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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也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最终消亡。本文将试图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对它的作用做一点有益的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其实，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是很早的，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是张闻天。1948年9月15日，他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提纲》进行修改后，最终写进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它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国家将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实施直接计划管理和间接计划管理。
二、计划经济演变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调整时期(1949-1976)
(一)建立时期(1949-1957)
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了短短7、8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调整时期(1957-1976)
八大后，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党内“左”倾思想严重，探索一度出现不少失误。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调整:
①1958年，进行以管理权限下放为中心内容的全面体制改革。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紧张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改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最早阐明了此问题;1957年8月，国家经委提出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对集中过多和控制过严的计划工作制度的改进意见;1958年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决定》，指出，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权限划分上，扩大地方计划权限。此后，开始了以扩大地方权限为中心的体制改革。
②1961年，进行以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的改革。这次改革是针对在“大跃进”改革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的调整。1959年，毛泽东就针对“地方权力下放过多，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强调要“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一段时间里，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直到1961年，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做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做了相应的调整。
③文革时期，开始第三次改革。三年调整后，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从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不久爆发文革，此时出现了集中过多的问题，于是中央又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的问题。改革先从下放企业开始。1969年，中央决定将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此后，又将包括很多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内的央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在计划体制上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制度。
第二、改革时期(19781992)
①从1978-1984年9月，初步改革阶段。
首先在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如孙冶方重提“价值规律”，李先念提出要善于用经济管理经济，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然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同时，提出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强调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②从1984年10月-1988年底，逐步成熟阶段。
首先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首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出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计划管理的状况，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还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和基本任务以及原则、措施等。从此我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然后在198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而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
③从1989年到1991年底，争论和反复阶段。
这一阶段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先是物价改革的“闯关”失败，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由此引发了居民的抢购商品风潮，此后中央作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紧接着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社会主义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新情况，为一些不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将这些事情的发生原因归罪于市场化改革，因此，批判市场经济的调子一时甚嚣尘上。在此关键时刻，又是政府出来为体制改革定了基调。
1990年12月24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有力地批驳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论调。
④从1992年1月到10月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阶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计划经济体制从我国的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出。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逐步完善和成熟的时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纲领。从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及其成功“软着陆”，进一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7项主要任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确定了下一步的走向。
综上所述，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作为一种体制，其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消亡也是必然的。对其的评价，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辩证地分析之。我们要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保证我国地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范文第2篇
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是用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式。这个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直接的社会产品、有计划的产品生产、有计划的产品分配。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就其完整形式而言，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完整的、变了形的计划经济，却存在着，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时起就着手建立的一套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二是通过编制和执行各种形式的计划来分配资源、安排比例，调节各部门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传统体制下所看到的计划经济。很显然，传统的计划经济是排斥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引发出了两者关系的大讨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谁是本体，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的现实操作，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作者不是仅从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认为“建立我国商品经济计划新体制的目标模式，必须站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体，逐步进行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取向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历史起点，“是非现代商品经济型的实物经济运动结构，这种运动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行政力量控制的产品经济和夹缝中生存的初级商品经济三者组合而由成的经济体系。”“因此很显然，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主体目标选择应是三重混合经济形态共同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化，”，’b砖么在这一基本框架内所进行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改革，就必然是商品经济取向，即计划经济体系的商品货币取向，或者称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见该书第14页)商品型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1)计划主体多元化。以社会、政府、企业为乒重计划主体，进行计划系统微观基础和宏观管理再造，(2)计划对象间接化。计划管理的直接对象不是个量的企业活动，而是企业间的市场关系，不是实物性的使用价值流程，而是货币性的价值流程;(3)计划管理系统中的市场运行竞争化。以此实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计划与市场调节的主体结合。
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皿出发，探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运行机制
如何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计划运行机制，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探索，一是在计划决策权的配置上，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大层次的经济主体中的分布结构状态;二是重构宏观计划管理中的信息基础。作者认为，实物计划体制中的政府计划者集中处理信息的能力与现代经济信息膨胀及信息传输方式之间有极大的矛盾，解决计划者能力不平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控制模式和重塑信息通道，这就是不断改革价格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建立横向自动协调的信息通道，三是选择商品经济计划管理形式要坚持多样化原则。从现阶段看，要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的社会生产环节和领域、不同的经济层次、不同的产业与产品、不同的管理层次、不同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的时间空间等，采取不同的结合形式来实现，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发展趋势看，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实现形式，最终将采取可调节的竞争性市场、政策性计划为主、极少量的直接计划为辅的模式，四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工作水平，建立合理的商品经济计划管理的组织结构和动力结构。作者认为，要实现计划机制运行合理化，必须构建合理的体制基础。这个体制基础主要由宏观调控、企业机制和市场体系三个方面组成。宏观调控体制是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关键环节，起着导向作用，企业机制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客观基础，对经济活动的细胞起着规范作用，市场体系则是实现这种结合所必须的客观环境，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成为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加快对这三个方面的同步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弱，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低等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范文第3篇
一、“主、辅原则”和国企改革的起步
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于党对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统得过多过死弊端的深刻反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这是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信号，直接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从1979年四季度起，杭州市开始在国有与集体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的试点，到1981年，扩大企业自试点的范围增加到266个企业。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按利润提取企业基金，改变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利润基数部分留成和利润增长部分留成。企业内部的奖金分配也由评奖制逐步向记分计奖制、联产计奖制等形式过渡。企业自的扩大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面貌得到了改善，经济效益也有了明显提高。
改革的良好开局，验证了党对计划经济弊端的正确认识，也使党对市场调节的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开始改变过去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观点，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次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主、辅原则”的提出，对于突破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这一原则对改革实践指导作用的体现，从1981年起，杭州市开始进行利改税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1983年6月，对全市国有工业企业进行第一步利改税，即改变过去对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由国家统收统支的做法，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间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分配，实行税利并存。不久，又进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即在增设若干税种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
两步利改税和以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推行经济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改革，虽然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改变过去在生产经营管理上过分集中统一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一些弊端，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它不但为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以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探索的深入，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思想基础。
二、“结合思想”和国企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前一阶段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推进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市把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从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开始，落实企业自，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推行了企业承包经营制和租赁制，以及放开经营的试点和改革；并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个私经济，积极改变单一公有制经营的状况，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努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形成了一批企业集团。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使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善，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企业按市场要求自我发展、自主经营的能力有所增强。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日益依赖市场，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这些变化促使党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得以体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而是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了同一层面的东西，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然而，1988年下半年，伴随着治理整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短暂起伏，尤其是1989年北京后，把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视为搞资本主义的观念又开始滋生蔓延，他们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经济界、理论界出现一股否定市场调节作用，否定市场改革取向的社会思潮。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绝不能重新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1990年12月24日，他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次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并把它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基本要求。1991年，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去办，决不能再动摇”。
杭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指导全市的改革实践，在开展治理整顿，深化、完善和巩固已出台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同时，采取了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推进企业内部改革，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促进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组合，贯彻搞活大中型工业企业政策、扩大放开经营试点等一系列促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从而一举克服了由于能源、原材料、资金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和市场疲软所带来的困难，使杭州国有大中型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带动全市经济从滑坡走向正常发展，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经济快速高效发展高潮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到1991年，党在经济理论的探索上，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到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在企业改革的实践上，从减政放权、减税让利、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到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再到推行承包经营、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探索，使人们对市场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追求企业在市场中自主发展、自我经营的意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但直到此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尚未形成，国企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仍停留在对过去一系列企业管理手段和方法的修修补补上，没有触及到最根本的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在改革中进行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理论的思想束缚，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企改革目标的明确
为了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市场改革取向，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对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妨碍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党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同年6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后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党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特点。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理论阐述，集中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问题探索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杭州的国企改革开始走出管理手段改革的局限，迈入以转换经营机制为核心，逐步推进制度创新的改革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杭州市改革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中实行的用工、保险和分配制度，建立了劳动用工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制等制度；采取了诸如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实施出城进郊、优二兴三战略等改革措施，鼓励企业按经济规律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企业横向经济联合。同时，在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使企业内部形成一整套法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承包制未能彻底解决的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也日益走向成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体系，从而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正式形成。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又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的国企改革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综合配套改革阶段，立足制度创新，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造成为这一时期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从1994年起，杭州按照分类指导、梯式推进、重点突破、逐步深入的原则，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资本结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多渠道解决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上进行探索，通过试点，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企业股份制改造上，我市从1992年起就开始股份制改革试点。1998年以后，结合贯彻中央《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为核心，以“股权多元化、经营者
持大股、劳动者身份转换”为主要内容企业股份制改造全面展开，大批国有企业，结合自身特点，采用破产、歇业、并购、拍卖、重组、债转股、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形式，优化资本结构，推进企业改制。2001年，市属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国企改制219家，改制面达到97.78％，使长期形成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建立起与资本经营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系，而且使大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促进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企改革“三年两目标”的初步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新世纪之初，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还很不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不少，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市场竞争。
为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2024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作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决定》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提出了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决定》还就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垄断行业改革及财税金融、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等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建议，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行动指南。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成为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杭州市国有企业改革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通过联合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大投入等多种措施，积极支持企业做强做大，使国有资产向大型企业和主营业务集中。据统计，2006年市本级国有大型企业户数仅占总户数的8.9％，但国有资产占比为79.1％，实现利润占总利润的65％。在改革中，坚持把企业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实现了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优化，表现为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收缩战线，持续向公益性及其他产业转移，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到2006年底，竞争性产业所占国有资产比重从2003年底的79％减少到38％，公益性产业所占国有资产比重从2003年底的18％上升到61％。杭州市国有经济呈现喜人局面，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有力地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05年7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市国资委成立后，根据“两级管理、三个层次、体系”的国资监管和运营体系改革思路，致力于实现政府两种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根据“两个退出、三个收缩、四个集中”的思路，调整优化国有资产产业布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先后出台了预算管理、重大事项管理、资产评估、清产核资、企业内部审计、财务总监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国资监管的政策法规体系框架，国资监管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
党的十七大以后，杭州市国资委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调优调强国有经济为目标，以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重点是促进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国资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重组，培养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着力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据统计，2005--2010年，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872.9亿元增加到1618.09亿元，年均增长13.14％；所有者权益从270.63亿元增加到602.32亿元，年均增长17.35％：主营业务收入从325.6亿元增加到758.48亿元，年均增长18.43％；净利润从7.2亿元增加到49.17亿元，年均增长46.85％；上缴税金从20.5亿元增加到36.87亿元，年均增长12.46％。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范文第4篇
如果将共和国60年来的现代化历程比做一本厚重的典籍，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就是闪光的“扉页”，开启了工业化之路；随后历经计划经济桎梏下的黯淡文字之后，才迎来具有色彩的“五五”“序言”。自此以后的二十年中，快速增添上从难以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华丽插页，及至21世纪的肩头上，重启国富民强的新旗帜，谱写斑斓多彩的“十二”篇章。
一、建设新中国：在落后农业大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1952年底，共和国收拾理清抗战以来衰退的国民经济后，收获的是一个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当日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历经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建立了独立完整工业体系。
1.锋芒初显的“一五”
“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初步建立了工业化基础，实现工业跨越式发展，与1949年相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为56.7％。此外，“一五”期间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该计划属于草莽粗创，杂糅了计划与市场的要素，比较切合实际。颇为成功。
2.徘徊前进的“二五”
当“二五”计划继续以重工业为中心，提出在五年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后，许多关键的工农业产值都远远低于指标。于是只好按照八字方针“整顿、巩固、充实、提高”，治理失衡的国民经济，调整过高的重工业指标，发展农业等基础产业。随后还将1963-65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过渡时期。
3.重大转折的“二五”
吸收了“二五”的经验教训，“三五”计划最初的设想重点是解决“吃穿用”问题，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增强基础工业，使得国民经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重点按比例发展。但由于受到特定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期间又转向“备战、备荒”的方针，将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进行三线建设。
4.反复调整的“四五”
由于受到“”的干扰，“四五”计划就―直在调整的状态之中。前期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建立经济协作区、初步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73年后逐步改变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沿海与三线地区建设并重，重新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优势，重视农业发展。虽然这些有益的调整并没有很好的贯彻落实，但也为建立经济建设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再造共和国：从不能温饱到小康水平
5.开启改革的“五五”
“五五”的目标是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重视农业发展，期望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历经一些波折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新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使得粮食产量创新高，轻工业发展超过重工业，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协调。
大致而言，“二五”至“五五”期间，执行的是“大计划小自由”的计划经济体制(详见附表)，五年计划大多内容粗放。与实际多由脱离，且执行中多有变化，大多数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6.推进农村改革的“六五”
此时继承了“五五”的新八字方针，突出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除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外，还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原有的计划框架中开始市场化取向，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对外开放。这是继“一五”后比较完备成功的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基本解决了蚝期困扰的温饱问题。
7.贯穿价格改革的“二五”
到“七五”计划时，基本目标设定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使改革开放顺利展开；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继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七五”时期把改革放在首位；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将科教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这一期间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8.全面改革开放的“八五”
“八五”时期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战略。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财政税收管理制度、金融改革、对外开放格局等。这是执行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之一，提前五年完成了预计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GDP年均增长12％(创最高纪录，比“七五”时期提高了近4％)，城乡人均生活费年增长率7.7％、4.50％。 大致而言，与“五五”以前的计划相比，“六五”至“八五”前期计划的内容趋于全面，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并存，越来越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9.经济软着陆的“九五”
“九五”时期处于国家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的最后五年，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成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年均增长8％。
历经允许个体经济、家庭承包、三资企业之后，当“九五”计划完成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已经实现，国家计划的目标即将转向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如何让所有阶层共享改革与开放的成果。
三、开启新时代：从经济发展到国富民强
10.跨世纪的“十五”
“九五”计划中指令性计划有100多个，“十五”中大幅度减少，且基本是指导性或预测性数字，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该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十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9％，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万亿元。
11.科学发展的“十一五”
“十一五”“计划”改为“规划”，标志着在经济运行方面，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政府转向提供战略性的指导规划、宏观经济。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层次民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12.文明演进的“十二五”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范文第5篇
第一次：从排斥市场作用到承认“市场调节为辅”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排斥市场作用，严重影响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新探索。1979年3月8日，陈云在一份提纲中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甚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水平。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党的十二大对于突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功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认识对于推进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邓小平对《决定》予以高度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但就经济体制而言，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决定》强调：“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第二次：从“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这些变化，促使人们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邓小平再次思考并阐述他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观点。1985年10月23日，他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高级企业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又一次谈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讲计划经济为主，而把计划与市场看作同一层次的范畴。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表明，党中央已经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是调节手段，而且强调市场的作用范围也同计划一样，这就提升了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改变了原来仅仅“为辅”的地位。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中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此后，中央一直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
第三次：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发育的市场机制。”他列举了在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认识上的三种观点：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的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阐述，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
第四次：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四大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后20余年，中央一直坚持并不断强化这一提法。
但是市场的这个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容易被混淆，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经常取代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造成市场的紊乱。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成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