识（表9）。没有体育方面的必要知识就更加加剧他们有意无意对体育（活动）的排斥，加剧农民体育的推广难度。其次，它使得大多数基层文体工作者在关注农村文化事业发展时通常也有意无意间就忽略了体育，表现在他们论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时，基本上都是以文艺为视点，体育完全被排斥在外。这使得农民体育在整个新农村建设大系统中缺乏应有的和实质性的关注。本次对基层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当前在乡镇和村级之中，多数管理干部和领导工作重点还是仅仅放在经济发展和一些文化艺术活动之中，严重忽视了农村生产力的主力军――农民身体健康问题。他们认为农民身体好坏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村庄经济发展、生产发展和村级急需解决的一些社会事务上（如计划生育、农业技术推广、社会治安等）。可见，基层管理者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经济”决定一切的惯性模式之中。他们对农民体育认识不足，指导不够，组织不得力，不能从“能动性”视角来把握农村生产力要素――人的身体健康，还没有意识到“物质资本”投入转向“人力资本”投入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要消除农村传统的体育观念积弊，提高农民（管理者）的体育认知水平，丰富农民体育知识，任重道远！
7 结束语
我国农民体育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较为复杂的环境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环境的作用下运行和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全面实施的重要阶段，农民收入和支出也稳步增长，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的掌握在逐年上升，同时国家对农村体育事业也给予重视，特别是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较大倾斜，农民体育发展迎来了空前的好机遇。当前一段时期，是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的启动关键时期。一方面，我们要围绕建设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以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为契机，转变观念，求实创新，实现农民体育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城市经济还相当落后，而且村落间的差距也显现出较大差距，严重制约村落农民体育的均衡发展；农民体育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还不够完善，基层对农民体育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的执行力度很不理想；农民的体育意识还相当淡薄，农村传统文化和思想对农民体育发展的制约作用较为突出；农村社会指导员严重匮乏，农村体育组织工作涣散和组织基础薄弱，直接影响农民体育的指导和培训。要充分认清农村体育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于分析和掌握农民体育发展动态，对于制定农民体育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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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新农村建设受益最大的农民群众，能否充分发挥积极性投入到这项工程中，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但从笔者几年来在基层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看到，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在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中，许多地方的农民主体作用还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我就如何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新农村建设中影响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主体自身方面原因分析：
1、观念落后。部分农民缺乏长远目光和大局意识，本位思想太严重，只考虑一家一户的利益得失，对新农村建设中涉及的土地调整、宅基地管理政策、公益设施建设的态度迥异、观点不一，规划、政策中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阻挠，只想获利，却不愿让利。由于这部分人组织化程度低，思想分化严重，所以主体目标很难取得一致，如部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中进行规划时漠不关心，对土地政策不遵守，建房时讲风水信迷信，导致规划执行难，乱占耕地建房现象严重。
2、素质不高。不可否认，由于农村长期落后和农民收入低 迷 ，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当代中国绝大多数文盲、半文盲都在农村，他们一时半会还难于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做法，如我乡社面点的农民在开展建设之初阻止改卫生厕所，经了解主要原因是他们理解不了“无害化处理”原理，怕改厕后整个村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3、结构失衡。由于农村缺乏致富的路子，为赚钱而外出务工的人员不断增多，有的全家外出，大量劳动力资源外流，留在家的都是“386199”部队，他们既要负责地里农活，又要负责监护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幼小子女，新农村建设力量明显不足。如在村庄整治及发展产业时总有部分农户因缺乏劳力而影响工作整体进程。
后劲不足。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大部分农村家庭收入不高，加之以往医疗、教育费用都要自己承担，开支较大，农民积蓄不多，即使有点积蓄也想存银行防老，不愿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缺乏，导致新农村建设的后劲明显不足。
（二）政府主导服务方面原因分析：
1、宣传发动不到位。不少建设点宣传只是以写标语及张贴各种制度为主，宣传形式单一，内容呆板，群众不易接受，认为政府是搞形式主义，搞形象工程，对于“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认识不清、理解不透。
2、工作方式有偏差。由于对农民主体地位认识不足，加之为应对新农村建设限期考核、督查，赶时间、赶进度、赶验收，不少干部缺乏工作的耐心，不注重对农民的引导，不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具体建设事项大包大揽，导致群众不领情、不认账，认为是干部为了政绩搞花架子，做表面工作。所以有的点出现“政府发号召，群众心里笑”、“干部扫地，群众参观”的现象。
3、投入机制有缺陷。首先是政府投入不足，多数村庄因基础设施薄弱，即使群众积极性很高，也难于正常开展。如今年我县对每个三级共建点扶持10万元，一些基础设施条件差、涉及户数多的点，群众急盼解决出行道路和水利设施，由于资金缺口大，导致农户怕完成不了任务，达不到验收标准，得不到补助资金从而不愿参与新农村建设。其次是投入不均衡。不同领导、不同单位扶助及不同乡镇的点补助资金、补助标准往往不统一。甚至有的点为了赶时间进度，粉刷房子、修公路等不需要农民出钱，助长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最后是投入资金的管理不到位。部分建设点由于上级补助资金、群众筹集资金的使用不经民主讨论，帐务不公开，从而容易让农户之间相互猜疑，同时对干部和理事会产生不信任感，影响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4、基层组织能力弱化。党员队伍老化，管理松散，村组干部文化程度低，人才匮乏，决策团队弱化，加上个别村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如宗族不和，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不密切，使群众对干部存在戒备心理。如在发展甜叶菊产业中就有不少农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怕干部说话不算数，兑现不了承诺而不愿栽种。
正是由于农民自身和政府引导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中，农民的主体作用的发挥效果大打折扣。
二、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对策
（一）提高农民素质。
首先，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大力关注农村留守孩的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改善教育设施，特别是要解决好边远山区师资力量紧缺问题，提高教育质量，为农村的未来培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其次要大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通过推进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和农业科技培训，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提高和丰富农民的知识技术水平，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致富的能力。
再次要重视发展农村文化。既重视载体的建设，如村文化站、文化广场等，更要在丰富农民生活上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支持农村的文化队伍建设， 发动社会文艺团体送戏下乡，结合农村传统节日和平时重要活动，更多地举行能够体现农民优良传统或具有时代精神的、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在丰富农民生活的同时，转变农民的生活观、审美观，提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二）夯实经济基础。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生活富足，农民才能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前提，建设新农村最关键的就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要重点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要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增加农民政策性收入；要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来自农业本身的收入；要引导农民正确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二是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对其居住环境进行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要引导农民到城区镇区买房建房，不能到城镇买房建房的，要引导农民建设中心村，变传统的分散居住为集中居住，合理安排供水、供电、交通、医院、学校和购物，既降低建设成本，又可以大量地节约耕地，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从而自觉改变传统的不文明、不方便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质的变化。三是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实行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增加对农民社会保障的政策、资金扶持，同时加大管理力度，建成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的农村养老制度、覆盖全面的农村医疗保障和大病救助制度，结束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把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的局面，让中国农民这一最大的国民主体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增强政府的亲合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
其次是要切实提高集体收入。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只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才能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真正建设好新农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应加强村级班子建设，选好带头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发挥资源优势，找准发展路子。如集体开发林场、果园、菜园、园林、养殖场等增加集体收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对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应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大力改善农民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应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制定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办法，盘活现有资产，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对集体原有资产及农村资源，要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交付农民开发利用，盘活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三）增强服务能力
1、增强干部服务能力。首先，乡干部要勤奋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要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和经济信息，了解农村实际情况，通晓农村实用法规，力争成为农村中的文化人，抓经济的明白人，创业中的领路人。其次，要转变观念。在角色上由指挥向服务转变，自觉“矮化”角色，在履行组织指挥职责的同时提供服务指导，既当马前卒又当勤务员。深入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政策和做法，提高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同时在村庄规划，项目申报、筹资方式、资金管理方面加强组织和引导，并出谋划策帮助制定产业规划，环境整治方案，美化绿化方案及建设预算等，但必须遵从民意，民主协商，切不可包办代替。干部还要利用自身见多识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再次，在工作方法上由指教向引导转变。要有大局观念，有爱民之心，工作中将心比心、以情换情，与群众“套近乎”“拉关系”“建感情”，在“少说多做上”下工夫。采取召开现场会、典型经验交流会，组织外出参观学习，卫生评比等灵活有效的形式，通过干部搭舞台，让农民典型站出来“领唱”，运用典型“金钥匙”开启农民思想观念转变之门。
2、加强农村基层党织建设。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固本强基，要大力加强村党支部班子建设，切实形成 “双强型”的火车头。一是选好带头人，实现能人治村。加强对支部书记的培训与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善经营、会管理、具有崇高党性和奉献精神的领头人。二是加强支部建设，强化组织活动。有条件的新农村建设点要设立党小组，让农村无职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主战场上大显身手，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培养锻炼年轻党员，壮大农村党员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管理机制，创新载体，创建平台，让农村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