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眼前所阅读的本篇共有94247文字，由唐燕银细致修改，发表到 。智人（学名：Homo sapiens），是人属下的唯一现存物种。形态特征比直立人更为进步。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过去曾叫古人，生活在距今25万～4万年前，主要特征是脑容量大，在1300毫升以上；眉嵴发达，前额较倾斜，枕部突出，鼻部宽扁，颌部前突。一般认为是由直立人进化来的，但有争议，认为直立人在后来崛起的智人（现代人）走出非洲后灭绝或在此之前就灭绝了。晚期智人（新人）是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大约从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出现。两者形态上的主要差别在于前部牙齿和面部减小，眉嵴减弱，颅高增大，到现代人则更加明显。晚期智人臂不过膝，体毛退化，有语言和劳动，有社会性和阶级性。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的社会建构困境及出路_其他哲学论文如若你对这篇文章的写作能力需要改进或者修正，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第一篇 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的社会建构困境及出路_其他哲学论文
摘 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它围绕单一的“社会利益”全方位地说明科学，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走向了其自身理论批判的反面。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走向操作语言的科学实?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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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表征语言；科学实践；操作语言
abstract：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regard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interest and human ability as the components of science and yzes the constru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m. trying to give an overall description of science by focusing only on “social interest”， it uses “social reali” to replace “natural reali”， and goes to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criticizes. the scientific view of representation is the root that gives birth to the problem and dilemma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ies. the way out of this predicament is taking the route of scientific practice of operating language.
key words：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representation language；scientific practice；operating language
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成果硕硕，它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激烈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近30年来，它替代了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战场。Www.meiword.COm这种成果硕硕与挑战力度更多地来自于以“强纲领”为核心纲领的科学社会建构理论以及随后的“泛建构论”的相关拓展。然而，以“强纲领”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围绕单一的“社会利益”对科学进行全方位说明，其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成为其后继理论发展的批判对象。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最终成为“走向疯狂的解构的一种典范”，并招致“反科学”的骂名? 一句话，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理论困境，其出路何在?
导致科学社会建构理论困境的核心问题在于：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与自身的批判对象处在同一的科学描述语言框架中，二者共享同样的表征主义的科学观。从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转向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是走出科学社会建构的理论困境并光大其理论成就的有效路径。
一、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学术努力及核心结果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始终认为其尊重和维护科学。爱丁堡学派的创始人、“强纲领”的提出者大卫·布鲁尔非常严肃地强调：“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科学知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和这样的知识呢?我们的回答是：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我们所做的一切绝不意味着批判和反对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知识，恰恰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1]序1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崇尚科学的方法和路径，就是用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科学进行实证性的社会研究，并以此昭示“真实的科学”的面目。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在两个方面最为有效地挑战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①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研究内容上。它突破了“科学知识内容”不容、也无须社会学染指的禁区。非但如此，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还用社会性因素解释所有的科学要素，“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2]9，他们进一步明确地宣称：“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3]，基于对科学这样的解读，“科学研究”展现了“科学知识制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4]。
②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强大冲击还在于其强调并付诸实践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直接针对其所认为的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以及以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及认识论的规范性质和超验特性。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及其相一致的科学哲学中所表述的科学仅仅是一种事先的理想“设定”和好的“安排”，这种设定和安排都基于一个超验的前提，即科学=实证自然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理性=进步性。这种“设定”和“安排”人为地构造了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的不对称性，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和虚假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自己就是要用自然主义而非规范主义、经验主义而非逻辑主义的方法完全描述性地展现和说明科学，继而揭示什么是“真实的科学”。“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四原则中尤其突出的“公正性”和“对称性”， 目的就是要“对科学知识提供一种恰切的、自然主义的描述”[1]序3。
可以认为，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上述两方面学术努力进行的是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理论建构，其几十年的理论成果所蕴含的答案是建设性的和肯定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关注科学的结果，关注外在性回溯式的抽象考察和规范考察，即基于文化扩展的某个终结反思科学、在文化扩展的某个终结意义上讨论科学活动的作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包括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强纲领主张)关注真实的进行中的科学并且试图对这种进行中的科学进行内在考察，是对科学反思的一个建设性推进。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科学知识对人类和社会的创造和使用，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且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这实际上是引导了对科学从“what” (是什么)到“how”(如何)的深入研究。
二、科学的社会建构的问题及困境
几乎所有的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都承认：他们从库恩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以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理性和传统的科学观的质疑方面，找到了自己对传统的科学观的社会学批判的切入点。相比较其他的对科学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则第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库恩导引的进路，并通过这种成功实践所具有的经验性力量，对所有的针对科学的研究进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70年代后期欧洲普遍的反默顿主义的潮流下，库恩却成为“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坚决反对者。在库恩看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这类研究越是在形式上得到承认，它就越是不会令问题解决满意。在这些新的研究形式中，他们非常随意地否认对自然的观察在科学发展中具有作用，但是，对于自然在2024科学的谈判中发挥作用的渠道，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正式的说明”。库恩坚定地声明：“我要在后现代运动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中捍卫知识和真理的概念”[5]。
声称是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严肃地“给科学以科学的地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研究进路，在方上遭遇到“反身性难题”，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如何保证“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对科学所做的说明的合法性?“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所有学术努力，就是通过对真实科学的研究，瓦解传统科学的自然实在论基础，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最终瓦解科学的文化霸权。但是，用“社会利益”要素全方位地解释和说明科学实践，最终的走向竟是用科学的“社会实在”解释。取代了科学的“自然实在”解释，在一定意义上从科学的“自然决定论”走向科学的“社会决定论”，使得自身和自身的批判对象“两极相通”。于是，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恐惧”，即：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自身的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经验主义与相对主义，批判的锋芒直指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所倡导的科学规范“规定”的科学理性、客观性、认识论法则的超验性以及与这种超验性对应的虚幻性，最初的理论意图是抛开既往的对科学知识增长说的先天“安排”，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有一个恰切的“描述”，从而刻画“真实的科学”。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理论内外的各种批评都说明，他们对科学所进行的描述远非丰满而恰切，而且科学也似乎远非得到“真实地刻画”。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于是也面对着一个熟悉的老问题：在共享着同样一种科学的方版本中，“一个瓦解了其他知识系统的‘内在’理性的解释纲领如何可以阻止其自身同样遭受这样的瓦解”[6]?
应该认为，在对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说明方面，科学的社会建构是丰满的、成功的，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共享着批判对象——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描述科学的表征主义框架的同时， 未经检验地排除或消解了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认识论、方和本体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几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研究纲领，人们很难对其目标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提出怀疑，也很难对其研究成果熟视无睹。从总体上说，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尝试从理论描述到经验描述，从外在描述到内在描述，在利益意义上描述了集体性行为。爱丁堡学派避免使用普遍理性去理解历史上的实践，而要用真实的实践来理解真实的科学，尽管其理论的结果绝非无懈可击，但对科学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关注方式，的确开辟了思考和理解科学的新路径。
三、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社会建构困境的可行出路
可以认为，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或者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确严肃地尝试描述“真实的科学”，尝试去把握科学的“活动过程”，然而，与表征主义科学观对应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无法真正做到对“过程”的把握。
与表征主义科学观对应的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点是：科学是认识和反映实在的真理性知识的体系，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是靠对科学理性维护的认识论和方规则的遵循来保证的，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真理、并通过真理的获得达到对实在世界的客观性认识。传统的科学观是表征性语言描述，这种科学观的突出特点是它的非历史性。伊恩·哈金把这种科学称为“没有历史感”、“憎恨变化”的“木乃伊科学”[7]1。与之相应，这种非历史性的科学观对科学的描述是一种“回溯式的描述”，这种描述是“辉格式”的：是基于结果而不是发生，是关注状态而不是过程，是指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是认可“得胜者”而无视“失败者”，是审视科学的单一视角而不是多重视角，对科学这种描述中展示的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溯式”的科学，皮克林则称之为“科学家的立场”，即：科学知识的功用就是用科学知识自身的产物作为重建历史时的解释标准。
科学的社会建构学术实践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就是对科学的“辉格式”描述的批判，呼唤一种对真实科学的研究，认为既往的科学观展示的科学是一种“安排”，不是一种描述。在这种“安排”中，理性、客观性、真理都作为一种抽象的预设被赋予优先的合法性地位。作为对传统科学观以及这种科学观的标准理念的反叛，在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被标准的科学观长期忽视或者被赋予非理性特性的各种科学的社会、历史性资源，视科学为一种社会建构，把社会历史性提升为描述科学的首要因素，并在此前提下展示了科学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特性。但是，表征主义科学框架的限制，最终削弱的是科学社会建构的批判锋芒，抑制了其潜在的丰富蕴含。 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不仅扩展和丰富了对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而且在理论上给出了解决传统科学哲学中2024“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证明逻辑与发现逻辑问题”、“不可通约性问题”等长期未决的争论的有效路径，并内在导引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取代作为知识和表征的科学的走向。
哈金极有代表性地指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无休止的纷争，是科学哲学的“基础危机”[7]25，林奇则更明确地断定：“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是其产生前提，即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蕴含的一种“没有答案的问题”[6]，后实证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则认为，这个争论使对科学的研究陷入不能自拔的认识——是否真实或者能够真实地反映实在的“方恐惧”——之中。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表征性语言描述，给予“实在”以动态的、生成的、过程的解释，是消解这类“危机”、摆脱这类“恐惧”唯一有效的途径。
传统科学哲学中围绕“实在论和反实在论”问题的未决争论产生的所有混乱以及由“不可通约性”引发的对科学理性的挑战，都是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内在蕴含矛盾的必然显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得到转换和解决。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点是：科学是人类以关注自然为中心的一种人类和生存世界之间的彼此塑造和建造过程，异质性要素在真实的时间中以突现耦合的方式参与这种过程，真理性知识仅仅作为异质性要素之一的科学表征链上的一个环节，科学理性、认识论和方原则仅仅作为异质性要素之一的人类动机性行为的能力体现参与过程性的科学实践，科学的目标渗入并体现在情境性的具体科学活动中，对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塑造，人类在塑造世界中认识世界，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约束这种建造过程的是一种历史生成的、并且持续参与历史生成的过程客观性，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不可逆的时间中发生并历史性沉淀下来的一切，决定了过程客观性的特质。与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强调的对“永恒秩序”和“普遍本质”的追求和把握不同，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对“现时秩序”中科学活动中的“情境特质”[6]高度敏感。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突显的是作为科学的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时间、瞬时突现、后人类主义的去中心化的异质性耦合是组织和刻画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核心要素。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核心之点在于把时间性内在地嵌入科学实践，就是把实质意义上的过程性注入科学实践活动，这种彻底性表现为对任何形式的永恒性的实体性基质的彻底摆脱。这种摆脱突出强调的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时间上的对称性破缺，以及在这种对称性破缺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吸纳丰富的偶然性和异质性耦合介入，介入和作用的结果则不可逆转地历史性沉淀下来。
在时间上，物质性力量总体较之同样作为自然的人类具有先在性；而人类力量由于其动机特性在时间上具有一种延伸特性，即：人类可以基于现在并不存在的未来状态构造自己的目标。在科学实践中，这种“先在性”与“延伸性”使得作为人类力量的科学家在无法预知其轮廓的物质力量的领域里，通过构造各种物质仪器和设备对所的力量“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2]7，新的仪器设备在建造，新的物质力量被捕获，而每一次的建造和捕获中又包含着既往的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的融合并为未来的建造和捕获提供生境，这个过程不断地实现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卡尔·语)。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力量作为一种阻抗力量约束着人类的动机力量，人类的动机力量在面对阻抗中不断地调节自身，最终适应这种阻抗。在这种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远远超过自身体能和智能的结果，自然也不可逆转地带有人类力量的作用的构成。
对科学实践进行时间性的考察，以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基本的组织法则，在具体的科学活动情境中的特定的机器、设备、理性风格、概念体系、知识体、不同层面和范围的社会活动角色、实验室内外等各种要素的异质性组合，实际上开辟了理解知识的新路径。物质力量在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人类力量在时间上的延伸性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相互作用，使得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具有了客观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
在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科学的客观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使得真实的科学是一个“开放式终结”过程，其表现为：第一，科学实践过程对“现时秩序”的高度敏感：科学实践具有极强的“情境依赖”特征，科学实践吸纳相关历史情境中的所有丰富性。第二，科学实践过程具有异质性要素突现、耦合的特质：科学实践过程具有系统演化的特质，科学的“后继发展”、“后向驱动”、“与境选择”、“要素耦合”、“新质突现”等可以刻画这个过程。第三，科学实践过程具有“后人类主义”去中心化特征：作为过程的科学既不是自然中心的，也不是社会中心的，纳入科学实践过程的所有要素(物质的、仪器的、概念的、社会的)，在开放式终结的每一个节点上，都“与境选择地”可被称为“现时秩序”中的决定因素。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峙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消解，其对峙的前提是：是否承认永恒不变的实体的存在，是否存在正确的认识以及把握这种实在认识论和方准则。
作为实践的科学承认的是一种伴随实践活动变动着过程实在，实在参与建造同时被过程所塑造。在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知识生产和转换中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被转换为“生活在不同世界”的问题。一方面，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有由其历史情境性的内部时间特性所刻画的特质，内部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着其客观性特质，决定了不同的“生活世界”的不可通约。另一方面，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有多种维向，一种维向上的“断裂”恰恰是另一维向上的“连续”，一种维向上的“不可通约”恰恰是另一维向上的“一致性契合”，如果回到库恩，那就是：原有“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恰恰是常规科学中的“反常”与“新范式”的“一致性契合”。
作为实践的科学拒绝承认科学的发展是“怎么都行”，认为实证科学的发展是“怎么都行”无法解释科学文化何以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世界的强势文化。科学文化是人类关注自然问题的一种“认识论解决”，关注自然的这种活动特质历史性积累，不可逆地决定了科学的固有特性。科学的确仅仅是一种可能，但任何既成的发展都构成未来发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文化的发展遵循的是与生物进化和宇宙演化类似的“强势积累”机制。科学远非“怎么都行”，科学因循其固有的历史轨迹和现时情境突现耦合式发展。
四、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导引作为实践的科学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科学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强调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融合而不是某种单一要素的持久作用，强调科学实践的历史性和开放性而不是科学实践的完全自主性和自洽性，强调科学实践中一切要素不可逆的历史生成，而不寻求任何永恒、稳定的要素对科学实践的基础性说明。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使得科学实践真正具有了过程的品格，导引出实质意义上的作为实践的科学，它可以用过程得到客观性的整体刻画。
作为实践的科学所内在蕴含的过程客观性具有主体间性、情境性与异质性要素的内部时间限定特性以及基于选择演化的生成特性。作为实践的科学寻求的是在历史中生成和突现情境中的现时秩序，这种现时秩序是科学实践活动要素的相对性、客观性与历史性的凝结，在“后人类主义的去中心化过程中瞬时突现出来”[2]228。这种客观性是基于历史性的客观性，是在不断发生着的稳定性摧毁和稳定性重建中存在的客观性，是先于任何方原则的客观性。
由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和过程客观性所刻画的作为实践的科学[1]，把意义问题推至前台。在这种关注中，真理形态的科学知识是知识表征链中的一段链条，这就意味着对真理形态的知识评价可以对应多种维度，这些维度远远超过仅仅用真理是否符合经验或者实在来进行的证明[2]9，把科学视为一种“认识论的联合”[8]。“认识论的联合”否定了存在明晰的认识论要素以及把这些要素统一起来的认识论法则，同时强调了科学的实践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文化实践的固有的认识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科学是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认识论解决”。这种“认识论的联合”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问题依旧是科学实践、科学文化关注的核心，并且这种核心决定了科学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固有特性[3]，是对科学的历史性捍卫。这种历史性捍卫突显的是科学的不可逆的生成与强制累积性特性。这种特性是造成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巨大分野的原因。强势积累造就了作为实践的科学丰富性和方向性的统一：科学吸纳着整个世界的丰富性，却沿着其自身的轨迹演化[4]，是一个开放式终结的“筑模”过程。其突显的思想是：科学实践指向的未来状态是在筑模过程中从现存的文化状态中构造出来的，这意味着现存的文化预先制约着人类动机力量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和延伸。换言之，在实践的科学中不存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本质上的分离和超越，存在的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并行和交织[5]，以“适应与阻抗”的辩证的操作性运作方式存在。这种操作性运作凝结着处在操作中的物质力量的轮廓、操作中的仪器和设备以及与这种操作相伴随的规律化的人类行为。在这种凝结中，一方面捕获、构建物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化、常规化和标准化过程规训人类实践。科学正是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实践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从表征到操作的转换中，开放性的、过程性的、异质性要素融合的、历史性的科学实践，成为刻画科学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描述中，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的特征。因为它包容了人类存在的一切可能的维度，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中的问题和危机，既是科学文化固有的也是人类文化只有的问题和危机。一方面，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自然的、人文的、的、经济的等)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成为科学文化的内在组成；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具有其专注于对自然的认识的固有属性，这种固有属性(包括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信念、科学方法、科学的认识论原则等)本身也在与其他文化的共生中历史性的(不可逆地)扩展自身，从而具有任何其他的人类文化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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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美国工程伦理学：一种社会学分析_其他哲学论文
摘 要: 工程伦理学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渊源:专家治国思想、职业伦理传统和西方核心价值观念 是美国工程伦理学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与企业支持、工程协会的自觉发展与大学工程 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是该学科得以建立的社会背景支持;公众对科学技术全面认识水平的提 高是该学科持续发展的认识基础保证。当代世界不同文化和社会中所共同面对的技术和工程 问题,使美国工程伦理学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解和沟通成为可能。
关 键 词:工程伦理学;美国;职业伦理
作为一个学科的工程伦理学,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迄今为止,美国工程伦理学在 理论框架的完善性和实践应用的有效性两方面均居于工程伦理学科的领先地位。美国工程伦 理学系统的理论框架是该学科性和成熟性的主要标志,它以增强工程职业的道德自主能 力为主要目标,针对工程伦理决策问题,依据西方伦理学基本理论、道德经验和法律体系所公 认的伦理原则进行理解和,并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策略体系。 相应地,美国工程伦理学在实践应用方面也非常有效,主要体现为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和 工程领域中伦理问题的有效解决。那么,为什么工程伦理学首先产生于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 家?为什么工程伦理学在美国得以全面发展?美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哪些方面对工程伦理学 科的确立和工程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 的工程伦理理论体系建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确立以及制定和推行工程伦理规范具有很大的 启发意义。wWw.meiword.CoM本文试从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具体美国工程伦理学赖以确立和发展的文化历 史和社会认识背景。
一、 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承
1. 专家治国思想的延续
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来自于希腊文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这一概念表示要建 立技术专家的,其特点是不以某一阶级的“私利”作为基础,而是以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来 管理社会,技术专家成为管理者［1］。专家治国思想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产生,柏拉 图认为,哲学家是最具理性和智慧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武士勇敢应成为管理者,而劳动者则 处于最低的生产者的地位。这种专家治国思想在此后的西方思想传承中逐渐明晰,并不断完 善。英国哲学家f.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中阐述了技术活动兴旺发达、技术专家治国治民 的思想。圣西门则明确提出“专家治国论”思想。他认为,过去的社会是会,其中主要 的人物是牧师、武士和封建主;而将来的社会则是一个工业社会,它是以有条理、有系统的方 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所以治理新社会的将是生产者－工程师和企业家这些时代 的新秀们［2］。
工程领域专家治国思想的先驱是前苏联工程师、技术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恩格迈尔,他的专家 治国思想与北美的专家治国运动相呼应,并在实践中为该运动搜罗人才。该运动的宗旨是:应 该根据技术原理改造和管理商业企业和社会。但是在美国的商业和工程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 对立［3］。因此,工程界要追求自身的,寻求上的地位,并明确表示工程理 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专家治国运动以一股明确的势力出现的计划落空了。但 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启示,专家治国思想将继续对全世界的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一次又一次 地尝试用管理能力和效率来取代或左或右的。在专家治国思想中孕育的工程理想也 在随后出现的对工程伦理问题的关注中延续下去。比如,曼泰尔(mantell)在其工程伦理著作 《工程中的伦理与专业主义》(1964)中明确提出用工程方法解决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伦理 问题。曼泰尔认为,将调整了的工程方法应用于解决个体伦理问题将有助于扩大工程职业的 应用领域,使其能对更广义社会问题的解决施加更大的影响［4］。这种思想在美国工 程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后的著作中,没有体现得这么明显,但是,一直以来美国工程伦理 学对专业主义与伦理之间关系的强调就是对这种思想的隐含性继承。
2. 职业伦理传统的发展
何谓职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之所以成为职业,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严格的伦理规范之上,恰 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于医学职业一般。因为唯有专业人员认同并接受专业伦理规范,他们才 会自我约束和正当地行使社会赋予他们的自治的权利,并履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义务。最早 的职业伦理规范除了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之外,还有对建筑师责任的规定,它最早出现于汉 穆拉比法典中:如果一位建造者为他人盖了一个房子但是没做好,那房子塌了并导致房主死亡 ,那么建造者应该被处死［5］。总之,一些古老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都有着 固定的行规,这些行规规定了职业所要担负的责任,有些比较简单,有些相对复杂。现代职业 也承袭了传统职业的一些要求,一些新兴职业,如律师、工程师等也与之类比,公开颁布一些 职业上的具体行为准则。
现代西方职业观念的确立,更主要是来自近代宗教对职业观念的发展。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 革,使人们对职业观念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改变。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是 ,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越来越受到道德重视和教会许可。而发端于加尔文教的 英国清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在他们看来,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 令,要他为神圣荣耀而劳动。他们认为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一种职业是 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 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因 为,当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和必须的。 ”［6］宗教“入世苦行”为世俗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背景,即一种和价值 观念,因此,在西方社会,对伦理的重视成为职业的一种内在要求。
3. 现代西方文化价值的渗透
每一种人类文化形态都具有标志其某些种类的社会活动的一组文化价值、一组道德偏好,现 代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这些价值不是官方的,甚至也不是经过正 式整理的,它们只是作为许多试图发现这些价值的学者与精神领袖的一致意见而提供出来。 这些价值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科学与其他基本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它们也是工程伦理 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借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对影响科学发展的 现代西方五种核心文化价值的总结,可以说明它们对于美国工程伦理学的意义所在。
首先,是合理性价值。所谓合理性价值,是指对于遍及社会之广阔领域的科学实践给予道德上 、情感上、“建制化的”支持。这种支持在于它为试图把所有的人类存在现象都变成更一致 、更有序和更概括化的理解形式的尝试提供关键性途径。这种合理性价值更多地构成了美国 社会的基础。第二,“功利主义”也是现代世界重要的文化价值。功利主义价值是指现代人 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世界和这个自然界的事物。这种对于世俗活动的兴趣已经几乎变成完全 自主性的。第三,是普遍主义价值,它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寻找生活中的职业,以实现他 们的价值。第四,是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在这里,个人主义文化价值指的是受个人良心而不是 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这一道德偏好。这种自由主义信念认为,为所有以自己的良心行事的 行为寻找契机是我们的责任。第五,“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它认为,积极的合理性能 够并且应该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境况。与此相伴随的是相信并赞同这个世界的“进步 ”,它是以一种积累的方式在进化［7］73?。
这五种促进科学发展的关键文化价值不是唯一产生于西方,也不是只作用于美国社会。同时 ,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这五种文化价值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冲突,比如,普遍主义价值与功利主 义价值之间、合理性价值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之间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价值与普遍主义价值之 间都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但是,这五种文化价值在美国社会中的比较合理的组合,对于工 程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工程伦理学科的确立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当然,仅靠这五种文 化价值并不会实质性地确立工程伦理学科,它还需要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的积极 支持。
二、 技术社会背景的支持
美国是世界上技术与工程发展比较先进和完善的发达国家之一。因此,美国社会也是最早应 对技术与工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国家之一。这些问题最初表现为工程专业人员与客户、工 程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随着技术工程能力的增强和工程应用范围的扩大,工程在造福社 会的同时,频繁的工程事故更是带来很多困扰。工程灾难一度成为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主 要问题。在对这些冲突、事故和灾难的切身体验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美国社会群体的工程 伦理意识不断增强。各种社会组织和工程团体积极投身于工程伦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并在 大学工程教育中引入伦理方面的内容,以确保工程伦理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对工程主要参 与者的伦理意识的培养与技能方面的训练。
1. 与企业的基金支持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人文基金(neh)较早地开始支持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及其相关研 究。美国学者r.baum承担了由nsf和neh资助的“哲学与工程伦理”1978—1980年间的国家项 目,开始奠定了工程伦理学作为涉及哲学、工程学、社会科学、法律和管理科学的“跨学科 性学科”地位的基础。1990年,美国学者r.霍兰德和n.斯迪奈克对1976—1987年间nsf资助的 与工程伦理相关的研究课题情况进行了,认为这些课题具体研究领域有［8］:① 科学与工程的道德方面;②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社会化问题;③科学与技术新发展的伦理学意义 ;④社会如何影响科学与工程的实施;⑤与技术的社会应用2024的问题。1992年nsf曾资助过 两项工程伦理研究［9］－“将伦理案例研究引入大学工程必修课程中”和“讲授 工程伦理:案例研究方法”。基金对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支持从制度上肯定了工程伦理学 研究的意义,对推动工程伦理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其他社 会力量对工程伦理研究的重视和给予更多的投入。
大企业或企业联盟通常垄断某种行业,或者与某些行业的关系密切,企业、行业或职业在具体 的工程实践中有时难以划分清楚。因此,工程伦理问题很早就被美国各种工程企业和行业所 关注。例如,作为一种行业协会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在其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了 设立行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并且该协会非常重视对工程伦理相关问题的基础研究。它设立 基金,表彰在工程伦理实践和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创办《ieee技术与社会》等刊物, 并资助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美国化学委员会(原为化学品制造商协会)［10］ 设立“超级基金”来支持对由于化学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工程伦理问题的处理和研究。此类 来自大企业和行业组织的基金支持更强调对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的研究,但是为了使具体策 略更加强有力,也要求对工程伦理一般性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如将工程伦理置于技术与社会 的更为普遍和广泛的背景来考察等。
2. 工程协会的自觉发展
在美国,各种专业工程协会负责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它们代表了工程师对指导其专业活动的 标准的共同看法。尽管这些专业伦理规范有时并没有给出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的明确答案,但 它们毕竟提供了指导原则。此外,为了使伦理规范更适合于工程实践,工程协会还要就工程伦 理规范和原则进行有组织的专门研究,而制定和采用伦理规范已经成为工程协会章程的一个 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因此几乎所有美国工程协会或学会在其章程中都包含了伦理规范的要 求。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过认证 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的内容。从1996年开始,美国注册工程师们的“工程基 础”考试也包括工程伦理科目的内容。这使最初的工程协会的伦理规范只适用于其成员的目 的得以扩展。? ?
3. 大学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美国工程伦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不同学科背景共同参与到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当中,他 们包括:工程背景的教授、哲学和人文学科背景的教授、社会科学背景的教授等。较早介入 工程伦理研究的人文学者包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应用哲学伦理学的框架来研究工程实 践中的具体伦理问题,应用历史方法来考察工程知识、工程职业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工程伦 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的关系。这些工程师—人文学者团队共同参与美国国家工程伦理计划, 合作著书立说,讲授团队教学课程并为工程师和人文学者听众作演讲。
目前看来,美国几乎所有工科院校的哲学(伦理学)教授都是工程伦理学或相关课程的教学和 研究者,因此其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在美国,工程伦理学著作出版数量之多、更新频率之 快,是其他国家工程伦理研究学者们无法与之比肩的。这些出版物既是研究专著,同时也是 工程伦理学课程教材,一些著名的美国工程伦理学专著和教材在世界范围内通用,并经多次 重印和再版。目前那些著名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已有日文、韩文和中文等多种译本。这些教材 ,以不同的视角和侧重,以案例为核心,展现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问题、的理论框 架、研究方法和策略等。此外,对工程伦理研究与教学方法的重视,也是美国工程伦理学得 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国工科院校的伦理学教授们普遍认为,在伦理教育中,采用课堂 讲授的形式提出伦理问题是有必要的,但这对于学生们获得解决伦理问题的经验还很不够。 他们认为,将工程设计经验与伦理经验相结合是比较可取的教学方法。伦理问题与设计问题 的相似之处在于,它虽然没有唯一正确解,但有些解显然更合理。因此,在教学中应当针对 具体的工程设计案例,运用问题求解技术和方法,帮助学生识别和处理伦理问题,并着力提高 他们的道德认识能力。
三、 公众对科技认识水平的提高
对一个社会总体科技认识水平高低的评价,主要来自对公众两方面素质的考察:①对于科学 技术的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认知和应用能力;②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全面反思能力。前者主 要通过科学普及和专业的科学教育来实现,后者主要是人文学科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常识 中通常将前者称为科学技术的继承者,后者被称为科学技术的批判者。在科学技术教育分科 比较严重的社会和发展阶段,对二者之间区分的强调通常会导致两种文化的割裂(科学文化 与人文文化)。在西方社会这种割裂被比较早地认识到,他们发现这种割裂所造成的危害是 巨大的。那么如何弥补这种割裂呢?
在西方社会中首先由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来承担这项任务,其中科学家作为最初的 主导力量,他们主要以行动来抵制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后来,更多的科技实践者和科技政策制 定者参与到沟通两种文化的进程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开始以建设性的视 角,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形式对科学技术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现在将此类研究通称为科学技 术与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论(sts)。这一研究群体中包括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 治学家、管理学家等等,目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合作,成为sts研究与教育的中间力量。s ts研究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深层关系,试图从社会视角探讨科学技术的本质;同时sts 研究在职业伦理和技术评估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随着工程和技术社会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 ,对技术和工程的社会研究被更广泛的研究者们所重视。这些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奠定 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促进了整个文化和社会领域(公众)对于科学技术专 业人员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视。伴随美国工程伦理学发展的认识基础体现在sts的三个主要研 究阶段。
1. sts经典研究: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揭示
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反对科学的倾向(如一些人文学者的反科 学思想和纳粹德国的反科学实践),在主义学者对“科学与社会”研究以及知识社会学 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其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 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为标志,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间虽有中断, 但是默顿对于科学社会学问题一直投以极大热情,他的学生b.巴伯1952年出版了《科学与社 会秩序》一书,在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和框架基础上,将科学社会学系统化,为其成为一个社 会学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科学社会学按照默顿开创的问题2024和框架体系 得以稳步发展,这一学派通常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它成为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 流。默顿强调对科学的精神特质和社会规范的研究,他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 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11］。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是指社会 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为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外部条件和氛围。默顿学派对于科学奖励系统和 科学共同体内在约束机制的研究,为包括工程伦理学在内的职业伦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
2. sts应用研究: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典sts研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其研究的核心是科学的社会结构问题。 他们通过科学奖励系统,揭示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利用人际关系测量技术,对科学共同体成 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其他社会互动的情况进行调查,从而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科学的社会 结构,同时,他们还把这方面的研究与科学增长联系起来。总之,在这一阶段,sts研究的主流 是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亚系统,它的内部结构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7］312?。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强化了sts的应用研究,即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实践方面的研究。
职业伦理研究在已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技术评估作为一种对技术理解和控制的 新概念被提出。技术评估(ta),是对一种技术过程、物质、项目或方法所产生影响的多学 科评价。其目的在于揭示和预测一些农业、生物、化学、电子产业或医药技术的后果和风 险,从而为制定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一种合理的基础。技术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该 项技术的社会、伦理和环境影响的评价［12］。职业伦理观念、商业的社会责任运动 与美国对技术评估实践的重视,共同强化了工程职业控制技术应用的社会责任。
3. sts理论研究:社会建构论及其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学中的爱丁堡学派异军突起。该学派宣称,他们抛弃经典科 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他们主要各种社会因素对科学思想或概念之形成和演变的影响。 他们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深入到科学研究的重地(实验室),通过观察科学家来了解科学 家制造知识的过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试图提出一种2024科学知识社会生产的普 遍解释,这种研究思路,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科学技术论(sts)。科学技术论的目 标是“提供2024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它所“专注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各学科所生产 的、被认为是被证明了的知识的社会过程”［13］。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集中研究有成 就或典型的历史和现实中的科学案例,其研究成果增强了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理解 。
这种研究思路,被认为是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反叛,他们揭示了在科学神圣外衣保 护下,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一些不为公众所知的。对这些的揭示似乎是削弱了人们对 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但是,这种社会建构思想也强化了外部社会因素控制科学的观念。将 科学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联系起来,使局外人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研究评价成为可能。在这里, 对于外部社会因素的理解范围更广了,它超出了单纯的科学技术共同体,还包括更大范围的 与科学技术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控制科学技术的能力和范围在扩大,因此,传统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职业群体的精神特质和伦理规范要受到更为一般性的审查。传统工程伦理 学研究的目标设定、问题指向和理论方法都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对于美国工程伦理 学自身的改进和应用范围的扩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四、 结语
工程伦理学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文化思想渊源、社会背景支持和认识基础保障。这些外 部因素的协调与共生,促使美国工程伦理学在目标设定、问题选择、理论建构和方法体系方 面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在目标设定上,将工程师和工程协会视为工程伦理的主体,以培 养工程职业和从业人员处理工程中复杂道德问题的能力为工程伦理的主要目标。因此,它所 关注的工程伦理问题主要是工程职业的伦理建设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它对此类问题的解 决主要依靠已有的西方伦理价值规范、法律和宗教经验以及专业标准的规定。此外,美国工 程伦理学以问题为核心,全面吸收sts研究成果,采用适合于问题解决的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伦 理的、工程的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解决工程伦理问题。
历史文化与社会和认识背景的差异是导致观念差异的基础,历史无法重写,但是带有不同历 史印迹的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是现代社会的主流 话语和实践行为,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彼此借 鉴对方已有的理论与方法。从伦理维度来探讨和解决一些棘手的工程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多种 文化碰撞和交流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参与到与此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过程,是我们不 能回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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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哲学视角下探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之科学性_其他哲学论文
摘要：主义观产生于19世纪中期，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事业从繁荣走到低谷，有人开始怀疑主义观的科学性，甚至从对主义观的否定扩大到对整个主义的否定。鉴于此，文章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对主义观的科学性做了进一步的探析。
关键词：主义；观；科学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主义观
在探析主义观科学性这一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明确一个概念——主义观。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诸如有社会党的观、民族国家的杜会主义观、西方观、主义观等等。对主义观的认识、理解和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议颇多。一般来说，观就是2024的思想观念体系，即对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规律的认识，又称“认识”、“思想”、“学说”等。由此，主义观就是指在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指导下对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规律的认识。它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什么是；为什么会产生，如何产生；怎样建设；最终的发展前途怎样；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等等。由此可见，主义观不仅指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对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应包括后来继承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的观，如的观、的观、的观等等。wWw.meiword.com主义观不是一个闭合的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整体。
二、哲学视角下主义观的科学性
（一）主义观产生于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近代后期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给主义观的产生提供了更为科学的理论基础。近代前期，自然科学多数处于搜集材料阶段，研究方法主要依靠和解剖，研究对象主要是既成的事物，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演化和发展，只有力学的发展比较完善。由于力学的较高发展，人们似乎以为力学规律是万能的，企图用“力”解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把自然界中的各种运动形式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运动，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逐渐形成自然科学研究中长达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18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工业革命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是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他用原始星云的吸引和排斥作用解释了太阳系的起源，否定了神的第一推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潮汐摩擦理论，说明了太阳系不仅有一个起源过程，而且还有一个演变灭亡的过程，在僵化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接着是英国地质学家c.赖尔用地球表面对立的力量解释了地球表面的发展变化即：水成作用和火成作用，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二个缺口。在物理学领域，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普遍联系；麦克斯韦电磁理论证明了电、磁、光之间的同一性；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揭示了物理-化学过程的不可逆性等，这些理论的提出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新缺口。原子-分子学说的建立确立了化学的基础；元素周期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德国的f.韦勒用无机原料人工合成尿素，证明了无机界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生物学家m·j.施莱登和t.施旺分别发现了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消除了动物界同植物界之间的壁垒；c·r.达尔文又以丰富的事实论证了生物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历程有力地批判了目的论、神创论和不变论。由此，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它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离的，物质和运动不仅有量的差别和变化，还有质的差别和变化，是多样性的统一。高级运动形式由低级运动形式转化而来，它包含低级运动形式，但不能完全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物质是发展演化和永恒循环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这种发展演化和循环是永恒不变的，而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变革。主义观正是在这种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二）主义观发展于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恩格斯在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最早只将它用于对自然界的研究上，后来他们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引入了人类社会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以的革命的最终夺取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见，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终将被新的更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参加劳动，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主义制度。
（三）主义观在实践中实现了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9世纪中叶，、恩格斯创立了主义观，他们还没来得急将其付诸实践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主义观却没有连同他们离去从此静止不动，而是被继承了下来，还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896年，贝克莱尔发现放射性；1897年，汤姆逊发现电子；这三大物理实验的新发现冲击着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推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性原理，等效原理，推论。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波尔的量子化原子轨道理论；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概念；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的统一等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系统科学等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论证了、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在此基础上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新发展，论证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夸大数学的作用，不懂得真正的辩证法；真理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在亚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如何发展和建设、在冷战后事业处于低谷资本主义有发生了很多新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坚持事业等问题，最终实现了主义观的与时俱进，最终用运动、变化、发展的原理实现了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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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社会资本理论的演进与争议_其他哲学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宏观的视角介绍了社会资本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先回顾了资本理论的发展并引导出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兴起，随后了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上的应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发展和丰富，最后介绍了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的争议。
关键词：资本 社会资本 社会学 经济学 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wWw.meiword.COM显然，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2024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 lin，20xx)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2024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2024体，而且这个2024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 除已有的金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 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xx）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2024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2024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 (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2024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 & 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xx) 、古依斯等（guiso，20xx ）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xx）、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xx）验证国外2024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xx）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xx）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程民选，龙游宇，李晓红.经济学视阈中的社会资本—经济学2024社会资本的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研究，20xx
2.张其仔.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与企业绩效[j].经济管理，20xx
第五篇 对哈耶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原理的几点认识_其他哲学论文
[摘要]哈耶克的“自生自发自由秩序”原理，虽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色彩，但他对自由的独到见解及对具破坏性的理性设计的深刻疑虑，仍然可以使当今的社会和从中获益良多。文章简明介绍了哈耶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原理的几个要点及它的作用，了在我国国家权力作用的若干领域适用这一原理的必要性。
[关键词]自生自发；自由；社会秩序
我国现阶段和中国党领导一直所争取的目标应当是的自由和更大的自由，中国党领导进行革命是为了的解放和自由，领导进行建设是为了更大的自由。毫无疑问，自由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孜孜以求的目标。不过，我们所争取的自由与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所界定的自由有极大的不同，他所界定的自由乃“强制的不存在”，而依哈耶克始终一贯的关注点，“强制”意指对公民本人及公民财产的强迫状态，即对公民私域的强迫状态，由于此种强迫状态的存在，使特定公民心智受到威胁，故而做出期望他做出的事来。对于作这种理解的自由，可以肯定地说，与我们过去的理解不相吻合。在新中国建立前，我们理解的自由侧重于摆脱剥削者的，新中国建立后，侧重于免于贫困。不过，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开始逐渐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这一进程随法治国家建设的开始而加快，而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保护公民的自由。这种意义上的公民自由恰是哈耶克所谓的强制不存在的自由观。可见，在我国现阶段，至少就对限制权力滥用侵损公民权利这一点上，我们欲求的自由与哈耶克陈述的自由是相容的。wwW.meiword.COm作为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杰出学者，哈耶克对自由秩序的智识贡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自生自发自由秩序观之要义
哈耶克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观是哈耶克智识的精髓，以下四点构成了他的自生自发自由秩序原理的主要观点。
第一，人的理性决不是万能的。他认为，如果希望通过理性而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秩序来，是不可能的，“人的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哪些预设了我们拥有知识的理论家之手”。依哈耶克的观点，理性之所以不能型构出有助益的切实的秩序，乃是因为人的无知，他引证苏格拉底的话——“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来说明人的无知。当然，他说的这种无知，乃是单个人对整个文明进程的无知。经审慎思考的理性设计，皆出自于个人，而据他所言，个人对整个文明处于必然的无知，“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作为人自身创造的结果，对于人有意识的行动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的有意识知识的局限，从而也是人的无知范围亦会不断地增加和扩大……人类的知识愈多，每个个人的心智从中所能汲取的知识份额也就愈少，我们的文明程度愈高，那么每一个个人对文明进程所依凭的事实就一定知之愈少。知识的分工特性，当会扩大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亦即使个人对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他认为，人类文明越发展，知识分工则越细化，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世界上最为明智的人士，他所可能掌握的知识与世界上最为无知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两相比较，其差异也可忽略不计——在极其繁杂的人类总体知识面前，利用这种个人知识有限性的观点，以极力证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当人们欲型构整个文明秩序的时候。
第二，人类的经验和习惯及人在行动中的调适无意识间在人类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人类活动固然要遵守规则，而哈耶克认为，许多规则却是由经验与习惯演化而来，与其强调行为规则对人类活动的重要，毋宁说人类的经验和习惯是这些规则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他将人类知识的扩散分为知识的传承与知识的传播，前者指人类累积的知识在时间上的传承，后者指同时代人之间就其行动所赖以为基础的信息所进行的传播。知识的传承形成世世代代相传之经验和习惯。他指出，这些经验与习惯，是累积性发展的产物，而绝不是任何个人心智设计的产物。人类将它们作为工具应用，而对为什么要使用它们、使用的程度如何等等，都不知就理。“条件的每一变化，都必将在资源使用方面，在人们活动的方向及种类方面以及在习惯和风俗方面造成某种变化，这将要求人们在诸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调适，每一种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都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则会在形成一项新的整体调适方式的过程中，逐渐获致解决，在实跋中，恰恰是平凡大众在面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处理其日常事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无数微不足道且平实一般的小措施，产生了种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范例。”哈耶克尤其认为，人们习得的经验和习惯，在他们的行为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他们遵守明确的规则过程中，都会间或受经验与习惯的指引去活动，只是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些经验、习惯和活动而已。没有这些常规的活动，遵守规则的行为不能连贯起来，就是从这一意义上，他认为人类的经验、习惯并引申出人们在行为中的相互调适及与所在环境的调适，构成遵守规则的基础，而这些事情是人类理性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它们自生自发，属人类理性所不及，但却指引或形成人类行为的大部分。
第三，文明的秩序及组成文明秩序的规则之形成也遵循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则。哈耶克认为，文明是人行动的产物，是数百代人行动的产物，但不是由人设计出来的，每一代人在其承继的文明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会对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人们交互活动，从他人的知识中获取知识，从他人的活动中获得益处，这种无意识的交互活动和影响，又无声无息一点一滴地塑造着人类的文明，从此种认识出发，他进一步认为人类文明是进化的结果。他主张对于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所依凭的竞争，必须从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不仅包括个人的竞争也包括组织的竞争。人在漫长的生活和生存竞争过程中，一些种群兴旺起来，一些衰败下去，从兴旺的种群中人们发现了好的秩序、制度和规则，也从衰败下去的种群中发现了不好的秩序、制度与规则。“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2024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的终极判断，并不是由个人智慧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坚持‘错误’信念的群体的衰弱或减少而决定的，文明的所有手段或工具，都必须在人们追求当下目标的过程中证明其自身的效度，无效者将被否弃，有效者将被保留。”其中所提及的手段和工具，依哈耶克叙述的脉络应当包括人们的经验、习惯、规则、制度，甚至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秩序。
第四，过度的社会控制，将使文明的发展失去活力。对社会的控制，将它分解开来，必然涉及对个人的强制或对个人自由的干涉。毫无疑问，对社会控制愈多，个人的自由就愈少。依哈耶克的观点：为自由的缘故，某些社会控制行为是可欲的，他并不反对一般的社会控制，而是反对过度的社会控制。“将整个社会都纳入根据一项统一计划建构起来的并受这种计划指导的一个单一组织系统之中，无疑会扼杀那些型构个人心智的种种力量甚至还会扼杀那些计划出这种组织的个人心智。”他假设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才值得提出和被关注，只有重要的试验才能尝试，“这就无异于认为，人已完全将其周遭环境控制于其理智之下了，因为人们只试图去做哪些他们能够完全预知其结果的事情。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境势，以致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如果我们将这种“控制所有行动和当下境势”的既有知识仅作纯粹的知识去理解，则无异是认为知识可能成为文明的障碍，这显然不是哈耶克本意，将其理解为带有垄断色彩的阻止其他知识出现的知识，或许更确切一些。哈耶克对理性的控制充满了怀疑，他认为，欲使发展成为可能，理性生成所赖以为基础的社会进程就必须免于理性的控制，甚至认为，人类获得的最伟大的成就都源出于一个事实，即人类始终无力控制社会生活。
上述四点，无一不与理性联系起来，理性之有限，理性之不及，因而得出用理性对社会控制之不可欲的结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哈耶克是一贯排斥理性的。他反对的是唯理主义，不是反对理性。他认为理性乃人类被赋予的最可宝贵的秉赋，虽不能指望它能打破人类文明的复杂联系网络而设计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但在文明的点滴建构中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他大谈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此观念在哈耶克的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在他的著作中不难发现对理性褒扬的文字，那么怎样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呢?笔者认为，在关乎人类制度设计上，他是反对理性的设计的，比如他反对乌托邦式的设计，反对福利国家制度，反对在正义原则指导下设计出的分配制度等；而在自发生长出的制度框架内，他是不反对理性的建设作用的。他高度概括了理性的两种作用：一是为理性的用途寻求确当的限度；二是理性具有建设性使命。
很显然，在哈耶克的思想中带有强烈的偏见，他反对制度，把制度作为典型的理性设计的产物加以反对。
二、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社会秩序作用的以识
在《自由秩序原理》这部著作中，哈耶克虽极其信奉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却并没有集中阐述它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只是在叙述的不同部分直接或间接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的作用。这些作用主要包括维持社会活力、维持社会稳定、保障公民自由等。毫无疑问，保障公民自由被哈耶克寄予了终极意义，由于对这些作用的叙述并非集中甚至并非直接地出现在该部著作中，而是已融合在他的叙述的各个部分，我们要明晰它们，就不得不通过搜寻或提炼。下面择其要者作一简介：
在第二章“自由文明的创造”这一部分，有三个方面与自生自发秩序的作用相联系：一是自生自发秩序与竞争相伴随，它排斥国家垄断。比如，对于国营企业，如果国家赋予其他企业没有的特权，将它置于所在行业垄断者的地位，则此种做法与自生自发的秩序不相容。二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使各种智识的出现和试验成为可能。在如此的秩序下，没有哪一种知识——哪怕它是足够强大的——能将自己标榜为智识的终结者，国家也不能利用权力这样做，社会中始终充满试错的程序、智识的竞争与优胜劣汰，从而获得该社会发展和保持活力的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三是使人类数代传承的习惯和经验能够保存下来，而不至于——如哈耶克所言——因欲设计出一种好制度的鲁莽且冲动的欲望而打碎整个文明复杂勾连的网络。上面两个方面的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打破垄断，崇尚竞争，即使国家也不能以权力拥有者的姿态而任意置自己于垄断地位。
在第三章“进步的常识”这一部分，提出了很重要的一项作用，即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中自然地孕育出先进者，当然仅仅说孕育出先进者还不太像是一种作用，而这些先进者的示范作用是真正的作用。
从自然人的角度看，自生自发的秩序内在地激发人们创新的好奇心，这样，社会中就会偶然地不断地有创新的东西出现，这些创新的人是先进者。创新的助益首先是被少数人享有，其中可能包括创新者自己。经过缓慢的过程后，创新之助益最终为公众所分享。因创新者所取得的声誉及物质上的利益，自然会成为别人的效法对象，社会中也将出现更多的创新者，也将产生更多的利益为公众所分享。假如，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里，将出现的是另外一种境况。哈耶克在这点上有精辟的论述：“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上述那种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这样一种高速率推进的进步，不可能以一种齐头并进的平均发展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必须以一些人先发展，另一些人继而跟进的梯队发展方式来加以实现。”此处直接提到了先进者的示范作用。
在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存在先进者与后进者的区别，乃是因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必然存在不平等所致。哈耶克并不避讳言及不平等的益处，他指出：“上述的不平等现象，在我看来乃是一可欲的现象。”但是平等总会比不平等好，哈耶克也认为不平等是社会的最大恶弊之一，只是他认为自生自发产生的自然不平等要比经精心安排的平等为好。
从国家角度说，国家有先进与后进之区别，无疑今日之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先进地位，依哈耶克的观点，正是这种先进国家给出的示范作用，使欧美发达国家历经几个世纪而发展出来的成果，让某些非欧美发达国家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即可达至。哈耶克假设：如果现代文明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机构不许某些地区领先其他地区太多并确使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物质利益能平均分配给世界各国，世界的发展前景显然会因为如此的安排而比实际发展进程糟得多。尽管哈耶克这一假设欲讨论的是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作用问题，但却牵涉到一个疑问：后发国家不惜打破自己的传统移植先进国家的经验，对于该后发国家而言，是否超出了白生自发的范围而进入到理性设计的区域了?笔者认为，哈耶克反对的理性设计乃凭空的设计，移植他国的经验仍不失为将他国的成功经验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来加以承继或弘扬，其不是理性凭空设计的结果。
在第四章“自由、理性和传统”这一部分，通过比较英法两国的自由传统，显示出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对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哈耶克将法国的自由传统归结为建构论的唯理主义传统，将英国的自由传统归结为进化论的经验主义传统。他对这两种传统进行了辨分，唯理主义传统相信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文明，而经验主义传统则明确指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他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各种传统的作用的不同认识，建构论者倾向于否认传统，热衷于对制度的深思熟虑的设计，进化论者尊重传统，“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建设，而不是全盘建构”。哈耶克断定：“秉持唯理主义传统的人，几乎必然是自由之敌，在这些人看来，自由意昧着混乱和无序。”从而他暗示，似英国这种持自生自发进化论的传统国家当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这一点并不需要哈耶克明示，因为它已然得到了历史的雄辩证明。
此外，从第一章2024自由的定义：强制的不存在，及充斥在其后的各个章节中对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赞许里，可以即刻看出，哈耶克确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对个人自由具保障作用，此一保障作用又透过与唯理主义社会秩序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相比较而得以凸现，正如前面指出的，此种作用被哈耶克赋予了终极意义。
三、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原理对我国公共权利行使的指导意义
我们当然不能全盘接受哈耶克的自生白发社会秩序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主义的观点和无主义的倾向。可是他理论的某些精髓能够适用于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并惠及我国。在我国已经享有较多的自由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自由是可能的，这要求在更多的领域、更大的程度上自觉遵守为增进自由所需遵循的若干原理，即不能把自己看做全知全能，应尊重传统和经验，尊重理性和智慧，不要被盲目的热情蒙弊，而仅热衷于凭空的设计却不去脚踏实地地建设。一句话，理性地对待哈耶克宣示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原理。在公共权力行使的许多领域，都有应用这一原理的可能性。
第一，在立法领域。立法无不关涉的自由，更有直接规定自由权利的法律，立法需要十分谨慎，在全然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立法试验，否则应广泛2024经验和惯例，使立法活动能利用在社会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廉价资源，使法律成品更切合生活实际，也使其能顺利地贯彻落实。
第二，在规划领域。规划当然离不开设计，人们说设计规划却不说发现规划。设计规划时闭门造车或者随意更改已经生效的规划，我们不得不说这是理性的滥用，最终将侵害到特定或不特定的公民权利。在众多搬迁户的案件中有些是由规划不当造成的，只注重了经济的发展，醉心于面子工程，迫使众多住户搬迁。由于规划不当，建出了一条条冷清的街道，或是废弃的集市，最终却以牺牲那些居民的利益为代价，这样的事情在一些地方并不鲜见。
第三，在执法领域。如果存在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借执法之名行滥罚之实、法网太密等现象，将会使人们感到无处不在，紧张与不安之感油然而生。应实行小大社会，否则，私域自我生长的空间会被不断压缩。
第四，在司法领域。有法固然应依法，具体的案件没有对应的法律规定就谈不上依法，在此情况下，依先例裁判不失正当之举，因为判例的积累本是裁判经验的积累，除了明确的法，没有比经验对裁判更重要的了。但我国却并不赋予先例以判例法上之效力。这样可能导致切断与宝贵的裁判经验的联系并白白地浪费掉这种资源。
第五，在社会分配领域。两极分化，不是生产的目的，收入再分配都必须依法进行，法律外的任何形式的“劫富济贫”比如通过临时决定对富商的摊派或变相摊派都是不可欲的。
第六，在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各地有些风俗习惯确不可取，如其达到危及社会安定的程度，用明确的法律对风俗加以改造也未尝不可，但采取临时措施强制干预并试图改变或消灭某种风俗习惯，其结果是原来的习惯并没因暂时的措施所改变，反使权威下降，实非有限所当为。?
第六篇 日本化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社会背景_其他哲学论文
摘要:概述了2000—20xx年间三位荣获诺贝尔奖的日本化学家的经历及其研究态度以及他们各自获奖的研究内容和意义，考察了产生这些划时代研究成果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教育与研究环境。为了做出划时代的发现和发明，虽然需要研究者个人的“意外发现”能力，但是，要培养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则需要发展重视个性的教育；要充分发挥这种能力，还需要在精神、时间和经济等方面具备充裕的条件。现在，日本几乎失去了在二战后的某一时期曾经具备的这种教育与研究环境，考察了失去这些环境条件的社会因素。
关键词:日本；化学；诺贝尔奖；社会背景；理科教育；意外发现能力
诺贝尔奖开始于1901年。在1999年以前的大约100年间，全世界共有460名学者获得了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日本学者仅有5位。但是，在自2000年以后的3年间，在全世界27位获奖者中，日本学者就占了4位。其中，有3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本文在介绍3位获奖者——白川英树、野依良治和田中耕一的从学经历及其成长环境、获奖内容及其意义的同时，试图就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日本取得如此出色研究成果的社会原因①进行考察。
一、 白川英树
白川英树于1936年出生在东京。他的父亲是医师，由于他父亲工作的关系，白川在中国的和东北(辽阳、鞍山等)地区度过了幼年时代。1944年，白川在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回国并在其故乡高山市继续读书。直到高中毕业为止，他在那里度过了10年的学习生活。WwW.meiword.COM高山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城市，白川因此获得了许多亲近自然的机会。受此影响，白川打算将来从事改良植物品种的工作。另外，由于白川对组装和制作收音机感兴趣，因此，他也打算在电子学专业方面发展自己；还由于白川对开始上市的塑料这种新材料也很感兴趣，因此，他也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见，少年时代的白川围绕自己的发展道路抱有各种希望。最后，他考入东京工业大学，开始研究塑料问题[1]56－57。
1961年，白川在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研究生院深造，并于1966年学完了博士课程。当时，民营企业几乎不招聘博士肄业者，因此他们毕业后很难就业(注:日本企业非常重视职员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当时，企业录用应届大学毕业生或者应届硕士毕业生，并对他们进行教育而不录用应届博士毕业生。这是因为应届博士毕业生的研究能力虽然很强，但他们很自负，很难培养他们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不过，在1980年以后，民间企业也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开始录用应届博士毕业生了。)。这样，工学系的研究生一般在修完硕士课程以后，不直接进修博士课程就到民营企业去工作了。但是，白川为了能够持续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在修完硕士课程以后，就直接进修博士课程了(他几乎不考虑这样做会对自己将来就业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白川把自己的这种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性格称为“完美主义”。
修完博士课程以后，白川在他的导师池田教授的研究室担任助教。1979年，白川辞去在东京工业大学所担任的助教职务，前往筑波大学担任副教授，并在3年以后晋升为教授。2000年3月，白川退休并获得了名誉教授的称号。同年秋天，白川因发现具有导电性的高分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1. 发现的过程
白川跟随池田教授研究的课题是“聚乙炔的合成机理”。聚乙炔是由几万个用于照明和焊接的电石气分子结合而成的高分子，它虽然在碳原子排列上和聚乙烯相同，但是，聚乙烯中的每个碳原子分别和两个氢原子结合，相反，聚乙炔中的每个碳原子只和一个氢原子结合，因此，每个碳原子就多余一个电子。由于存在这样的电子，因此，就使得聚乙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导电。就是说，聚乙烯属于绝缘体，而聚乙炔则属于半导体。
要弄清聚乙炔的合成机理，就要知道它的化学结构。为此，需要把它调制成薄膜，对其进行诸如测定红外线吸收光谱等方面的数据，从的结果中推测出它的化学结构。当时，白川在实验室里制造这种高分子材料的方法是:一边搅拌催化溶液，一边向其中吹入电石气；被吹入的电石气在接触到催化溶液时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变成黑色粉末状的聚乙炔并沉淀下来。但是，由于产生出的聚乙炔粉末不溶于任何溶液，因此，采用一般方法不能把它调制成薄膜(注:一般来说，要调制高分子薄膜，就需要把该高分子配制成溶液，把它涂抹在玻璃板上，并对它进行干燥，制成高分子膜。因此，从当时的常识来看，如果找不到适当的溶剂，那么，高分子就不能变成膜。)。因此，白川不得已只能研究处于粉末状态下的聚乙炔的化学结构(注:粉末的原初状态，以此推定其化学结构，这虽然是可能的，但其实验操作不仅繁杂，而且也很难获得正确的结果。)。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从电石气直接调制成聚乙炔薄膜的方法。
这个机会是:某位外国留学生依照白川的指导合成的聚乙炔总不是黑色粉末状，而是一种“像黑色破手巾那样的物质”。这种结果自然表明实验失败了。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指导老师只要指导学生修改实验方法或程序就可以了。但白川没有这样做。他推测到，造成这种实验结果的原因在于:这位留学生错误地把催化溶液的浓度调制得很高，因此使得合成反应速度加快，膜一旦形成，它就会因受到搅拌而遭到破坏并下垂，最后呈现出“破手巾”状态[2]。受此启发，白川获得了简便制造聚乙炔膜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做实验以前，在容器的内壁涂上高浓度的催化溶液，然后，再向容器里吹入电石气。这时，由于催化溶液没有受到搅拌，因此，在容器内壁上合成的膜也不会遭到破坏。用这种方法合成出来的聚乙炔膜呈现金属光泽，其外观虽然与铝箔相似，但它不是导电体(注:金属有自由电子，所以它是导电体，自由电子反射光，所以它能够发出光泽。聚乙炔虽然不是导体，但它有π电子，π电子不能完全自由地运动，所以只有当轨道变宽时，它才能够运动，因此，它遇到光就会发生反射，发出光泽。)，而是半导体。
白川利用上述方法所调制成的薄膜，弄清了聚乙炔的化学结构，并于1971年发表了2024聚乙炔合成机理的论文。到了1974年，白川又发表了题为“聚乙炔膜的制法”的论文。后者是使他荣获诺贝尔奖的一篇重要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被发表以后几乎没有引起反响。
白川在完成上述实验以后就中止了2024聚乙炔的实验研究。但是，他以和美国pennsylvania大学的macdiamid教授的会见为契机，再次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macdiamid教授此前从事无机高分子的导电性研究(注:是指他与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heeger之间的合作研究。聚乙炔导电性的研究是由他们和白川等3人进行的。200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也是他们3人共同获得的。)，但当他来东京工业大学访问的时候，偶然看到白川制造的聚乙炔膜，并为之惊叹，决定邀请他来自己所在的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其间，白川在与macdiamid教授的共同研究过程中，取得了如下发现:如果在聚乙炔中加入微量的溴，那么，聚乙炔的导电性能就会增加几千万倍，由半导体变成了导体。另外，如果在其中加入碘，那么，其导电效果更显著。在开展合作研究以前，白川在东京工业大学进行聚乙炔方面的实验研究中就观察到，如果在聚乙炔中加入氯，那么，它的电子状态就会发生显著变化(注:白川在向聚乙炔中加入氯并观察其反应的时候，就从其吸收红外线光谱的变化推测，氯可使聚乙炔的电子状态发生显著变化。电子的状态发生变化会引起其导电性发生变化。白川虽然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是，当时，由于他专心研究自己原来的课题——“聚乙炔的合成机理”，因此，他没有再深入观察和研究这个问题。倘若当时白川有充裕的精力和时间，那么，他也许会发现具有导电性的高分子。)。在聚乙炔中添加溴和碘的想法，是受当时观察结果的启发产生出来的。另外，一般认为，聚乙炔导电性的增加是由下面的结构引起的:添加的溴、碘原子具有较强的电子亲合性，它们能够与聚乙炔中的电子结合，夺走了电子，从而在电子所处的位置上出现了空穴，为了填补空穴，电子就依次产生了移动，最终增强了聚乙炔的导电性。
与以往发表“聚乙炔膜的制法”论文时的情况不同，当白川等人把他们发现聚乙炔具有导电性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以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研究专家都争先恐后地参与该领域的研究，并陆续发现了新的具有导电性的高分子。与此同时，这些具有导电性的高分子的多种用途也被开发出来了。在理论层面，2024高分子导电机理的研究也获得了很大进展。
2. 发现的条件
白川的发现与以下因素2024:①他跟随池田教授从事“聚乙炔合成机理”的研究；②他从自己学生的失败实验中获得启发，发现了聚乙炔膜的制法；③他与macdiamid教授相会，并被邀请开展合作研究；④他从已往的氯添加实验中获得启发，产生了添加微量碘的设想。其中，①和③是外因，②和④是内因。②是他在其研究生的失败实验中所观察到的现象；④是他在观察实验结果时获得的启发，并通过大胆设想独创出来的。
上述“从被他人忽视的现象中获得启示，就会有出色发现的能力”被称为“意外发现能力”(serendipity)[3]83－85。即使在往往被认为是纯理论的自然科学领域，为了能够完成划时代的发现、发明，这种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牛顿看见苹果下落就发现了引力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不管研究者具有多么出色的“意外发现”的能力，都需要在精神、时间和经济方面有充裕的研究环境。如果有精神上的充裕，就可能从被他人忽略过的现象中产生出色的设想。然而，要把这种设想通过实验完成具体的发明与发现，也需要时间和经费。
白川具有的这种“意外发现”的能力和“完美主义”品格固然值得称赞，但是，促使其成为可能的上述研究环境也是不能忽视的。由于青年时期的白川坚持不达到自己满意不发表论文的标准，因此，他很少发表论文。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白川只发表了一篇论文；在当助教以后的8年间，他也只发表了四篇论文(注:白川在当助教时发表的第四篇论文的题目是“聚乙炔膜的制法”，该文成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之一。就是说，白川在当助教时期发表论文的数量虽然少，但是，他已经抓住了从事“发现导电高分子”这种划时代发现的机遇。白川在年轻时期发表论文的数量虽然很少，但是，到他63岁在筑波大学退休为止，他已经发表了大约250篇论文。对于这个领域的科学家来说，250篇论文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也绝不是少数。)。近年来，在日本的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化学领域里，试图以发表论文数量评价研究者能力的倾向越来越显著了。假如是现在，即使池田教授如何努力2024只发表一篇论文的白川能否被聘为助教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使他能够担任助教，倘若是现在，由于受到需要多发表文章这种客观的压力，因此，他也很难一贯坚持“完美主义”的研究态度。
当时，日本的大学能够平等地给全体教师拨付一定的研究经费，并允许教师自主地使用。因此，教师不仅能够使用这些经费按照计划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当他们突然产生最初预定中所没有的设想的时候，也能够自由地使用这些经费进行研究。白川在发现聚乙炔膜制法的时候，这些研究经费发挥了重要作用[1]128－129。可见，这些研究经费虽然可能被无效地使用，但它能够为研究者发挥其“意外发现”的能力提供保障。然而，近年来，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经费的方式，正在被另一种“竞争主义”的分配方式(即优先把研究经费拨付给在一定时间内有望取得研究成果者)所替代。总之，从发挥研究者“意外发现”能力方面看，近年来，日本的大学正在失去往日充裕的研究环境。
另外，白川与macdiamid教授间的合作研究也成为他完成这一科学发现的直接原因。这种现象虽然很少见，但是，在与具有不同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外国研究者以及不同于自己专业的其他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过程中，能够产生不同寻常的设想，并能够有效地进行研究，这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经验。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研究者在交流中学习到什么，这要求他具备良好的素质、充裕的精神和积极的态度。现在的交流机会虽然比当时增加了，但是，如果交流者没有充裕的精神，那么，就不能够有效地利用机会。
二、 野依良治
野依于1938年出生在兵库县。他在国立神户大学附属小学、私立灘中学(包括3年初中和3年高中)接受了教育(这两类学校都是当时的精英学校，也就是说，与白川和田中不同，野依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他虽然不厌学，但在小学时代，他整天在野地里玩耍；在初高中时代，他热衷于柔道；即使在大学时代，在最后一个学年，直到开始从事毕业研究为止，相对学习而言，他更爱打棒球和麻将。野依的父亲当时是民营化工企业的技术专家，并担任企业研究所所长。野依在小学即将毕业之前，就在跟随父亲参加的讲演会上，听到了“尼龙可由煤、水和空气制造而成”这句话，并受到了较大影响，决心将来沿着化学的道路发展自己。
高中毕业后，野依立即考入京都大学工学部，学习工业化学专业，并在大学毕业后，考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深造。在研究生院修完课程以后，他打算去民营企业工作。但是，在他修完硕士课程的时候，他的指导老师野崎先生晋升为教授并聘请他为助教。与白川不同的是，野依的研究领域很广泛，发表的文章也很多:在学习硕士课程的两年间，他发表了3篇论文；在担任助教的五年间，他发表了30篇论文。
野依频繁地参加各种研究活动，他的才能很快就引起了同行的关注。1968年，野依晋升为名古屋大学副教授。不久，他就去美国harvard大学留学。一年的留学经验特别是他听过oorn副教授的无机化学课程，这对于他以后的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4]107－108。回国工作了三年以后，他就晋升为教授。这样快的职称晋升速度在日本是一个特例。
野依以其从事的“不对称合成反应的研究”荣获了诺贝尔奖。在此之前，他先后获得了日本化学会奖、日本学士院奖、文化勋章、美国化学会cope奖等许多项大奖。这一点也与在荣获诺贝尔奖之前只获得过高分子学会奖的白川形成了对比。
1. 镜像异构体与不对称合成
在有机化合物中，我们把组成分子的要素虽然完全相同但其结构不同的两种化合物称为“异构体”。其中，我们又把组成分子的要素的位置呈左右分布的两种化合物称为“镜像异构体”(注:组成分子的要素的位置排列与其实体形成了镜与像的关系，所以称之为“镜像异构体”。)，并把其中的一方称为“d型”，把另一方称为“l型”。这两种物质的化学性质虽然相同，但是，它们的生理作用却不同。例如，在谷氨酸中，l型谷氨酸有很好的味道，在日本，它被称为“味素”并受到消费者们的喜爱；d型谷氨酸却完全没有味道。在酞胺哌啶酮中，d型酞胺哌啶酮是一种高效催眠剂；而l型酞胺哌啶酮却具有一种可怕的催畸性，当妊娠妇女服用它的时候，它就会使胎儿的手脚变成畸形。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通过化学途径合成镜像异构体，就会以50比50的比例同时产生d型和l型两种化合物，很难只合成其中的一种化合物(我们把这种合成反应过程称为“不对称合成”)。在合成酞胺哌啶酮的时候，由于人们不知道l型酞胺哌啶酮具有催畸性，因此，人们把合成出来的两种酞胺哌啶酮的混合物作为睡眠药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结果，服用它的大多数妊娠妇女生出了畸形儿。如果人们掌握了这种不对称合成反应技术，那么，就应该不会发生上述悲惨的事件。
然而，在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的镜像异构体却不是成对存在的。例如，在谷氨酸中，只存在l型谷氨酸而不存在d型谷氨酸；在葡萄糖中，只存在d型葡萄糖。其原因是，在生物体内，存在着“酶”这种催化剂——即所说的一种“铸模”，各个物质都按照这种“铸模”的要求被合成出来。例如，就谷氨酸而言，在生物体内，只存在着l型的铸模。这样，当在生物体内合成谷氨酸分子的时候，构成这种分子的各个要素，就会在与l型的铸模相符合的位置上形成谷氨酸分子。其结果，必然只生成l型谷氨酸分子，而不会生成d型谷氨酸分子。
这样，生物体借助于酶的帮助，常常只发生不对称合成反应。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出具有与酶相同机能的铸模，那么，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工厂，就能够进行不对称合成反应了。之所以授予野依诺贝尔化学奖(20xx年)，就是因为他研制出了具有这种机能的铸模——即用于不对称合成反应的催化剂。
2. 研究方法及其背景
野依最初从事的是“不对称carbene反应研究”，其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于1966年发表了。这项研究虽然不是以不对称合成本身为目的的研究[4]104－106，[5]7－8，但是，野依在这项研究中发现，某种镜象异构体的d型和l型是以45比55的比率生成出来的。就是说，尽管不完全但它们确实发生了不对称合成反应。但是，野依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开展这项研究。他在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于1974年再次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这项研究主要是由高谷秀正副教授在野依指导下完成的。他们在经过6年反复进行试错实验以后，最后成功地合成出了纯度大约为100%的l型薄荷醇(薄荷香气的组成成分)。这种合成技术在日本国内被工业化，其产品也被出口到海外。
野依在研究中选择binap作为催化剂，其理由是他“被这种物质分子的美丽的结构形状所吸引”[6]61－64。这种解释对于有机化学家以外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总之，他想说的是，他不是仅仅根据理论思考来选择binap的，而是让感觉在其中发挥作用。就是说，他所具有的优秀的“意外发现”能力在他发现的深处发挥了作用。野依之所以能够把这种设想用于他的划时代的发现中，是因为他们能够坚持长达6年没有成果的研究。野依所具有的这种持之以恒的研究态度是值得赞赏的，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作为研究室的负责人，他能够拥有允许进行6年的试错研究的地位。野依主张，不要只要求研究者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而要为他们提供能够长期埋头开展科学研究的场所[5]179。白川和野依在性格和研究态度上虽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他们在都具有优秀的“意外发现”的能力并且都具有能够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白川和野依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接受了学校教育，都于1961年在大学毕业。当时，日本从战前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而实施的国家主义教育转变为实施尊重个性、发挥个人能力的教育[7]。1950年是尊重个人的教育的功能得到最好发挥的时期，另外，它还是整个社会逐渐从战后的混乱状态得到恢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学生们对自己和国家的将来充满希望，他们富有丰富的情感和好奇心，形成了根据个人的想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能够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地成长起来了。
这样的环境对于形成优秀的“意外发现”能力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此，笔者只想谈以下两点。
自然科学的教育方法。在战前的初等教育中，“理科”教育只传授生活中所需要的零散的科学知识。但到了战后，教师开始重点教授“科学的思维方法”了(注:在白川和野依上初、高中的时期，日本曾经实施了旨在提高自发学习兴趣的“解决问题的学习”指导计划。详见拙著《日本学校教育的问题点——以理科教育为中心》(1987年8月，东北师范大学讲演稿)。另外，2024战前的理科教育，参见拙著《日本初等理科教育的特征》，载廖正衡、岛原健三等主编:《中日科技发展比较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587—598页。)。在大学教育中，教师更注重把处于未解决状态中的最前沿问题原封不动地展示给学生。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柔性思考和非凡想象力起到了很大作用。白川[1]61－63、野依[6]107－108以及下文所述的田中[3]26都论述了这种教学方法的重要性。例如，白川指出:“对于教师来说，按照已有的体系进行教学，使学生容易理解。……但是，实际上，现在的物理和化学的理论体系似乎只是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体系化的结果，并非全部实现体系化。就像竹笋突破地面刚露出其面目一样，在地下，还隐藏着许多不知道的并在今后应该努力做的部分。我认为，这在必须向年轻人教授的知识里是最重要的。”田中写道:“所谓科学，它不是求寻写在教科书中的答案，而是通过自己思考获得发现，这是有意思的。对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来说，这是本质的、重要的，这些都是我从泽柿老师那里得到的。”
应试学习的影响。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几乎都是实行短时间内的笔试，几乎不把创造性思维能力作为入学考试的内容，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只注重应试学习、死记硬背知识以及迅速解题的技法练习等。显然，这种学习方式既不利于培养学生提出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由和柔性创造能力(这是产生“意外发现”能力的根源)。但是，在白川和野依上高中的年代，大学入学者比较少，他们不必要埋头进行应试学习，因此，没有受到上述恶劣影响。
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把培养有利于企业的人才作为教育目标了(注:虽然谋求经济的高度增长，但这并未回归到战前富国强兵的那种状态。然而，教育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目的培养人才。从这一点上看，日本的教育开始回归到战前状态了。)。制定并实施了奖励政策，希望上大学的人数迅速增加，入学考试竞争激烈，这就迫使学生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应试学习上(注:这种现象最初只出现在高中，但不久，就从初中波及到小学，在一部分区域，幼儿园也开始实行入园考试，幼儿为此也要学习。就是说，这些人从婴儿时期开始，就按照一定的框子只接受行为和思维方面的训练。)。在理科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注重升学率，与讲授“科学的思维方法”相比，他们更注重讲授知识。即使在大学，由于入学者数量急剧增加，学生们的基础能力和水平整体降低，教师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体系化的、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教学。这样，以往形成的适合培养优秀的“意外发现”能力的教育环境逐渐失去了。
现在，即使是研究机构，允许从事像白川所说的“完美主义”研究工作这样的研究机构几乎不存在了，能够按照野依所说的坚持“长期不懈的研究”的研究机构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大学在人事管理中，确定了“业绩主义”的评价标准——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注:最近，不仅根据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且还根据发表论文以后被引用的次数评价论文的质量。这种现象逐渐变得显著起来了。这种评价方法是以“越是高水平的论文，它被引用的次数就越多”为逻辑前提的。但是，正如白川的论文——“聚乙炔膜的制法”在发表后几乎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的那样，优秀论文未必就立刻受到许多研究专家的注意并被他们频繁地引用。就是说，判断“越是高水平的论文，它被引用的次数就越多”这一逻辑关系是否正确，需要一个很长的验证过程。如果在短时间内就以被引用的次数多少来评价论文的质量，那么，就会经常得出错误的评价结果，也可能忽略掉真正优秀的论文。)来评价研究者的业绩，把它作为任免(注:以前，大学教师一旦被录用，就能够获得终身保障(即所谓“终身雇佣制”)。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对助教，许多大学开始实行“任期制”。该制度规定，只要助教不增加发表论文的数量，不但不能得到晋升，就连助教的位置也难以继续得到确保。为此，他们就选择那些能在短时间内发表多篇论文的课题进行研究。)和晋升职称和职务的标准；在研究经费分配中，确定了“竞争主义”的评价标准——重点向在一定时间内确实能够取得成果者提供经费。年轻的研究者们为了确保有研究场所和经费，不得不选择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成果的“短期研究”课题进行研究。
三、 田中耕一
田中于1959年出生在富山市。他出生几星期以后，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他就由从事锉锯齿工作的叔父抚养。由于田中的叔父把家中的一部分空间作为工作场地，并且每天都在这里工作，因此，田中从少年时代就在观看他叔父所从事的反复进行同一个动作，把变钝的工具变成锋利的工具的劳动过程中成长着，并逐渐养成了不知疲倦地、重复地做同一种工作的工匠性格。在上小学期间，教他的泽柿教诚老师注重通过观察和实验发挥学生们的个性，认为“科学不是按照教科书中写的去寻找答案的，而是通过自己思考去发现的”[3]26。这对田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初中和高中时代，田中虽然人缘较好，却不合群；他虽然擅长数学和物理，但在班里并不显眼。受他养母的教育思想——为参加考试而学习，即使学习成绩有点提高，但对于整个人生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影响，田中没有上预备学校(注:指讲授报考大学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不属于正规的学校教学体系的教育机构。其主要教育对象是高考落选并愿意在翌年继续报考的高中毕业生，但即使是高中的在校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假期和放学以后去那里学习。)，而是独自学习，准备考试。他在高中毕业以后，就考入日本东北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学习。他之所以选择电气专业，除了因为他从孩提时代就喜欢收音机的制造等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学习电气专业，将来容易找到稳定的工作。在大学期间，他留级一年，花费了5年时间才毕业。留级的一半原因是，他在食堂打工洗餐具的时候，热衷于研究高效的洗刷方法，从而影响了他上德语课的出勤率。
大学毕业以后，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田中决定不去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而首先想去索尼公司工作。但是，他没有通过该公司的就业考试。后来，经过他的指导教师的介绍，他到制造自然科学仪器的岛津制作所工作了。在岛津制作所，他被分配在试验所工作，参加了“开发和研制蛋白质质量仪”的研究团队。1985年2月，田中发现了“温和电离法”，并以此获得了20xx年诺贝尔奖。
田中虽然因获得诺贝尔奖而获得了研究专家的声誉，但是，他在岛津制作所并不只从事研究，还从事研制、生产、改进、销售蛋白质质量仪的工作。他认为，从事销售工作对于从事开发仪器的企业技术专家来说是有意义的，倾听仪器使用者们的要求和意见，这有助于开发出更优良的仪器。
1. 发现的过程
质量法是测量分子质量的一种方法，其所依据的原理大致如下。首先，把被测量的分子变成阳离子并把它放在正极处，然后，在两极间直接接通高压电流。此时，阳离子便迅速移向负极。如果这些离子所带的电荷相同，那么，离子的质量越小，它们运行的速度就越大。因此，如果测定出这些离子的运行时间，那么，就能够测量出它所在的被测量分子的质量(注:田中的研究团队所采用的方法，是让被检验物质分子和质子相结合，使其变成阳离子的方法。此外，还有除去电子使其变成阳离子的方法。另外，即使不把被检验物质分子变成阳离子而变成阴离子，也能够进行质量测定。还有，这里谈了根据离子的运行时间测定其质量的方法，此外，还有当离子通过磁场的时候，根据离子的弯曲度测定其质量。详见2024仪器的著作。)。为此，要求离子呈现出单个的游离状态。
许多物质一旦被加热就蒸发并分离成单个分子，然而，像蛋白质这样的高分子物质一旦受热，那么，它就在分离成单个分子之前就自身分解完了。因此，即使把它变成离子，用质量法所测定出的不是原来的质量，而是分解以后的质量。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使用这种方法不能测定出蛋白质的质量。
但是，田中所在公司正是让他的研究团队研制测定蛋白质分子质量的质量仪。田中在其中承担的任务是寻找不分解蛋白质而使之变成离子的方法。为此，他们采取的方法是:首先，把很细的金属粉末(当时，日本在加工金属超微粉末技术方面是闻名于世的，因此，田中他们容易利用这些金属超微粉末)和被检验物质混合在一起；然后，用激光在极短的时间内照射这些混合物[3]127。由于金属的超细微粉末能够高效地吸收能量，并能够在瞬间升温，因此，如果把它和被检验的物质相混合，那么，处于高温状态中的金属超细微粉末就会立即把它的热传递给蛋白质。这样，蛋白质分子就可能会迅速被加热并在分解之前游离成每一个蛋白质分子(注:如果在高温的基础上再进行加热，蛋白质当然会变质。但是，即使变质，如果不分解，其质量也不会改变，因此，这不影响质量测定。)。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然而，这种结果却怎么也得不到。在实验过程中，田中本来应该先把金属超细微粉末和丙酮混合，再把它和被检验物质混合在一起。但是，他却误把金属超细微粉末和丙三醇混合了。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抛弃含有丙三醇的实验物质，重新做实验。但是，田中却没有抛弃它，而是直接将它与被检验物质相混合并用激光照射它。并且，他还测量它的质量，虽然结果很微小，但在仪器上看到了像那样的图像[3]139。就这样，他进行了半年多的实验观察研究，确定了准确地测定各种蛋白质分子质量的条件[3]151－153。就是说，他成功地发现了测定蛋白质分子质量的方法——“温和电离法”。
田中的研究成果被发表以后，几位从事质量的专家又把以往放弃的有机高分子作为研究对象了。其结果是，到现在，生物有机高分子的质量法不仅被应用于医学、药学、化学等领域的研究，而且还正在被应用于诊断疾病。完成上述质量法的研究工作涉及到了很多研究专家，田中作为其中贡献最大的一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注:现在不是使用田中发现的方法，而是使用德国hillenkamp教授和karas教授发现的另外的方法。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认定做出最大贡献的是田中，但也有不少人认为，hillenkamp教授的贡献也大，所以也应该给他颁奖。参见大岩ゆり:“ノ—ベル赏の谜に迫る——田中耕一さん受赏の背景とは”，[htss]载《世界》(岩波书店)，第722号(20xx年1月号)，第296—304页。)
2. 研究的社会背景
田中比白川和野依年轻20岁，他不是大学教师，而是隶属于企业的技术专家。与白川和野依所处的年代相比，在田中读初、高中的年代，教育环境和整个社会环境都很坏。但是，田中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泽柿老师的教导下，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自然科学是“未完成的且是正在发展着的知识”。并且，即使在考大学的时候，他也没有上过预备学校。因此，他似乎没有受到过应试考试的恶劣影响。另外，他虽然乐于与同学交往，却不搞小集团。他与他人和而不同，能够保持自己的相对性，能够与时代风潮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年轻的田中就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较强的内向型的性格，一种依照自己所想来处理事物的习惯和成为“意外发现”根源的自由、柔性的创造力。
与白川和野依不同，田中不是在大学搞研究，而是在企业的研究所里搞研究。与在大学搞研究不同，在企业内搞研究，确立研究课题的不是研究专家个人而是企业，企业拥有确立研究课题的决定权。在企业，那些不能指望给其带来利益的研究课题经常被束之高阁。可是，作为隶属于企业的岛津制作所之所以敢于确立“研制蛋白质分子质量仪”这种在当时的学术界被认为不可能成功且很难给企业带来直接利益的研究课题(注:该课题是田中所属研究团队接受质量部门责任者洼寺俊也的建议而设立的。田中说:“正因为他们不是化学家(研究团队中的5人的专业都是物理学或者电气工学)，……所以他们才能够在当时大胆地提出研究计划。”[3]122当然，这样的研究课题只有得到企业的许可才能够得以实施。因此，应该对岛津制作所形成的能够吸收并采纳青年研究专家的创造性设想给予高度评价。)，其主要原因在于有如下作为背景的经济界的普遍风潮和岛津制作所的企业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因此，企业有充足的资金资助那些未必能够给企业直接带来利益的基础研究，各企业纷纷成立研究所，积极开展基础研究(这种现象被称为“研究所热”)。其间，岛津制作所则是一家曾经创造出最早研制出x射线实验仪器等业绩的、积极开发新的自然科学仪器的、具有进取精神(敢于攻克科学难题的精神)的企业。在当时的岛津制作所的研究所，一旦确立了研究课题，研究团队开始研究工作，那么，虽然以后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但是，研究所却能够给予各个研究团队的自利，使其研究具有自主性[3]121，124。就是说，研究工作虽然有时间限制，但是，企业却能够为研究团队和研究专家个人提供发挥“意外发现”能力所需要的充裕的精神、时间和经济条件。
但是，当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且经济变得不景气的时候，以往掀起的所谓“研究所热”的风潮退却了，各企业又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能取得显著效应的开发研究上来了。即使在岛津制作所，研究所也把其名称改为基础技术研究所，在组织和研究对象方面也发生了改变[3]40。总之，在80年代形成的支持在短时间内不能取得成果的“长期研究”的宽裕的环境条件，在进入90年代以后，便从整个产业界消失了。
另外，如上所述，田中从事的对仪器的产品化、改良、销售等工作，对其开发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3]74－78。就是说，对于田中来说，这项业务大概和白川与macdiamid教授间的合作研究、野依到corey教授研究室留学具有相同的意义吧。但是，即使是在岛津制作所，现在也不能以“培养各部门专家并让其担任各部门工作是提高效率的做法”为由，让一个技术专家掌握各个阶段的业务了[3]75。
四、 结语——科学发现的基础
为了完成出色的发现和发明，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而且还需要从中产生认识上的飞跃。研究专家所具有的“意外发现”能力使这种飞跃成为可能。“意外发现”能力来源于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灵活的思考力和创造力。在白川和野依上初、高中的时候，日本社会拥有培养具有优秀的“意外发现”能力的人才的能力了。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能力就迅速衰弱了。田中尽管在70年代上了初中和高中，但是，他由于能够远离那个年代的风潮，因此，他能够获得“意外发现”能力。
要把依靠“意外发现”所获得的新设想变成具体的发现和发明，就要有在精神、时间和经济方面充裕的研究场所。在白川和野依工作的时代，大学虽然能够提供这样的研究场所，但是，在业绩主义和竞争主义盛行的现在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另外，在田中进行后来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企业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充裕的研究场所，但在经济不景气且企业间竞争激烈的现在，就很难提供这样的研究环境。总之，无论从培养研究者的角度讲，还是从研究环境的角度讲，我们不能不说，能够具备“诺贝尔奖级”的发现和发明的条件，在现在的日本几乎没有了。
大学盛行业绩主义和竞争主义的结果是，迫使研究者选择在短期内取得成果的课题进行研究。就是说，现在日本大学的研究体制不适应虽有失败的可能性，但若成功就能取得划时代成就的研究实践，而转向支持大量的中等水平的研究。当然，笔者决不否认这种研究的意义。开展这种研究虽然有助于各个领域知识的增长，但是，如果不产生划时代的发现和发明，那么，科学技术就不能不丧失其发展的基础，也不能取得飞跃发展。另外，笔者也不主张完全放弃对研究者进行业绩主义和竞争主义的评价，应该贯彻平均主义原则。过度的平均主义将会使发展停滞下来，这是历史的教训。总之，一方面要重视竞争，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建立如野依所说的“长期研究”的体制和机构，这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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