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撰写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1篇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在举国上下奋力夺取抗震救灾全面胜利、全国人民喜迎北京奥运即将召开的关键时刻，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全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之后，在这里隆重举行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兑现仪式，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关心关怀。这既是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件喜事，也是新时期全面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今天受到奖励和优惠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及成员表示热烈地祝贺！并通过你们，向全县所有为计划生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以及全县计生工作者表示衷心地感谢！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关心和支持。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把落实计划生育国策与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紧密结合起来，将人口计生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结合起来，由政府直接把奖励扶助资金发放到群众手中，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农业生产、培养子女上学、解决生活困难提供了有力支持，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被誉为“德政善举”。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对计划生育事业的财政投入，认真落实各项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绿色产业保险”和“优育人才工程”的相继实施，惠及了人民群众，受到了省、市肯定。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计划生育老人每人每年发放600元的奖励扶助金，对农村绝育双女户每户投入400元办理一份养老保险，对放弃二胎生育的独女户每户发放2000元的奖励金，对考取重点高中的独生子女每人奖励1500元、考取普通高中的每人奖励1000元、初中毕业的每人奖励840元。同时，对农村计生户参加合作医疗的给予补助，对农村独生子女意外伤残的家庭给予经济援助。这些政策，我们将会长期坚持下去，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提高标准和扩大优惠范围，确保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政治上得荣誉，在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奔小康，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同志们，计划生育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希望受到计划生育政策优惠的农民朋友、受奖学生，在成绩面前不自满，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继续遵守和宣传好计划生育法规政策，为计划生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希望计生部门认真贯彻十七大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央《决定》和省《实施意见》为指导，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为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工作，为构建和谐镇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困境与对策
论文摘要: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尽管计生政策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为21世纪的中国甚至世界解除了一颗最大的“人口炸弹”,但对人口数量长达30多年的人为干预,已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困境与危机。为了走出困境,中国政府已超越单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路,开始着手制定21世纪中国人口战略。
1困境
1.130年国策,成效显著,困境渐显建国之初,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大陆年均人口增长率一路飙升,甚至曾达到罕见的2.5%,8年内增长1亿人。1971年,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被称为“7号文件”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度尝试进行政策微调,适度放开了二胎及多胎的生育条件。然而1990年人口普查大陆11亿人口的数字震惊了高层,1991年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由此,大陆再度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具体实施多依赖行政力量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进行处罚。
严格的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巨大的成效,有统计称,“1971-1998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3.38亿人,为家庭以及国家节省了74000亿元抚养费。”但是对人口数量30年的人为干预,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一胎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加上某些地方上的政策执行不当,导致超生游击队、暴力执法、人员死伤、上访、倾家荡产……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痛苦,也令当地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对立。在有些地区,下乡的计生干部甚至需要警力配合,否则根本无法进村或出来。针对强制进行的经济处罚,一些超生妇女本身就经济困难,再对她们进行经济处罚,她们的处境就更糟,母婴得不到良好的营养。另一方面,人口政策从松到紧的遽变,无可避免地带来一场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的困境: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社会的抚养压力,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堪忧……而这一困境将覆盖城乡所有人群。
1.24000万光棍是谁惹的祸据官方最新透露的信息称,大陆现在男女出生性别比高达117: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的同时会有117个男孩出生,在海南省,这个数字甚至达到135:100。而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保持人口的性别平衡,这个比例应该在105:100左右。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在2024年,大陆将会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
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并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此,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纷纷在公开场合进行辩驳,认为这一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以韩国尽管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也曾达到过116:100为证,说明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儒文化国家重男轻女、姓氏沿袭的文化传统。“但是在过去,老百姓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大陆某学者指出,“实行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后,他们会更多的选择通过流引产,只生一个男孩。韩国虽然也出现过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那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这里面政策的客观因素更多一些。”
1.3从人多力量大到老龄化问题严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新出生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都很低,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降低,且劳动力供给充足,这就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机会。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陈友军说,"这是我们厉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回报,但是当今天庞大的青壮劳动力进入老年后,就会变成巨大的压力。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2中国人口战略走势
显然,仅仅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无力帮助中国走出现有困境。2003年3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求从人口战略高度综合研究人口问题。人口生产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生出来,就不能回去,所以政策的修改,要慎之又慎。但是,肯定可以确定的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工作方式是一定要改革的。在计生委任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的预想中,计生工作方式有四个阶段:以处罚为主;奖罚并重;以奖励为主;不奖不罚。于说,最终的目标是人口问题变成个人行为,政府不干涉,就像现在的发达国家一样。
3对策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对人口数量的增长要求不一致,于是才制定生育政策限制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形成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扭转失误,使今后的人口控制走上科学的道路。
3.1提高育龄群众素质,降低人口风险。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多子多福,子多势重”的思想积疾难医,仅靠一代人、二代人难以转变,所以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让他们从小就接受先进的思想教育,耳闻目染计划生育对自身和社会的作用,抛弃父辈们落后的生育观。从而逐步实现群众对自身生活行为的自觉控制。同时,我们要建立健全保障机制,降低人口生育风险和非生育风险。如随着“生命周期”的展开,我国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新生代”已步入成家立业的阶段,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开始步入老年。独生子女家庭,双女家庭的风险问题及后顾之忧以及其他计生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如不解决好这些问题,那么实行计划生育的先行群体就可能成为农村中一个不断扩大的困难群体和新的不稳定因素。
3.2抓好队伍建设,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首先要抓好三项落实。一是要抓好计生网络的落实;二是要抓好日常计生工作的落实,重点抓好宣传教育,知情选择和避孕节育措施落实;三是要抓好工资报酬的落实,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3.3发挥部门作用,实现资源共享。计生、公安、卫生、民政、劳动等部门各司其职又互有关联,如能实现五者联网,互通信息,整合人口资源,共同建立统一的,各部门共享的全市人口资源信息库,那么就能及时发现育龄人群的流动情况,婚育信息,及时识破个别无诚信人员的瞒骗,避免结婚、出生的漏报,从而更好地为育龄群众服务。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3篇
**8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中央《决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主线，以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积极探索高标准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工作模式，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争创一流，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总体思路
**8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工作的总体思想是，抓培训，创新管理；带队伍，创新服务；出特色，创新机制；出成效，打造品牌，进一步开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工作新局面。
三、目标任务
1、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趋于平衡；
2、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达到73%以上；
3、独生子女领证率达9.5%以上；
4、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合格村、示范村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3%以上；
5、计划生育信访立案结案率达到100%。
四、重点工作
（一）全面提升依法行政工作水平。一要加大培训力度。**8年，要对全市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政策法规知识培训。拟于4月初对县区、乡镇的行政执法人员、市直各部门及驻漯各单位的计划生育专兼职干部进行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综合培训，力争塑造一支政策懂、业务精、作风硬、纪律明、效率高的计划生育干部队伍。二要进一步规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工作。各县区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过程中，要保证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文书规范。不得随意降低或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征收到位率必须达到73%以上，乡镇（办）不得擅自越权办案，坚决杜绝未到征收标准办理终结卡。严禁出现预交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违法超生恶劣行为。凡市里接到举报超生的案件，经查实后，市里除收应征社会抚养费总金额10%的处罚金奖励给举报人外，还要对该乡镇（办）提出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一票否决”。三要大力开展“三项治理”专项行动工作。这是**8年依法行政的一项重点工作，各县区要认真贯彻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三项治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宣传氛围，保障治理成效。要充分利用**7年的工作成果，对排查出的违法生育未处理人员和处理未到位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人物，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依照《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和经济处罚。力争通过这次的治理，在社会上树立新时期计生工作的良好形象，形成对违法生育人员强烈的震慑作用，用我们的法律权威净化计生工作环境。4月份，我市对各县区的专项治理工作进度要进行专项督查。5月份要迎接国家、省级对“三项治理”工作的评估性督查验收。四要积极开展便民维权服务活动。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树立诚信计生的良好形象，严格依法办事，全面履行职责。要依法保障育龄群众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依法兑现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依法保障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要坚持高效便民的原则，为公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在办理计划生育有关证件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时限，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押金，不得搭车收费，不得人为设置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任何条件。要切实转变职能、转变观念，创新管理和服务方式，方便群众，帮助育龄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使便民维权活动成为转变干部作风，打造和谐计生的一面旗帜。五要加大调研力度。**8年，市人口计生委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通过明查暗访、召开座谈会、调阅评审案卷、交流经验等形式，强力推进我市依法行政工作上水平、上台阶。
（二）进一步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力度。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条例》，建立党政负责、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强综合治理的过程评估和责任考核。一是继续实行孕情监测制度。对持二孩证人员，建立孕情服务档案，实行“三盯一”的工作方法，对孕情突然消失或持生育证无任何原因或证明私自做引流产，查实一例，作废生育证一个，并且不允许其再办理生育证。二是严格落实“倒查”制度。做到“四查四明确”：查准生对象，明确孕妇的去向；查孕妇，明确胎儿去向；查引产，明确有无违法机构；查出生婴儿，明确有无溺弃女婴现象。三是落实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公民举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非法销售或使用终止妊娠药品等违法行为。对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的，要严格按照《“两禁”条例》进行处罚，并给予举报人一定的奖励。原则上对举报到市里的案件，一经查实，县区人口计生委每一例要拿出1000—**0元的奖励资金，由市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科奖励给举报人。四是加大打击“两非”力度。协调卫生、药监、人口计生、公安等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联合执法，联合办案，对查处“两非”案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8年，各县区的打击力度要有明显增强，查处案件要有明显突破，每月要实名制上报“两非”案件的详细情况，包括具体地点、违法人员、违法事实、处理结果。这项工作，市里已经作为重点，实行项目管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项目管理战略规划文本基本拟定，即将发给大家。各县区要按照文本进行实际操作，要通过项目管理，使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趋于平衡。
（三）进一步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切实抓好奖励优惠政策的落实。一要继续抓好优惠政策的落实。各县区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独生子女父母每月10元的奖励费、60岁以上计生家庭的奖励扶助金、独生子女、双女户家庭子女升高中加分、减免新农合的参合费等项优惠政策落实的监督保障机制，确保取信于民，树立亲民、为民、爱民的良好形象。二要积极拓宽小康工程服务渠道，丰富小康工程内涵，培育更多的计生家庭致富带头人。三要注意收集整理本地区出台的各项奖励、扶助优惠政策，把各种奖励优惠政策汇编成册，发放到各乡镇、村进行宣传推广，力争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全面覆盖农村独生子女和计内双女户家庭。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4篇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切实维护广大育龄群众的合法权益，现就计划生育各项奖励政策作进一步明确，具体内容如下：
一、实行晚婚晚育的家庭
对晚婚的，延长婚假十天。夫妻双方晚婚的，双方享受；一方晚婚的，一方享受。
对晚育的，延长女方产假三天，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对于晚婚晚育规定的假期视为出勤，不影响工资，奖金及福利待遇。
二、独生子女户家庭
凡确属独生子女户家庭并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者，可从领证之年起至孩子十四周岁止，每年各领取二十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的领取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由其所在用工单位支付；
（二）农村居民村级有条件的由行政村支付，暂时确有困难的需积极创造条件给予兑现。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职工，在办理退休手续后，按照其退休前月工资的百分之五增发退休金。
三、接受节育手术的公民
接受节育手术的公民，可凭医疗单位的证明，按以下规定享有相应的假期：
上环休息2天；取环休息1天；输精管结扎休息7天；单纯输卵管结扎休息21天。
四、因避孕节育措施失败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已婚育龄妇女。凡已婚育龄妇女因避孕节育措施失败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手术经费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由用工单位支付，并按以下规定给予休息：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5篇
作为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思想，作为这一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人口思想，不仅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新中国建立以后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论断，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即使在50年代，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教育和提倡节制生育、有计划的生育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这一时期的政策为我国70年代大规模、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阶段。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有必要客观地去认识和评价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历史地看待《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人口观点
1949年8月5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阐述了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充满了隐瞒和捏造的事实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污蔑。这些歪曲事实的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同志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文章，批驳这些歪曲历史的观点，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其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当时的人口思想。针对艾奇逊把中国革命的发生说成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对土地造成不堪负担的压力，政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结果时，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大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弗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巳发生了。”（注：《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在这里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由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还针对艾奇逊由于中国人口过多，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注：《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400页。）、“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
长期以来，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主张人口越多越好的主要根据之一。
认真阅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献，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首先，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人口问题的主导思想是阐述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批驳艾奇逊宣扬的人口决定论。如前所述，在这篇历史文献中，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其次，在这篇文献中阐述的人口观点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可以设想，在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历史关头，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散布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没有什么前途的时后，（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像几十年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那样认识和看待人口问题吗？因为当时中国历史的聚焦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以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和军事的最后较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从政治斗争（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反驳艾奇逊的观点，鼓舞人民的斗志，消除悲观论调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第三，长期的人民战争和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显示人口过多的压力，相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千百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种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毫无疑问，对正确认识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人口问题是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的能够对革命胜利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切问题（当然包括人口问题）给予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疑义的正确回答。
二、50年代以来，特别“一普”之后，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有看到关于控制人口和提倡计划生育的论述，国家和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相反，从维护妇女健康的前提出发，卫生部门在1950年4月20日制定和颁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卫生部又制订了面向全国人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尽管《办法》设计的主导思想是保护母亲和子女的身心健康，不是鼓励人口增长，但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节育，使得当时的生育和人口增长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胜利之后，党和政府当时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彻底消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稳定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相比较而言，节育和人口数量控制问题还没有排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人口压力的迫切性并没有充分显示。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超过6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我国当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矛盾开始显现，也引起了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载于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3页。）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卫生部限制节育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多次指示卫生部予以改正。在邓小平的干预下，卫生部于1954年11月发出通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不加限制。”（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同年12月，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了节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提倡节育。（注：转引自翟振武：《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见《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1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卫生部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过去限制节育的政策和作法进行了检讨，进一步明确了落实中央精神的措施。中央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在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意味着当时就已经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了广大农村地区。
在这一段时间（1957年），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7年1月25日，在国家计委《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57年2月14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口，将来要有3600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1957年10月9日在八大三次会议讲话时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71页。）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没有提出和制定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本人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和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和教育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应该说这是我国70年代以来大规模、强有力、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是我国70年代以来卓有成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前提。
三、不能过分夸大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
众所周知，马寅初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1954年开始，他利用外出考察之机，先后到浙江、上海等地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中，他看到了以后农村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悦，也发现了出生率特别高，农村儿童特别多的现实（他自己的侄子就有大大小小9个孩子）。对此，他喜忧参半，“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冲破经济，冲破一切。”（注：转引自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根据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认真分析芯浚?砝嫌?955年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为慎重起见，他先将发言稿交给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但是，除少数代表表示赞同以外，多数人表示反对或不置可否。一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宣扬马尔萨斯主义。马老从当时的不同意见中看出，当时的环境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便主动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去。1956年马寅初再次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就人口与生产的关系在10个县市、约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渔业合作社进行了详细的、深入的调查，并且把调查材料整理成发言稿，于当年6月21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在党的“八大”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和《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后，马寅初认为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人口问题，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就“人口控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并支持了马寅初的观点，指出：“人口控制在6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此后，马寅初先后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他的观点。1957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公开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以大量具体的调查数据和生动鲜明的事例，阐述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6月，马寅初将报告稿加工整理，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正当马寅初就人口问题不断发表演讲，当《新人口论》逐步形成和发表的时候，也是反右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时就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上有些文章已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更有甚者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向汇报，明确指出不能划为“右派”。
1958年5月，反右斗争基本结束。5月4日，在北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要马老作检讨。7月1日，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到北大作报告，他阴阳怪气地讲：“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开始了。但是，直到1959年下半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基本上还是在学术范围内。马老也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反驳文章。1959年12月，马寅初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发表。但是文章还没有发表，就传到了康生手里。康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人讲，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注：参见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在康生的直接插手和布置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把学术问题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给马老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污蔑不实的大帽子，直到马老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
毫无疑问，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是对真理的践踏，是对一个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它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对我国的人口政策和实际计生工作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太大。这是因为：
第一，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相当一段时间（1957-1958年），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政策并没有受到影响。
第二，从1959-1961年间，未看到或者是停止了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推广，但是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化的人为灾难导致国家的一切正常活动的停止。同时，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鼓励生育和检讨关于“提倡节制生育、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错误的文件和说明。因此不能说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导致这一时期错误的人口政策的产生。
第三，从1962-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央加大了节育的宣传，并且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定的政策”予以确认。（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个文件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把计划生育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6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表现在：
首先，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结构，这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次，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例如，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少、稀、晚”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我国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
再次，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明确了计划生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因此，我们认为，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受到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的多大影响，相反，50年代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是我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经阶段，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初期的政治动乱，而这两次灾难影响的不仅仅是计划生育，它使我国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处于瘫痪。
四、“错批一人，多增三亿”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
在中国人口学界，有一种观点甚为流行，他们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迅速增长，其原因是50年代没有能够采纳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合理建议，反而把马老的正确主张当成“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从而导致人口膨胀。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以至被人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成为一段时期对五六十年代我国计生政策和计生工作占主导地位的评价。而这种观点的潜意识是对我国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的全盘否定，对人口思想的巨大谴责。
那么，是不是真的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呢？
首先，上文已经指出，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对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的公开平反是在1979年6月，“错批一人，多增三亿”观点的出笼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而到1979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75亿。22年间，总共增加3.29亿。如果真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那么，意味着这22年间，如果我们不批判马寅初，或者采纳马老提出的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就只会增加2900万，几乎是“零”增长。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国在马老提出控制人口的当时就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把全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也不可能使这段时期的人口就达到“零”增长。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实属违背人口学基本常识的最大笑话。
其次，众所周知，中国的前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分别发生在1952-1957年，1962-1968年。这两次人口增长高峰恰恰与批判马寅初在时间上风马牛不相及。而对马寅初批判的高潮和批判之后，中国的人口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增长，相反，1960-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口负增长时期。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人口增长率为负14.88‰；1961年比1960年减少348万，下降5.26‰。因此，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错批一人”，在时间序列上也找不到任何根据。
第三，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对马寅初的批判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后来在陈伯达、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也发展成为政治迫害，但是对人口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不突出。五六十年代所实行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寅初的主张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批判马寅初所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当时社会的上层和一部分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中，对于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来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批判马寅初不可能对他们的生育行为产生多大影响，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生儿育女。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超级秘书网
总之，的人口思想是整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客观地看待历史，说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即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把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的批判说成是我国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甚至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