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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理论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民主政治发展；冲突；共识；回应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8-0046-04
“致力于摆脱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再造民主政治生活”，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理革命”的使命。多中心治理是治理革命的“元叙事”。[1]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实质就是发挥多中心行为主体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当代中国语境下，全能主义依旧是主导政治生活的主流理念，意图使得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必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只有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民主政治发展相互促动，和谐共进，才能化解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的应对与化解需要共识的肯认与生成。逻辑上，共识的肯认与生成需要政府的回应。而政府的有效回应需要公民与公民社会的监督与制约。
一、引言：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研究现状评介
对研究积累的规范检讨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之一。治理理论传至中国以来，得到学界广泛关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增量民主与善治》[2]一书从普遍意义上的善治与民主原则出发，结合当代中国实践，提出“中国民主治理”的评估标准；《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3]一文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的成就与治理和善治理论所倡导的理念不谋而合。该文以治理和善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治民·治政·治党：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解析》[4]一文引用治理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按照“双边治理”的思路，概括出中国政治发展的三条线路：治民（社会治理）、治政（政府治理）、治党（政党治理）；《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5]一文对治理理论的现代性意义及其现实路径做了较为深刻地分析等等。但是，当代中国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研究存在如下情况：其一，有研究者认为，西方语境下，需要在满足一些基本条件之后，治理理论才可以得以有效适用。这些条件包括成熟的市民社会、健全的民主与法治制度等等。基于此，该研究取向认为，治理理论根本无法在当代中国有效适用，其与民主政治发展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其二，有研究者虽然认为治理理论可以在当代中国得以适用，对于治理理论的实质与历程及其如何适用于当代中国实践却研究不够精确。这种研究取向强行将当代中国的现实归拢到治理理论上，用善治的标准、要素考察当代中国现实，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要件，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要件。其三，有研究者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基层社会或某一领域的社会治理（如区域发展、环境保护、合作治理）、某一地区。但由于缺少学术规范上的诸多限制与要求，“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普遍的存在，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与政治发展研究中。谁都可以运用治理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实，哪怕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既不理解治理理论，也不理解中国现实的基础之上。具有价值的个案研究成果多以剖析相对发达地区为主。可见诸于俞可平、景跃进、何增科、郁建兴、陈剩勇、郎友兴、王诗宗、金太军、易承志等相关论著。但企图将特色鲜明的个案推广到全国以实现公共治理，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差异巨大。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各有侧重，特点各异。促进全国范围的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必须依靠政治发展。
可见，近年来，治理理论研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包含有治理概念与理论研究；治理理论在区域发展、环境保护、合作治理中的适用研究等等。但是，当代中国，推动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政治发展议题是无法回避的。而现有研究成果，一方面，缺少对治理理论与民主政治发展良性互动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研究集中于基层社会或某一领域、某一地区，个案研究较多，普遍意义研究较少。个案研究更多是对实践的归纳与总结，缺乏对实践的指导。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对民主政治发展议题深入研究的回避。截止目前，未见到民主政治发展视域下，当代中国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专门性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初步探讨民主政治发展视域下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逻辑；从实践上，试图探索推动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可行路径。
二、冲突之缘起与走向：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目标
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发展有不同的解读。诚然，他们在将政治发展划分为描述性概念与目的论概念上存在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政治发展被理解为包含政治制度化水平提高、政治参与增加、政治决策科学等等的复杂整体性概念。不过，不论哪种政治发展界定路径都无法忽视一个事实：现实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当代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本质与核心在于多中心作用的有效发挥。当代中国，这需要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过程就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
其一，冲突之缘起：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目标定位。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冲突的缘起做了多重视域的解读。“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6]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社会秩序的崩塌所引致的社会群体利益对立。“系统中的被统治群体越是意识到其机体利益并怀疑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他们就越有可能参加针对这一体系的统治者的冲突。”[7]
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国家依然可以不断入侵社会，以“合法”的方式掠夺公民与公民社会的正当利益，有意无意地忽视公民利益与公民社会利益诉求，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带来了严峻的社会冲突。但维稳式的政治秩序稳固方式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且会使得公共权力以新的借口与理由侵蚀公民利益与公民社会利益，从而使得社会冲突不停以各种形式重]，并不断累积。近年来，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增长速度呈显著上升趋势。社会存有冲突本应是常态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未能对冲突之原因、性质采取客观的认识进而无法有效应对冲突，逐渐使得冲突固化，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当代中国，民众中开始出现，甚至有些地方弥漫着这种情绪，一来认为见怪不怪，对之习以为常；二来觉得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事不关己。长此以往，逐渐不再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对于从制度上加以解决亦逐渐冷漠与不抱希望。诚然，这可以从一个层面解释中国为什么具有“超稳定结构”，但同时这也让笔者深深地体悟到“发展的幻象”。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试图借由多中心治理以化解政府一家独大的传统治理模式。
其二，冲突之走向：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目标取向。社会冲突有破坏作用，“马克思认为冲突最终会变成革命性的和暴力性的，并导致体系的结构性变迁。”[7]同时，社会冲突也有“一致”的功能。“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离因素并重建统一。在冲突能够消除敌对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范围内，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8]在社会冲突事实普遍存在的当代中国，学理上对社会冲突功能界分的意义远小于对其走向厘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到底意欲使得社会冲突走向何方是更加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从应然的视角看，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中的冲突应为有利于维系既有政治秩序，有利于社会朝着一致方向发展的冲突。相应的，只有有利于“一致”的冲突才是符合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要义的冲突。“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稳定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成分；冲突引起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排除冲突的消极影响。”[9]冲突走向一致的过程是在现有政治制度基础上，多中心行为主体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是现有政治秩序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
三、共识及其生成：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根基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中冲突的预防与化解首先需要共识的凝练。这种共识包含有对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功能的基本认知，有对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共识生成基本命题的理解。
第一，何种意涵的共识：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根基之初设。一般认为，政治学意义上，共识是特殊的协定，指一项其条款能得到个人和组织广泛认可的广义的协定，而且，是关于根本性或基础性原则的协定。[10]就公共治理理论而言，最低层次的共识应该是多中心行为主体对之间相互地位的认可，也就是说，各个行为主体必须认可其他各行为主体治理中心的地位，尤其是其中可以动用新的治理工具与技术控制和引导其他行为主体发展的政府更需认识到这一点，并主动提高自身能力，承担相应责任。
除了最低层次的共识之外，多中心行为主体同时需要在如下方面达成共识：其一，必须从人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出发框定多中心行为主体的基本功能定位；其二，必须以法治保障权利，规约民主，从而使得多中心行为主体规范行为。推进公共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有效适用，需要首先初设共识在当代中国的意涵。历史的角度下，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三种协作形式具有一般的关联性，此外，它们也对应于资本关系和更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化的不同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这三种形式都再生产着，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分量，正如资本积累本身的再生产一样。”[11]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市场力量是治理的基本行为主体，诚然，国家依然是重要的治理机制，虽然其是次要的，被称为“守夜人国家”，主要着[于法律之创设。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市场治理机制的弊病得以全面显露。“市场失灵的原因在于，在经营活动中一味追求私利，未能为经济活动做有效的资源配置，并因此未能达到营利目的。”但是，对国家寄予厚望的人们失望的发现，“国家失败”普遍存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突发等等的频发一方面说明政府单一行为主导的治理模式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亦说明国家“未能实现重大的政治目标，即保障公众利益，防止它受到特定利益集团的侵犯。”[12]
第二，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梗：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共识生成之必然命题。当代中国，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表述应该是，“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中，部分公职人员凭借制度安排，把附着于权力的特殊利益当成职业目的来追求，脱变为拥有比较稳定的合法合理的、合法不合理的、合理不合法的、甚至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特殊利益主体，抗拒对之进行调整，成为既得利益者。”[13]公共治理理论关涉四个理论命题——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反思性的“复杂人”假设、合作互惠的行动策略、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14]，其核心在于多中心行为主体及其合作。而既得利益集团倡导封闭的利益分配形式，推崇单一或单中心的治理模式，直接阻梗了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共识的生成。
传统的缺少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之下，是否破除既得利益，何时破除既得利益，如何破除既得利益完全由政府本身说了算，而在既得利益集团做大做强的情势下，这一切终将由既得利益集团说了算。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共识生成最大的阻梗，是否能够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梗是对政府价值取向的考验，因此亦充满了艰难与险阻。此时，政府是自身积极主动，还是迫于外部（国内的与国际的）压力而改革，是对政府能否把握改革时机与契机的检验与衡量。
四、回应之核心与关键：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可行路径
冲突的化解与共识的凝练需要政府的回应。政府的有效回应需要公民与公民社会的监督与制约。回应的基本含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15]
第一，回应及其体现：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核心。“政府的改革之道，就是运用它的力量去培育创造出更多的第三部门。……顺应这些改革也就建立了所要求的组织结构。剩下的问题就是指导这些组织使之符合社会的价值要求，并且有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16]这是现代社会对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保障。政府必须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就中国而言，首先体现为需要建立责任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浓郁的当代中国，民众对官员产生的兴趣远小于其对官员以何种方式离职的兴趣。民众更关心官员施政期间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还是被行政问责，乃至绳之以法，更关心行政问责是否真正落到实处，被问责官员是否会在“风声”过后悄然复出，这种复出有无法理基础等等。
诚然，从更深层面来说，回应的根本实现需要民主政治发展。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滞后，由于缺乏公民社会对公共权力的必要监督与制约，官员财产至今无法公开，裸官数量无法统计更加无法公布。因此，在强调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核心因素的同时，必须保障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权，引导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充分发挥权利对权力、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瓦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这才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关键。
第二，监督与制约：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关键。“如果治理退化成一种十足的经济行为，那么在政治理论中公民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15]但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是，政府主导治理的全过程，将治理]变为经济利益分配的过程，通过向民众作出经济利益上的些许倾斜与让步以换取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治理模式下，事实上存在已久的城乡差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突发性等一直无法得到有效应对与解决。同时，“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治化的话语往往掩盖了复杂生猛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诸多话语，空泛、虚妄、浮华，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充斥在报纸电视上的这些话语，与基层社会生活真实状态严重脱节。”[17]民众亦逐渐习惯于此类事件的频发，麻木于其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最终使得整个社会的底线无限下降，道德体系不断解体。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关键是公民与公民社会监督与制约作用的发挥，而在整体性改革的环境下，欲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其一，务必开展现代公民教育，培育现代公民。只有掌握了现代政治理念，公民才能对多中心治理有基本理解，才能树立权利意识，才能主动行使多中心行为主体的基本权利。其二，守住司法公正这条底线。公民与公民社会监督与制约作用的发挥需要有法律的保障，这是公民与公民社会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当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法律必须可以提供救济。整个过程中，司法公正必须得到持守。
学界普遍的认识是，“治理理论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一套用于解释现代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化特征的规范性理论分析框架。”[1]诚然，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需要抛开二元对立的“传统——现代”研究模式，立足民主政治发展迟缓与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匮乏的实际，使得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民主政治发展的互相促动，和谐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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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Basis and Feasible Path of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i Chonghui
（School of Marxism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China）
法治理论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实效性
随着我国社会多样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已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凸显出固化的趋势，教育效果也不理想。借鉴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穿到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全过程，真正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能够有效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务实和创新，从而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关系上：内容对应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理论层面为主导，统领理想、精神、道德等不同层面，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任务的具体化，狭义的内容应该重点是“五观”教育：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法制观。[2]但与目前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差、意识形态的淡化思潮等关联，学界多数学者认同其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四个方面，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把心理教育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如此一来，过度泛化，而且即使纳入其中，也可算做思想教育中的部分内容。
在谈到两者的关系时，学术界经常用到三个词语：指导、引领、融入。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引领、甚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而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体现的内涵。为什么二者的关系能如此的相辅相成、水融呢？笔者认为，根源在于内容的对应。思想教育对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对应社会主义荣辱观，民主法治教育对应践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
二、目标上：短板突出
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3]在新时期多元化趋势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在“90后”大学生为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如何？笔者仿制三份调查问卷，对本校从大一到大四各100个样本进行了调研，结果见表1-3。
由表中数据可知，超过90%的同学认为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以及学习、工作和生活受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工作影响巨大，并且觉得学校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工作进展的很好；同时，从第三个题目我们可以得出，在超过83%的同学眼中，影响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方法。
可见，大部分高校学生觉得学校对德育工作重视不够，以及德育课程的实效性效果不明显；超过60%的同学比较喜欢的德育活动形式则是基于实践的公益活动；同时校园环境、校风及德育课程是同学们比较青睐的德育工作。
分析表中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大多数学生对法治教育是持欢迎态度和充满信心的；但也有部分学生的法律常识缺失，法律意识淡薄。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进展良好，适当地改变其教育方式可能会使教育成效更上一层楼；但学校的道德教育和民主法治教育却是两块“短板”，要全面调整，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整体加强。
三、方向上：指导明确
在新时代背景下，固守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严重滞后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教育过程中问题频现：内容缺乏时代感、层次性；方法过于形式化、强制化等等。[4]社会主题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多元化文化背景下，为坚信理想信念，引领社会思潮，提供道德规范、激发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发展而提出的有机系统，它的出现对于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以人本理念为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拒绝和逆反解困。思想政治教育从党建初期开始，一直被视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其主要目标定位也是为广大党员、干部服务，目的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统一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在引入大学课程体系以后，由于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用旧有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没有结合实际，结合社会的发展，创新改革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滞后，教育方法简单，所以当遭遇民主法治思想活跃、知识面宽广的新一代知识青年以后，就会显得草率，显得死板硬套，显得格格不入，有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只限于提口号、讲要求，教育内容和方法经常受到非议和抵制，造成教育效果流于表面，甚至起到了相反的负作用。[5]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在思政教育过程中，重塑人本理念，教育模式尽可能的贴近学生，围绕学生，想学生所想，才能赢得教育对象的认可。
2.以唯物论观点为个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责任正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思潮泛滥，各种社会矛盾增多，各形社会现象齐聚，有好的、有坏的，有歌颂的、有责难的，虽然大学生总体趋向积极进取，强调自身价值的实现，但在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看法。[6]作为当代大学生，能否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评价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取得的成绩，认清人心所向的主流和支流；能否在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斗争中辨别真伪，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立场；能否实事求是地看待目前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正确处理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与实现人生价值的关系；能否前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敢于承认并勇于担当个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责任，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灵拷问。
3.以知行合一切实改变政治务虚、基础文明薄弱的现状。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知行不统一，知行严重脱节，“知”多“行”少，甚至不“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些学生记住了不少理论，懂得了不少大道理，谈心得讲体会是一套一套的，演讲时也是激情澎湃的，但是一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落实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就显出言行不一的状况。有的学生在理论上，在大道理上，似乎什么都懂，是“语言的巨人”，但在学习态度、公共秩序、文明礼貌等基本方面却常常违反纪律，表现为“行动的矮子”。尤其，一些经济困难学生，在享受国家学校政策资助的同时，却不知道爱国，不知道感恩，在校期间不刻苦学习，毕业后不愿主动承担家庭义务和社会责任，缺乏奋斗意识，不肯吃苦，都折射出基础文明教育薄弱的现状。
四、途径上：实践体认[7]
1.对于思想教育，改革教育手段与方法，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教学观念上既重结果又重过程，教与学是个双主体互动过程，教师教的过程也是学生发现、体验、实践知识的过程，提高对过程的关注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自学能力。教学方法上，既研究教法，又研究学法。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结合学内容和学生的年龄层次，选择使用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不同类型的教学方式。学法上，尽量做到四个“结合”——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学习与研讨相结合；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研究理论与加强思想修养相结合。
注重实践性教学，重视学生能力培养。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与课堂教学内容相配套的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努力构筑起课堂教学、日常行为养成和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教书育人体系。经常组织学生针对某个社会专题开展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锻炼学生广泛阅读、收集资料、积累资料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立的思考力，逐步增强他们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对于政治教育，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尊重差异，引领主流舆论倾向。构建完整、通畅的信息渠道，及时掌控学生思想动态。每个学期开学初，学工处、新生部、校团委、各学院团委等学生工作部门可以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组织学生座谈会、学团干部走访寝室、召开党支部会等传统渠道或者通过论坛、博客、BBS、QQ群等现代交流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出发，了解学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热点、社会焦点问题的看法与态度，对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择业就业、学校改革的定位和认识等，总结大学生不同学涯阶段的思想特点，提高工作针对性。各年级辅导员要深入学生中间，了解学生个体思想状况，帮困解疑，并结合其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引导。
多种传播媒介方式共用，潜移默化地引领主流舆论倾向。要充分利用学校电视、广播、电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多种载体，利用学术讲座、社会实践、学术论坛、交流讨论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广泛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活动，让社会成员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中，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充分关注人们多方面的心理感受和精神需求，完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大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环境，激发大学生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提高其发奋学习的自觉性。
3.对于道德教育注重共情关怀心理疏导，由显性到隐性过渡。由“灌输法”向“共情法”转换。灌输法是推行思政教育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曾经得到过有效的验证，但是在把它借鉴到道德教育过程中时，由于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均发生了深层次变化，难免会得到南橘北枳的效果。灌输法较适合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到中国时，党员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只好采用死记硬背和填鸭式的教学来达到初步效果。而道德教育是一个实践过程、一个习惯化的过程，其从行为到习惯，从认知到品质，整个过程不需要高深理论作为支撑，即使中间有需要提高道德认知的地方，也不能改变其实践教育的性质。如今，教育对象也发生了改变，大学生都受到过良好的社会教育，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对于这么一个高知识人群，灌输法肯定得不到认可。心理学领域有个词叫“共情”，指的是在与他人交流时，进入到对方的精神境界，感受到对方的内心世界，将心比心地体验对方的感受。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只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情，才能让教育对象感受教育的召唤和力量。
由“显性式”向“隐性式”过渡。当前，在道德教育中仍然过多地保有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痕迹，善恶分明，显性教育、正面宣传为主，树立一些超出一般人思想道德境界的超级典型出来，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让普通人望而却步，很难起到引领和模仿的效果，这样直白的宣传的结果造成人“脸谱化”的趋势，缺乏生活体验，事实不充分，形象不丰满，事迹不生动活泼，缺乏艺术色彩，很难深入人心。[8]为扭转显性式教育带来的肤浅现状，从学生进校开始，就要以发扬与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为切入点，加大有关人文素质、科学精神、艺术修养、文明礼仪教育力度，切实提高修身明德意识。就应注重文明行为规范和习惯养成教育，将高校道德教育与知耻厌耻教育密切结合，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树立道德典型，弘扬社会正气。就需在教学管理中，引入熏陶式的教学原则，以身作则，身正为范，从艺术作品中，从教师身上，从教学管理中，点滴融入爱国、责任、进取的思想理念，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实现道德内化，从而达到完美的教育效果。
4.对于民主法治教育以人为本贴合实际，培养独立人格。贴合实际，准确定位。在中国的学术界，法制教育的独立地位一直都没有得到真正确立。许多官方文件中，至今还把大学生法制教育放在道德教育或者政治教育的附属地位，在道德和政治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在国民经济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自然会要求制定更多的法律规则来确保自由贸易，会要求开放政治环境来保障个人权益。大学生作为高素质群体，应该更快、更主动地适应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接受更多、更全面的法制观念教育，只有初步掌握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基础法条的原则和内容，才能更容易地融入并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去。综上所述，高校应该在培育和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为学生提供更多场合和机会，学习掌握法律知识，拓展知法、守法、用法的实践活动，满足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需求，培养他们遵守规则、爱护规则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推动民主法制国家的建设。[8]
整合资源，革新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社会影响改造、教育人。当前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成就动机、道德标准、生活态度无一不与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相连。[9]要抓住契机，整合古今中外的先进文化成果，结合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民族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历史比较、发展比较和中西比较中，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和西方的科学、民主、开放、法制精神，培养独立的人格。结合国内重大事件，无论是历史实践还是当今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一不牵涉着那些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大多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素材，要适时抓住契机进行现实的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教育。结合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教育大学生，增强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对国家和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实践对于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参与实践中，才能把爱国热情转化为服务社会的自觉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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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理论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范式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研究科学发展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范式是：“某一特定时代的特定科学共同体所支持的信念。”后来，随着对范式概念认识的深化，理论界逐渐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范式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理论上或方法上的共同信念。”在多年的学科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逐步科学化、系统化，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内容、过程、方法、环境等核心概念系统，明确了以探讨各种现象，揭示内在规律、完善学科理论体系为核心的研究方向等。这些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独特的本质特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多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践中，也从内容、方法、教材、教法、理论、实践、体系、考核等学科方面不断稳定下来。“05方案”实施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学范式更是日益成熟。
一、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特点：
（一） 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和德育，其范式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导向性，在教学中集中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体现在从革命时期“长征是播种机，是宣传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到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或“政治思想工作”，都围绕“政治”这个核心词展开。思想政治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内容、形式还是目标、行为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二） 强烈的时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今年来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思想政治理教育面临着一个全新和多变得时代背景，经济上飞速发展带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与此同时，人们的文化需求日趋旺盛。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社会成员思想活动的差异性、多变性和相对独立性明显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获得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 高度的综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综合应用了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中学科中的有益成分。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从来不是单一和狭隘的，它需要从多学科中不断吸收借鉴和融汇提炼，然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自成一家。现代学科理论的蓬勃发展，客观上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要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要充分吸收各学科的创新发展。
二、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思想政治理论课做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教学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已经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常规科学时期，但从现实效果来看，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单单从既有范式来解答实践发展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的新问题时，我们深切感受到理论回应现实的乏力和课本理论与现实实践、以及学生活跃思维的脱节。既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的发展面临空前的挑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难以有效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
（一） 外部困境：
我国既有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范式服务于夺取或建立政权的需要，注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工具价值，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在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建立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改变，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政治民主、文化多元和社会信息的空前发展，在社会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合作意识的深入人心下，对人的主体的尊重成为时代的强音，大学生自主化、个性化、特色化的成长趋势成为现代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范式的内在需求。不能迅速适应新时期社会需求，最终导致既有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范式的“作茧自缚”。
（二） 内部困境：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要突破多年来形成的既有范式所划定的关注范围，无论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应在在尊重90后大学生个体需求的基础上，将更多关注的内容纳入理论视野，避免日趋守旧甚至僵化不前而导致“闭门造车”。在某种程度上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教学存在内容概念复杂化、论证烦琐化；教学方法上空洞说教、枯燥重复，无视对个性特色鲜明、缺乏对周围事物敏锐洞察、求知欲极强、价值观尚不稳定的大学生群体的吸引与引导，最终导致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上的被动困境。
三、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创新方向
面对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外部困境，先察先知，主动应对，在旧有范式基础上合理改变、创新是问题的关键：
（一） 要具有与时惧进的精神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的创新，关键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的与时惧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的与时惧进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科学发展、不断创新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具体体现在：一是教学范式要及时适应最新的时代要求要及时适应最新的时代要求，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通过有效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教育对象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和激发，使其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修养。二是教育主体适应新形势的主动性，教育工作者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独立的思考力和迅速采取措施决断力，对现实问题及时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引导教育的能力。三是仍然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统帅意识，善于利用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二） 要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张耀灿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
中提到：“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以人为本是最根本的价值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深切体现人文关怀精神，着力培养受教育者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 要具有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
在对思想政治理论本学科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放宽视野，吸收和嫁接其他学科的精华，多视角审视自己的领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博采众长”，以达到以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拓展和延伸思想政治教育手臂，取得更突出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2]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陈勇.陈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现状及发展析论[J].思想教育研究，2012.11
法治理论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承认政治；治理结构
引言
肇始20世纪70、80年代、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西方社会的“治理革命”，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治理革命是近代民主革命以后，人类所经历的又一次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自反性现代化视角观察，致力于摆脱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建构与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运作框架，再造民主政治生活，成为“治理革命”的使命。
尽管这场革命的理论命名各不相同，从“重塑政府”、“治道变革”、“民主行政”到“治理与善治”，其实践模式也多有差异，或是强调“地方治理”、“分散化治理”，或是追求“效能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但是，构成这场治理革命的“隐蔽的本质”的，却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就此而言，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治理革命的“元叙事”。
很显然，多中心治理在其作为社会变革事件的同时，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性事件而备受关注。那么，如何看待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最重要话语之一的多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何以能够成为理性官僚制之后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面对这些问题，政治学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解释框架：(1)激进变迁的解释框架立足于现代性重建，通过解构“中心-边缘”的治理逻辑，阐释了“治理革命”出场的历史合理性；(2)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制度-功能”解释框架，具有鲜明的立宪经济学色彩，试图在民主、官僚制和公共物品三个变量之间建立起一套新的民主行政分析框架；(3)规范诠释框架推崇传统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以新托克维尔主义为资源，重申社团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价值。这些竞争性的解释框架固然转移了政治学研究议题，但如何理解和解释多中心治理才算合法性充分呢？
从方法论角度审视，多中心治理的基本语境是现代性政治的重建，多中心治理的难题隐藏在其运作之中。由此来看，多中心治理的精神与实践，表达了在现代性政治重建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按照公共性规范建构的一种公共服务/责任再生产的制度机制，公共治理中的“多中心性”实质是公共事务的民主合作管理，是民主治理的一项策略。因而，“治理革命”的主题在于多中心治理的不同主体间如何建构合作关系，形成不同于“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最简约地说，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性何以可能，抑或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何以建构，成为最需要理解和合理解释的问题。所以，受制于传统学科的局限，前述几种解释框架，都与多中心治理所具有的现代性政治重构这一根本要旨有差距，并没有真正观察到多中心治理赖以成立的正当性所在，这样的解释框架也就不能为多中心治理运作提供理论担负。
在后民族国家或现代性重建时代，国家治理多中心化表达的是治理结构从“中心-边缘”到“多元正义的非中心”的转变，而且具有矫正现代性缺失的“世界复魅”的色彩。多中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自反性认同，也隐喻了“多元正义”的价值预设。此外，伴随批判诠释和建构主义方法对功能主义的诘难，尤其是民族国家向治理共同体的调整转向，在承认政治框架下展开政治现代性重建的研究，获取了价值和知识的双重合法性。
有鉴于此，本文将置于跨学科的“承认政治”框架，阐释与分析多中心治理运作及其“正当性”问题，尝试为多中心治理寻找应有的理论担负。
追溯承认政治：相互尊重的法权
实现国家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是“治理革命”的旨趣所在。但是，支援治理结构多中心再造的理论资源，既无法从传统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那里获取，也不宜在所谓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范式中找寻。因为治理结构多中心化再造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制转换或行为规范的调整，甚至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机械地重新配置治理权，而是一个政治正当性获取的问题，是一个不同治理主体间相互尊重的法权关系如何建构的问题。所以，支援治理结构多中心再造的理论资源，有必要追溯到以解决政治正当性为主旨的承认政治之中。
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传统自由主义在应对民族主义、全球化、新殖民主义等问题方面出现的理论危机，“承认政治”悄然兴起。依照社群主义健将查尔斯·泰勒的说法，对于承认政治的需要或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值得说明的是，承认政治并非是后现代才有的政治哲学议题。在政治理论史上，“相互承认(mutualrecognition)的政治”实际上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按照科耶夫、泰勒、霍耐特等人的解释，承认政治即“主奴关系辩证法”问题，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形成、在《法哲学原理》中完成的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经典命题。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阐述了“主奴关系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承认关系，主人是被一个他不承认的存在所承认，而只有相互承认才是满足欲望的途径。如果说，在《精神现象学》中，欲望辩证法转换成了具有超越价值的相互承认理论，那么，到《法哲学原理》中相互承认的政治原则被进一步转化为“相互承认的法权关系”。
从一般的定义来看，德文dasRecht，法文Droit，英文Right，都可以译为“权利”或者“法”，但在德国思想的语境中翻译成“法权”似乎更加贴合其本意，因为“法权”指通过法律而赋予社会成员的一种权利资格，具有法律和正义双重含义。实际上，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的法权思想，表达了法权孕育于市民社会这样一个保守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并体现为相互支持的两个知识论断。其一，个人追求自由的活动得到了市民社会的法权上的承认，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国家最终只是为了保障市民社会的繁荣发展；其二，对市民社会采取的是一种肯定、认同的理论态度。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所谓异化的社会，恰恰相反，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是人在追求相互承认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历史阶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通过平等的法权概念，终于把相互承认的原则表述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应该是多层法权关系的统一。
尽管西方现代公共哲学一再拒斥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但并没有妨碍围绕“现代性的黑格尔”形成一个政治建构主义的承认政治框架。“相互承认的法权”这一思想既不失为整个现代性方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为“治理革命”运动中的治理结构多中心化再造提供了某种解析路径，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阐述：第一，承认政治实际上担负了政教分离后政治正当性释义的功能，但现代性“祛魅”的进程，有意无意遮蔽了承认政治，随之而来的就是主体性在政治本体论中的应有地位的丧失。尽管后来政治科学在实证主义框架下不断壮大，但无法为涉及政治正当性的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或思想资源。第二，国家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离不开治理权的分散化配置。但作为其理论前提的，恰恰是对多层法权关系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体认，如果根本就不承认多层法权的存在，便谈不上治理权的分散化配置。因为治理权的重新规划和赋权过程，并不是多中心治理运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多中心治理能否提升治理效能，也取决于是否能在“相互承认的法权”框架下展开运作。第三，相互承认的法权原则，被黑格尔表述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所要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体现为多层法权关系的统一。尽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强调了两者的合理分立，但分立不是对立，如何处理，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记。否则试图摆脱“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治理革命”获得的将不是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而是无序和混乱。在相互承认的法权框架下，获得各自治理权的平等主体，是一个包容他者的治理共同体，是一个治理权分散但不对抗、具有“政治成熟”智慧的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
承认政治的价值在于，相互承认的法权的规则不仅是现代性政治初始建构的依据，也是其重构的正当性所在。以“治理革命”为标志的现代性政治的重建，不是线性地“进步”到后现代，而是回到相互承认的法权规则再造现代性政治。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核心的承认政治理论，成为建构多中心治理结构最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它不仅为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立法，而且能够负载多中心治理自身复杂的认同难题。
治理结构多中心化：承认政治的展开
“治理革命”作为现代性政治自反性再造，涉及结构自反性和自身自反性两个领域。斯科特
·拉什认为，自反性现代性理论有两个指涉。首先是结构性自反性(structuralreflexivity)，在这种自反性中，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在这种自反性中，能动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在自我自反性中，先前动因的非自律之监控为自我监控所取代。因此，“治理革命”是以“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为对象，并试图在民族国家与治理共同体的平衡中，构建治理结构的多中心模式。这一转变需要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原则。
从民主政治要义来审视，现代民族国家遵循着人民的政治构建规则。然而，民族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绝对”营造。按照理性选择政治理论的解释，民族国家“绝对”治理结构的形成，具有挤压治理权相对独立性的制度设计倾向，其关切的重点是建成一个无分歧的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体现平等承认的治理共同体。民族国家“绝对”治理结构在消除无政府混乱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利维坦的深渊。对于民族国家“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主要问题值得分析。
第二，公共领域中相互承认政治关系的扭曲和断裂。“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将人民转换成民族国家的“绝对”，治理权被“绝对”用来惩戒和规训政治共同体的边缘，对公共生活实施操纵，迫使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其结果则是支撑“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官僚体制排挤公共生活中的平等商议，扭曲了公民对人民和治理权的恰当认同，并最终导致相互承认关系的断裂。因为“扭曲的承认不仅表现为缺乏应有的尊重，它还能造成可怕的创伤，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借用齐格蒙特·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理论命意，完全可以说民族国家借助“中心-边缘”结构而形成的“绝对”实施了对个体和边缘的“大屠杀”。
对这样的民族国家，哈贝马斯给予了深刻的反讽：“？？法治国家以及作为其核心组织原则的公共性都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⑤言下之意，这样的公共性只不过是一种“高贵的谎言”，它掩盖了构筑“绝对”的事实和肢解了“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的政治规范。
在当代政治思想潮流中，批判“中心-边缘”治理结构成为一种趋势。例如：罗尔斯的“重叠的共识”、阿伦特的“公共性的复权”、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都在不同哲学基础上触及了“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否定公共生活中民主治理的问题。那么，“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绝对”转向“多中心”的治理共同体，其具体路径是什么呢？上述数位背景各异的思想家，都或直接、或间接倾向于维护承认政治这个现代性社会本该守持的原则。就此而言，对国家治理结构所实施价值颠覆的，恐怕正是承认政治这一黑格尔政治思想的遗产，只不过在形式上更具现代色彩罢了。就一定意义而言，承认政治对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途径，表现在三个相互支援的“问题意识”中。
第一，“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规则的确立。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民族国家形态的改变以及现代政治日益进入多元正义的具体处境，“平等承认的政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回到相互承认的政治原则重建公共领域，以再造民族国家和治理共同体平衡的后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这是哈贝马斯试图从规范和事实双重视域解析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理论一般。在一段纲领性文字中，哈贝马斯说道：“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但是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说到底就是要维护个体的法律人格，亦即，使个体的完整性--在法律上并比在道德中要弱--取决于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无论是对民主法治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公共领域、还是商谈民主的批判性分析，“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都是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当今民主法治国家遇到诸多治理危机的根源，都可以还原到这一原则中加以反省。
第二，合法反对的商议政治--场域的转换。民族国家的应该和治权平衡建构，代议制所提供的政治秩序也不能排斥对更具效能的治理秩序的探索，而民主治理也不应该成为绝对的祭坛。在现代性政治重建的规划中，转向民主国家与民主治理平衡的后民族国家诉求，恰恰要抵制统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求建构一个“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一个能够自由地、批判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的治理结构。这一宏大的政治重建蓝图，即是哈贝马斯商议政治理论的要旨所在。后民族国家带来的不再是绝对下承认关系扭曲的“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而是一个公共性获得再生产的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在后民族国家的商议政治中，人民不再仅仅是限制和抵抗君主初始的含义，而且也被赋予了建构公共性治理结构的角色。后民族国家及机制化的商谈政治，推动了治理结构多中心化。最简约地说，商议政治就是推崇合法反对这一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则。合法反对和“中心-边缘”结构下的命令服从机制不同，这是一种独白式的话语，一种排斥他者的场域。而合法反对遵循的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法权身份，彼此之间均从正面直截了当表达意思以谋求正当利益，而不是仅仅否定性地攻击对方。如果说现代性政治重建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并且“民主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且明显表现为自治原则”，那么，作为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或自治运作的场域，则是合法反对的商议。
第三，相互认同的身份--角色的塑造。作为自反性现代性之重要构成的“治理革命”，不仅体现为“结构性自反性”，而且也涉及作为“革命深入进行”的“自我自反性”，即如何解决多中心结构中身份认同之难题。换言之，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自我自反性”所表达的身份认同难题，“治理革命”的自反性认同就是不完整的。伴随治理权分散化而来的多样化的治理者，使得具有多元正义色彩的“差异政治”成为必需面对的现实。原先建立在“中心-边缘”统治秩序框架中的强制、服从和命令，势必与多中心结构中平等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身份紧张。治理模式转换中身份认同的冲突，隐含着主体间性关系的再造，形成了一个反排斥、反蔑视和反差异的“自我自反性”的政治认同吁求。然而，如果非国家的治理者的身份被一种占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那么，“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依照学术界的勘定，“认同(identity)的意思是说认同是由承认构成的。”因此，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身份的认同，意示不仅要在观念上将承认政治体现为政治契约，而且必须能够转化为主体间的道德承诺，而道德承诺趋于脆弱，往往是承认断裂的开始。所以，霍耐特把爱、法律和团结作为道德承诺的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形式。此外，身份的认同是在与优势群体的持续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就像查尔斯·泰勒所言，“在社会层面上，认同的形成只能通过公开的对话，而不是预先制定的社会条款。”
所以公开对话成为身份认同的终极证成。国家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迁移，也将作为长期以来处于“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地带的“陌生的异类”置于公共治理的中心位置。传统的中心角色不仅要适应非中心化的角色转换，并且还要包容曾经被边缘化的其他角色，彼此承认相互拥有治理者的身份。可以说多元治理主体时代，治理者身份的认同和包容，构成理解“治理革命”的一个正当性视角。
在本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自负，扭曲了承认政治的规则；而多中心治理结构的生成，不仅是消解民族国家“绝对”弊端的途径，也是相互承认政治的再生产。相互承认关系不仅是民主共和国立国合法性的辩护原则，而且也是制宪共和国有效治理的运作规则。所以，解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与其说是多中心化的战略，不如说是相互承认政治的回归。
承认政治：民主治理的伦理/知识效应
“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中，只可能存在欺骗性的“承诺”，只可能采用理性官僚制强化“绝对”的秩序，推崇的只能是手段/目的颠倒的虚假的政治伦理。所以，这样的政治伦理就是一种有预谋的伦理。而回归承认政治原则的多中心治理，再造的不仅是国家的治理结构，获得的也不只是身份的相互认同，它还将剔除神性和奴性，矫治工具理性的张狂，将无预谋的伦理确立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准则。多中心治理开启了新一轮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漫漫征程。尽管多中心治理还可以建构其他的分析概念框架，但脱离多中心治理的“政治伦理”前提的研究，其结果要么是自身的问题意识被置换，要么是相应研究议题的碎片化。如果说，工具理性的独白话语代表了民族国家绝对治理的幻象，那么承认政治的协商、对话的“他在性”这些无预谋的伦理话语则为多中心治理提供了价值和知识的双重支持。
在后现代社会生态下，社会的风险性、社会集体行动的困境及正义价值的普遍性，构成了公共治理的基本处境。民主治理需要更多的自治实践以满足复杂丰富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较之以往，多中心治理不是一种由大规模、强制性的结构所控制，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与互惠建构起来的合作秩序。对于利益多元化、治理主体分散化、社群共同体复杂化的当今治理来讲，体认相互承认的原则，是最根本的价值规范。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原则的承认政治理论，具有“视界融合”的特点，能够为理性、公正、宽容、自由、民主、共和等提供一个共同的价值境域，并作为多中心治理立宪秩序背后的根本“规范”，为民主治理确立了游戏规则。
一般而言，民主治理是一个围绕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治理共同体”，在从民族国家向治理共同体生成中，脱离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治理主体组合进一个问题共同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多个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即确立相互承认的“法权状态”。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历史类型，民主治理的“法权状态”是以平等权利为依据的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观念，充分彰显了爱、友谊和互惠、信任等社群价值，因此，这一“法权状态”具有“世界复魅”的性质。当然，“世界复魅”并不是在号召把世界重新神秘化，理性启蒙运动的“祛魅”和后现代政治的“复魅”，都不过是追求解放的手法。“世界复魅”的趋势，就是治理场域向“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迁移，成为社会治理多中心性成长的伦理化制度预设；就是直面“差异”而建构“他在性自我”，使得相互承认的身份政治建构成为公共精神培育的场所；就是恢复被单一中心治理结构压制的公共领域的对话机制，倡导社会消解不合乎协商原则的强硬的不妥协习惯，去熟悉基于同意的治理原则。
法治理论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高职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5-0047-02
目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程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目标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职院校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手段，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重要任务的关键渠道，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课程。只有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做好，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继有人，才能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提出要扎实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发自心底喜爱、能终身受益的课程。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理论在各大教育院校中广泛开展教学实践，许多高校、高职也开始逐渐将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中来。
一、积极心理学概述
积极心理学在二十世纪末兴起于美国，由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塞里格曼（MartinE.P.Seligman）率先提出，由于其积极的理念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便在心理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是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之一。目前国内外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研究内容：积极情绪和体验、积极人格特质以及积极组织系统的研究。其中，积极情绪和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情商培育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人类生命活力、促进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功能与意义。
积极心理学倡导个体对待过去、对待现在和对待未来的积极体验，在对待过去方面，获得满足、满意；在对待现在方面，获得幸福、快乐；在对待未来方面，获得乐观、憧憬。积极人格特质是长期进行积极心理建设后所期待的成果，积极人格特质主要是通过对个体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的激发、强化，使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方式，使个体在学习、工作、创造中将社会价值和生活经历转化为积极向上的内在动机和价值，并形成乐观、成熟、智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决定。
积极心理学继承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文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修正了传统心理学的某些不足，将悲观的人性观转变为对人性中乐观一面的强调和重视，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心理惯性和行为模式。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建设上，倡导研究、探索人类的美德，倡导恢复人性的积极面。同时，积极心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摆脱了过分偏重个体的局限性，更加强调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以及对政治、教育、经济等社会文化因素在个体情绪、人格、心理状态上产生的影响的研究。
二、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扫描
（一）学校、教师、学生重视程度不够
部分高职院校的有关领导缺乏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深入认识和充分重视，仅仅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看做是其他专业课程的补充内容，没有把思想政治教学纳入高职院校全面教学总体目标和整体方案中，更谈不上引进、整合社会有利资源。高职院校领导的不重视，对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态度也产生了不良影响，许多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没有高度重视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教学材料和方案准备不充分，缺乏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法的创新和完善。大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采取应付了事的态度，平时学习敷衍、不认真，考前临时抱佛脚，学习结束后却对学习内容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学习效果底下。
（二）教学手段落后，形式方法单一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师与学生缺少沟通、缺乏呼应，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往往孤身乏力地演绎着“单口相声”，学生低着头无奈地接受理论灌输，有些甚至在交头接耳、玩电子产品、看其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无关的教材，对教师声嘶力竭的课程讲授置若罔闻，真正将教师讲授内容全部听进去的学生寥寥无几，教学质量十分低下。个中原因主要是教师教学方法的落后、呆板，许多教师没有转变过去传统的教学观念，怡然自得地在理论维度中对学生居高临下地阐释，将学生看做是接受知识、理论的容器，导致教学气氛紧张、僵硬，授课内容缺乏吸引力，学生无法产生共鸣，无法在课题学习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在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多媒体手段和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冲击下，许多高职院校学生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产生先入为主的逆反、排斥性情绪，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与现代化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思想政治理论是陈旧、落后的理论观念，已不适用于目前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建设。同时，思想政治教学课程中的部分内容与现代社会发展现状也存在着不同步的现象，一些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已不适用于当前市场经济社会的部分现象和问题，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学的实用性产生怀疑，进而全面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
（三）师资队伍建设乏力
教师是实施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然而当前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管理水平的落后却严重制约了高职思政课教学的发展。首先，在教师专业水准管理和专业培训方面，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高职教师本身专业素养、专业技能难以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变革要求，导致教学效果十分不理想；而高职院校管理者不注重对教师的培训和教育，致使教师缺乏自我提升意识和提高专业水准的机会，教师队伍管理停滞不前。同时，在教师管理、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方面，高职院校领导缺乏管理理念和管理意识，未建立合理、有效的教育监督监管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没有把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纳入教师管理的整体计划和方案之中，导致教学质量管理不严格，教育人才管理无法可依，总体管理水平低下。
三、积极心理学对于我国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一）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增强学习动机
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培养积极的人格品质，个体的人格优势将渗透在人的整个生活空间，产生长期影响，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目的也是使学生树立积极的人格以及正确的自我决定、自我组织、自我定向和自尊。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要深入研究、探析积极心理学理论和概念，并将其与思想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将积极心理学培养主观幸福感、塑造健康人格的核心目标与思想政治课程立德树人、引导学生建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任务进行科学、有效的结合，利用积极心理学理论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有效应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概念的实用价值。
（二）优化师生关系，形成“教――学”共同体
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状况发展动态和对当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充分掌握其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态度。对其学习能力和心理背景进行准确、合理的分析，从而对学生整体学习情况和心理特征做出全面了解和判断。教师应当将积极人格理论等积极心理学概念、方法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对学生保有足够的耐心和鼓励，以积极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当学生出现逆反心理和消极情绪时，以培养学生正面态度为目标，使用积极心理学中的乐观主义和适宜体验感染、影响学生，帮助学生逐渐提高学习积极主动性。教师还应当加强思想政治教学中幸福感和成就感的培养，通过鼓励、表扬等手段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学习的快乐和获得知识的满足，并给予学生更多发展创造性才能的机会，帮助学生在创新式理论学习中塑造自尊、自信的成熟型、健康型人格，使其逐渐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发展轨道，为未来的进一步学习以及生活、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借助新媒体优化教学环境，增强课堂吸引力
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工作中，学校和相关课程教师应当积极应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平台技术，加强对学生的了解和与学生之间的沟通，通过微博、微信、APP等多种渠道与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学习内容和方法上的交流，并建立筛查、约谈等工作模式，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心理问题，进行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例如，天津市自主研发了思政APP平台，定期将心理知识精准推送至每位学生手上，心理健康中心教师和思想政治教师也随时与任何一名学生直接对话、无间隙交流，做到了“手机拿在学生手中，教育进入学生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