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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南水北调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桥梁布置
中图分类号：TV文章编码：
1工程概况
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石家庄至北拒马河段）起点为石家庄市田庄分水闸以南约54m处，终点为北拒马河中支南岸，线路总长227.375km。由于该工程采用明渠输水方案，沿线截断了国道、省道、县乡村道等公路和群众用于生产、生活的机耕路共计600余条，因此需要对截断的道路进行恢复。根据工程复建原则，并结合当地交通状况，通过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最终确定京石段共布置跨渠公路桥130座、生产桥110座和连接路用于恢复截断的交通。
2桥梁布置原则
2.1公路桥布置原则
（1）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以及各专业部门的行业规范的要求，结合农村移民安置规划、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按三原原则进行道路工程的复（改）建。如果要提高复（改）建道路等级、标准，必须进行专门论证，并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2）根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工程总干渠总体设计》方案，为保证沿线公路的畅通，方便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为总干渠穿越的已建或在建的四级以上公路均需设置跨渠桥梁，村与村之间的交通，视具体情况适当设置。
（3）跨渠桥梁总数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每隔2km设置一座桥，并尽量与渠道正交，具体桥位还可以根据周围实际情况作合理调整。
2.2生产桥布置原则和标准
（1）根据生产道路的使用情况，对承担中心村对外主要交通任务、现状车流量较大、现状路面等级较高且距离公路桥桥位较远的生产道路，修建净宽4.5m生产桥，保证现状的对外交通功能。
（2）对具有承担村庄主要生产任务、且距离公路桥较远或难以修建连接路绕行的生产道路，修建净宽3.5m生产桥，保证现状的生产使用功能。
（3）对于距离公路桥相对较近，能通过修建连接路满足大型农业机械生产要求时，修建能通过小型农用车的净宽2.5m生产桥。
（4）连接路的布置应根据能过车的桥梁桥位综合考虑，对于连接高标准的路面，应适当提高连接路的建设标准。
3桥梁设计过程
3.1公路桥设计过程
1995年至2003年，根据《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跨渠交通桥初步设计大纲》的复建原则，对被总干渠截断的国道、省级公路、县级公路、乡级公路等重要的交通公路进行了反复调查，并与渠道沿线保定市交通局和石家庄市交通局进行了多次沟通协调，最终在《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石家庄至北拒马河段）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初设报告”）计列了131座公路桥。
2004年5月21～31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以下简称“水规总院”）对主体工程计列131座公路桥的“初设报告”进行了初步审查，同年7月19～24日进行了复审，9月17～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对初步设计概算进行了核定，水利部以水总(2004)605号文对“初设报告”进行了批复。
2005年7月完成公路桥招标设计，2006年3月完成施工详图设计并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厂城桥所在道路属于112国道，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占迁、规划加宽等原因，取消该桥改为厂城渠道倒虹吸。故最终实施后公路桥数量为130座。
3.2生产桥设计过程
水利部以水总(2004)605号文对“初设报告”进行了批复后，并在批文中提出了：“下阶段应根据跨渠公路桥的布置和渠道沿线村庄的分布，在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下，研究合理增设生产、生活便桥的必要性。”
2005年7月底至8月上旬，通过对石家庄市和保定市总干渠沿线村庄的生产生活交通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占迁安置规划修订生产生活交通恢复设计》，报告中计列了118座生产桥和连接路。
2005年10月，“水规总院”在武汉召开中线一期征地移民总体可研修改工作讨论会，在会议纪要中将生产桥更名为人行便桥，按照步行桥设计，桥宽总体控制在2.5m以内，两岸连接采用梯道设计。京石段占迁安置工程中计列的118座生产桥均按照人行便桥的规模和投资列入了总体可研报告。由于此标准与京石段上报标准差距较大，致使征迁工作推动困难，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阻工现象。
2006年6月1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以冀政函[2006]85号文向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调办”）建议尽快核实确认京石段公路桥、生产桥设置方案。
2006年7月23～29日，由“国调办”、“水规总院”、 “中线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河北省京石段总干渠沿线的交通现状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调查组要求将公路桥和生产桥统筹考虑，统一进行优化。
历经2年多的探讨，经过多层次、多部门考察研究，2007年6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办投资[2007]1385号文对《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石家庄至北拒马河段）生产桥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生产桥初设报告”）进行了批复，同意增设生产桥数按110座内、相应投资规模按3.4亿元内控制。2007年8月8日，国调办以国调办投计[2007]89号文对“生产桥初设报告”进行了批复。2007年9月，完成生产桥招标设计，2007年11月完成施工详图设计并陆续开始生产桥施工。
4结语
京石段共布置130座公路桥、110座生产桥和连接路用于恢复公路交通路网和生产交通路网，基本恢复了渠道两岸的公路交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同时公路交通是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命脉，总干渠两岸交通恢复的状况，对沿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形式以及地方经济发展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桥梁的布置、设计以及施工的过程都应该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和确认，为工程的顺利实施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 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石家庄至北拒马河段）初步设计报告[R].2004.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第2篇
近日，由北京老科学技术工作者总会、中国老科协农业分会主办，北京老科学技术工作者总会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老科协农业分会联谊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由北京老科学技术工作者总会会长叶文虎主持。中国老科协会长程连昌、中国老科协农业分会会长宋树友、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夏强出席并致辞。
北京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田文，北京老科总常务副会长田小平、罗忠仁，副会长李如理出席会议，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和有关科研院所的老科协组织、各省区市、部分县老科协及有关企业代表共70余人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以认真学习领会中央今年1号文件，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土地流转为主旨，通过学习文件、专题报告和典型发言以及交流研讨土地流转的做法和经验，进一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推进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创新。
会议结合学习领会党的十提出的关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政策，了解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组织了专题报告，分别由农业部农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研究员陈建华作《农村土地政策与土地流转》的报告；北京农村工作委员会李成贵作《北京市城乡一体化的做法和成效》的报告；中国老科协副会长宋树友作《农业现代化》的报告。
这次联谊会的召开，各单位做了充分准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撰写材料，如：安徽省老科协农业分会介绍了《安徽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云南省老教授协会云南农大分会张兴旺介绍了《建设现代化农业必须先做好土地流转》；云南省老科协云南师范大学分会李宏国介绍了《对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认识与思考》；湖南省老科协、郴州市嘉禾县老科协联合调查组介绍了《规范运行农村土地有序流转的不二选择》；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老科协介绍了《集约化养殖场生态农业与土地流转模式案例》；山东省圣丰种业公司介绍了农产品产销网络的经验与方法。
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高登义研究员赴鞍山作科普报告
6月25日，在辽宁省鞍山市市委党校报告厅，当地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市科协、市老科协共同举办了“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高登义研究员鞍山报告会”。这次报告会，受到鞍山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副书记刘桂香、市委秘书长张世超对举办报告会作了重要指示。报告会前，副市长秦国夫会见了高登义研究员一行。
高登义研究员是著名科学家、科学探险家和科普作家。现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副团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是我国第一个登上地球三级（指南极、北极和珠穆朗玛峰）的科学家。作为队长曾率领科考队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发现并认证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高登义研究员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科院科技成果特等奖。
中国老科协林业分会召开第六届会员大会 杨继平当选会长
7月7日，中国老科协林业分会第六届会员大会在京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成员。中国老科协会长程连昌，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扎根，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科技司司长彭有冬，原林业部副部长、林业分会名誉会长蔡延松，原林业部副部长、中国老科协副会长、林业分会会长刘于鹤，国家林业局党组原成员、中央纪委驻国家林业局纪检组原组长杨继平出席会议。会议由刘于鹤会长和孙传玉副会长分别主持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1名，常务理事8名，杨继平为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寇文正、孙传玉、宋闯、秦德顺为副会长，秦德顺兼秘书长。聘请刘于鹤为第六届理事会名誉会长，李葆珍、林进、朱延福、陈润生为荣誉理事。
湖南省老科协增硒工程取得重要进展 推广富硒农产品5.9万亩
经过10年努力，湖南省老科协启动增硒工程已取得重要进展，建立实验示范基地11个，推广富硒农产品面积5.9万亩。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素，但人体自身无法合成，须像摄取淀粉、蛋白质一样，每天摄取适量的硒。硒缺乏会导致人体免疫能力下降，诱发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40多种疾病。全世界目前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硒地区，我国有72%的地区共15个省区，约7亿人生活在低、缺硒地区。湖南省属低硒地区，广大群众远未达到补硒标准。
军民鱼水情 科技进军营
7月25日，云南省富宁县老科协会长袁华隆、名誉会长郑有权、秘书长刘正国、副会长梁有能、理事龚守旺、刘云珍、周国举、会员李荣正、陈达贵、陈德英、农应龙、韦光金、谢邦兴、刘承仙等40多位离退休老同志前往田蓬狮子山慰问，受到了边防官兵的热烈欢迎。
浙江省老科协有关“五水共治”建议获省领导批示
2014年7月11日和7月14日，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辉忠，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茅临生等省领导相继就浙江省老科协《“五水共治”中防洪水排涝水与气象的关系》作出重要批示。
王辉忠批示指出，省老科协的调研报告有数据、有分析、有对策，并批转相关厅、局进行认真研究，积极吸收到当前正在全面开展的 “五水共治”中去。茅临生批示指出老气象工作者心系浙江，关心浙江的防洪水、排涝水工作，体现了拳拳之心，奉献智慧和经验，并批转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借鉴。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创新能力；广西；云南；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3.003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培养西部后发地区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促进西部地区跨越发展的根本途径，对推进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广西和云南同属沿边、沿疆的西部欠发达、多民族聚居省份，发展阶段和区位条件类似。新世纪以来两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能力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以区域创新为主题的权威报告，按年度评价各省市创新能力，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但相关研究多关注发达地区，对后发区域创新关注还有限。西部后发地区创新体系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总体创新能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眼于区域创新能力的长期动态变化，参考张长生的研究框架基础上探讨广西和云南创新能力的演变特征、差异及提升对策。
1新世纪以来广西与云南创新能力演变比较
1.1创新能力综合值表现的比较
广西和云南创新能力综合值演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7年），广西与云南的起点接近，随后指标差距扩大，并保持到2007年。第二个阶段（2008-2014年），在2008和2009年连续两年云南的得分超广西后，广西得分值重新超过云南，并保持到2014年，但该阶段云南与广西的差距呈缩小趋势（表1）。
2001-2014年广西和云南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都有所提升。广西头尾排名升5位排19位；云南升2位排23位。2014年广西排名首次进前20名，云南也再次进入前23名。从相对差距来看，广西排名在20-25名之间，而云南排名只有2008和2009年在25名之前，其余年份都在25-30名之间，广西的排名大体比云南高4位（表2）。广西与云南排名差距基本不变，而综合值差距逐步缩小，说明西部大开发以来，广西与云南创新能力提升同时，区域间差距缩小。
1.2创新能力构成要素比较分析
区域创新能力变化源于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五方面的结构变化。2001-2014年，广西和云南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四类指标排名都有所提高，但广西知识获取指标排名不升反降，而云南则稳步提升（图1c）。广西知识创造排名呈上升趋势，云南则基本稳定。广西排名2001-2007年在21-30名间大幅波动，2008年后升到26名以上，2014年升至前15名。云南知识创新排名多数年份高于广西，但2012年后被广西超过（图1b）。广西知识获取的排名从大于26位降至2014年历史最低第30位。而云南则从2007年前排名21位以后，5次进入前20名。此外2007年以前，广西多数年份的知识获取能力排名都高于云南，但是2007年以后云南连续7年高于广西（图1c）。广西企业创新排名从2007年前的15-28位，小幅提升15-23位，其中七年中五年进入前20位。云南的排名则从2007年前的在27-30位之间，进入到在21-29位之间并基本保持在26位。广西企业创新能力在所有年份排名都高于云南（图1d）。两省创新环境排名围绕25名波动，2007年后排名波动区间趋向第20名，且两省排名都曾突破前20名，显示创新环境改善迹象。云南创新环境排名比广西略高，14年中广西排名只有6年高于云南（图1e）。广西创新绩效从围绕25名大幅波动演变到2007年后逐渐提升到20名左右，且曾连续5年排在25名以前。云南创新绩效排名变化不大，近五年波幅变小并稳定在25-30名。广西和云南的创新绩效排名交替上升。到2014年，广西创新绩效排名上升到第21名，云南则下降到26名（图1f）。
区域创新能力综合值是五个二级指标的加权平均值，由于五个要素的结构变化，导致创新能力综合值变化。2001-2014年广西和云南创新能力综合值均有所提升，且差距呈缩小趋势。广西与云南的排名从类似起点开始，经历了从高于云南，低于云南，再次超过云南的交替变化。两省不同要素创新能力头尾排名呈现不同变化趋势。广西在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方面提升，但是知识获取方面呈下降趋势。云南知识获取、企业创新提升，知识创造、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方面基本稳定。
22014年广西与云南区域创新能力基础指标比较
20项知识创造基础指标中，广西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政府研发投入、国内论文、国际论文、发明专利授权的增长率、亿元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产生的发明专利申请数6个指标排上游（前10名，下同），比云南多3个，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国内论文数等4个指标排中游（指11-20名，下同），比云南少3个，政府研发投入、国际论文数等10个指标排下游（指20名之后，下同），比云南多1个。共有13个指标居云南之前，7个指标排在云南之后。广西居前的多为增长率指标，靠后的多为比率和绝对值指标。
24项知识获取指标中，广西只有规上企业引进技术经费支出、作者异省合作科技论文数、同省异单位合作科技论文数的增长率3项指标排上游，比云南少5项，有7项指标排云南之前，17项居云南之后。排下游的指标广西有15项，比云南多11项，这说明广西的知识获取能力比云南弱。
24项企业创新中，广西规上企业研发人员增和研发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率、规上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规上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4项企业创新基础指标居上游，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增长率、规上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等12项指标居中游，分别比云南多1项和6项，8项居下游，比云南少7项，广西有17项指标高于云南，7项在云南之后。总体来看，广西的企业创新能力排全国中下游，排名显著高于云南。
38项创新环境基础指标中，广西有科技馆当年参观人数、国家创新基金获得资金、国家产业化计划项目当年落实资金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增长率4项指标居上游，比云南少9项，16项排中游，比云南多4项，18项在下游，比云南多6项。广西有13项指标高于云南，25项指标比云南低，所以广西和云南的创新环境指标大体排在全国中下游，而广西的创新环境目前总体上落后于云南，特别是在外贸、科教和金融环境方面。
31项创新绩效基础指标中，广西有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工业污水排放总量的增长率4项指标排上游，比云南多1项，22项排中游，比云南多14项，5项排下游，比云南少15项。广西有25项指标高于云南，6项指标排云南之后。广西排上游的指标主要是速度指标，中游的大多是绝对数和比重指标。云南排上游的都是速度指标，中游的多是速度指标和比重指标。总体来看，广西创新绩效排全国中游，而云南排名则靠近下游，广西创新绩效排名高于云南。
3提升广西和云南区域创新能力的思考
自中国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以来，广西和云南经过近20年建设，区域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但是同为沿边、沿疆和后发西部省份，广西和云南与发达省份差距总体上还较悬殊，两省都急需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加快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广西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及两省创新能力对比分析，广西和云南区域创新能力结构尽管存在差异，但同样面临着诸多类似发展问题和机遇。在“十三五”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阶段，广西与云南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3.1促进创新能力要素协调发展
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强调创新的系统化，主张补短而非片面地扬长，强调创新链条整合，而非单一环节的表现。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应注重能力要素的均衡发展及创新链各环节协调。与发达省份相比，广西和云南区域创新能力要素发展协调性不高，存在创新能力短板。广西专利综合表现、技术转移、创新基础设施及市场环境水平较滞后。广西应保持政府研发投入稳定增长，建立引导社会资金、企业资金投入研发的多层次研发投入体系，完善激励发明专利申请和科技的政策和措施，在保证数量增长基础上逐步提高科技成果质量。云南应该更注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3.2加大教育投入和吸引人才力度
后发地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滞后，还存在人才缺乏问题，这也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瓶颈。广西和云南6岁及以上人口大专程度比例常年排在全国下游约30名位置。近5年，为了加强培养人才，两省都加大了教育投入，教育投入规模和强度都领先其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云南省，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排在全国前十名。两省还积极实施各种人才引进政策，重点是科研和行业领军人才以及海外高端人才。长期来看，广西和云南还应该重从体制、政策上进行制度创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增强激励机制，进一步增强对各层次人才吸引力度。
3.3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消费水平
经济发展是创新活动的基础，较高的经济水平为创新提供了资源保障。广西和云南作为后发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低是制约创新能力形成的主要制约因素。2014年，广西和云南的人均GDP分别为27952元和22195元，分别排全国的27位和29位。经济发展水平低制约着创新资源投入的规模和强度，进而限制了创新产出水平和市场规模。因此后发地区首先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保证持续的创新投资，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3.4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广西和云南市场发育水平相对较低，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作用不显著。2014年广西和云南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改善程度指标，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和改善程度排名都处于中下游。2015年行政管理指标排名广西第9位，云南24位，改善程度排名广西排第2位；云南30位。广西的市场环境改善效果明显，云南则改善较慢。总体而言，欠发达地区的市场环境建设比较滞后，政府只有通过深化包括科技体制在内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才可能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加快追赶发达地区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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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2[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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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6-2007[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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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长生.粤苏区域创新能力比较与启示[J].岭南学刊，2015，（4）：95104.
[15]枪笊，，杨德林.北京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缺陷与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3，（02）：3640.
[16]曾刚，李英戈，樊杰.京沪区域创新系统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2006，（03）：3238.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水资源 规划 思路 初步成果
河南省焦作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表水贫乏，完全靠开采地下水供给，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55m3，占全国的1/8。为了保证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焦作市政府根据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关于抓紧开展南水北调城市水资源规划工作的通知》以及河南省政府的有关指示精神，组织水利、建委、环保、物价等单位编制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省供水区焦作市城市水资源规划报告》，对焦作市水资源量、水质状况、供用水现状等进行了调查分析，同时对不同规划水平年2005、2010、2030年进行供需预测，提出了焦作市引用南水北调水量的初步意见。
一、 规划的基本工作思路
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增加的情况紧密结合，体现水资源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二要坚持开源节流并举，节水优先的原则，立足于本地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充分考虑节水措施，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坚持先节水后调水的原则。三是切实重视和加强水污染治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实行先治污后通水。四要研究建立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的法律法规。
二、 焦作城市水资源现状分析
水资源量：焦作市地处海河流域上游，周围共有8条河道从市区穿过，但均属季节性河流，汛期一过，基本处于断流干涸状态。城市工矿及居民生活用水均靠开采地下水供给。根据《焦作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现状年（1999年）市区控制面积370km2，其地下水量为7680万m3，规划水平年市区控制面积424km2，地下水量为8800万m3。
水质状况：1999年全市污水排放量为9012万t。据环保监测站监测，城区各河道均不能满足《地面水体水环境质量标准》的Ⅵ类水质标准。
供用水现状：通过对现状年1997、1998、1999年统计分析，年均毛用水量为17741万m3，其中工业用水9239万m3，生活用水3632万m3，环境用水180万m3，近郊农村用水4690万m3，人均用水定额为170L/d，一般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51.77m3。
节水现状及节水潜力：截至1999年底，计划用水户380个，水量近1亿m3，工业水重复利用率从原来的38%提高到68.38%，完成大中型节水技术改造122项，累计节水量达1.1亿m3，推广应用新型节水器具5万余件（套），从1997年到1999年3年期间，城市生活用水在人均用水定额有所上升的前提下，共节水297万m3，工业用水共节水2188万m3，近郊农业节水达6550万m3，节水潜力巨大。
三、 城市水资源供需预测及对策
1. 城市水资源供需预测
（1）需水量预测。2005年：总需水量31081万m3，其中工业用水12820万m3，生活用水7195万m3，环境用水5856万m3，近郊农村用水5210万m3。2010年：总需水量为37142万m3，其中工业用水14744万m3，生活用水9893万m3，环境用水6979万m3，近郊农村用水5524万m3。2030年：总需水量为47193万m3，其中工业用水18730万m3，生活用水14615万m3，环境用水9245万m3，近郊农村用水4603万m3。
从以上结果可看出，城市生活需水量增长率分别为11.11%、6.58%、1.76%，工业用水增长率分别为3.17%、2.56%、1.49%。近郊农村用水呈下降趋势。
（2）可供水量预测。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省供水区城市水资源规划报告编写提纲》，坚持用足、用够南水北调水源，城市挤占周边农业和环境水量应还给农业和环境的原则，确定2005年关闭市区范围所有孔隙水自备井，至2010年关闭市区零星分散岩溶水自备井，并限制地下水开采量，同时考虑城区面积由现状370km2发展到424km2，则不同规划水平年2005年地下水可供水量为8800万m3，2010年、2030年地下水可供水量为7040万m3。
（3）供需平衡分析。根据上述供需水量预测结果进行平衡分析，分两种方案：一是供水量中不考虑污水处理回用量，需水量中考虑节水量；二是供水量中考虑污水处理回用量，需水量中不考虑节水量。方案一：2005年缺水23687万m3 2010年缺水32672万m3，2030年缺水49107万m3；方案二：2005年缺水22281万m3，2010年缺水30102万m3，2030年缺水40153万m3。
2.解决缺水问题对策
从上述供需平衡可以看出2005年缺水，由于没有外调水源，可以通过节水等措施来满足缺水要求，2010年南水北调通水后，其缺水量可以通过南水北调水源实现焦作城市水资源供需平衡，为焦作市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水资源保障。
南水北调可研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