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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殖调研报告范文第1篇
畜牧业转型升级出现的“窘境”
地处钱塘江上游的龙游县，是我省生猪养殖大县。为确保“一江清水出龙游”，近年来该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行动。截至2016年5月底，全县关停拆除生猪养殖场（含鸡鸭棚）1.36万余家。
在嘉兴桐乡，华腾牧业有限公司通过引进欧洲先进生猪养殖技术，饲喂不含重金属、药物、激素的新型饲料，全程封闭运行，养殖污水减少近2/3，产生的猪粪经工业化处理后制成炭基肥料，对改善土壤肥力有明显效果。
自省委作出“五水共治”决策部署和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决定》以来，类似“壮举”和“创举”，在浙江各地不在少数，彰显了我省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和雄心。
“十三五”时期，我省确定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向全省人民郑重承诺，决不把违法建筑、污泥浊水、脏乱差的环境带入全面小康。畜牧业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一头连着产业结构，中间还连着百姓餐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没有畜牧业转型升级，三个“不带入”就会是一句空话。
截至2016年5月，全省共关停“低、小、散、乱”养殖场户7.46万家，调减生猪存栏量780万头。全省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助推了美丽乡村建设和河道水质改善。
然而，在一些地方，对发展畜牧业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处理养殖污染事件时，一些地方不考虑畜牧业的保障供给和促农增收功能，以简单“关、停”代替科学治理，甚至提出“无猪镇”、“无猪县”，存在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现象。而且，这种简单化的“关、停”措施，从2015年以来还存在蔓延趋势，养殖户、畜牧业管理部门和农村基层干部对此表示担忧。
这引起了长期关注农业农村问题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程渭山的高度关注。“这样的做法，没有科学、全面地理解省委、省政府有关畜牧业转型升级决策精神的内涵。”
同时，由于养殖污染处理的技术模式不够成熟、不彻底、成本偏高等问题，加之一部分养殖主体仍存在“偷排漏”侥幸心理，养殖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2016年4月初，岱山县岱东镇何家岙养猪场环境污染事件曝光，引发新闻媒体普遍关注。尽管这是个案，却敲响了警钟。
人大如何“发声”，制止一些地方的简单化做法，引导畜牧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程渭山副主任提出，开展全省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课题调研，“摸清情况，提出对策，共同探讨畜牧业转型升级、科学发展问题”。
一份直面问题的调研报告
2016年3至4月，在听取省畜牧兽医局工作汇报的基础上，由程渭山副主任和省人大农委负责人带队的调研组，赴杭州、嘉兴、绍兴等市和余杭、临安、海盐、桐乡、嵊州、龙游、天台等县（市、区），就畜牧业转型升级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组听取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实地考察了17个养殖场、畜牧产品加工企业、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养殖户转产转业园区等现场，并与当地人大代表、乡镇干部、养殖业主进行了交流座谈。
调研中了解到，3年来，全省畜禽养殖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畜牧业结构布局加快调整优化，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有了新进展。
如，全省规划建设了41家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场所，并同步在38个县（市、区）推广生猪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治标与治本并举，死猪乱弃和漂浮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以实施美丽生态牧场建设行动为契机，省市县三级依法重新规划调整了禁养区、限养区，着力在减量上下功夫。特别是嘉兴、衢州等传统养殖区域生猪饲养量大幅调减，分别从3年前的701万头和709万头调减至140万头和334万头。目前，全省生猪自给率从78.8%调减到现在的45%左右。
但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发展畜牧业与保护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还不到位”、“农牧结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难以落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仍停留在‘盆景’阶段”、“调入量大幅增加后带来的监管压力持续加大”等4大突出问题。
以“农牧结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难以落地”为例。目前，上海“松江模式”正在全国推广。该种养模式以家庭农场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200亩粮田配套2至3亩土地、存栏500头左右生猪，使得养殖数量、配套农地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但我省现有规模养殖场中有不少存在用地不落实、手续不规范问题，导致养殖场（户）对实施农牧结合、生态循环模式心存疑虑。
海盐县的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嘉兴黑猪原种场、两头乌原种场为依托，通过自建、共建牧场的方式在省内外建立3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并积极向精深加工延伸，投资1.2亿元建设地方猪文博园，打响做亮自有品牌，年销售额超过25亿元，实现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但调研中发现，我省像青莲公司这样三产融合发展的示范性企业，所占比例较少。“我省畜牧企业三产融合或者组团发展仍然属于起步阶段，大多数企业养殖规模小、设施落后、管理传统，难以承担转型升级的要求。同时，各地扶持政策零星、分散，绩效不高，特别是合力扶持畜牧企业向产业上下游拓展或抱团取暖的意识不强。”
此外，调入量大幅增加后带来的监管压力也持续加大。目前，我省一半以上的肉类需从省外调入，其中年生猪调入1000万头。活畜调运频繁，带来输入性动物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不断加大。2015年底至2016年5月，已连续查获6起外省调入肉牛含有“瘦肉精”案件。
调研报告带来的“蝴蝶效应”
“‘粮猪安天下’，畜牧业是保障城乡居民供给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也是我省农业十大主导产业之一。当前猪价高企，由于利益驱动极易发生复养、超养等违法行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定力，坚持不懈地深化畜牧业转型升级工作。”程渭山副主任牵头起草的《关于我省畜牧业转型升级情况调研的报告》，以专报形式，于2016年5月11日报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
报告针对我省畜牧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鲜明提出，要切实转变畜牧养殖发展方式。“依据农业发展空间和环境承载能力的要求，严格执行禁养区、限养区和宜养区的规定，科学合理地规划‘哪里养’和‘养多少’。”
比如，对一些河网密布、生态承载能力有限的地方，养殖业可以适当减少；而对于种植业发达，对牲畜排泄物的消化能力强的地方，则可以保留甚至适当增加养殖的数量。逐步引导浙江生猪产业向“标准化、生态化、规模化”发展，形成以200头以上适度规模经营为绝对主导的发展布局。
“放错了地方是污染，放对了就是资源。”衢州市宁莲畜牧业有限公司在养殖生猪之初，就建成一家占地5000平方米的有机肥料厂，作为配套的猪粪便收集中心，并与当地种植大户对接有机肥供应，使排泄物资源化利用。2015年，肥料厂销售商品有机肥9600吨，产值达576万元。
报告建议，“加快研究出台促进有机肥加工、使用的政策措施，全面深化农牧对接，加快推进养殖废弃物产业化综合利用，确保畜禽排泄物变废为宝，在改良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肥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渭山同志的报告请旭明同志并农业厅认真研究。近期我听一次汇报，并就畜牧业转型问题进行调研。”2016年5月13日，夏宝龙书记对报告作出批示。
2016年5月19日，夏宝龙书记赴衢州开展专题调研，并作出“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必须紧紧围绕‘养多少’‘养什么’‘怎样养’等问题，从政策创设、机制创新、技术攻关、执法监管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养什么都可以，但是养什么都不能污染环境”等重要指示。
旋即，省农业厅于5月20日召开厅党组（扩大）会议，专题部署“打好打赢畜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实施好美丽牧场“五大工程”计划。
5月26日至27日，省政府在桐乡召开全省畜牧业转型升级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场推进会。5月27日下午，省农业厅紧接着在桐乡召开全省畜牧业转型升级工作会议。
我省新一轮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征程就此开启。
在江山，全面推行生猪养殖“4+1”管控模式，实现生猪养殖规范管理；在龙游，当地创新养殖方式和生产组织，通过抱团经营，所有生猪养殖场的猪粪实现100%收集和资源化利用；在桐乡，众成湖羊专业合作社不单卖羊肉，打造的湖羊庄园还成为附近居民周末休闲度假的好场所。
为拓展养殖空间，省农发集团启动“金华猪”黑龙江异地养殖项目；经江山市政府牵线搭桥，该市养殖户北上内蒙古，拉开了“南猪北养”的序幕。
海水养殖调研报告范文第2篇
一、领导重视，认识到位。
局党组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主要领导关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讲话精神，把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把活动的开展作为全市海洋与渔业系统深入贯彻党的*大精神的重大部署，作为实现海洋与渔业科学发展的新战略举措。为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成效，及时研究成立了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工作，制定了《*市海洋与渔业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周密计划、统一组织协调，并于2009年3月16日召开全市海洋与渔业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局党组书记、局长罗辉同志作了动员讲话，部署工作任务。在整个学习调研阶段，局党组成员认真参加学习讨论，并亲自带领调研组根据分工和业务职责深入渔区、加工厂、养殖区、用海单位进行调研，有力地推动我局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局党组书记、局长罗辉同志除了经常听取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学习实践活动开展的情况外，还先后带领有关业务科室的负责人深入加工出口企业，调研应对金融危机影响的具体措施；深入养殖场、种苗场调研春季生产的情况，指导渔民开展养殖生产，并陪同省局李珠江局长到坡头新建的一间上规模的玻璃钢船厂调研，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由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学习讨论、带头作专题报告、带头参加学习实践活动、带头搞好调查研究、带头写心得体会），为确保学习调研阶段取得成效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到在解放思想上抓创新，在体制机制上抓改革，在政策措施上抓配套，在重点难点上抓突破，有力推动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二、加强学习，工作到位。
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我局把学习调研阶段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重头戏，明确学习任务，采取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把省、市规定的必读篇目作为“必修课”；把市委推荐《科学发展观案例》作为“自修课”；把《*市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辅导资料摘编》为“选修课”。创新学习载体，推动理论学习不断深入开展，根据实施方案，制定了学习日程安排表，明确了学习的目标任务、时间、内容和要求，使学习有序推进。在学习活动的同时，狠抓海洋与渔业各项工作的落实。据统计，在学习阶段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2次，出宣传栏4期，编印学习实践活动信息简报3期，宣传横幅4条，发放学习笔记本300本，写学习心得体会150篇。邀请*师范学院张西京教授到我局讲科学发展观专题讲座一次。组织1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科学发展观知识问答和解答测试题。通过不同的生动活泼的学习形式，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成效。
三、深入调研，措施到位。
我局在开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过程中，紧紧围绕“以科学管理促进海洋与渔业的科学发展”的主题，努力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上有所突破，在解决和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有所新举措。为确保调研工作取得实效，专门成立了6个调研组，分别由局党组成员任组长，亲自负责调研工作，重点列出八个专题进行调研：一是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我市海洋与渔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二是如何加强海域管理、转产转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工作，更好地为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服务；三是如何加强水产质量安全管理，切实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四是如何加强渔港建设，推进国家级中心渔港和其他渔港建设的步伐；五是如何全面做好服务工作，大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六是如何结合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强海洋与渔业管理水平；七是如何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转变工作作风，狠抓工作落实；八是如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使解决渔民生产生活突出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为切实做好深入调研工作，我局党组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调研课题深入沿海渔区、养殖场、加工厂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影响海洋与渔业工作落实的主要症结，认真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帮助基层、群众解决生产生活突出问题。各调研组结合职能和业务范围认真撰写调研报告，共完成了16篇调研报告。在深化调研的基础上，经认真研究提炼，初步形成了一批破解海洋与渔业工作突出问题的调研报告。如第三调研小组撰写了《以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我市海洋与渔业科技创新事业又快又好发展》；第四调研小组撰写了《*市重点涉海工程渔业设施及资源调研评估》、《*市渔港建设、经营和管理调研报告》；第五调研小组撰写了《推进思想建设，转变工作作风》；第六调研小组撰写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海监工作与时俱进》。同时在调研过程中，切实为渔民群众寻找生产生活出路。例如，为落实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政策，帮助解决捕捞渔民生产生活突出问题，第二调研小组分别到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渔业大队和廉江市安铺镇久渔村开展如何帮助解决水上居民安居调研。实地查看水上居民和特困渔民生产生活状况，了解前五年议案安居工程建设情况，分析当前贫困渔民建安居房突出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等，并将调查情况向省、市人大议案实施调研组汇报，争取下一个五年议案实施中加大对水上居民和特困渔民安居工程的投入，帮助渔民建设安居房，改变水上居渔民长年水上生活。
四、注重实践，推动到位。
今年是我市重大项目建设年和转变机关作风年。我局把推进*“逆势崛起”、更好地为重大用海项目服务作为学习实践活动最大的实践、最重要的实际、最需要取得的实效。边学习边实践，做好如下工作：一是切实为重大用海项目服务工作。我局根据国家海洋局和省海洋与渔业局出台的用海优惠政策“海十条”，结合*实际，制定了推进涉海项目建设的八条措施。举全局之力，全力以赴做好*钢铁基地、*港散货码头、集装箱码头、大唐电厂、南三大桥、东海大桥等一批大型用海项目的服务工作。如为摸清龙腾村渔船基本情况，保障*市东海岛通用杂货码头项目顺利建设，按项目清障领导小组的要求，我局立即组织30人参加调查组，仅用一天半时间，就对停泊在龙腾村渔船进行船舶检验、拍照、登记、汇总，形成调查报告报市政府。二是着力转变作风，为渔民群众服务。按照市委关于“转变作风抓落实”的要求，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市纪委有关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提高行政效能，改进机关作风，积极主动做好海域管理、转产转业、柴油补贴、渔港建设和资源保护工作，更好地为海洋与渔业民展服务，同时为基层、群众做好事办实事，排忧解难。例如，为指导养殖户做好新春生产准备工作，及时关注天气对水产养殖生产的影响，我局下属水产技术推广站全市3月份各地天气情况预报通告，并通知各县区技术站做好养殖生产活动指导。同时以“农信通”为媒介，发送病害防治技术、网箱养殖技术、对虾生产前期准备工作等手机短信1.4万条，有效指导了各地养殖户的生产。
海水养殖调研报告范文第3篇
陈晓江打开一袋刚从渔船上卸载的扇贝网，里面几百个扇贝苗多数已死，在过去的13天内，类似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不多的存活贝苗也仅有1厘米大小。按正常年份，这个季节的扇贝应长到3.8厘米－4.5厘米。
作为全国重点的贝类养殖基地，河北省昌黎县新开口港、大蒲河、大滩等三个重点养殖区，冷清的氛围已取代了往年码头上渔民繁忙劳作的景象。
此时离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已80多天，蓬莱19-3油田的漏油依然未能遏制。河北、山东等渤海沿岸多地的渔业损失，是否与溢油事故存在因果联系，答案却因权威部门有选择性地对外公布信息和检测结果，始终扑朔迷离。
被遮掩的鉴定结果
码头上，与陈晓江同村的另一位养殖户杨盼文，手捧着一把死扇贝，泣不成声。杨盼文解释，“能存活的大个头扇贝是千里挑一，最小的死亡扇贝只有小米粒大小，这还怎么分苗？”一些泄气的渔民索性将这些扇贝全部丢掉。
“今年全县的扇贝养殖可以说是绝收。再有一个多月就到了收成期，而现在已错过了每年一度的育苗期，养殖户根本没有补救措施。”昌黎县水产养殖协会副会长王有祥说。
陈晓江今年养殖了10万笼扇贝，投入贝苗成本150万元，加上雇佣工人费用、海域使用金以及设施设备费用，共计投入400多万元，9月本是收成期，一笼笼死贝，沉重打击了陈晓江一家。
而昌黎县有茹荷镇的大滩、新开口港、大蒲河等三个养殖片区，全县共有扇贝养殖户约1000家，养殖规模达65万亩，扇贝养殖量2000万笼，今年的扇贝平均死亡率超过50％，个别户甚至高达80％以上，而往年最多不超过20％。根据县水产养殖协会的测算，全县扇贝损失约10亿元。
毗邻的唐山市乐亭县水产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亦表示，该县今年扇贝平均死亡率在50％－60％，损失金额约3.5亿元。
昌黎县扇贝的滞长、死亡情况，始自6月中下旬，扇贝笼上能明显看到挂着黑糊糊的油污。养殖区海水里翻滚着的衣衫、泡沫等垃圾上，也附着大块油污。
养殖户们还反映，乐亭、昌黎两县海滩上能捡到颗粒状、块状的固体原油。
昌黎县黄金海岸的一位观光船船长向《财经》记者回忆，6月中下旬和7月初，观光船驶入12海里内的养殖区以及12海里以外的深海，均连续多日看到海面上明显的油带。
“蓬莱油田的漏油肯定是过来了。”昌黎县水产养殖协会会长肖秋利说。
据7月19日新华社消息，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称，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和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发现油污颗粒，其中东戴河浴场沿岸的长约4公里岸段发现直径1厘米至3厘米、呈不均匀带状分布的油污颗粒。经中国海监北海区检验鉴定中心分析鉴定，以上两处油污均为蓬莱19-3油田事故的漏油。
乐亭与昌黎县的受损养殖区恰在东戴河、浅水湾两大浴场区间，但对其油污鉴定结果却与上述鉴定大相径庭。8月3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对外公布，唐山丰南近岸油污和乐亭县老米沟河口东侧沙滩的油颗粒，经过油指纹鉴定分析，均认定为燃料油。而天津海洋局称，渤海天津海域发现的油污带，采集的样品因含油量太少，无法进行油指纹鉴定。
对此，乐亭县水产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表示，燃料油的说法难以使公众信服。因为与固体原油不同的是，加工后的成品燃料油不会形成固体物，而乐亭出现的是石油固体物，这种常识肉眼即可识别。
该县环保局副局长孟宪光亦证实，当时现场看到的是大量油块，并非油污，而燃料油的油污只能是漂在水面上形成油花，不会凝结。
《财经》记者从权威渠道掌握的几份鉴定报告，部分佐证了养殖户们的怀疑。中国海监北海区检验鉴定中心7月15日收到秦皇岛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昌黎归属秦皇岛市)送检的两份油样，编号分别为Y2011071501和Y2011071502，鉴定结论为：原油与燃料油各一份。
其中，采样于7月14日、编号为Y2011071501的油指纹，与6月9日中国海监北海区检验鉴定在蓬莱19-3油田B平台附近海域用吸油毡采集的溢油样品一致。
7月28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向河北省海洋局发出内部传真电报，通报了另一起针对唐山岸滩油污样品的油指纹鉴定报告。《财经》记者在这份由北海分局副局长郭明克签署的电报中看到，7月21日，北海分局组织人员对13日、16日、18日发现油污的地方进行监测发现，部分沙滩区域出现了零星的登陆油污。这些油污颗粒较新鲜，有光泽，直径为1cm－6cm，带长约440m，宽约0.5m－1m，经油指纹鉴定分析，此处油污样品为混合样品。其中部分油样与蓬莱19―3B平台油指纹一致，另一部分与蓬莱19―3C平台的溢油样品油指纹一致。
具体鉴定为：13日采集的油样与蓬莱19-3B平台的溢油样品油指纹一致，16日采集的油样与蓬莱19-3C平台的溢油样品油指纹一致，18日采集的样品为燃料油。
而《财经》记者掌握的另一份由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7月21日发至山东、河北、天津、辽宁等四省市海洋部门的《关于登陆油污清理处置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提及“近日，辽宁、河北等地多次发现油污登陆，经油指纹分析鉴定，部分油污与蓬莱19-3油田B、C平台溢油样品一致”。
上述鉴定结果至今均未向公众公开。
而这些鉴定结果，仅是事故后所有鉴定结果的一部分。在这部分鉴定结论中，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仅仅对外公布了燃料油的鉴定结果，与蓬莱19-3油田的B、C平台油指纹一致的油污鉴定结论鲜有披露。
河北省海洋部门一位官员表示，溢油事故之后，地方海洋部门侧重于加强油污巡查以及采集油样等工作，至于油污鉴定结论的公布为保证对外口径统一，更多是从北海分局发出。
“这种做法主要由于海洋污染问题是海洋局的监管职责，任何部门都不愿在自己的权责范围内有事故发生。而一旦出事，对外信息的公布、处理上比较谨慎是惯常做法。”一位接近海洋部门的人士分析。
索赔苦无证据
而岸上，追寻油污真相的河北、山东等地的养殖户，却因没有证据在死贝与溢油事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陷入尴尬的索赔境地。
一些环保组织人员和律师近期聚集在昌黎等地帮助渔民做油污取样，但没有具备资质的国内鉴定中心在此风口浪尖上愿承受压力出具鉴定结果，即便其出具鉴定结论，亦很难得到权威部门的印证。
渤海沿岸的县级海洋部门仅负责辖区的海上日常巡查，不具备检测能力和设备，也缺乏专业性人员。一旦发现水质异常或出现油污，他们需立即上报，由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或省级海洋检测中心派人到现场取样。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一位人士表示，取样的地点、时间不同，检测结果肯定不同。但昌黎县水产局一位负责人却认为，燃料油在港口上肉眼可见，只能说明在采样时就有主观上的选择性或故意性。
8月19日，渤海溢油事故的作业方――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公司）向媒体了一份新闻通稿，称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油膜已登岸或污染海滩，但通稿同时援引康菲公司总裁司徒瑞的话称，“检测结果显示仅有微量的溢油颗粒到达了岸边”。通稿还称，康菲公司人员在巡视的几千公里海岸上收集了56份样品，送至独立实验室检测分析。结果为只有2份与本次海床渗油直接相关。而收集的56份样品中绝大多数与燃料油相似。
这份“自查”报告自公布后即受到质疑。一位多次参与溢油事故诉讼的律师表示，作为当事者自行采样，在几千公里的海岸上仅仅采集56份样品，对于污染面积较大的此次事故，这种检测概率并不具有说服力，而这种消息的公布亦旨在混淆公众试听。
而此时，新的渗漏溢油还在渤海湾持续。
8月16日，康菲公司自查又发现，有油滴从蓬莱19-3油田的C平台附近冒出，其出自已经回收油基泥浆之处的海底。
8月20日，康菲公司再次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承认，C平台北侧15米范围内发现9处海底油污渗漏点。另外，该平台附近海底海水环境受到石油类污染，石油类浓度较之此前有所升高。
根据康菲公司网站上8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油基泥浆总量从一个月前预计的1500桶增加到2500桶，这也是康菲公司首次在公告中披露油基泥浆总量远超预期，其溢油总量多出67％。
部门脱责
随着事态发展，国家海洋局的态度前后有明显变化。起初暧昧不明，后来责令康菲公司限期整改、高调批评并要求该公司道歉，到近日多次约谈，并准备代表国家向渤海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索赔诉讼。一位接近海洋局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这个索赔分为直接经济损失索赔和间接生态索赔两部分，而直接经济损失中并没有将河北等多地养殖户直接受损统计纳入其中。
一位海洋局前高层人士就此向《财经》记者表示，此次渤海漏油事故的局面很复杂，哪些属于漏油影响，哪些不属于，一时间无法完全确定。再者，养殖户的问题其实不仅在海洋局的职责范围内，农业部门和环保部门理应肩负起更多职责。
昌黎县环保局副局长顾守成表示，8月初，河北省环保厅现场调研作出结论，此次全县扇贝养殖损失事件，与陆源污染无关。
8月初，农业部派出专家介入调查河北乐亭扇贝受损原因。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跟踪了解渤海各类溢油事件对渔业的不利影响，开展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监测、分析和评价，并根据调查结果促进尽快开展损失评估和索赔工作。时至今日，农业部门的调查结果尚未做出。
一位接触农业部专家组的知情人表示，农业部派出的专家都是偏于水产养殖的病害类专家，而缺乏生态环保评估专业人士。调查方向是偏向于贝类死亡是否为育苗品种和病害原因，并非调查贝类受损是否与溢油事故有关。该知情人向《财经》记者透露，调查组成员经过会商的初步结论是，此次贝类受损不存在明显的育种病害。但此结论如何下达，令农业部门颇为难，“专家是有良知的，但出示这种结论还是有一定压力”。
而作为养殖户的“东家”、归属农业部门的县级水产局人士以“只有到了10月份收成期，才能计算当年养殖受损情况”为由，告知《财经》记者目前尚不能帮助养殖户精确统计贝类损失。
8月17日下午，昌黎县受损养殖户联名发给农业部一封公开信《请求依法调查处理昌黎扇贝污染死亡事件的报告》，请求农业部履行法定职责，介入昌黎县渔业污染事故的调查，并及早公布结果。
截至8月25日，农业部并未就此明确表态。
昌黎养殖户杨盼文，站在码头上手捧死贝哭泣着，她的绝望根植于今后生计的渺茫。7月，倾家荡产的恐惧，也使养殖户陈晓江的岳父马兴广多次欲服用农药自杀，幸被家人制止。
昌黎沿岸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传统深海捕鱼转型为近海养殖，成为全国扇贝养殖重点产区，该县占全国养殖市场份额的60％－70％。
由于昌黎县海域养殖面积已达饱和，一些养殖户选择在毗邻的河北乐亭、抚宁地区养殖扇贝，这些新的养殖户的养殖年限较少，成本费用尚未完全收回，在经济上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最终能否得到补偿，对他们则是生死攸关。
不容乐观的结局
自溢油事故发生后，受损的养殖户在得不到可信的专业鉴定的情况下，纷纷自行评估损失并委托律师事务所索赔。8月20日，免费为养殖户维权活动和经济索赔的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准备提起集团诉讼，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将同时被列为被告。
但早年的受污维权经历表明，索赔的前景不容乐观。2006年，中石油胜利油田的输油管道被盗油者打孔，原油泄漏长达数月之久，造成渤海沿岸的乐亭、长岛、昌黎等地扇贝死亡以及大面积的海域污染。随后，部分养殖户提讼索赔，直到四年后，该案才最终以调解结案，渔民所得赔偿寥寥无几。
在国内，政府部门主导的海上油污的赔偿并非没有先例。2002年11月，马耳他油轮“塔斯曼海”号与中国大连“顺凯一号”在天津海域发生碰撞，造成原油泄漏。其后，经国家海洋局授权，天津市海洋局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诉状，要求“塔斯曼海”轮船主以及为其担保的船东互保协会赔偿因溢油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
两年之后，天津海事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天津市海洋局获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近千万元；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获渔业资源损失1500余万元；赔偿遭受损失的1490名渔民共计1700余万元。但被告旋即上诉，后直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前后用去七年时间，天津市海洋局最终仅获得300万元的和解补偿，连已投入的成本都未收回。其他原告得到的赔偿也仅胜于无。
全国律协环境与资源法委员会委员、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分析个中原因称，中方缺乏认定海洋生态损害的评估、鉴定方法，基础性环境监测研究工作滞后，环境修复实验工程缺失，由此导致相关证据证明力不足。
尽管在经济获赔上得不偿失，但“塔斯曼海”号案仍具有标杆价值，其成为制度完善的铺路石，该案后来促成《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在2007年。
8月1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表示，将代表国家向渤海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为了此役，国家海洋局公开选聘法律服务机构和相关专业人士，还组织有关专家分析美国漏油事故的处置经验，并结合中国的法律规定进行论证和分析。上述海洋局前高层人士表示，此次渤海漏油事故损失计算异常复杂,国内又鲜有可借鉴案例，最终确定的赔偿或者补偿费用的数额，主要参照美国漏油事故和中国在这方面的生态恢复成本。
按照国外此前的赔偿案例，一般包含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损失，其中包括海洋环境容量损失，调查、监测、评估费及生物修复经费、渔业资源损失等多项内容。
最终的赔偿确定不但与漏油量直接相关，也与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各自的责任确立有关。据一位在中海油工作多年的人士透露，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的合作模式是签订产量分成合同（PSC），即中海油把整个区域承包给康菲公司。根据PSC约定，在康菲公司开始建立工作团队时，须设立一个双方共管的账户，此账户用于管理该PSC的收入、支出。一旦康菲公司从油气销售累积收益中分得的部分等于之前投入的资金时，即达到了收支平衡，双方的收益比例将根据PSC的约定进行调整，意味着双方再重新划分收益率项目，未来的油气销售收入也要进入这个共管账户，并根据PSC约定的权益比例对收益进行分成，然后分别转入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的账户。目前双方合作已经10年，正面临中海油和康菲公司或调整收益权，或交接作业权的前夕发生了漏油事故。在作业权没有交接之前，所有的赔偿金都将从双方的共同账户里出。
另外，按照PSC，康菲公司分包自己的项目时要优先考虑产油国，中海油的下属公司中海油服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蓬莱19-3钻井平台的分包商。按照康菲公司外包项目的不同，如采油平台出事，100％是康菲公司的责任，如钻井平台失事，则牵涉到分包商。而此次发生漏油事故的正是蓬莱19-3B、C 两个钻井平台。
多种渠道正在准备提起的诉讼磨刀霍霍，但由于中国法律规制的欠缺和中海油的强大政府背景，让肇事公司有恃无恐。一位康菲公司高级主管说，该公司在内部多次就面临的处罚开会研究，他们初步认为不会像英国石油公司（BP）那样遭到惨重的处罚，甚至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有人竟然说，最多只是受到行政处罚，几十万元就能平息事态。
海水养殖调研报告范文第4篇
中国老教授协会海洋分会倡议的“都市现代水产发展方式及前景研讨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召开。会议由东海水产研究所和中国老教授协会海洋分会主办，上海水产行业协会和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农业分会、东海水产研究所科技服务中心协办。出席会议的有辽宁、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省市教授专家共52名。上海市水产办唐中文副主任到会致辞，海洋分会朱明远常务副会长和上海水产行业协会范守霖秘书长等11位渔业专家作了主题报告，就“都市现代水产发展方式及前景”开展了学术研讨，并交流了各地都市现代水产发展经验。会议由东海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海洋分会副会长樊强国和朱明远常务副会长分别主持。
唐中文副主任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老教授协会是老教授、老专家活动的良好平台，他还介绍了上海水产业的发展情况。他表示，上海市水产办为加快转变上海水产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突显上海都市水产业的特点和亮点，着力提升上海现代渔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将力请各地的老专家老教授出谋献策。朱明远常务副会长报告了我国与欧盟的合作项目———“中国海岸带复合系统中海水养殖可持续性研究”的概况。国务院于2006年2月14日批准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到2024年，全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和捕捞产量将减少1/3左右。为满足人们对水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主要依靠海水养殖的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利用黄海的桑沟湾和东海的黄墩港的养殖鱼类、贝类、虾蟹类和大型藻类开展研究，通过研究确定两个研究海湾营养盐、有机物和溶解氧的总收支情况。根据研究结果和筛选模型的模拟，探讨我国养殖生产总体布局。其创建的大多数模型与实验结果相吻合，项目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上海水产行业协会范守霖秘书长就上海市场水产交易和可追溯体系的建设作了介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专家分别介绍了本省、市或地区都市渔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展望，如上海水产养殖标准化建设的设想与实践、山东省海蜇和刺参的最新养殖技术、浙江省休闲渔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展望、我国贝类净化战略的探讨、长江口水生生态修复及渔业概况以及上海市水产发展现状和前景调研的构想等。
各省市的探索和实践也为上海市都市现代水产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会议认为上海市有条件成为都市现代水产发展方式创新模式的基地。针对上海市都市现代渔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等问题，研讨会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上海市水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上海市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已有良好的开端，可利用上海市科学技术先进、现代信息化程度较高、水产品交易市场大而且相对集中等有利条件，加快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为在我国逐渐推广此项工作提供经验，使我国水产品的安全控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加快规划建设崇明岛的休闲渔业，使其成为我国河口休闲渔业的示范区。长江口是全国最大的河口，崇明岛既可养殖淡水水产品种类，又可养殖海水和半咸水水产品品种，它位于大江之中又濒临东海，是全方位发展河口休闲渔业的最佳基地。崇明岛南边已有江底隧道与市区相通，北部有大桥与江苏省联接，节假日崇明岛休闲旅游已形成小气候。建议上海市政府组建专题组，规划崇明岛休闲渔业，目标是把崇明岛建成我国河口休闲渔业示范区，并使之与崇明岛作为生态岛的定位相匹配。
海水养殖调研报告范文第5篇
7月2日，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一养殖户羊只发生小反刍兽疫疫情，发病羊98只，死亡53只，扑杀324只。
江苏贵州发生两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农业部新闻办公室6月15日发布，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发生一起养殖珍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发生一起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6月7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养殖户饲养的孔雀、天鹅等珍禽出现疑似禽流感症状，发病2149只，死亡1858只。6月8日，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疑似禽流感疫情。6月9日，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一养殖户饲养的鸡出现疑似禽流感症状，发病4615只，死亡3800只。6月10日，贵州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疑似禽流感疫情。6月15日，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两起疫情均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江苏已对491只养殖珍禽进行了扑杀和无害化处理，贵州已对8754只家禽进行了扑杀和无害化处理。目前，两起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上海报告1例感染H7N9病毒确诊病例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6月10日通报，上海市报告1例感染H7N9病毒确诊病例。患者，蔡某，男，61岁，上海市户籍。于6月10日确诊，现正在积极救治中。
农业部、质检总局、食药监三部门发布上半年食品安全监测黑名单
6月13日，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三部门发布了今年以来食品安全监测“黑名单”。
今年上半年，农业部组织91家检测机构，对两个季度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共抽检31个省(区、市)、4大类食用农产品共计96个品种。20948个样品的94项指标监测结果显示，总体合格率为96.2%。其中，水产品监测合格率最低，为94.8%;畜禽产品监测合格率最高，为99.4%。蔬菜、茶叶监测合格率分别为95.2%和96.4%。其中，畜产品“瘦肉精”监测合格率99.9%。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抽检涉及粮食及其制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及肉制品、水产品1159批次。其中合格1125批次，不合格34批次。不合格率约为3%。目前，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分别对38家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立案调查，20家企业进行整改。
国家质检总局通报，今年1～5月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来自179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食品实施检验检疫监管，共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927批次、4142吨，价值1275万美元。不合格进口食品涉及79个国家或地区，并几乎涉及所有食品种类，包括饮料、糕点饼干、糖类、粮谷及制品、酒类、水产品、乳制品、调味品、干坚果等。其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微生物污染、污染物超标等安全卫生问题的食品数量最多，达到不合格进口食品总批次的46%。
农业部拟禁用4种抗生素5000多个兽药批文将被取消
6月9日，农业部网站公布了禁止在食用动物中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和诺氟沙星4种原料药各种制剂的征求意见。意见指出由于这四种原料药及其制剂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隐患，且已有动物专用的替代产品，因此决定禁用。其实，农业部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在出口和供港动物产品中禁用此类抗生素，因此养殖场用量逐年下降，本次彻底禁用后，对兽药厂和养殖场都不会影响太大。据悉，此次禁用4种药物均属于喹诺酮类抗生素，根据药监所网站信息不完全统计，发现禁令实施后将取消5000多个兽药批准文号，涉及企业几百家。
中国抗生素调查报告：抗生素52%为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