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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1篇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所进行的一切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活动。
第三条国家文物局统一管理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章资格审定
第四条考古发掘实行团体和个人领队负责制。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可申请考古发掘项目，具有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个人经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指派，担任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
第五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直属考古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考古系(专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及有条件的地、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具备下列条件者可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
(一)具备一定数量受过高等学校考古专业训练，能从事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其中具有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专业人员不得少于4人；
(二)具有受过专业训练、能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科技人员；
(三)具备必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设备；
(四)具备从事一般性文物保护处理的实验室；
(五)具有保证文物安全的文物库房和整理场地。
第六条申请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专业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大学考古专业(含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从事考古发掘工作2年以上；
非考古专业(含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从事考古发掘工作2年以上，经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培训班或国家文物局委托指定的考古研究单位考核合格者；
(二)具有独立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能力，胜任《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规定的领队职责，并能组织编写考古发掘报告；
(三)作为组织者之一或主要参加者，完成过一项以上较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执笔完成年度考古发掘简报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中型考古发掘报告；
(四)在组织和实施考古发掘过程中，熟悉考古学某一领域的前沿问题，能根据学科发展趋势选定并研究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课题，撰写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第七条由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组成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负责考古发掘资格审定：
(一)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需提交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申请报告，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后，报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对评议通过的单位，由国家文物局审查批准并颁发证书；
(二)申请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个人，需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申请书》一式两份，并提交1－2篇田野发掘简报和代表性学术论文；由所在单位推荐上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古发掘资格初评组签署评议意见；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研究同意后，报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对评议通过的个人，由国家文物局审查批准颁发证书；
(三)考古发掘资格审定工作原则上每一年一次，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对申请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和组织考核。
(四)经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国家文物局可注销不称职的单位和个人的考古发掘团体和个人领队资格。
第三章项目申请和审批
第八条申请考古发掘项目必须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由考古发掘单位经发掘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包含下列内容：
(一)申请单位的名称及负责人姓名；
(二)发掘对象的名称、时代、级别、具体地点、面积和范围；
(三)前期准备(包括调查、勘探)情况；
(四)年度发掘点的具置和面积(附图)；
(五)年度发掘的时间或期限；
(六)年度发掘的学术目的、计划；
(七)发掘经费的来源和数额；
(八)领队人员的姓名、专业职称、主持完成的发掘项目和代表性学术成果；
(九)主要业务人员的姓名、专业职称、在该项目中承担的任务；
(十)对可能出现遗迹现象的保护措施和出土文物保护的技术准备情况；
(十一)连续性项目的年度报告完成情况；
(十二)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条考古发掘单位为科学研究而进行的主动发掘申请，申请书应在每年第一季度末以前按程序上报，同时必须提交立项说明书，内容包括发掘的学术目的、立项机构、发掘计划、完成时间等。
第十一条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每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初，集中对当年各项考古发掘申请进行审议，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
第十二条考古发掘单位配合经济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申请，应在发掘前三十日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但因工程建设中意外发现文物或者文物面临自然破坏危险，需抢救性发掘的遗址和墓葬，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可以先行发掘，自发掘开工日起十五日内补报发掘申请书。
第十三条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或古墓葬受到自然或人为破坏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先将受破坏的情况和拟采取的保护措施，向国家文物局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后方可实施。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项目，应同时填报发掘申请书。
第十四条未取得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文物考古机构，若需对因工程建设意外发现或面临自然破坏的遗址或墓葬进行小规模抢救性发掘，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指派或聘请有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人员主持进行发掘工作，同时经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上报发掘申请书，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考古机构审议后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上报发掘申请书。
第四章项目执行和监督
第十五条考古发掘单位和主持发掘项目的领队人员，应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严格执行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计划，确保发掘质量和文物安全。
第十六条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发掘单位应事先提出保证出土文物和重要遗迹安全的保护措施。对发掘中发现的重要遗物和遗迹，应及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考古发掘中如有重要发现，考古发掘单位应在对社会公开发表之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第十八条国家文物局对考古发掘工地实行检查与监督制度。国家文物局可组织对考古发掘工地进行检查，内容包括《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执行情况、领队人员的工地日记、遗迹照片和绘图记录、经费使用情况及发掘工地的安全措施情况等。
第十九条对于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国家文物局可组成专家小组或指派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赴现场指导发掘工作。
第二十条年度考古发掘项目结束后，考古发掘单位应及时将发掘经过、收获和经费使用情况，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文物局提交书面报告，并尽快编写年度考古发掘报告。
第二十一条考古发掘项目完成后，考古发掘单位应向国家文物局提交结项报告，内容包括发掘经过、主要收获、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发掘现场及拟保留的遗迹现象处理保护情况、对遗址的保护建议、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计划等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五章考古资料与发掘报告
第二十二条考古发掘领队人员在该项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应及时、认真地做好出土文物、各类标本、有关资料(包括文字记录、各种登记表格、照片、图纸)的整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出土文物和各种资料归国家所有。考古发掘领队人员在考古发掘项目结束后应将有关资料(包括文字记录、各种登记表格、照片、图纸)及时交本单位资料室保管，出土文物和各类标本按出土时的登记表向库房移交。考古资料移交时要有专人负责核实、接收，文物移交时要填写入库登记表。
第二十四条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要在发掘结束后的3年内完成。年度发掘报告应在当年完成编写工作。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2篇
邢台市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方案在通过对古城遗址的保护过程中与周边保护范围有机结合起来，将鹿城岗古城址赋予新的游憩、运动、健身功能，在保护遗址的同时，也创造出具有传统意味的城市公园。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址、古城遗址保护、城市公园
Abstract: With the pace of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s suffering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was draw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the ancient city ruins protection, City Park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前言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记忆，是历史的见证，是岁月的化石。它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化脉络，记录着一个地区的文明。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值得人们保护和传承。正如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的:“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没有他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
2、背景
鹿城岗遗址是西周古城遗迹，位于河北省邢台市西北20公里处的西沙窝村，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古城遗址破坏严重，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城遗址和合理的发掘利用，将该古城遗址规划成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所专家实地考查后认为:“该遗址为古城遗址无疑。城墙内夯层、夯窝十分清晰。城墙已遭破坏，但西、南两面仍高于地面约6米，远看城郭十分清楚，城墙夯土非常纯净。根据城墙规模、城墙基、夯土层、夯窝以及出土陶片、瓦当等判断，此城墙建筑可能早于春秋，很可能是在西周。
早在1990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鹿城岗南侧发现、发掘出“南小汪西周邢国遗址”，当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玉器以及河北省第一片西周甲骨文;1993年在鹿城岗北面轮胎厂附近发掘出“邢侯墓地”。一系列的记载和考古发现预示着鹿城岗遗址与邢国的都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现不仅对邢台历史、对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和重大价值。
3、遗址的保护及开发利用
3.1遗址保护
3.1.1古城遗址现状
据200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调查，城址平面略呈不规则形，南垣约805m；西垣约617m；北垣约591m；东垣约850m。其中南垣、北垣基本呈平直的东西走向，东垣大致呈东南――西北走向，西垣较曲折，约呈东南――西北走向，现存西城垣中部偏西有一豁口。西城垣南段外侧取土剥落的立面可见清晰的夯层，厚约7-8cm，最厚的达10-12cm，城墙系夯筑而成夯面为圆夯，局部取土坑穴暴露有夯窝，夯窝较密，直径约6-8cm。城墙基宽20m左右，地面城垣墙体完整处高达6m。
城址内出土遗物主要出于城垣坍塌堆积中，有陶器、铜器和石器三类。陶器有板瓦、筒瓦，铜器为小件青铜器，石器为斧。鹿城岗古城址西南部有一自然岗阜（俗称鹿城岗）地势最高，遍布爆破取土坑，基岩。北部及东部地势低洼且较平坦，多为农耕地，广植枣树、小麦、棉花等作物。数条田间道路南北向穿城址而过，城址内遍布爆破取土坑，基岩。
3.1.2、古城遗址保护原则
（1）修旧如旧，维护鹿城岗古城址的原生性原则
文物最宝贵的特性就是其原生性，文物保护就是要尽可能保护文物从诞生起的整个存在过程直到采取保护措施为止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即它的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情感的等等多方面的价值，不仅要保护文物本身，还要保护文物周围必要的空间环境。
（2）整体保护原则
需强调整体保护大于个体保护，不但要保护文物的个体，而且要保护文物的环境、历史地段。
（3）保护、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将鹿城岗古城址赋予新的游憩、运动、健身功能，在保护遗址的同时，也创造出具有传统意味的城市公园。
3.1.3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方案
为了整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址的形态及文化内涵，根据古城遗址的现状及发展，确立了“核心保护区、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的总体保护框架。
（1）核心区
鹿城岗古城城墙遗址以内为本次保护规划的核心区。核心区范围线向内36m为古城墙保护范围。
（2）保护区
鹿城岗古城城墙遗址向外0-200m范围内为本次保护规划的保护区，占地规模67.10 hm2。
（3）建设控制地带
鹿城岗古城城墙遗址向外200m-500m范围内为本次保护规划的建设控制地带，实际规划中结合城市路网进行了局部调整，占地约133.72 hm2。
3.1.4展示规划
（1）在已经发掘解剖的地段采用不锈钢、有机玻璃等现代材料固定已经解剖的剖面，展示古城墙的原始风貌。
（2）核心区内部保存现状地形地貌，充分利用现状小路完善核心区内部的游览路线，种植小乔木，增加古城址的绿化率，在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增设管理用房、售货亭和公厕，改造利用现状采石坑，创造优美宜人的景观。
（3）保护区内部，在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0-100m范围内规划绿地、休闲广场、运动场地、水上乐园、建设步道、停车场等；100-200m范围内规划民俗风情园，展示邢台地方的风俗民情。
3.1.5保护措施
（1）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2）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3）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4）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
（5）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3.2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规划
3.2.1、规划理念
以“走近文化绿园，感念古城遗韵”为公园设计理念，在加强公园历史文化的厚重感与沧桑感的同时，注重园林绿化景观的亲和性，既是“遗址的”又是“公园的”，即利用古城遗址这一珍贵历史文物资源而规划设计，将遗址保护与景观设计相结合，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方案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历史的人文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再生、即充分挖掘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城市文脉的延续性，又满足现代文化生活的需要，体现新时代的景观设计思路。
3.2.2、规划构思
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规划在保护范围内以古城址保护为主，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现状地形地貌、现状道路等条件满足功能要求，协调保护范围内不同用地的关系，结合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优化整体环境，将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规划为集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与休闲、运动、健身、娱乐功能相结合的综合性公园。
3.2.3规划布局
根据文物保护要求，按照功能分为古城遗址核心区、休闲健身区、体育运动区、水上娱乐区及停车场五个功能区。
（1）、古城遗址核心区
古城遗址核心区内部根据现状的道路及规划道路确定四个出入口，各设一个出入口广场遗址公园保护区内主要是结合现状地形地貌，对古城墙遗存加以保护，对现有的采石坑及道路加以修复整理。在不破坏历史遗存的同时合理安排服务用房、园林管理用房及公厕。
在利用原有植被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填补，以丰富景观植物的种类。在植物配置时以保护文物和生态造景为原则，以营造多种形态各异，色彩丰富的小森林、树丛、疏林灌草丛、林荫带等植物景观。从而获得稳定、多样的植物群落景观。选植乡土树种，常绿树和落叶树相结合，与灌木、地被、水生植物形成多层次的植物群落，分隔竖向空间，创造植物群落的整体美。
（2）、休闲健身区
在休闲健身区相对平缓林荫地带配置生态健身设施，有棋盘广场、太极广场、街舞广场、演艺台、健身步道、儿童娱乐等配套设施，结合道路、休闲场地及遗址公园出入口设置小型停车场。做到节约环境资源，体育休闲美化的有机结合，将审美与实用、观赏与休闲、运动与娱乐进行融合，为市民提供体育休闲场地的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一处空气新鲜的天然氧吧。
乔灌草合理配植绿地的生态绿量远大于大草坪的绿量，规划中极少采用草坪，尽可能利用品种较多的植物进行植物配景。大乔木的种植也能产生很好的绿廊效果。列植银杏、杨树，夏天可以遮荫，冬天落叶可以使人们充分享受阳光。点植合欢、馒头柳等，以丰富植物景观。灌木树种考虑到植物的季相变化所产生的不同景观效果。上层乔木以落叶树种为主，形成上层界面空间，以保证夏季的浓荫和冬季的充足阳光。中层灌木以常绿树种为主，结合配置观花、观叶、观果及芳香树种。下层采用耐荫的低矮花灌木、地被及缀花草地。
(3)、体育运动区
该区域重点提出运动、健康的主题，主要由网球场地、门球场地、羽毛球场地、篮球场地及足球场地组成。
(4)、水上娱乐区
规划设置休闲沙滩、表演舞台、音乐喷泉、组合滑道、大喇叭、儿童戏水区等。
(5)、停车场
设置在水上娱乐区与体育运动区之间，设有小型车和大型车辆的停车位。在休闲健身区还设有多处小型停车场。
停车场采用嵌草砖等透水性材料铺装，绿化以落叶乔木为主，并做到乔、灌、草相结合。为合理利用空间，停车场所种植树木选择规格大、分枝点高、成荫快的国槐、白蜡等树种。
4、结语
?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方案通过对遗址的保护及遗址公园的建设，既保护了历史文化的遗存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更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遗址的保护“不只是为了过去而过去，也是为了现在而尊重过去。” 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的建设不仅弘扬了古文明，也对民众展示了历史文化脉络。
参考文献：
1、《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4）
2、李海燕，权东计国内外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综述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07（09）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考古学；马衡；李济
近年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虽已平息，但我们对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和强大的史学传统依旧缺乏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对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西方考古学技术的应用方面。现以马衡、李济为中心，从考古发掘的技术层面，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爬梳，以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马衡生于1880年，幼时从业瀚受学。岳父叶澄衷曾资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书法、骑术等研究会的导师。同年秋，为史学系三年级讲授金石课程，这也是该系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设这门课。①1922年2月，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蔡元培提议升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马衡获悉后，迅速至新郑调查出土古物地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向马衡介绍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来发掘经过，“先后开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划定范围，南北长三丈五尺，东西宽四丈五尺，层层发掘，至三丈深，见有墓穴作椭圆形，上易明砂，中有残骸残玉，穴外环列各器。”②马衡到达新郑时，发掘己经结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旧坑北面新开一坑。马衡根据他人所言绘一《新郑县发掘古器物图》，大致标明发掘坑、墓穴、骸骨及遗物的位置。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详细报告了新郑铜器发现的时间、地点、经过、种类及其数量、制作材料，并绘制了图纸，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马衡偕同傅振伦、常惠等人，以《水经注》及顺治、乾隆年间的《易水传》为线索对燕下都作了实地调查，并于1930年组成“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姥台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③经过一个月的发掘之后，由于“东陵盗墓案”的发生以及时局的不稳，发掘工作遂告结束。
马衡从1919年任职北大以来，积极筹划各种考古事宜，不过，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组织田野考古发掘。综观马衡的考古学方法，我们会发现马衡非常重视实地发掘，虽然他仅参加过一次发掘工作。马衡注意的是地点与器物出土情形，知现在的出土地点便可推知古代何时曾称作何地。马衡认为实行有计划的发掘还可以观察出土物的种类、数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间的关系及当时的风俗制度。在数次考古调查中，马衡都很注意这一工作。当他参观朝鲜乐浪古墓发掘时，特意绘制了一幅棺椁布局图。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显受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殷墟发掘的启发。
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和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活动的负责人，“虽然，马衡缺少现代考古学训练，使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导致他在领导北大考古学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考古发掘，加快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由于他的努力也加快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步伐。不过民国以来的多数考古发掘，都与金石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作宾的殷墟发掘也是如此。到李济主持安阳发掘时，“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张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发掘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因为这次发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正如陈淳所说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献资料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为史学传统的延续，从而影响到史前学的视野与研究。”④殷墟发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过作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起点，恐怕还要追溯到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
1925年李济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考古学课程，并于1926年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合作，对山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阶段。李济把山西作为考古发掘的首选，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济到达山西之后，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把发掘地点定在西阴村，除了这一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这些都表明李济在筹划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时候，研究目标和思路就鲜明地定格在史学范畴上，在学术定位上将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李济是一个古史学家，考古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寻觅文明起源的情节和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考古学迈出第一步时即已昭然”。⑤
关于李济这次发掘方法的得失，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赘述。总之，这是国人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创新之处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个坑分八“方”，分成两排，后面一排四个面积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学采用严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发掘还是采用探沟法，同时李济在发掘中还在各个探方中保留了关键柱，这也是一大创举。其次，采取了“披葱式”方法，即水平层位法来开展发掘工作，第三，李济用“三点记载法”，详细记载了出土物的情况，并用“层叠法”来记录常见的遗物，在当时都应该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图、地层图的绘制则是由参加过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来完成。李济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虽然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细节。当时的考古分析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他的分类只是中国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类型学。李济在“西阴村所实践的考古学方法也不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考古学范例，也不是即将取代近代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但总的看来，“李济的发掘是相当科学，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掘的较高水平。”
李济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对于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是以他在西阴村的发掘方法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首先，李济对殷墟的陶器进行研究，写成了《殷墟陶器初论》一文。此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遗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过去金石学的巢窠，而进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学中固有名称，结合功能原则，对考古发现中的陶器定名，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础工作，体现出金石学对考古学的影响；3、从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与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年代学的探索。⑥不过李济的陶器研究也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比如说，他主张从甲骨文以及后来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来确定陶器的名称，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与铜器比较，由铜器的名称，推定陶器的名称。其次，李济对中国考古学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类型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安阳殷墟第七次考古发掘开始，李济就脱离一线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对铜器进行化学分析，以确定其确切年代，然后对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同时对这些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当时国外先进理论来进行考古学的探索。
李济的考古学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西学的真义还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学者指出“李济先生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研究时力图打破宋人的命名分类体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几个部位标以字母符号，欲建立现代考古学类型学上的分类。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没有从结构上根本替代旧有的分类。”⑦“由于自信，中国考古学虽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类缺乏普遍认可的类型学。”⑧作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运用是有别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专家，同时他在美国也接受过人类学的训练，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自从梁思永加入到考古发掘中来之后，殷墟发掘才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在西学东渐中产生，无论在方法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在中国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以马衡和李济两位先生为例，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梳理，探讨他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于近代考古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希翼对当今的考古学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①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49
③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4）
④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⑦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4）：27
⑧福尔肯霍森 著、陈淳 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世界》，1995：86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4篇
在考察曹操高陵及其出土文物和听取了考古学家们的介绍之后，我有很多感想。但归总起来是一句话：对于曹操高陵的真实性可以也应该明确地表态了。为什么说可以明确地表态呢?因为对于这座陵墓的主人是曹操的判断，既具备了必要的主证，又具备了充足的旁证。
作为主证，就是八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等字样的圭形石牌和一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所谓石枕。虽然圭形石牌中有一件刻铭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者和慰项石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回来的，但是通过石质、形制和字体的对照可知，此二者与另外七件出土于前室底部的刻铭石牌应该属于同时同类者。在八件圭形石牌和一件慰项石上分明地铭刻着的“魏武王”字样，与曹操的身份是相符合的。根据《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的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被谥日武王。根据同书卷2《文帝纪》的记载，曹丕称帝之时，追尊他的父亲曹操为武皇帝，因而史称曹操为魏武帝。如今出土的石牌和慰项石上铭刻的“魏武王”正符合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石牌和慰项石上铭刻的“魏武王”，只可能是曹操一个人的谥号，而与其他历史人物无关。因为，作为判断曹操高陵的最主要的佐证，是1998年4月由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起土时挖掘出来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在该墓志的铭文中有“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等字样。此“故魏武帝”，应当是被曹丕追尊为武皇帝的原魏武王曹操，而不可能是冉氏、翟氏、拓跋氏等以魏为国号的统治者以及被谥曰魏武王的姚襄。冉魏政权的建立者冉闵，曾经被后赵封为武德王，死后被前燕谥日武悼天王。然而，冉闵是冉魏永兴三年亦即前燕元玺元年(352年)被前燕俘杀于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境内)的。冉闵被杀之时，鲁潜已经去世了七年。鲁潜的家族在铭刻墓志之时不可能预见到冉闵死葬之事。所以鲁潜墓志铭文中的“故魏武帝”当然就是曹操，而不可能是冉闵。至于被谥日魏武王的姚襄和翟魏、拓跋魏，则时代较冉闵更晚，就毋须赘论了。
在上述八件圭形石牌和一件慰项石上铭刻着的“常所用”字样，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一般习用之语。《三国志，吴书》卷55《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孙权曾经“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周泰)”。在当时， “常所”加其他动词的语言格式并不少见，如“常所御”、“常所服”、“常所持”、“常所给”、“常所驻”、“常所执”、“常所亲信”、“常所攀援”、“常所为流涕”，等等，在《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可谓常所见到。而且，慰项石的正面，尤其是接触后脑和脖颈的区域，与该石器的其他区域相比，色泽较为黑亮，表面较为光滑，显示出经常使用的迹象，这与其背面铭刻的“常所用”字样的意思吻合。反正，由“常所用”字样，肯定不能说明西高穴大墓中埋葬的是所谓“王常”或“常林”之类的其他人物。
要之，八件圭形石牌和一件慰项石上铭刻着的“魏武王常所用”字样，正是西高穴大墓为曹操高陵的有力主证。
作为旁证，其分量也是充足的。本次会议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掘成果简介》，列述该墓的分布格局、形制特点、结构状态、出土遗物以及陵中骨骸，并附有20幅图片。在此基础上，考古学家们提出了确认曹操高陵的十项证据。在这十项证据中，除去上面已经谈到的主证即铭刻着“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的圭形石牌和慰项石，其余都是有力的旁证。就具体而言，当前问世的遗物、遗迹与文献的记载均能够相印而不悖；就综合分析，这些证据都有一致的指向，引导我们去认定曹操的高陵。
我的明确表态是，对于曹操高陵的判断是正确的，定性是准确的。
为什么说应该明确地表态呢?因为作为历史学工作者，一方面，应该保持谨严的作风，按照科学的方法认真地考察；另一方面，也有责任将自己成熟的看法发表出来。所以，我们两家学会应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出明确的判断，并且将判断负责任地报告社会，争取社会的认可，否则便会被批评为“不作为”的学会。
对于曹操高陵作出明确的表态是十分有意义的。如今结论明确了，就有利于今后的深入研究。这里所说的研究，不仅仅限于对曹操个人史实的考证和历史评价的估量，还包括推动其他相关的研究工作。比如，最为明显的意义就在于，这次重大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时空明确的实例。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三维GIS；多视角三维重建；考古发掘；可移动文物
一、概述
人们用两只眼睛观察周围的世界，能够获得三维空间中各种物体的形状、大小、纹理、远近、色彩等多种信息，探索三维世界中事物各种特征。所以通过人们熟知的三维模型展示方式，可以从中获取和识别更多的信息。
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各种文物、遗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通过图形、影像等二维展示方式，很难使人们获得完整的空间关系信息。特别是考古发掘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破坏过程，为了获取地面下层的遗迹、现象与文物，必须以破坏上层的地层、现象为代价，所以发掘过程中关键阶段遗址的三维重建显得尤为重要。
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大致分为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大范围三维重建，单个遗址、遗迹的小范围三维重建，可移动文物乃至陶片的三维重建。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大范围的三维重建一般运用三维地理信息系统（3D GIS）技术来实现；单个遗址、遗迹的小范围三维重建，可移动文物的三维重建一般运用三维激光扫描、多视角三维重建等技术来实现。3D GIS可以重建考古遗址与周边环境的真实三维模型，进行模拟运算，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考察、探索考古遗址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分析古代人地关系模型。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是以普通数字相机作为影像获取工具，从不同角度围绕被拍摄的遗址、文物等获取多幅数字影像，然后根据计算机视觉原理，对获取的全部数字影像进行相互匹配，生成被拍摄物体的表面三维点云，自动加载影像纹理后得到真实的三维模型。
二、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随着GIS技术应用于考古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运用三维空间模式来处理、分析和展示各种考古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学者认为考古遗迹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周边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而通过三维模型展示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的各种遗迹和现象，则能够更直观地分析和重建遗址的形成过程，对遗址中出现的不同文化现象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同时，随着大众对考古学研究关注程度的不断增加，考古工作者也必须通过简单直观的方式，对各种复杂的考古现象进行三维复原与展示，宣传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提高大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三维GIS表达的客观对象能给人以更加真实的感受，它以立体造型技术给用户展现地理空间现象，能方便地对空间对象进行三维空间分析和操作。有的三维GIS平台具备对包括地表、地下、水下、天空、太空在内的全空间三维可视化能力，集成最新的地理信息和三维软件技术，具有大范围、海量、多源数据一体化管理和快速三维实时漫游功能。这类软件以数字地球方式对地球空间系统内的自然地物、人工设施、天气现象、人类活动等进行一体化显示，支持三维空间数据的查询、分析和统计，能够满足人们对三维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和展示的需求。
三维GIS强大的可视化功能，能够形象准确地展现考古遗址与其周边环境中的地形、地貌，甚至复原重要考古发掘的过程，在三维模型上还能叠加与考古有关的多种数据，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三维GIS还具备丰富的量算和分析功能，可以进行遗迹之间空间距离量算（斜距）、投影距离量算（平距）、表面积量算、投影面积量算、体积量算以及通视分析、剖面分析、淹没分析和填挖方分析等等。很多新的特点是二维GIS无法比拟的，拥有更加高效的应用价值，能够满足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多重要求。
随着数据三维重建、高分辨率卫星遥感、超低空数字摄影等获取多源数据技术的更新，获取数据的质量和信息量显著提升，其获取成本却逐渐下降。近年来，国家对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投入的经费大幅增加，使很多考古遗址有条件经常收集大比例尺地形图、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多视角三维重建等数据，由此形成足够的三维数据储备，为考古遗址的三维GIS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30米和90米空间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与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可以从网络中免费获取，为建立考古遗址及其所在区域的三维模型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运用三维GIS技术来分析、研究和展示考古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成为必然趋势。
三、考占研究中三维建模与遗址展示
三维GIS技术正在逐渐进入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环节，考古研究中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遗址保护等过程中都能体现三维GIS技术的强大优势。三维GIS能够记录考古遗址发掘前、发掘不同阶段、发掘之后乃至遗址保护、规划等各个过程的多重三维数据，并进行模拟展示。
区域考古研究也不例外，为了更加全面、直观地探究古代人地关系模式，往往需要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分析遗址与其周边水系、地形、土壤乃至遗址与遗址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模型，以便尽可能地复原遗址的形成过程，研究古代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文化面貌等等。
早年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乡）计划在其境内的红格尔沟上修建一个水库，水坝高度初步确定为海拔1308米。文化遗产保护人员根据大比例尺地形图和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等资料，制作了拟建水库所在区域的三维模型，分析水库蓄水前后红格尔活佛夏宫等遗址的淹没情况、水库库容与周边景观变化，以及水位升高对水库周边各个遗址将会产生的潜在影响等等，并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对水库大坝的选址、蓄水高度、周边道路改造等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浙江良渚古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座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堪称“中华第一城”。其西北约8公里的岗公岭等处发现多段水坝遗址，其中岗公岭的水坝残存高程约30米，堵住了一个山谷的两个出口。岗公岭水坝草裹泥样本碳十四年代数据的树轮校正值为距今4900年左右，属于良渚早期的水坝遗址。考虑到良渚古城所在地区降水丰富，地下水位很浅，应该不需要修建这样的水库来储水，修建水库的主要目的可能是阻挡台风登陆时产生的特大降水，或者水上运输。运用三维GIS空间分析功能，可以计算出这个水库的集水面积为12.9平方公里，水坝高程30米能够形成的水库库容为1130万立方米，可以承载876毫米的降水。由此可见，岗公岭水坝基本上能够阻挡台风登陆时产生的特大降水，附近其他水坝的高度也基本符合这种要求。良渚古城周边水利工程的发现体现了当时人们治水的卓越才能与高超技术，是展示古代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窗口。
四、考古遗址与发掘区的三维重建
考古遗址与发掘区的三维重建可以通过遥控飞机的超低空或地面拍摄与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来完成。随着固定翼、多旋翼无人驾驶遥控飞机技术的成熟与普及，田野考古遗址与发掘区的超低空拍摄变得非常简单、快捷，可以满足考古调查、发掘、保护工作中影像拍摄、三维重建、遗迹与地形测绘等的需要。由于考古发掘是对遗址不可逆转的破坏，随着发掘过程的进展，遗址发掘区的大量重要信息就会不断消失，所以考古发掘过程中三维信息的获取与模拟展示显得尤为重要。
超低空拍摄之前需要在地面设置、测量一些地面控制点，控制点标志一般摆放在拍摄区域的四角位置（不能沿一条直线摆放）。控制点坐标需要使用电子全站仪或卫星定位系统进行测量，使用电子全站仪进行测量可以获得很高的测量精度，特别是使用免棱镜方式直接瞄准控制点标志中心进行测量时，能够得到3-5毫米的测量精度。 超低空拍摄时一般使用体积小、重量轻、成像质量高的微单照相机，手动档（M档）模式进行拍摄，选择拍摄范围内最亮的地面物体进行测光，使最亮地物在拍摄的影像上曝光合适，其他地物的曝光可以稍微弱一些。光圈为8左右，具有防抖功能照相机的曝光时间为1/500～1/400秒，无防抖功能照相机的曝光时间为1/000～1/800秒，感光度范围在100～400之间，白平衡可以设置为自动或日光模式。使用的镜头应该选择短焦距的手动对焦镜头，这类镜头的超焦点距离很近，设置合适后一般在几米之外都能够清晰成像，能够避免因飞机震动而无法自动对焦的问题。
拍摄过程中，遥控飞机从拍摄区域一角起飞，到达合适的飞行高度后沿着相互平行的航带飞行，相邻两幅影像拍摄的范围保持80%左右的航向重叠。拍摄完一条航带再转入另一条航带进行拍摄，两个航带之间的影像保持20%～30%左右的旁向重叠，然后再拍摄第三航带、第四航带……
运用多视角三维重建软件可以对超低空拍摄的数字影像进行处理，制作拍摄区域的三维模型。然后在三维模型上标注控制点的准确位置，输入各控制点的三维坐标，即可将三维模型安置在大地坐标系中，最后导出具有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1mm至5cm的正射影像图、立面影像图、数字表面模型（数字高程模型）等数字成果，进而可以绘制遗迹平面图、等高线图等图件，成图精度高，速度快，操作简单，将彻底改变传统田野考古测绘方法。
在以前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重要遗迹、现象，往往需要通过拍摄一些影像和绘图来进行详细记录。由于影像与图形都是以二维方式来记录三维空间的信息，存在着明显的信息记录不够全面的问题。随着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的不断完善，在考古发掘的关键阶段，能够根据要求拍摄一些影像来制作三维模型，以人们熟悉的三维模型来记录发掘现场三维空间的信息，则显得更加科学、合理、全面，为后期的进一步研究、展示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M40发掘过程中，在表土清除完毕露出椁板外遗物、清理完椁板上遗物以及清理完顶部椁板与椁内填土的三个阶段，分别沿M40的四个边依次拍摄40幅左右、具有80%以上重叠度的数字影像。然后运用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制作三个阶段的具有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进而能够生成不同阶段的正射影像图、立面影像图、数字高程模型、等值线图、高清视频等材料，成为考古发掘过程中留下的珍贵资料。
五、可移动文物、标本的三维重建 在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支持下，可移动文物、标本等的三维重建也显得非常简单。将文物或标本放置在测量控制系统中，或者简单地放置在平铺的坐标纸上，然后围绕其外部、内部等拍摄一系列的数字影像，一般每一圈拍摄20幅左右的影像；再将文物或标本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倒置，拍摄第一次拍摄时无法拍摄的底部及其附近的一组影像，然后在计算机中对两组影像进行处理、合成，生成素面或具有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最后选择模型中测量控制系统的控制点，或者在坐标纸上选择4个控制点，输入坐标数值，即可完成三维重建工作等。
根据三维模型可以导出不同面的正射影像图、剖面影像图、立面影像图等等，用于绘制文物或标本的正面、剖面、立面线划图。通过这种方式绘制文物或标本的线划图速度快、精度高，技术规范，将会成为文物存档、器物绘图的主要方法。
由于口部较小而腹部较大的文物无法拍摄到器物内部的全部影像，运用多视角三维重建的方法无法生成这类文物内部的完整三维模型。
六、结语
随着考古GIS研究中大量数据的不断积累，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三维信息获取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全方位空间信息的采集和展示显得越来越重要，三维GIS在考古研究中的运用有着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拓展空间，可望为较大范围内古代人地关系研究和文化遗产展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的推广，首先将改变现有的田野测量、绘图基本方法，这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现在一些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的测量、绘图方法还非常陈旧，比如绘制墓葬图时需要拉基线，基线上挂着皮尺，然后用钢卷尺量一些关键点，同时在米格纸上标点、绘图。复杂的发掘区绘图可能要用两三天时间，绘图的时候往往不能继续发掘，会耽误大量宝贵的发掘时间，而很多地方的考古发掘时间都很有限。通过拍摄照片与现场控制测量来制作三维模型，再生成平面、立面正射影像图，然后通过这些影像图绘图，既能提高绘图的精度，更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基本上不影响田野发掘工作的进程。当然最重要的是获取的信息不一样，以前发掘过程中只是画几幅线划图，拍几张二维的照片。现在能够快速获取三维信息，是全方位的，信息量巨大，为存档、展示和后续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田野考古测绘工作中全站仪和实时差分卫星定位系统（RTK）的使用功能也会大幅简化，以前使用全站仪、RTK来测量地形、地物、遗迹、现象，现在只用来测量三、四个地面控制点，剩下的工作全部交给航拍影像和软件处理。能够直接生成正射影像图和等高线等数据，树木和房屋生成的等高线需要删除或修改，使所有的等高线都符合地面起伏的情况，然后根据正射影像图绘制遗迹、房屋、道路等地物，地形图测绘工作即可完成。
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与三维激光扫描都够获取文化遗产的三维空间信息，制作真实的三维模型，并且能够生成正射影像图、等值线图等资料。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的设备简单，处理过程也比较简便、快捷，田野考古人员也能掌握；而三维激光扫描设备的成本非常昂贵，外业操作、计算机处理都很复杂，三维激光扫描首先获取的是点云数据，通过计算机处理，把不同站点扫描的点云拼合在一起，生成一个没有纹理的素面模型。然后，对现场照相机拍摄的影像进行纠正和变形处理，粘贴在素面模型上，才能生成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粘贴纹理的过程是很麻烦，而且精度低，效果也往往不好，对于壁画一类表面比较平坦的文化遗产，粘贴纹理的精度就更差。而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只需要用照相机拍照片，并进行少量的控制测量，就能够自动生成点云、纹理，把三维模型制作做出来，技术难度很小，精度高，速度也快，应该是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