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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第1篇
运用Theil系数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及各经济区域的区内差异。结合研究分析结果，广西各级政府为此应该采取相关对策建议，为加快广西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跨越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工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Theil系数
一、引言
近年来，在国务院出台“2024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政策背景下，广西各地区的工业发展不断加快，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效。2012年，广西全区各地级市的工业增加值为5167.51亿元，较2011年的4745.88亿元增长了8.88%。其中，柳州市的工业增加值为1055.69亿元，是广西各地区中数值最多的地级市；南宁市的工业增加值为706.11亿元，全区排名第2位；排在第3位的是桂林市，其工业增加值为585.55亿元。此外，工业增加值高于200亿元的地级市有梧州市（479.88亿元）、玉林市（404.39亿元）、百色市（361.92亿元）、北海市（267.77亿元）、钦州市（237.24亿元）、贵港市（229.15亿元）；而其它地级市的工业增加值均低于200亿元，这些地区分别是防城港市（197.64亿元）、来宾市（189.06亿元）、崇左市（184.06亿元）、贺州市（136.10亿元）和河池市（132.96亿元）。可见，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数据包络法和计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地区工业发展差异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如：张二勋等（2000）、刘显全等（2002）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分别对中国工业发展差异、重庆市区县工业发展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其工业经济发展差异情况，将各经济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董毅（2010）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选取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工业利润总额、年度应交税金、企业单位数等投入产出指标，对安徽省地区间工业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李雪琪和熊雪如（2013）结合面板数据模型和回归分解法，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差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对区域工业发展水平差异的相关探讨，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对区域工业发展水平差异的效果评价及对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本文根据Theil系数的差异分解方法，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以及各经济区域的区内差异的角度探析地区总差异的形成及其变化原因，并深入探析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差异特征，为加快广西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跨越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分析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Theil系数分析方法
Theil系数，又称泰勒系数或泰尔系数，是Theil在1967年提出的用来衡量地区差异的重要指数，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个研究领域。根据Theil系数的相关理论，在运用Theil系数衡量地区差异过程中，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将Theil系数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以对地区差异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研究。Theil系数，即地区总差异，其数值越大，表示地区之间的差异越大，发展越不均衡；Theil系数值越小，表示地区之间的的差异越小，发展越为平衡。Theil系数可以采用以下公式1进行表示，即：
T总=T区域间+T区域内=n i=1YilogYi Pi+n i=1Yi（jYijlogYij Pij）
（1）
其中，T总表示地区总差异，区域间差异为T区域间=n i=1YilogYi Pi，区域内差异为
T区域内=n i=1Yi（jYijlogYij Pij）。n是区域个数（n=14），Yi表示i区域的指标属性值所占的比重，Pi表示i区域的人口数量所占的比重，Yij表示i区域j地区的指标属性值在i区域中的比重，Pij表示i区域j地区的指标属性值在i区域中的比重，T区域间/T总、T区域内/T总分别表示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对地区总差异的贡献率。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西桂东经济区（包括梧州市、贵港市、玉林市和贺州市）、桂南经济区（包括南宁市、北海市、防城港市和钦州市）、桂西经济区（包括崇左市、百色市和河池市）、桂北经济区（只包含桂林市）、桂中经济区（包括柳州市和来宾市）五大经济区域。为有效探讨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差异情况，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工业增加值和年末总人口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在指标数据来源方面，20032012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工业增加值和年末总人口两个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4年至2013年的《广西统计年鉴》。为减少干扰因素，本文使用的工业增加值是由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2002年为基期计算得到的基比指数。
三、实证分析
（一）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及比较
根据公式1以及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和年末总人口等数据，计算得到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测算结果（略）。从地区总差异来看，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大体上先从2003年的0.0523以较小的幅度减小至2007年的0.0479，减小了8.40%；之后迅速以25.43%的增长幅度从2007年的0.0479增加到2009年的0.0601，而后又以4.19%的幅度减小至2011年的0.0575，但随后以33.02%幅度从2011年的0.0575增加到2012年的0.0765。因此，从整体上来看，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在总体上呈扩大之势，特别是2007年以来增加的幅度较大，20032012年间地区总差异总体上增长了46.42%。究其原因，主要受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在地区总差异中的变化影响，这也是由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出现较大的变化和调整所致；通过以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贡献率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贡献率的差距在20032008年间趋于减小，在2008年间分别达到50.46%、49.54%；虽然在20092010年间两者的差距还一度有所扩大，但是在20112012年间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仍不断缩小；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则不断扩大并迅速超越区域间差异而成为影响地区总差异的主要因素，此时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小于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为深入分析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及其变化特征，针对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从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来看，区域间差异在20032007年间总体上有所减小，从2003年的0.0295减小到2007年的0.0253，减小了14.34%；随后在20072012年间，除了在2011年区域间差异的数值有所回落之外，总体上不断增加，这期间区域间差异扩大了36.72%。而区域内差异在20032007年间虽然经历了先是小幅度减小、再到小幅度扩大的变化过程，但是总体上变化不大，从20032007年间仅减小了0.73%；但是在20072012年间，区域内差异除了在2010年间有所回落外，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2007年的0.0226扩大到2012年的0.0420，扩大了85.65%。可以看到，20032007年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均以较小的幅度在减小，导致地区总差异在这期间也出现保持较小的幅度在减小的情况。但是在20072012年间，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都以较大的幅度在扩大，区域内差异甚至在20112012年间的差异值大于区域间差异的差异值，进而导致了地区总差异在20072012年间整体上不断扩大；这也意味着该时段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区域之间工业发展水平的非均衡差距在不断扩大。
（二）20032012年广西各大经济区域之间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内差异及其贡献度的比较
在计算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过程中，还计算得出20032012年广西各大经济区域之间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内差异及其贡献度的测算结果（略）。通过对区内差异的深入分析，可以剖析区域内差异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并据此探讨其对总差异造成的影响。由于桂北经济区只含有一个桂林市，因此桂北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均为0，在此不再对其深入分析。在测算结果中可以发现：
首先，桂中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较其它经济区域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而言，其差异值较大且较突出，其区内差异从2003年的0.0093增加到2012年的0.0159，扩大了70.28%，且其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均保持在17.86%以上，最大时达到26.00%。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桂中经济区中的柳州市和来宾市之间的工业发展差距较大。柳州市作为广西的工业强市，其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来宾市的工业发展水平较低且远落后于柳州市的工业发展水平，造成两者之间的工业发展差距较大。
其次，桂西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均较小，则远小于其它经济区域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桂西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减小、再扩大的过程，即在20032007年间有着一定的幅度减小（差异值减小了0.0008），而在20072011年间又以一定的幅度扩大（差异值增加了0.0011）；紧接着在20112012年间迅速以较大的幅度扩大，20112012年间其区内差异增加了0.0034，扩大了188.47%。究其原因，一方面既与桂西经济区的崇左市、百色市和河池市的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有着较大的联系，其年度工业增加值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又与百色市近年来的工业发展水平较快有着较大的联系，使得崇左市、河池市与百色市之间的工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再次，无论是桂东经济区还是桂南经济区，其区内差异和贡献率总体上呈扩大之势，特别是在20102012年间这种扩大的趋势更突出；而在20032010年间桂东经济区和桂南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及其贡献率总体上都较为接近，同时桂东经济区在20102012年间表现出来的区内差异及其贡献率的扩大幅度更大，表明该时段桂东经济区中梧州市、玉林市、贵港市和贺州市之间的工业发展差距进一步突显。究其原因，桂东经济区的区内差异不断扩大，是由于近年来梧州市和玉林市的工业发展不断加快，而贵港市和贺州市的工业发展速度相对较低，特别是贺州市的工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梧州市、玉林市、贵港市的工业发展水平。此外，桂南经济区的区内差异不断扩大，主要受到近年来南宁市的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加之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的工业发展与南宁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影响，致使桂南经济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内差异不断扩大。
四、研究结论
针对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各经济区域的区内差异以及各差异的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20032012年广西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总体上呈增加之势，总体上增长了46.42%，特别是2007年以来增加的幅度较大；而区域间差异在20032007年间总体上有所减小，但在20072012年间总体上不断增加，整体上呈扩大之势；区域内差异在20032007年间经历了幅度较小的波动过程，但是在20072012年间区域内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地区总差异总体上不断扩大，究其原因，是由于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出现较大的变化和调整所致，20032007年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均以较小的幅度在减小，是导致地区总差异缩小的主要成因。在20072012年间，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都以较大的幅度在扩大，是导致地区总差异在20072012年间整体上不断扩大的主要成因。
其次，桂中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较大且较突出，其区内差异从2003年到2012年扩大了70.28%，且其对总差异的贡献率最大时达到26.00%，这主要是由于桂中经济区的柳州市和来宾市之间存在工业发展水平差距而引致。桂西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均较小，桂西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减小、再扩大的过程，这既与桂西经济区各地区之间的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有着较大联系，同时又与百色市近年来的工业发展水平较快有着较大联系。桂东经济区和桂南经济区的区内差异和贡献率总体上呈扩大之势，特别是在20102012年间这一扩大趋势更为突出。桂北经济区由于只有一个地级市，因而其区内差异和贡献率均为0。
总体而言，广西各经济区域存在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总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这些差异是广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凸显的发展特征。为了进一步加快全区工业发展水平，广西各级政府可通过加快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加大工业投资力度，提升工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加强各经济区域相互间以及区域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合作，强化工业发达地区对工业欠发达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协同创新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强金融支持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协调发展，加快广西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2]张二勋，姚静.中国工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00，（3）：8790
[3]刘显全，喻开志.重庆市区县工业发展差异分析[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7781
[4]董毅.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安徽省地区间工业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10）：3235
[5]李雪琪，熊雪如.广东工业经济发展差异及异质性成因研究――基于一种回归的分解方法[J].华东经济管理，2013，（2）：5661
中西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支出;地区差异;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016-03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差距不断扩大,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威胁因素 [1] 。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种财政政策中,财政支出历来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与方式之一,财政支出的投向不同意味着公共服务和受益对象的不同。因此,分析财政支出及各支出类别的地区差异对于分析中国财政支出地区间差距的特征,制定和完善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财税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财政收支的地区差距问题。Tsui(2005)将各收入对财力差异的相对贡献率分解为省内差异贡献率和省际之间的贡献率,该研究是基于县级水平的分析,并没有分析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 [2] 。刘亮(2007)根据东、中、西三大区域,对人均预算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的差异进行区域分解,以确定区域内部及区域间财力差异对全国财力差异的影响 [3] 。胡怡建和张伦伦(2007)根据收入来源(包括转移支付)对财力地区差异进行要素分解,以确定各项收入对财力差异的贡献率 [4]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区间财力差异的测量,而应用区域经济学中不平等指数及相关分解方法研究财政支出地区差距的文献却非常少。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以 1990―2008年为分析区间,以五年为一个分析单元,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现状,运用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程度和特征,并探析了这种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及相关政策建议。
除此之外,一些年份财政支出区域分布的明显变化也反映出宏观政策变动的影响。例如,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恶化了中西部地区的财力,致使1995年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比重出现了显著下降。2000年以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较快。2005年的中部崛起战略也使中部地区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提高,但相对西部而言提高并不显著,可见中部的发展受到此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一、中国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现状
1.财政支出规模的地区差异。近年来,中国地区财政支出的规模有了大幅增长。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增长十分显著,远大于中、西部地区[5] 。从表1 可以看出,1990年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总额为933亿元,中部为586亿元,西部为560亿元,东部地区约占总量的1/2,中、西部均占1/4;而2008年这一指标分别变为22 891亿元、12 592亿元和13 766亿元,各地区占全国总额的比例仍然大致不变。这说明三大地区的相对差异不变,但绝对差异在扩大。也就是说,对于中、西部总体上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财政支出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却因为绝对差异的扩大而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2.财政支出结构的地区差异。财政支出结构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各项支出的组合,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方向和所提供公共产品的结构。根据地方财政预算表,我们将地方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支出和公共支出。前者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农业与林业支出和城市维护建设费四项;后者包括教科文卫生事业费支出、其他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社会福利保障费支出和其他支出 [6]。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不同特点。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公共支出比重相应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公共支出比重却有所下降。究其原因,跟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无关系。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需要政府更加关注市场失灵的地方,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这使得东部地区公共支出比重逐年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政府更加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再加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支出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支出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西部地区公共支出比重下降表明公共服务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的确令人担忧。
二、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1.人均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变动趋势。人均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反映各地财政支出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表3可以看出,用绝对指标极差和标准差来衡量,1990―2008年中国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离散程度呈上升趋势,极差从1990年的499元上升到2008年的11 319元,标准差从1990年的140元上升到2008年的2 903元。用相对差异指标来衡量,极值比和变异系数都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极值比由1990年的5.8上升到2005年的7.9,之后又开始下降,直到2008年的5.7;变异系数从1990年的0.55上升到2005年的0.72,之后开始下降,直到2008年的0.61,说明从1990―2005 年前后,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越来越严重,但2006年以后这种地区差异开始有所缩小。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中国各地区间的财政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迅速扩大,从2006年起中国开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开始逐渐缩小。
2.以基尼系数衡量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经济学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已经被广泛地用于一切分配问题和均衡程度的分析和衡量。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各地区在财政支出上存在的差异,本文根据基尼系数的平均差方法,计算了1990―2008年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均经济建设支出基尼系数。从下页表4可以看出,1990 ―2008 年中国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均经济建设支出的基尼系数都呈下降趋势,但却都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人均财政支出地区差异问题比较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公共支出基尼系数要明显高于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经济建设支出的基尼系数,这说明地区之间的人均公共支出差异问题比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经济建设支出差异问题更加严峻。可见,目前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地区差异是明显的,这隐含着不可忽视的社会风险。
3.以泰尔指数衡量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泰尔指数(Theil Index)是从信息量和熵的概念出发来考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7],在经济学上被广泛运用于区域经济差异程度研究。与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相比,泰尔指数的特殊意义在于能将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距分解成地带内差距和地带间差距。本文计算了1990―2008年的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总体泰尔指数及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区域内、区域间的均等性分布程度。
从表5可以看出, 1990―2008年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距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1990―2000年泰尔指数呈上升趋势,从2005年开始下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过程。其中,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间差距相对较小,也呈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而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内差距相对较大,总体上讲东部排在首位,西部次之,中部排在最后。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异,近年来随着中国均等化战略的推进,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逐步缩小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和财力差异,因此人均财政支出的区内差距成为了影响中国地区财政支出差距的决定性力量。
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的均等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财政支出地区差异问题仍然比较明显,其中公共支出比经济建设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更加严峻。现阶段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这必将引发地区间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从而影响中国均等化战略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中国应不断完善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使各个地区拥有大致均等的财政能力,从而满足各个地区大致相同的财政支出需求。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实行规范的、以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结构复杂、规范性差且不透明,其中相当部分是为解决分税制改革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 [8] 。在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内,具有正面均等效果的转移支付仅限于始于1995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但其总量占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比重不到30%,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不到10%。而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虽然相对规模有所下降,但目前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仍然超过1/3。因此,今后应当减少用于非均等化方面的转移支付资金,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均等化转移支付数量。
2.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增加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所获份额。从各类转移支付的数量看,还没有确立以均等化转移支付为主体的转移支付结构。在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内,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而且东部地区所占税收返还份额最大。这种资金分配结构不仅没有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反而恶化了财政支出均等化状况。因此,有必要改变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使其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雍君.中国的财政均等化与转移支付体制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9).
[2]Tsui,K.Local Tax System,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33):173-196.
[3]刘亮.中国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变化趋势及因素分解[J].财贸研究,2007,(1).
[4]胡怡建,张伦伦.中国地区间的财力差异――基于地方税体系与转移支付体系的比较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5]罗丽英,汤薇.中国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研究[J].经济师,2007,(12).
[6]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8中国财政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中西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第3篇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甘肃省87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91年-2009年各县（区）GDP和人口作为基础数据和测度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1992年-2010年甘肃统计年鉴。所需县域位置坐标和县域行政边界数据取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4000000数据库。其中合作1998年设市，为方便比较，在此之前采用夏河县数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标准差作为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测度指标，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作为相对差异的测度指标，GeobalMoran’sI、LocalMoran’sI分别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指标。1）标准差S标准差是衡量区域绝对差异的一个常用指标。公式为：2)加权变异系数Cv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此处加权变异系数是变异系数用人口加权得到，是衡量区域相对差异的一个常用指标。公式为：(2)式中：jp为j县域的人口，p为甘肃省的总人口，其余指标同公式（1）。3)泰尔指数Theil泰尔指数或称泰尔熵指数可把总体差异划分成地带内差异与地带间差异，以便比较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分别对总体差异的影响和贡献，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总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指数等于地带内泰尔指数(WT)与地带间泰尔指数（BT）之和，地带内泰尔指数（WT）又等于各地带内泰尔指数（iT）的加权和。公式为：(3)式中：T为泰尔指数，m为分界的区域个数；iy为第i个经济区的人均GDP总量，ijy为第i个经济区中j县的人均GDP；ip为第i个经济区的人口，ijp为第i个经济区中j县的人口；其余指标同公式（1）。4)EDSA方法EDSA方法是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的2024为事物或现象的空间自相关测度提供了有效工具，主要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两种，均在空间计量经济学软件Geoda的支持下完成。对GlobalMoran’sI选择9999次空间排列，判断显著性水平，并对LocalMoran’sI，采用95%的置信水平检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县域以LISA分布图显示。
①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GeobalMoran’sI）常用的测度指标是Moran’sI统计量，反映了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可进一步探索整个区域空间自相关性的变化趋势。公式为：(4)式中：ix为县域人均GDP，x为整个经济区人均GDP的均值，ijw为空间矩阵。Moran指数I的取值在[-1,1]之间，小于0表示县域与其相邻县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呈现负相关；等于0，表示县域与相邻县域之间相互独立，呈现空间不相关；大于0表示形似考察变量的县域在空间上集聚，呈现正相关，其值越接近1，县域空间相关性越显著，集聚性越强。
②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采用的测度指标为LocalMoran’sI，其重要意义为从局部出发衡量相邻区域之间自相关性。公式为：
结果分析
1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特征
1)总体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如图1所示，标准差逐年上升，从1991年的893上升到2009年的19723，升幅达到21倍。加权变异系数波动上升，1991年-2009年升幅高达54.5%，呈平稳上升（1991年-1993年）—波动下降（1993年-1994年）—波动上升（1994年-2007年）—波动下降（2007年-2009年）。泰尔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前期与加权变异系数的波动相似，先升后降，均在1994年下降到观测期的最低点，后期稳步上升，1991年-2009总上升幅度为83.3%。总体而言，甘肃省县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现扩大趋势，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发散。2)总体差异的分解分析参考甘肃省区域发展规划分区，将经济总体差异（T）分解为陇中经济区内部差异（1WT）、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2WT）、陇东经济区内部差异（3WT）、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4WT)、南部民族地区内部差异（5WT）和区间差异（BT），以进而分析各种内部差异和区间差异对甘肃省总体差异的贡献。从图2所示，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与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化幅度不大；而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总体上呈缩小的趋势。由表1可知，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是甘肃省总体差异的最主要的贡献者，且贡献率有不断增大的趋势，2009年高达66.89%；其次是区域间差异，最少的年份也占了30.06%；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率都不大；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受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均GDP的比重均小于人口的比重，所以对区域差异的贡献率为负值，表明其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起到了抑制作用，其中陇东经济区由2005年开始转变为正值，成为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又一正贡献者。综合来看，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是甘肃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2经济发展水平局域空间异质性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只能反映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性，以Moran散点图和LISA为测度指标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则能反映局部空间异质性(图4、图5)。Moran散点图以笛卡尔直角坐标系为表现形式，横纵坐标分别为各单元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属性值、标准化后的空间连接矩阵所决定相邻单元属性值的平均值。由4图可知，甘肃省县域和相邻县域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4种类型被分别分“H-H”（第一象限）、“L-H”（第二象限）、“L-L”（第三象限）、“H-L”（第四象限）4个性质不同的象限。其中“H-H”表示县域自身与相邻县域经济水平均较高，即为通常所说的热点区；“L-H”表示县域自身经济水平较低，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较高；“L-L”表示县域自身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均比较低，即为通常所说的盲点区；“H-L”表示县域自身经济水平较高，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较低。
从Moran散点图中4种类型县域数量及其变化可以看出，H-H类型和L-L类型的县域数量最多，且分别较为集中、年际变化不大，表明了自1991年以来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出现明显的二元结构。其中H-H型县域数量由1991年的17个降到2009年的16个，降幅为5.8%，说明了发达地区的极化作用较大，对周围地区经济带动作用很小，县域之间差异越来越大，与3.2.1的分析结果相吻合。L-L型县域从51降到47，降幅为7.8%，说明了自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落后的地区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L-H型县域数量由1991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15个，所占比例相应上升3.5%，H-L型县域数量也上升1个，落入这两个类型的县域与相邻县域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即异质性突出，表明在甘肃省总体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内部县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均衡。由Moran散点图4种类型中县域分布可知，H-H热点区分布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及周围县区，且在1997年以后都没有大的变化，2009年兰州市及周围县区虽作为热点区，但是大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热点区中河西经济区经济扩散作用比较明显，而兰州市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对周边县区的带动作用很小；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部分地区，县域数量有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L-H类型区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地级市区的周边，因受周围经济发达县区经济极化作用的影响，经济发展瓶颈未能得到突破。
由Moran散点图4种类型中县域分布变化可知，年际变化比较活跃的县区主要集中在河西、陇中、陇南经济区，其中敦煌市、肃北县、肃南县自1993年后转为H-H型，这主要得益于河西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永登县在1997年由H-H型沦为L-H型，这主要由于工业化初期作为甘肃省省会城市的兰州市区，行政、科技、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均优于其他地区，永登县的资源条件不断向兰州市区流动，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陇南市的武都区和两当县由于汶川大地震的影响，基础设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因而在2008年沦为L-L型。
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分析
1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成因分析
甘肃省地域狭长，地貌类型多样，地域分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和增长方式。近年来，以兰州为核心的陇中经济区逐渐发展为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教、商贸物流、区域金融和交通通讯中心，成为支撑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以及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河西地区成为国家重要新能源、冶金和石化基地，以及丝绸之路黄金旅游沿线极具影响的旅游胜地和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加工、外来资源落地加工基地。陇东地区依靠能源化工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逐渐向着区域性的工业化地区发展。陇南以有色金属加工业、历史文化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产业，市场化程度低，尚未形成区域经济的规模。南部民族地区传统畜牧业比较发达，而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小。总的来说，在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5大经济区之间差异成为了甘肃省县域经济整体差异的重要贡献者。
改革开放以来，河西经济区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河西经济区的武威市一直没有进入H-H热点区，导致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居高不下。2009年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率达66.89%，成为甘肃省总体差异的最主要的贡献者。一方面是受自然条件限制，武威市天祝县全部，古浪县大部，凉州区少部都属于山区，自然资源匮乏，耕地比重小，自然经济成分浓厚，商品经济不发达，工商企业发展先天不足，各县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河西热点区差距比较大，成为了河西经济区的凹陷地区。另一方面是河西经济区的嘉峪关市、敦煌市、玉门市、金昌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其极化作用远大于扩散作用，不但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势头不明显，反而集聚了周边地区的资源、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削弱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
2县域经济发展空间二元结构成因分析
1）自然条件
河西走廊土地资源、光热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嘉峪关市、敦煌市、玉门市、金昌市、阿克塞县依托旅游、矿产资源，经济发展迅速；张掖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5大蔬菜瓜果生产基地和甘肃省肉蛋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兰州市是甘肃省省会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密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以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是历年来H-H型热点区主要分布区域。而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沟壑区、陇南山区和甘南高寒地区，陇南、陇中和南部民族地区土地资源缺乏，自然灾害频发，而且受地形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经济发展以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为主，生产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区位因素影响下的H-H型、L-L型县域分布集中，且两种类型县域数量占总数的72%，区位因素是形成经济差异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的最初因子。
2）产业结构
河西经济区的县域以能源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高，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较好，加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因此河西经济区大部分县域属于H-H型热点区。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受资源限制，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多半是靠天吃饭，其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乡镇企业规模较小而且发展缓慢，丰富的农业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加工利用，市场化水平低，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因此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大部分县域属于L-L型盲点区。产业结构影响下的H-H型和L-L型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是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二元结构的重要因子。
结束语
利用EDSA与传统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1991年~2009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的结论如下：
1）在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特征方面，以标准差为测度的甘肃省县域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以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为测度的相对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波动上升过程。
2）从5大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动和对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来看，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与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化幅度不大；而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总体上呈缩小的趋势。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是甘肃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这主要跟河西经济区内的热点区经济发展极化作用大于其扩散作用以及5大经济区之间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2024。
3）在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方面，经济发达县域和落后的县域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集聚性增强，H-H型和L-L型的县域数量最多，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二元结构明显。从两种类型县域的分布情况来看，H-H型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周边县区，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沟壑区、陇南山区和甘南高寒地区。
中西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第4篇
文章来源自文秘站
【摘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趋于发散还是趋于收敛,各学者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在吸纳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用两种方法对中国1978年至2008年3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结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呈现U型趋势,且总差异主要来自于三大地区内差异,但进入21世纪后三大区域间差异有所上升。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相关比率;泰尔指数
经济金融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显着特征,金融发展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之一。而中国这样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体系,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长期存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区域金融同样表现出较大的地区间差异,但究竟这种差异是怎么样变化的呢?是趋于收敛还是趋于发散?
一、衡量指标和衡量方法的选择
(一)衡量指标
本文沿用大部分学者的选择,选用着名经济学家戈徳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包括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存款和贷款又占据着银行的大部分资产,故直接用银行存贷款代替戈氏指标中的金融资产总额来近似计算金融发展状况。用S代表金融机构存款额,L代表金融机构贷款额,GDP代表各地生产总值,FIR代表金融相关比率,则有修正后的金融相关比率为:FIR=(S+L)/GDP
(二)研究空间及数据来源
本文在分析时沿用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方法,采用行政区域划分法,结合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共12个省市。1978-1998年我国各地区GDP、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2024》,其统计年度较长,口径一致,故较高;1998年后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经济运行报告》等。
(三)衡量方法
(1)变异系数
金融发展差异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不仅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而且与地区发展基数联系密切,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方面远没有相对差异更好,因此,本文选用的第一个衡量方法就是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A代表变异系数,为变量的标准离差,N为地区数,代表第m个区域的研究指标,m=1,2,3,…,n,代表的平均值。
(2)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因其可分解的良好特性,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中,如果把整个中国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把省级行政区看作基本地域单元,那么就能更加准确地衡量我国金融发展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程度,并能测量区域金融发展总差异中,东、中、西各自的内部差异的贡献度。故本文在变异系数的基础上另外选取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差异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m代表区域层次,m=1,2,3.在本文中为我国的东、中、西三大地区;n代表省际层次,指北京、上海、山东等31个省市自治区;表示第m个区域第n个省的GDP,G为所有省份的GDP之和.即;表示第m
个区域内第n个省份的存贷款之和,S表示我国所有省份的存贷款之和。
泰尔指数表示的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若用代表区域内差异,代表区域间内差异,则总差异即为:
从图1可以看出金融相关比率的总体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自1978-1991年金融相关比例的省际差距出现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到1991年下降到最低点,随后这种差距出现高速上升,到2000年出现小幅的下降,接着再次上升,到2008年以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金融地区差距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二)以泰尔指数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从图2可以看出以金融相关比例衡量的区域金融地区发展差异整体上以1991年为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特别是在1980年区域金融大幅下降,之后的十年间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1991年之后区域金融差异在波动中迅速上升,2003年基本上达到最高水平,随后发生小幅回落,金融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现象已非常明显。区域内差异与总差异几乎重合,波动趋势也呈现一致,而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很小。
从图3可以看出以金融相关比例计算的东中西区域内差异相差不大,东部区域内差异稍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差异在2002年之前大于西部地区,从2003年开始西部差异超过中部差异,呈上升趋势。从单个地区的区域金融发展看,东部地区省际间发展差距较大,在1978年至1992年,差距在波动中下降,1991年后迅速攀升,总体趋势也基本呈现略扁的U型趋势。中部地区1978-1981年出现极度的不平衡,去掉这两个特殊年份,1981年至1998年的几年间在波动中小幅上升,但之后出现大幅下降,在2002年中部金融发展区域内差距开始小于西部差异,其总体趋势大体呈现在平稳中下降,西部地区各省份间差异较小,且差异的总体趋势在20世纪呈现水平状,进入21世纪后略微呈上升趋势。
三、结论
通过对金融相关比率的相关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统计分析得到,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呈现如下特征:
(1)1978—2008年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以1991年为界大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1991年以前区域差距逐渐下降,1991年后差距开始逐渐上升。
(2)对区域金融发展的总差异进行分解后可以看出,总差异主要来与各地区区域内的差异,区域间差距占比较小,且趋于内差异也呈现U型趋势,但最近几年区域间差异出现小幅上升。
参考文献
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张杰.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金雪军,田霖.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态势:1978-2003年[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8):24-30.
作者简介:
齐梅英(1981—),女,山东日照人,山东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中西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地区经济差距；泰尔指数；西部地区；“群体趋异”
一、引言
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注，除了对于不平等的关怀是所有道德哲学的共同特征外，还因为其在理论和现实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地区差距都非常大，了解地区经济差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极为重要，同时，从政策含义看，准确度量地区经济差距，透彻理解各种因素在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找出造成差距的主要因素，是选择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客观评价改革的成果与问题的必要内容之一。
总结以往的研究，重点大体集中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与影响因素方面，然而对于结果的判断却并不一致。所选取的样本数据的时间大多在2000年以前，缺少对近几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情况的详细分析，无法反映近几年来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尤其是无法反映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新变化。因此，本文202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态势的分析，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包含了对最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研究。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分析的时间序列更长，能更清楚地反映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演变态势，例如研究发现2003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似乎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二是从地区的构成考察了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尽管地区间差距仍然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分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恶化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注意，然而对于研究结论却始终存在着争论。杨开忠（1994）、陈国阶（1997）、覃成林（1997）、陆大道（1999）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Fan（1995）研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而Wei yehua（1998）研究认为中国所有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均有所缩小；李小建、乔家君（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1990—1998年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经济差距缩小，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则出现扩大态势；魏后凯（1997）等、Max（2002）等研究认为，1978-1990年间中国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自1990年起又开始扩大；王铮、葛昭攀（2002）研究发现，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差距变化较小；王小鲁、樊纲（2003）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只是在不同期间扩大的程度有所不同，东西部差距的明显扩大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拉大了；Kanbur和Zhang（2005）使用GINI系数和GE系数对中国50年来地区差距的变化做了回顾，发现当前的地区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上升通道中，过去的50多年来，中国的地区差距经历过农业危机、改革开放前夜两次高峰，目前仍处于第三次高峰的上升阶段，而且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历史记录（与1960年相比，2000年的GINI系数高出了16%）。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曾有所下降，但自1987年以来总体上始终处于扩大区间，并且从1998年开始，地区差距的扩大还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似乎成为地区分化的一个拐点。刘夏明（2004）等人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认为，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区间差距；鲁凤、徐建华（2005）研究认为省内差距对于中国整体差距的影响比三大地区之间差距和三大地区内省间差距显著得多，是构成全国整体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中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黄涛（2006）等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理论、选择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衡量和分析，尽管结论不尽一致，但几乎都认识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由于各种原因呈现出日益扩大的发展趋势。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势必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研究当中，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分析方法是主要的分析方法。绝对差距方法包括平均差、标准差、离差和极差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相对差距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广义熵等指标，它们能较细致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主要的差别在于参考值和相对差幅的定义上。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泰尔指数作为分析的指标。1967年泰尔（Theil）运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可以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而且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根据A.F. Shorrocks（1980）的方法，假设样本y中包含n个收入向量y=（y1，y2，…，yn），则泰尔指数可以写为：
其中，?滋是向量均值， 。将样本分成G组，每组包含ng（ng≥1）个向量， ，?滋g为g组的向量均值，则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等式右边第一项为组内差距，第二项为组间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计算中，必须考虑是否取人口作为权重。在计算区域差距时，选择考虑人口作为权重或不考虑人口作为权重的地区差距指标，取决于作者的伦理判断和地区差距是否受到人口分布的影响（崔启源，1994），两种方法产生的结论可能相距甚远。参考魏后凯（1997）、Kanbur和Zhang（2005）等的作法，本文没有采用人口权重，范剑勇（2002）认为，含有人口权重的计算加重了低收入地区的份额并降低了高收入地区的份额，导致的结果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文中收入水平以各省人均GDP作为代表，并对所有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价格可比性问题而导致的误差。样本包括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78-2008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2024》。
2.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结果。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中，经常碰到的另一问题是区域的划分。我们仍然遵循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这种划分基本上使地带内部各省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同一阶段，从宏观上基本反映了我国生产力分布的总体态势和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将全国人均GDP地区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省际差异、中部地区省际差异、西部地区省际差异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限于篇幅，不列出历年具体泰尔指数）。图1反映了1978-2008年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的演变趋势，图2反映了三大地区及地区间差距的贡献。
从图1中泰尔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978-2008年期间，泰尔指数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这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其间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这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已经出现持续小幅的下降。当然，这是否预示着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从三大区域及区域间差距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大，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0.76%下降到2008年的17.26%；中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小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已经下降到不足3%，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中部塌陷”论；西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恰好与中部地区相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组内省级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其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度也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了11.82%。三大区域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一直对全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较大并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46.33%上升到2000年的72.55%，随后出现了缓慢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地区经济差距已经主要表现为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差距水平大幅缩小，而地区间经济差距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在1990年以前这种组内差距水平缩小的作用超过了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带动全国经济差距总水平的下降；1990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这是全国总体经济差距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1990年之后，东部地区快速地向市场化转型，带动了经济的大幅发展，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这种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趋缓的迹象。如果再经过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转折确实是存在的话，那么足以证明，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已经而且正在起到应有的效果。国家实施的这一系列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对于平衡全国的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的地区间分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部地区整体上呈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在2002年之后迅速扩大，出现“群体趋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却呈现出趋同现象。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印象，我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分别观察是否存在着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趋同趋势。表1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全国和西部地区都没有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趋同趋势；而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都呈现显著的趋同趋势；但把中西部地区合并起来考察，显著性有所提高，意味着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这种现象反映出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速度已经出现分化，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上看，1978-2008年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年均11.1%，最慢的是青海，年均不足7%；当我们从西部地区剔除内蒙古、四川、重庆和陕西四省市后，重新计算的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也呈现出更高的显著性。这表明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致，这四个省市已经表现出很强的脱离西部地区这个“贫穷俱乐部”的势头。
四、结论
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量了1978-2008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态势并进行了地区构成的分解。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经历了下降（1978-1990年）、扩大（1990-2002年）、再下降（2003-2008年）的演变，表明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较快，从而使地区间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从构成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区之间的差距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逐渐在缩小，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各省之间呈现出某种趋同倾向，而西部地区组内各省却呈现出“群体趋异”的趋势。然而当我们从西部地区中剔除蒙、川、渝、陕四省市重新计算其泰尔指数时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也表现出较强的趋同现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了更快的发展趋势，与其他西部地区省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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