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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范文第1篇
本人自20XX年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在公司一直承担电力通信研究专业报告编制、电力通信类资料翻译、电力通信资讯搜集等方面工作：
1、专业报告编制：参与XX公司及部门相关报告的前期搜资、编写及修改完善工作，包含《电力信息通信资源商业化评估分析报告》、《电力信息通信资源商业化运营项目可行性研究》、《国家电网公司直属单位信息通信承载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智能用电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等。此外，参与部门商业咨询研究相关工作，包括分析探讨互联网+供电服务业务开展的宏观环境、业务拓展方向及应用场景、商业模式、具备的软硬件产品资源及技术优势；参与《电力通信助推电网全业务运营》汇报材料编写等内容。
2、电力通信类资料翻译：参与公司电力通信类信息搜集及相关资料的翻译工作，以及完成部门组织的报告、论文翻译。包含：参与埃森哲《总览全球智能电网发展机遇》、美国电科院《一体化电网—全面发挥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价值》、IEEE《可再生能源间歇性对电网及储能的影响》、《电力线宽带通信与无线通信结合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组网方式的应用》、《基于EPON技术的电力光纤采集装置研究》、《基于宽带PLC的多媒体传输技术在智能家居中的研究及应用》等报告及论文的翻译工作。
此外，本人还在日常工作中，坚持跟踪国外行业动态，搜集智能电网、智慧城市、智能量测等方面的资料，介绍发达国家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为公司智能电网相关业务的发展提供一定帮助。
在将已有专业知识应用到工作实践的同时，本人还积极参与公司举办的相关学习培训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参加工作以来，本人参加了海外项目拓展思路方法、国际EPC项目管理知识、商务PPT制作及商务英语、外事接待等领域的培训，获益匪浅。
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商业银行 异质性资源 智力资本
一、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物资产和财务资产不再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知识、技术、企业信息系统、组织结构等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资源。
商业银行属于金融行业中的知识密集型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核心竞争优势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本。Mohiuddin et al. （2006）对孟加拉商业银行的研究、Maria，Bontis（2008）对葡萄牙银行业的研究、Muhammad&Ismail（2009）对马来西亚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以及Mahesh et al（2013）对澳大利亚金融部门的研究，都证实了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
因此，深入认识智力资本、对智力资本进行有效管理，对于商业银行的高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智力资本的定义及其异质性特征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智力资本概念进行界定，早期研究多将其界定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并视其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Davenport和Prusak（1998）将智力资本定义为结构化的经验、价值观、背景信息及专家见解的2024并且能够为评估与吸收新的经验和信息提供参考。国内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基本都是从实现持续竞争优势的角度，将能够实现企业价值创造并有助于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性知识和能力2024定义为智力资本。根据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来源于其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智力资本具备价值性及稀缺性
知识、经验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智力资本的供应是有代价的。一方面，越是先进的知识，其掌握者就越是稀少；另一方面，企业所需的特定知识是需要企业在市场中寻找的，有时甚至在公开市场是难以获得的。因此，智力资本是具备价值性和稀缺性的。
2、智力资本的共享表现出要素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
具有实物形态的物质资源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总会发生形态改变或消耗，但是不具有实物形态的智力资本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基本不会发生形态的改变。甚至知识的增值就是在其反复使用中实现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智力资本的共享表现出要素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
3、智力资本的增加具有类新陈代谢和路径依赖的特征
虽然智力资本在运用过程中不会发生价值的减损，但是由于技术更新等原因，企业掌握的智力资本就有可能发生价值创造能力的减损而导致被淘汰。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所获取的智力资本在应用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更新。然而，智力资本的新旧更替不是全盘否定式进行的，而是不断修正、不断替代着完成的。新知识的出现和运用一定是在已有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基础也就是企业智力资本获取的路径依赖性体现。即，智力资本的增加具有类新陈代谢和路径依赖的特性，并且这一路径依赖特性又进一步强化了智力资本的难以模仿性。
4、企业掌握的智力资本极难被竞争者模仿
智力资本本身所具有的无形性直接增加了竞争者的模仿障碍。并且由于不满足会计信息系统的货币计量假设以及相关确认条件，大多数智力资本都是无法在企业财务报表中进行反映的表外资产。并且，大量隐性知识的存在也导致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因果模糊性，使得其竞争者不知道应该模仿什么以及怎样模仿。另外，企业智力资本的获取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其他企业即便获得也需要时间进行理解和整合。即，智力资本具有时间上的难以模仿性。
上述异质性特征说明智力资本是企业特有的、并且是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
三、商业银行智力资本的具体内容及其衡量
1、商业银行智力资本的具体内容
目前2024智力资本的研究多以“H-S-C”结构为分类基础。其中，“H”代表人力资本，表示以个人为载体的、员工可带走的认知、技能及经验等内容；“S”代表结构资本，表示以组织为载体的组织惯例、管理系统、知识产权等内容；“C”代表客户资本，表示来自客户的知识范畴，多数研究将与客户的关系也纳入这一范畴。
本文认为这样的研究划分在指导银行实际工作时并不适用。商业银行智力资本可以按照其最终载体划分为以员工为载体的智力资本和以组织为载体的智力资本两种类型。其中，以员工为承载主体的智力资本，包括员工通过接受教育、培训等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及其学习能力等。并且，在组织的成长和存续过程中，员工知识的运用又能够部分的转化为以组织自身为载体的组织智力资本。以组织为载体的智力资本是以企业自身为承载主体的知识资源形式，存在于企业群体或者部门内以及整个组织中。它不仅表现为显性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存在于各类组织程序以及工作流程、操作规范等（DavenPort&Prusak 1998）。包括企业拥有的各种专利、技术以及能够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帮助员工知识得以发挥作用的各种沟通机制、企业数据库、流程组织方式以及研发体系机制设计。
2、商业银行智力资本的衡量
科学衡量企业智力资本存量状况，是企业智力资本培育和挖掘其价值潜力的前提条件。
早期对于智力资本的信息了解主要依赖企业财务报告中的相关信息披露，例如从企业基本情况介绍中可以了解企业员工学历状况；从无形资产项目披露中可以了解企业专利、版权、商标权等项目状况；从研发支出项目金额中，通过期初期末余额的比较可以了解到企业当期研发投入资本化投入的状况；从管理费用项目披露中可以了解当期研发投入中费用化处理的金额状况；从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项目披露中可以了解企业主要客户往来业务占比状况，等等。但是分散的信息传递降低了企业管理者对其的关注度。为此，学者们又相继开发了VAIC法、斯堪的亚模型、智力资本指数模型，等等。 目前在智力资本测量方面，量表测量法是日渐主流的方法。它是基于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理念，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借鉴大量文献，通过编制调查问卷进行智力资本的数据2024。但是，量表测量法往往会带有较大的主观判断，其调查结果可能会受到被调查者主观意愿的影响。
本文认为，不同行业企业智力资本的内容表现都是有差异的。商业银行系统应根据自身业务的具体特点，设计出符合银行特质的智力资本测量量表，并据此构建系统常规的智力资本报告体系，以方便进行智力资本的动态监测和长期培育。
四、商业银行智力资本报告体系的构建
商业银行智力资本信息报告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智力资本状况的客观完整反映，也有助于动态监测商业银行的智力资本存量以及智力资本培养状况，利于其核心竞争能力的培养。另外，公开的商业银行智力资本信息报告也有助于各利益相关者对商业银行智力资本投入状况的信息了解，有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业务发展瓶颈。商业银行智力资本报告至少应由四个部分组成。
1、基于智力资本的商业银行战略描述
本部分应在具体描述银行战略愿景的基础上，着重说明以下内容：一是在推动战略执行过程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力资本支持；二是我们获取上述智力资本的途径手段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规划计划？三是如何设计智力资本管理流程，包括：内部传递、共享、培育以及建立保护性壁垒等。
2、对于少部分可以进行量化描述的指标进行报告
一是某项智力资本存量状况描述；二是报告期内该项智力资本的流量状况描述；三是该项智力资本下一报告期可能发生的变动预期；四是附注部分，内容为报告中所涉及的智力资本描述指标的具体解释和测算依据阐述。由于理论研究中对智力资本概念及构成认识仍不统一，因此智力资本报告体系应根据各商业银行的具体业务特点设计其指标体系。
3、以客观陈述的方式对难以进行量化的指标进行占有状况的描述
具体包括：任职人员年龄结构；参加专业培训员工人数；各类培训总时数；员工创新活动开展状况；员工各类资质认证获得情况；专家咨询与指导时数；本单位在业务竞赛中的获奖情况；等等。
4、商业银行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自我鉴定以及未来规划
在报告了当前智力资本占有状况后，本部分需要对上述智力资本在本报告期内的使用效率进行自我鉴定。借此诊断智力资本应用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并针对其中可能进行的改进提出未来的发展计划。
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非营利性 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1.009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要加快智库发展。强调指出，要完善我国领导决策机制和程序，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高水平的新型智库和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现代智库的两大基本类型
智库，英文为“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顾名思义，智库就是提供思想、智慧和决策咨询意见的组织。“智库”工作通常不是指个体性的智囊活动，而是指其作为一个群体组织来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活动。有的时候，人们也把它比作是决策者的“外脑”。
现代智库一般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作为专家群体生产思想的“工厂”，可提供思想产品（理论、理念、公共知识等）；第二，作为专家群体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可提供政策咨询、政策建议，解决问题的系统应对方案，充当决策者的“外脑”；第三，作为专家群体的独立性社会组织，可搭建各界交流平台（举办论坛、报告会等），影响社会媒体和社会舆论；第四，作为专家群体的集聚地，可发挥人才“孵化器”的作用，培训、储备社会人才；第五，作为专家群体的高端组织，可在国际舞台上起到争取“话语权”的作用。①
起源于欧美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是以影响政府（施政者）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机构。我们认为，这应属于一种典型化意义上的智库。但还应有更为广义的智库，即所有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智力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都应属于智库的范畴。虽然影响“公共政策”和具有“非营利性”“独立性”是现代智库的基本特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所有智库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最广义的智库还应包括那些不以直接影响“公共政策”、不完全“非有偿”（没有任何营利、营收的）、不完全“独立性”的智囊组织。比如，那些为企业等社会组织提供经营性战略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多数是有偿服务，有的则从属于2024组织而非完全“独立性”的。事实上，美国就有不少智库机构是从属于官方、军方和特殊利益集团的。
因此，现代智库通常存在着独立性与从属性、无偿性与有偿性两大基本类型。从这种更广泛的含义上来理解和界定现代智库，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无论从理论逻辑起点还是实践视野来讲，都是十分必要的。
如何理解智库的“非营利性”
我们不赞成只从影响“公共政策”“非营利”“独立性”角度去界定所有智库。当然，我们这样讲，首先涉及对智库范围、性质、功能的把握，尤其需要正确地理解智库的基本特性。
一般认为，构成智库的基本要素有：一是由两个以上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群体性组织机构；二是为决策者服务，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建议；三是以重要的战策略问题（包括思想、理念、思路、预测、策论等）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四是非营利性；五是独立性。这五个方面几乎是世界各国智库普遍都应具有的共同特性。但问题是如何理解、体现这些特点以及各国智库的个性化、具体化表现。对此，人们似乎还有较大的争议。
总的来讲，对一、二、三个要素人们不会有较大异见，主要是如何把握四、五两大要素，即智库的“非营利性”和“独立性”问题。
“非营利性”作为智库的一般特性，它区别于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经营的企业组织。但智库也可以开展有偿的决策咨询服务，可以有服务报酬，可以有咨询收益，因而它又区别于完全无偿的慈善机构。智库就是介于“营利性”与“公益性”（无偿性）之间的一种“非营利”“非无偿”的社会组织机构。
那么，一些收取决策咨询服务经费（课题经费）的纯民间、民营的社会智库，是否就可以说是“营利性”智库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作为民间社会智库，其建立和运行智库筹集的资金不算是一种市场投资行为，收取的有偿决策服务经费不应属于完全市场交易性的买卖行为（可视为“智库成果购买制”行为），况且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还必须以一定的“独立性”（但也可能有利益倾向）为前提。
当然，智库的“非营利”属性也与其“行业”的本质特点直接相关。因为智库提供的是属于头脑智慧、知识产品，虽有价值，但不同于一般商业产品；智库或者说从事决策服务的人和他们服务的对象，都属于社会上很小的一部分人群（社会少数精英群体），同时，智库产品（决策报告）的个体化色彩很浓，因而难以形成规模化商品；尤其重要的是，智库提供的产品（决策报告），通常具有内部性、预测性甚至严格的保密性。智库的这些“行业”特点，也决定了它的“难营利性”，即只能是“非营利性”的。
因此，对那些民营的、开展有偿服务收益的社会智库，其性质和导向也应是“非营利性”的，它们可以有“收益”，但不能以“营利”为基本目的，否则，就不是“智库”而是企业了。比如，那些提供工程咨询服务、法律财会事务的机构，就属于营利性的企业组织，由政府工商部门负责登记管理，要依法纳税，而社会智库组织则由政府的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通常是可以依法免税的。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24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②（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规定：要“按照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的要求，积极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分类改革，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突出优势和特色，调整优化智库布局，促进各类智库有序发展”。
因此，智库是“非营利性”组织，但并不是“无偿性”的公益组织，而通常是可以提供“有偿”服务的，可以有“收益”、有“报酬”的。尽管智库的产品不完全是商品，但智力产品有“知识产权”、有社会“价值”。如果把智库的“非营利性”理解为“无偿性”或者完全的“公益性”，那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也是不利于智库健康发展的。
如何理解智库的“独立性”
相对智库的“非营利性”，对智库的“独立性”理解，分歧意见也许会更多更大。
一般认为，“独立性”作为智库的一个基本特性，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作为组织机构是独立的，它不从属于其他组织。
二是资金的“独立性”，它没有政府资助，也不接受可能影响其研究独立性的利益团体的捐助，主要由独立的公益性团体或个人设立和资助，就公共政策发表独立的研究报告。
三是它开展调研活动是客观独立进行的。
四是它提供的研究报告，坚持客观立场，避免因受制于某种利益而造成“偏见”或“成见”，即使经费由服务对象提供，也应坚持客观独立的观点和看法，应更多地注重、关心研究的公益性（公共利益）和公正性。
我们认为，只要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独立性”之一，尤其是能开展客观独立研究、提供客观独立决策咨询报告（观点、结论）的智库，就可以说具备了智库的基本特性和功能，而不应只片面地强调组织机构的“独立性”和经费的“独立性”。
如果认为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的含义才称得上智库，那么，不但我国绝大多数党政群、社会科学院、党校、大专院校、国防军事和国际外交等系统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不能算智库，就是世界各国的多数决策咨询机构，恐怕也没有几个能称得上是智库了。比方说，美国智库一般都标榜其“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在国际上，美国智库总离不开为美国利益服务，在国内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制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且不少本身就从属于相应的军政或党派机构。
据2024资料介绍，美国政策分析研究机构（智库）约有两千多家，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第一类是官方设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如白宫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各部门设立的政策分析机构、较大的州（市）政府设立的政策分析机构。第二类是政府合同型政策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以及很多大学设立的政策研究中心，大都由政府提供研究经费和委托合同，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研究报告。第三类为完全独立型政策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研究会等，它们没有政府资助，也不接受可能影响其研究独立性的利益团体的捐助，主要由独立的公益性团体或个人设立和资助，并就公共政策发表独立的研究报告。第四类是游说推销型的政策研究机构。他们由特定的利益团体设立或接受特定利益团体的资助委托，发表的政策分析报告也更多地代表着特定利益团体的观点。③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性，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那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即使表面上是“民间独立身份”，其实也难免是为“主人”效力的。事实上，美国多数智库背后大都是有利益集团支持的。
总之，智库的“非营利性”“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特点
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的建设，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目标。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24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重大决定。同志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进一步重视并加快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1月，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事关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现代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并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予以推进落实。由此，中国智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方向。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要求，同志明确指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当然要具备一般智库的共同特性，即为施政者、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具体表现为前述五个方面的特点。这也就是说，中国智库与世界各国智库具有共同的特性，中国应该加快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的，可以与世界智库交流、有国际影响力、能为我胩峁┕际话语权的智库，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高端智库更应该突出其专业化水平。
但是，我国要建设的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的现代智库。所以，《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那么，智库的“中国特色”属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必须维护我们爰液腿嗣竦母本利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必须服务于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智库发展的方针政策；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方面。
作为“中国特色”的智库，自然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解答“中国问题”，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树立“中国形象”，提供“中国方案”。我们无须回避中国智库为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性质及其职责。
那么，“新型”智库又“新”在何处呢？我们认为：首先，中国智库应是立足当今国情世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其次，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独立开展研究，具有相对独立性、专业性的；第三，是与我国现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的；第四，是赋予并要发挥现代治国理政功能和作用的；第五，是体现改革创新要求，按照新的体制机制、组织管理模式来运作的；第六，是与现代科技、现代科学方法相适应，尊重知识、智力，营造探讨氛围，聚引高端人才，能提供客观可靠又有创新见识的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的；第七，是要着力建设一批能与国际智库交流、具有国际影响力、提供国际话语权的现代高端智库的；等等。因此，我们要建设的中国智库是现代、新型的。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地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我国一个重大发展战略，其战略地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民主政治和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协商民主和决策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和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积极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重要支撑，使我们的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法治化，从而更好地以科学决策去引领科学发展。
第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但日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本身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不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是国家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正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升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意见》）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智力的支撑。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政治协商民主广泛而多层次的制度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建立健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体系，就必须切实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充分发挥智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格局。过去，由于对智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我国的新型智库建设不尽如人意，尤其专业化的高端智库不多。不过，如果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组织基础角度讲，我国也还是具有面广量多的良好条件的。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个基本“国情”。
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智库组织形态的基本分布格局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各派、群团组织的政策研究部门；国家和省的参事室、文史馆、咨询委员会（专家顾问组）；国家、省、市的社会科学院系统；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系统；军事敕老低车牟文鼻楸ê脱芯坎棵牛蛔匀豢蒲Ъ际跸低车难芯吭核；国有企业或国有控制企业的研究部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舆论和舆情部门的“内参”机构；社会民间（包括民营企业）的调研咨询机构等。
上述十多类决策咨询服务组织，构成了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现实基础。客观地讲，我国目前智库或者类似智库的组织机构、人员，已经足够多了，而不是少了。由此我们认为，我国今后建设新型智库的重点，应放在如何推进各类智库的协调发展上，如何加快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上，如何加强发展专业性强的民间智库上，以及如何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代高端智库方面。
中国智库也应有足够的客观独立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智库都隶属于党政军群体制内部系统，行政化色彩较浓，从组织和运行的体制机制上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这也是事实。但有人据此否定党政军群体制内政策咨询部门的智库性质和功能，也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我们承认我国目前多数政策研究机构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但这种“从属性”不是衡量智库“独立性”唯一标准。因为，世界上从属于相应组织机构（包括党政军）的智库很多。要知道，现代智库、思想库大都起源于军队的情报作战谋划部门（室）或相应的组织机构。如前所述，即使十分强调智库独立性的美国，也有不少智库是从属于党派或别的机构的。事实上，美国还有专司游说推销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就属于由特定的利益集团所设立或接受特定利益团体的资助委托的智库，发表的政策分析报告也总是代表这些特定利益团体的观点。他们通过向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游说推销自己的主张，以达到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目的。因此，说美国的所有智库都是独立的、无党派利益的，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其次，客观性、独立性与党性、人民性是可以统一的。这是我国智库的本质特性之一。从根本上讲，智库为了我们国家的更好发展而提出决策意见，是与我们党、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同轨同向的。我们党、政府作出的决策，应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包括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的我国所有智库及其提供的决策咨询建议，只有更客观、更真实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言之有理”“说之有据”，从而更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我国智库研究及成果要追求的“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内在统一性之所在。事实上，直接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他们具有熟悉决策过程、了解客观情况、及时掌握时局动态、研究成果更易于转化为决策等优势，而这往往又是一般社会民间智库所难以企及的。当然，他们除了发挥智库功能和作用外，还要承担大量日常文稿起草等行政事务性工作，而这些工作一般就不属于决策咨询的范畴了。从这种角度讲，从属于党政军群行政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应是一种属于“半智库”“准智库”的研究机构：一方面是行政机制，另一方面是智库性研究机构。它们作为我国一类十分重要的智库，事实上直接承担和发挥着决策咨询的智囊作用，而且在履行这种职能的过程中，无疑应保持足够的客观独立性，这样才能提供客观真实的见解，为决策者当好参谋助手，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我国智库能做到开展客观独立研究和提供客观独立的决策咨询报告。毫无疑问，只要是智库或者作为智库的决策建议报告，就应该有客观性、独立性（不能被当事者的个人利益喜好所左右），否则，就不是智库或智库的研究成果了。我们认为，“独立性”作为智库的一个重要特点，主要应体现在智库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报告（成果）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公正性上。这是所有智库或者被赋予智库职能、发挥智库作用的组织机构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的职业操守。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也完全应该并能够做到这种“客观性”“独立性”，这也是我们党、政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智库建设不应该回避、否定客观独立性，而应该承认、肯定、强调智库的客观独立性。事实上，任何为决策主体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都是有“主体性”、“利益（害）性”的。除了那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比如全球气候等问题）提供的客观独立研究报告才具有“全人类”利益外，世界上几乎所有智库及其研究报告都是为本国或相应的决策主体服务的。而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建议报告越客观真实，才越能真正提供多视角、原创性、可选择的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成果。唯其如此，才能体现智库的应有价值，发挥智库的应有作用。
作为“中国智库”，毫无疑问应有中国的“主体性”。正如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显然，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努力方向。
中国智库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从广义上讲，只要从事、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智库。至于是从属于相关部门还是自身独立运行，这仅仅是智库的组织类型不同而已。现在世界上各国智库通常都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只是数量比例多少不同罢了。再说，虽然多数智库通常都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也有专司为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的。因此，智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能只从某一个角度去判断。
但是，我们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国智库现状不存在问题，不需要进行改革创新。恰恰相反，我们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明确指出，随着形势发展，目前我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现实需要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水准智库缺乏，提供具有国际话语权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多，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性安排不完善，智库建设整体规划不够，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合理，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等。总之，目前中国的广义智库、准智库、“半智库”数量过于庞大，而且近年来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有特色、有创见、有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不多，存在着大量低层次的重复劳动，人力、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浪费严重。
除此以外，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宽阔的国际视野、广博的古今知识、客观的问题意识、独立的科学精神、担当的家国情怀、踏实的治学态度、严谨的学术作风，都是中国智库应当着力倡导和养成的，也是中国智库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尽管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步伐加快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而且在发展中又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正如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同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智库健康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努力方向。
当前中国智库建设的重点任务
我们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总目标，扬长补短，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智库专业化水平，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型智库体系。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坚持统筹“合”库。如前所述，就类型和数量来讲，当前我国智库总体上是多了而不是少了。有人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主要对象、直接或间接为党政军群领导机构服务的“政策型”研究组织就多达2000家。如果统计到县市一级，全国各级各系统各领域为领导部门决策咨询服务或赋予相应职能的“智库”，更是多达上万家而远不只是两千多家了。所以，问题不在于从数量上建更多的智库，而重点应控制规模，合理分工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资源，尤其是党政等行政化编制内的决策咨询服务部门，更应下决心从过多地服务于领导机构起草日常文稿、日常行政服务中解放出来。我们尤其需要统筹整合纵横向雷同的政策调研、文稿起草机构，统筹整合研究领域、服务对象重复的研究力量，以期更多地发挥其智库功能。当然，实践证明，当前要想从体制和组织机构上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并不现实，可行之策是通过“智库联盟”“智库联动”“课题协同”等组合办法来解决。
坚持特色立库。我国目前智库系统、类型、数量多，但有特色的智库并不多，尤其是全国上下垂直的同部门、同系统内部的决策服务部门，几乎都是雷同的。名称相同相似事小，问题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研究角度和方法也大多是大同小异，这导致智库资源浪费严重，效率低，研究报告质量不高。在下一步智库改革建设中，应对各系统的研究机构有不同定位，有明确重点，统筹分工，各有特色。缺乏特色的智库，即使机构规格高、人员数量多、轰轰烈烈一时，也是难以持久或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了国家级的极少数综合型智库外，其他智库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应各有侧重，有自己特定重点范围，实现特色立库，特色发展。
坚持专业兴库。现代智库可分为综合和专业两大类型。综合型是少数，多数智库应有自己专门的侧重研究领域，有自己专业的特色。但无论综合性研究机构还是专业性研究机构，作为真正的智库，都应该具有“专业化”特点。这里的“专业化”既包括研究对象分类的“专业性”，更主要是指研究水平的“专业性”。只有长期从事智库自身定位范围的研究、拥有稳定的职业化研究队伍、开展独立的客观调查研究、掌握本领域大量客观材料、提供客观独立又有专业水准的研究报告的智库，才是真正的专业化智库。目前，我国智库体系中比较缺的就是特色鲜明、专业水准高的智库。
坚持民间建库。目前，我国智库多属行政色彩很浓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而企业、行业、民间的社会智库发育时间短、数量少，属于要补齐的“短板”。所以，《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重点面向行业产业，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技术方向、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如果说支持国有企业办智库尚属政府“体制内”的话，那么，社会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也明确强调要支持发展社会智库，并要求社会智库也要“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2024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坚持高端强库。作为一个智力大国和世界大国，智库数量多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应有一批在世界多数领域都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家级、世界级高端智库。这正是我国智库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中国应着力培育一批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专业化、职业化水平高，可以与世界智库交流、有国际影响力，能为我国提供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尤其是世界能级的高端智库，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更充分地展现“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为此，我国当前和今后应重点加快建设专业化的高端智库，按照“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要求，着力打造若干个或有综合性优势或有专业性特色优势的国家级、国际化高端智库。
坚持改革兴库。我们主张广义地理解智库，把从属于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也纳入到我国智库体系并作为重要的主力军，但它们毕竟还不是、也不应该是完全职业化的智库。我国智库多数与行政机关密切相关，这是它们发挥智库职能作用的重要优势。不过，这些“半智库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如果想要更多更好地履行智库职能的话，那就需要尽可能淡化一些行政色彩，减少一些日常起草文稿的行政性事务。这是我国智库建设改革创新的首要任务之一。
其次，要重点着力改革我国智库运行管理的体制机制，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强灵活性。
再次，还要进一步营造研究问题的氛围，倡导探讨争鸣的环境，以期产生更多更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
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就是要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革除智库领域传统行政体制弊端，改进智库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智库运行机制，健全智库保障体系，实施有效政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真正激活智库发展动力，走改革创新建库、立库、兴库、强库之路。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国的综合发展和竞争实力，应作为长期而紧迫、重大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果，努力建设一些专业化程度高、战略谋划能力和决策服务能力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的高端智库，而要建设知名的优秀高端智库，就应坚持智库的专业化要求，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并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在长期积累材料、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在系统化、集成化、可持续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经过提炼创新而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注释
①林坚：《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全局思考》，山东智库联盟《智库研究》，2016年5月16日。
②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24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范文第4篇
一、智力资本研究成果概述与发展趋势
“智力资本”被视为经济学里以机器设备、存货和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之外的非物质资本，亦可称为智慧资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美国新经济和知识经济命题的出现，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人们2024智力资本的研究迅速升温，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都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界对于智力资本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或层次：2024智力资本概念的讨论、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智力资本的特征、智力资本的计量以及智力资本报告。
（一）智力资本的涵义 西尼尔（Senior）早在1836年就提出了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一词，但当时只是作为人力资本的同义词出现，意指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及技能。加尔布雷斯于1969年发展了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智力资本不仅包括纯知识形态的知识，还包括相应的智力活动，智力资本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有效利用知识的动态过程。安妮?布鲁金（1996）认为，智力资本是对公司得以运行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总和。斯图尔特（1997）将智力资本界定为“公司中每个员工所拥有的、能为公司创造竞争优势的一切知识和能力的总和”，凡是能够用来创造财富的知识、信息、智力资产及经验等都是智力资本。埃德文森和马隆（1997）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市场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主要由能够为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知识资源组成。Lev（2001）从另外的角度指出，智力资本是指企业对未来收益非实物形态的要求权。董必荣（2009）则认为智力资本是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带来竞争优势的所有知识和能力的综合，也代表了企业对未来收益非实物形态的要求权。
（二）智力资本构成要素 大多数学者认为，智力资本可以大致划分为2~4个主要构成要素。具有代表性并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分类方法是斯图尔特（1997）的观点。他提出了H-S-C的机构模型，即企业的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构成。埃德文森和沙利文（1996）将企业的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源和结构资本两部分，其中人力资源指组织中所有与人的因素2024的方面，包括企业的所有者、雇员、合伙人、供应商以及所有将自己的能力、诀窍和技能带到企业的个人。结构性资本指不依附于企业人力资源而存在的组织的其他所有能力。这种二分法同时认为结构资本可以进一步分为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安妮?布鲁金（1996）提出的M-K-H-O结构是把智力资本分为市场资产、知识产权资产、人才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四个部分。如果将二分法和三分法中的结构资本进一步划分为知识产权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则三者都是一致的。2024智力资本分类的方法还有其他一些，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基本认同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三部分。
（三）智力资本的特征 由于对智力资本内涵和分类的不同认识，国内外学者对于智力资本特征的意见也不一致。万君康（2006）认为企业智力资本有如下六个特征：智力资本的投入性；智力资本的价值性和高增值性；智力资本的耐用性；智力资本的无形性；智力资本的共享性；智力资本的不稳定性。还有学者认为智力资本的特征可以总结为：稀缺性；活力；不确定性；长期收益性。人们通常认为，智力是无限的，之所以称智力资本还具有稀缺性，是因为“土地和资金等物质资本都可以从市场上购得，而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靠智力劳动者长期积累。除了一些外购的知识产权外，大量的智力资本都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正因为如此，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更高的稀缺性”（张虎等，2006）。
（四）智力资本的计量 一般而言，对于智力资本的计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货币计量，主要方法有市场-账面价值法、托宾Q值法、无形价值计量法、经济增加值法等；二是非货币计量，常用的方法有ANP法、平衡计分卡法、智力资本导航器和智力资本指数（ROOS）等。智力资本不同于传统的资本形态，由于其无形性，大多赞同采用货币与非货币计量相结合的指标评价法。平衡计分卡是卡普兰和诺顿为研究公司绩效的管理体系而设定的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平衡计分卡强调，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只能衡量过去发生的事项（落后的结果因素），但无法评估企业前瞻性的投资（领先的驱动因素）。因此，必须改用一组由财务、顾客、企业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项观点组成的绩效指标架构来评价组织的绩效。另一种被广为推崇的智力资本计量方法是斯堪迪亚模型（又称SKANDIA公司智力资本模型）。该模型是由斯堪迪亚公司的首席智力资本主管埃德文森提出的，以顾客、财务、流程、人力、更新和发展五个方面为重点，设定了164个具体指标，对企业智力资本的衡量比较全面。
（五）智力资本报告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2024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客户资本等构成的智力资本信息内容已经存在”，而且“企业越来越愿意披露智力资本信息”，“我国企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市价影响显著”（ 张丹，2008）。1997年，斯坎迪亚保险公司首次以智力资本报告表的形式对外公布其智力资本情况。 另外的智力资本报告方式还有智力资本星相图、智力资本指数法等。对于智力资本的报告，很多国家或地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如何报告，但提出了一些有指导意义的指南，以规范和引导企业的智力资本报告方式内容，如在1998年到2002年间由丹麦政府资助的一个丹麦研究项目提出的DMSTI指南，由欧洲委员会支持、以欧洲的六个国家共同开展的研究计划提出的Metrium指南等。
二、知识资本理论文献综述
（一）要素资本理论智力资本是针对西方市场和企业提出的，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鉴于这种情况，有学者在2000年前后基于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要素资本命题（罗福凯，连建辉；2001），厘清了技术与人力资本、物质设备及自然资源资本、信息资本、知识资本的区别，解释了技术如何转变为技术资本的内在逻辑机制。这是对企业投入生产要素的重新划分，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之后，我国学界对要素资本理论进行了系列研究（罗福凯，2001、2003、2005、2008、2009、2010）。
要素资本研究团队认为，当今世界的生产力要素主要有人力资源、财务货币、物质设备及自然资源，以及技术、知识和信息。这些生产要素被人们生产出来之后，经过其产权的确认和交易过程，就转化为企业或个人的要素资本。企业的利润是要素资本共同创造的。
在企业，技术是生产过程中的技能、技巧和技艺，以及其术用载体。技术的载体和形态可以是高技术含量的人工制品、人工文件，以及人的特别行为。这些高技术含量人工制品、人工文件和特别行为，都是私人商品，而非公共产品。在经济过程中，高技术含量人工制品、人工文件和特别行为被企业购买后，便形成企业的技术资本。企业的技术主要有专利技术、专有技术、软件，以及技术研发组织等。生产过程是资本产生的必要条件，完成交易过程则是资本产生的充分条件。技术、知识和信息都是人们生产劳动的产物，这些劳动成果在拥有了所有权凭证之后，所有人可以出售而获得财务货币，出售之后的技术、知识和信息，则变为其新的所有者的资本。一项新产业、新产品的投资比例和优化，经常依赖于其他与之互补和相连续的投资活动。一个新工厂机器设备投资和员工的招聘，其设计生产能力的实现，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技术、信息和知识投资，以及员工培训。如果设备精良而无先进的新产品、原材料和文明的员工，技术先进、员工文明而无科学的资本配置机制，也不会生产出高质量的人们喜欢的产品。
要素资本理论主要包括其命题、两个定理和一个工具，其中，两个定理是：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员工数量成反比，技术与劳动的替代率远高于机器设备与劳动的替代率。一个工具，则是为测算要素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效益而研制的要素资本平衡表。知识是要素资本理论的关键范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心。
（二）知识资本 知识资本是要素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以往对于要素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集中于作为整体研究，所以2024知识资本的单独研究还比较少。知识是人们认知和识别自然与社会的信念、理念和意志，以及知理识事的合称。信念是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没有信念就必然没有知识。信念是形成知识的第一个条件或构成知识的主体因素。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到的知识必须要能够满足如下三个条件：信念的条件、真的条件和证实的条件。知识是企业生产和交易所必须从市场上获取的科学文化知识，含购买知识产权、引进管理经验、聘请经济咨询和购买经济决策等专有资产。企业知识可以分为技术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技术性知识是对技术、技巧和技艺的科学描述和文化总结，制度性知识则侧重企业的组织、文化以及员工之间的配合等软因素。汪丁丁（1997）认为，技术性知识是社会分工逐渐细化所形成的，而制度性知识的发展有助于将不同类型的知识整合起来发挥巨大作用。技术性知识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制度性知识的重要性正在增强。
要素资本平衡表中知识资本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1）品牌商誉：企业产品质量信誉、售后服务信誉、重要顾客维持制度、营销网络和顾客、公司品牌效应。这些资产的创立是通过长期积累与经常性的维护和补充而形成的，发生的费用一般于当期计入营业费用。（2）公司理念与制度文件：公司管理文化和价值观、管理制度、权责管理和激励制度、业绩度量和评价、团队合作、现代管理方法的应用程度。这些项目在现行的会计核算上均不做计量、确认和披露，但它们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基础资产。（3）党团工会经费：这是针对我国企业情况提出的特殊指标。并非每一个企业都拥有大额的此项支出。党团经费在某些企业中可能支出额较小，而工会经费是每个企业必须缴纳的（2%）。作为通用的指标设计，此项需要列示在指标体系之内，没有此类费用发生的企业可能不产生此项指标的具体内容列支。（4）购买知识产权支出（含商标权）：知识产权资产包括专利权、版权、设计权、特许权、植物新品种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是典型的智力成果，也称为智力成果权，是受法律保护的资源，企业通过在市场上买卖知识产权获得知识资源的流通。作为经济知识的基础范畴，知识产权是最具有明晰性的知识资本之一。
三、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异同分析
（一）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发展历程 智力资本的发展是从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开始的，最早提出智力资本一词的西尼尔（Senior）就是把它作为人力资本的同义词应用的。现在的2024智力资本的文献也都同意把人力资本作为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研究。复旦大学的芮明杰教授在对智力资本研究多年的基础上提出，智力资本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智力资本就是指人力资本，中观的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组织结构资本，宏观的智力资本则包括人力资本、组织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三个方面。可见，无论从哪个层次研究，人力资本都是智力资本的核心和起点。
知识资本是从对企业生产要素的重新划分角度进行描述的，以知识为起点。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指出，知识是经过证实的真的信念。由这种信念发展到企业资本的研究再发展成为今天的知识资本。 企业中只有事关企业信念，并且能为企业创造新的价值的资源才能被划分为知识资本的组成成分。秦江萍等人认为，“知识与智力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但其含义还是有区别的。 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智力指‘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经济时代，经济学术语中的知识被赋予新的含义，其内涵应是很深刻的，‘专指那种能够作为资源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并在生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现代知识’”。 2024知识的讨论，是知识资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涵义 安妮?布鲁金（1996）认为智力资本是对公司得以运行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总和，他提出了“企业=有形资产+智力资本”，这种方法企图绕过对智力资本的直接定义，从有形资产的角度倒挤出智力资本的内容。埃德文森和马隆（1997）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市场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智力资本内容虽然有个大致的范围，但具体边界在哪里，至今没有人能说得清，人力、科学技术、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客户关系等都有所涉及。具体智力资本涵盖哪些内容出现了“因人而异”的尴尬局面。
相比智力资本，知识资本研究的范围明显要小得多。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信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区别划分，使知识资本的研究集中于企业理念的层面。知识资本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凝聚力，同时它又是企业的活力所在。企业将搜寻解决问题方法的经历存储于组织记忆中，称为企业拥有知识。组织记忆的外在表现是企业的“惯例”，包括行动的指南、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晰的惯例，以及企业组织心智模式等默会性的惯例。企业的知识就是企业成员共享的知识。经济知识的基础范畴是知识产权，知识资本不单包括知识产权的主要内容，也包括企业的客户关系投资、理念制度惯例和政治资源等。知识资本的边界在于企业中理念的范畴，超出理念范畴的技术、信息等不能称为知识。
（三）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划分 智力资本一般倾向于划分为三个组成成分，即人力资本、组织结构资本和客户关系资本。进一步把组织结构资本分为知识产权资本和基础结构资本。这种划分方法与知识资本所含内容有交叉重叠的成分。知识资本的研究内容也应当包括知识产权资本、基础结构资本和客户关系资本等。可见，不同的研究方法所涉及的企业内容应该是一致的，只是研究的角度不一样。
在要素资本平衡表中，为了便于会计确认和计量，将知识资本划分为四个部分：品牌商誉、公司理念与制度文件、党团工会经费和购买知识产权支出（含商标权）。品牌商誉可以从整体的角度衡量企业的客户关系和与市场的对接；公司理念与制度文件反映企业在战略、文化和组织结构方面的投入情况；党团工会经费是对政企关系的一个描述，这种投入会给企业带来一些固定的政治资源；购买知识产权支出（含商标权）反映了企业外购知识资本的情况，通过在市场上买卖各种权利体现出了知识资本的流动性特征。
（四）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度量 2024智力资本的具体计量方法，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方式。由于智力资本范围比较广泛，相应的指标设定也较多，以斯堪迪亚模型为例，就设定了164个指标进行度量。台湾学者陈振东和陈佩筠试图用模糊数法进行智力资本的总体测度，其原理也是非财务指标的应用。知识资本也可以采用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度。由于知识资本侧重于公司理念，而且范围比智力资本要小，因此，采用非财务指标测算的比例也比智力资本要大。非财务指标的好处在于可以考虑很多不易用货币衡量的因素，如政策的变更、政企关系、企业文化等。通过专家打分或者其他方式评估出来的非财务指标对于智力资本的衡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智力资本的总体状况。但非财务指标的应用也有其不容忽视的问题，即精确度的问题。非财务指标可以定性地描述一个企业的发展和资源存在状况，但很难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对比分析，以及解决主观评估中的客观性问题。如何实现资本报告标准化和精确化仍然是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理论发展中共同的难题。
四、结论
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虽然在研究内容上有所重叠，但两者在内涵、划分和计量等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论研究中应当首先搞清概念问题，不能简单地将两者混为一谈。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企业资源问题的，可谓各有特点，如果简单地视为同一概念，势必会在研究中引起混乱。
通常认为细化的研究能使研究更加深入和有效，这也是研究智力资本的学者还要继续将智力资本细化分类的原因。但由于智力资本概念尚不明晰，范围也存在争议，进一步细分会给研究工作带来一些困难。知识资本的内容范围相对较小，对于进一步的应用和研究工作都要相对容易一些。概念的划分是研究的第一步，目前，学术界中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概念的混淆已经造成了研究的一些障碍。如果正确恰当地区分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信息资本，那么无论对于知识资本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于智力资本的研究，都将是一个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董必荣：《企业对外智力资本报告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11期。
［2］张丹：《我国企业智力资本报告建立的现实基础：来自上市公司年报的检验》，《会计研究》2008年第1期。
［3］罗福凯：《论要素资本》，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期。
［4］张虎、冯华、王志勇：《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无形资产的比较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06年第11期。
［5］李冬琴、黄晓春：《智力资本：概念、结构和计量述评》，《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11期。
［6］罗福凯：《论公司财务的价值创造功能》，《财会通讯》（学术版）2004年第4期。
［7］罗福凯：《要素资本平衡表：一种新的内部资产负债表》，《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2期。
［8］傅元略：《企业智力资本与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3期。
［9］董必荣、李虎、路国平：《论智力资本报告的标准化》，《经济管理》2008年第14期。
［10］曾洁琼：《企业智力资本计量问题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3期。
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智力资本;自愿披露;内容分析法
一、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与智力资本相关的信息,智力资本不仅是企业创造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且也是其未来创新和利润增长的关键所在。lev and zarowin (1999)通过分析会计数据和市场价值的相关性,证明过去20年来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已经降低。普华永道2001年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现,在投资者认为最重要的信息中,只有三种属于财务信息(现金流、利润、毛利率),剩下的七种信息中有两种源于内部数据(战略方向和竞争格局),余下的五种均是无形的信息,包括市场增长、管理团队的素质、市场规模、市场份额和市场拓展;投资者认为中等重要的信息可以分为三类:顾客(分销渠道、品牌、客户周转率)、雇员(智力资本、雇员保留率和每名雇员的收入)和创新(新产品收入、新产品的成功率、研发支出和产品开发周期)。这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重要的信息几乎都属于智力资本,然而多数没有被管理层披露,因而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因此,研究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的自愿披露行为,对于促进上市公司提高自愿披露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会计界致力于研究外部报告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healey and palepu, 2001)。botosan(1997)发现提高信息披露程度能降低资本成本;sengupta(1998)证明提高披露能降低债务成本;healey et al. (1999)则发现提高披露能增加每股业绩,但与当期及预期盈余无关;gelb and zarowin (2000)发现披露水平高的公司,其股价与未来收益的相关性越高。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许多国家呼吁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程度,丹麦还编制了专门的智力资本披露指南。基于智力资本开发领域取得的成就,一批先驱企业率先开始对智力资本报告的探索,首开先河的是瑞典第一大保险和金融公司——斯堪迪亚(skandia),他们于1994年设计了导航仪模型,系统化地解释了智力资本各组成要素及其关系。1997年,丹麦组织一批企业从事智力资本开发,这些企业陆续公布了智力资本报告,随后亚洲、欧洲、中东地区的一些企业在智力资本披露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国对智力资本披露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最后几年,起步较晚,大部分停留在介绍国外的报告模式,并提出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报告模式。其研究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中增加与智力资本2024的账户并在表内披露,非财务信息在表外披露(谭劲松,2001;梁莱歆、官小春,2004);另一种是单独编制智力资本报告,如徐程兴(2003)提出的企业智力资本报告的主表和附表及报表附注所组成的报告框架。张炳发、万威武(2004)提出的企业知识资本报告,从知识资本投资、知识资本积累和知识资本绩效三大方面对企业的智力资本进行报告。对智力资本披露的实践研究涉及较少,张丹(2008)以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中心评出的2006年度上市公司100强中在a股上市的49家企业2001年至2005年的226份年度报告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2024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客户资本等构成的智力资本披露内容已经存在,且披露内容逐年增加;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市价影响显著;智力资本披露具有行业差异。冉秋红等(2007)对我国2005年223家上市公司年报公开披露的非货币计量智力资本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对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进行估算,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组织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对资本市场具有较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而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同时,这些发现存在行业差异。
然而,由于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的度量采用内容分析法,其重现性比较差,因而很有必要扩大样本容量,对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状况进行持续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公司智力资本披露的特征,为我国建立智力资本披露指南、有效指导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取2007年规模居前的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为样本,选择了可以减少规模效应影响的规模较大的公司。已有文献指出,智力资本披露程度与公司规模相关(bozzolan et al.,2006;张丹,2008)。虽然striukova et al.(2008)的实证结果指出,年度报告并不是研究智力资本披露程度最好的载体,然而大部分文献还是选择年报为分析样本(abeysekera and guthrie,2005;bozzolan et al.,2006;guthrie et al.,2007),而且除了年报外,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其他信息如网络信息、新闻发布会等较少,因此本文选择分析样本公司的年度报告。样本公司所属行业如表1所示,主要行业的划分依据csrc的行业分类。
(二)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的度量
由于年报中的智力资本信息多为文字和图表形式,为了辨别和比较不同企业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目前已有的大部分文献均采用内容分析法(beattie and thomson, 2007; guthrie and abeysekera, 2006; guthrie and petty, 2000; guthrie et al., 2004)。然而此方法近年来颇受批评,譬如beattie and thomson(2007)认为,由于没有提供详细的编码规则,智力资本要素的概念边界不清,读者很难判断智力资本要素的类别。因此本文将详细论述智力资本的分类以及各要素的涵义、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计量方法。
1.智力资本分类及要素的涵义
虽然目前没有公认的智力资本定义,智力资本报告的形式也各式各样,但包含的内容是相似的,主要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顾客资本,即“h-s-c”结构。guthrie and petty(2000)提出三类24要素的智力资本披露框架,人力资本包含6要素,即know-how、教育、职业资格、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与工作相关的能力、创新精神;组织资本包含9要素,即版权、专利、商标、管理哲学、企业文化、管理过程、信息系统、网络系统、财务关系;顾客资本包含9要素,即品牌、客户、顾客满意度、企业声誉、分销渠道、业务合作、许可合约、有利的契约、特许权合约。此框架被brennan(2001)和april et al.(2003)所采用。bozzolan et al.(2003)删减掉管理哲学、财务关系和创新精神三个要素,加入研究项目要素后形成22要素的分析框架。abeysekera and guthrie(2005)对智力资本要素进一步优化,并对各要素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基于该结构,同时考虑我国目前智力资本管理的现状以及年报的内容结构,笔者将企业智力资本类别即要素结构设置为3类17个要素。
(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企业员工的知识、经验、技能、态度的总和,包括培训与发展、创新精神、雇员安全、雇员关系、雇员福利以及雇员状况6个要素。培训与发展指know-how、职业资格和培训;创新精神指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和创新决心;雇员安全指企业采取的安全措施、安全认证等;雇员关系指工会举办活动、雇员参与社会活动;雇员福利指雇员和管理层的报酬、雇员福利、雇员持股计划;雇员状况包括雇员人数、专业构成、教育水平、专家资历、雇员年龄以及人事变动等。
(2)组织资本。组织资本是企业的基本构架,是将人力资本组织起来的机制和流程,包括智力资产、管理过程、信息和网络系统、企业文化、财务关系、研发6个要素。智力资本包括版权、商标和专利;管理过程指管理方法与运作过程;信息和网络系统是保障智力资本有效运转的技术保障,主要指公司的信息系统,譬如内联网、信息密集度、资讯科技能力等;企业文化是公司全体员工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财务关系是指企业与投资者、银行以及其他融资者的关系;研发是指为开发新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研究。
(3)顾客资本。顾客资本包括品牌与公司形象、顾客忠诚度、业务合作、分销渠道以及市场份额5个要素。品牌与公司形象包括品牌、质量标准和公司美誉;顾客忠诚度包括顾客满意度、客户忠诚度、客户拥有量、客户保持、客户服务等;业务合作包括商业合作、许可协议和特许经营协议;分销渠道包括销售、零售、经销权和网络等;市场份额包括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市场地位。
2.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程度的度量方法
依据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度量公司的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程度。内容分析法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披露的次数或频率越高,表明该问题越重要。一些文献根据相关字词、短语、句子、段落的长度来计量要素披露的次数,而一些文献仅仅只计量字词出现的次数,不论其长度(beattie and thomson,2007)。如果限制年度报告的篇幅,那么要素所占的长度越大,则该要素越重要,如果年报没有篇幅限制,由于没有额外成本,增加要素披露的长度可能并不能提供额外信息。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没有篇幅限制,报告长度参差不齐,长的超过200页,短的不到100页,因此本文选择只计数、不计长度的方法来度量智力资本披露的程度。参照bozzolan et al.(2003)的计数法,本文选择段落作为分析单位来计量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的次数,判断的依据主要是段落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特定的词汇。如果智力资本信息框架中的任一要素在某段被披露,则该要素披露记数1,如果没有披露,则记数0,如果某要素信息在年报中重复披露,则仅记录一次。年报分析完后进行分类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