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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盈利模式；“政策性盈利模式”
1建设和运营中的困境
地铁作为一种方便、快捷、舒适、安全、准时、运量大和环保的交通工具，已成为解决各大城市目前所面临的交通问题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然而，地铁造价之高，运营亏损给地方政府财政上带来的压力之大，也令许多城市感到十分困难。
国际上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都有自己的地铁。但我国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几个城市外，其余的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基本还没有地铁。就是已经有了地铁的城市，地铁规模也相当小。从1965年我国开始修建第一条地铁到现在，中国总的地铁通车里程还很短，这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发展要求是极不相称的。现在，中国正兴起一轮建设地铁的热潮，2002年在建、拟建、正式立项报批地铁项目的城市达到20多个，正在扩建或建设的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大连、深圳、南京等城市，而成都、杭州、沈阳、西安、哈尔滨、青岛和苏州等城市也都已做好建设地铁的规划。然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地铁建设浪潮中，如何解决资金来源，如何在运营上实现资金收支的基本平衡成了一个大问题。
地铁属于投资和运营成本都非常高的项目。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地铁每千米造价为1900万美元-2500万美元；华盛顿为6300万美元；中国香港地铁跨越海峡，每千米造价7500万美元；日本地铁的造价高达每千米1亿美元。从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三条地铁线来看，综合平均造价每千米均在6亿元-8亿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建设投资对于目前中国的城市来说是难以负担的。而且，地铁运营成本非常高。世界上大多数地铁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要靠政府财政进行补贴，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又是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所以，如何筹措建设资金和维持运营收支平衡成了制约中国地铁发展的主要问题。
2盈利模式是根本问题
地铁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对于地铁公司来说，其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上，即地铁在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及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传统上人们将地铁看成是准经营性项目，由政府投资建设，由政府对经营亏损进行补贴。但是，地铁的建设和运营成本都非常巨大，地方政府无力负担，单靠政府会制约城市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
目前，“多元投资，商业运作”的模式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多元投资就是要突破目前融资体制的限制，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对于社会资金来说，以债务方式向企业投资的债权人要求企业定期偿还其本金和利息，以权益方式投入企业的股东则要求股权收益。而地铁公司如果不能盈利，就没有资金来偿债和为股东带来回报。此外，地铁公司要想实现商业化运作，也必须要解决盈利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筹、自建、自营、自还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所以，地铁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和维持运营平衡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地铁公司如何盈利的问题。盈利问题解决了，采用多元化的筹资方式就可行，资金来源问题就可以解决；盈利问题解决了，运营上就可以自给自足，不用政府补贴；盈利问题解决了，公司运作上就可以有许多有效的方式可供采用。
3盈利模式探讨
探索地铁公司的盈利模式对国内各城市地铁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然而，地铁公司的盈利模式问题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地铁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香港地铁公司是一个特例。据香港地铁公司公布的资料，他们仅凭票务收入就可以实现盈利。但是，我们在看到地铁公司有盈利而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应保持审慎的乐观。因为，香港地铁公司所处的情况很特殊。虽然高效的运营管理是其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香港独特的社会情况也是世界上许多城市所不具备的。香港地区面积狭小，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居民收入水平高，客流均衡稳定，这对于地铁公司来说是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下，香港地铁才能维持日平均228.4万人次的客运量，才能维持亚洲最高的票价。所以，香港地铁公司的盈利模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盈利模式的探讨还要根据地铁所处城市的具体情况来合理规划，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在寻找地铁公司的盈利模式之前，首先要明确地铁公司必须要盈利，其次地铁公司是可能盈利的。之所以说地铁公司必须要盈利，是因为：如果地铁公司盈利与否并不太重要，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为这种社会公益性事业寻找盈利模式，或者没有必要这么急迫地寻找地铁公司的盈利模式。就像其他有些社会公益性项目，通过政府补贴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是可取的。地铁公司是可能盈利的，因为地铁公司有票务上的收入和大量的乘客，而乘客就是公司最宝贵的资源，只要能创造性的利用这些资源，公司就可能实现盈利。此外，地铁公司还拥有很多其他资源，资源开发收益也是地铁公司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从香港地铁公司公布的年报看，地铁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车费收入、非车费收入（包括车站内其他业务收入、租务及管业收入）和物业发展收入。车费收入取决于票价和客流量；非车费收入取决于地铁公司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而物业发展收入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地铁公司对物业的开发能力。所以，概括起来讲，要想让地铁公司盈利，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相关的可控变量，即从地铁公司方面和从政府方面。地铁公司所要做的就是提高运营管理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通过优质服务吸引更多的客源，以及努力利用和开发相关资源以获得收益。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为地铁公司有效的做好上述工作提供支持。主要是政策上的支持，也可能有财政上的支持。地铁公司的盈利将是地铁公司自身努力和政府大力支持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4政策性盈利模式
从世界上大多数地铁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可以看出，单靠地铁公司本身的运营很难扭转经营亏损的现状。所以，问题的焦点就落在了政府的支持上，地铁公司盈利的关键是政府想不想让地铁公司盈利以及通过什么手段来盈利。首先，要纠正地铁是公益性事业，经营必定亏损，必须由政府投资建设，并由政府对经营亏损进行补贴的观念。因为：首先，虽然地铁是公益性基础设施，但是政府无力全额承担地铁的建设投资和经营亏损；其次，地铁公司只有实现盈利，才能更好地履行为市民和城市发展提供服务的承诺。1996年，香港政府通过了“集体运输铁路条例”，条例规定，地铁公司必须按商业原则经营，不得出现经营亏损，政府虽然为公司的惟一股东，但如果因政府干预经营而导致经营损失，港府必须予以赔偿。可见，香港政府特别关注地铁公司的盈利，因为地铁公司不能盈利，其自身就无法健康地生存和发展，而对于政府则是一个大包袱。香港地铁公司是世界上少数能盈利的地铁公司之一，而且香港地铁公司目前运营状况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了同步进展，这是香港地铁公司和香港特区政府共同致力于让公司实现盈利的结果。
那么政府如何通过自己的支持让地铁公司盈利呢？政府对地铁公司的支持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1 ）政策手段引导客源。政府可以利用市场手段和价格杠杆来调节城市交通结构，利用收费、税收、许可证等手段鼓励或限制某些交通工具的使用，从而鼓励人们更多地选择地铁这种交通方式。例如，对于私人轿车可以采取“鼓励拥有，限制使用”的办法，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区应限制私人轿车的使用，如德国慕尼黑市限制个人开车进城，美国旧金山规定汽车载员3人以上时方可走快行道；或实行汽车通行证制度，如意大利罗马市规定只有持通行证的车辆才准驶入城区，而这些通行证不仅价格高，而且数量有限；或是增加汽油消费税，加大汽车使用成本；或增加城区内轿车停车费用等。对公交车交通系统进行重新规划，用公交车来弥补地铁不能覆盖的区域，避免交通线路重叠，以减少公交车争夺地铁客源的情况。制定合理的轨道交通资费，以鼓励居民大量使用地铁这种交通方式。向市民宣传地铁的好处，鼓励市民乘坐地铁，以减少地面交通和环境压力。
（2）调整定价政策。票价是决定地铁公司收入的重要因素，香港地铁公司票务收入在运营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80%。而北京、上海等城市地铁票价相对较低，这是这些公司经营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地铁票价的制定上，目前一般是政府定价，地铁公司没有根据运营成本和乘客情况来决定票价的权力。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的提高，政府可将定价权适度交给地铁公司。在地铁票价的制定上可采用地铁公司提议、听政会通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方式，以使票价能基本反映成本状况。
（3）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地方政府可以针对地铁公司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在公司资产折旧、税收等方面给地铁公司以特殊优惠，从而降低地铁公司的运营成本。现在，在不提设备折旧的情况下，上海和广州地铁公司在运营上基本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甚至有少量盈利。地铁公司资本存量大，固定资产价值高，每年的折旧数额巨大，所以，在折旧上的政策优惠可以缓解目前地铁公司亏损严重的情况。但是，这样却会造成严重的潜在亏损。在税收上，政府可以降低地铁公司的税率，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以降低运营成本。也可以将税收纳入用于地铁建设的专项基金，使税收重新流回地铁公司。
（4）政策上给资源，供地铁公司开发。地铁的建设势必会使地铁沿线的地价升值。地方政府可以将地铁沿线的部分地上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交给地铁公司开发，用地上来养地下。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城市的通用做法。例如，香港地铁公司就是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对于这些土地资源，地铁公司可以成立专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自行开发，也可以与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共同受益。
（5 ）财政补贴。即政府对地铁公司的经营亏损进行补贴。由于地铁公司经营的初期很难实现盈利，而且，地铁公司的亏损部分又是政策造成的，即政策性亏损，所以由政府对地铁公司的亏损进行补贴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香港政府明文规定，地铁要“以审慎的商业原则运作”，港府保证每年在成本扣除和15%的利润之外给予补贴，发生的差值由政府补贴。通过政府补贴让地铁公司盈利，可以使地铁公司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加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地铁。可以采用这样的做法：由地铁公司制订一份长期的审慎的财务计划，并且每年向政府2024部门提交一份下年度的财务预算，经政府2024部门批准后作为日后政府对地铁公司进行补贴的依据。政府根据财务计划和地铁公司实际的经营状况对经营亏损进行补贴。这样既可以调动地铁公司搞好经营的积极性，又可以保证地铁公司的健康运营。
总之，在地铁公司目前不可能通过自身运营实现盈利的情况下，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持是地铁公司盈利的重要途径。地铁公司目前的盈利模式必定是“政策性盈利模式”，即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在政策甚至财政上给予地铁公司以支持，从而帮助地铁公司实现盈利。政策性盈利模式并不是要加大政府对地铁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干预，而是政府在政策上给地铁公司大量的、能让地铁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取得可能盈利的优惠，然后由地铁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逐渐向商业化运作过渡。其目的是，加强地铁公司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加强投资者对地铁公司的信心，吸引多方投资，使地铁公司在投融资、建设、运营和资源开发上形成良性的循环，从而促进城市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恺宁.中国地铁.瞭望新闻周刊.2001.4.
[2]程明霞.地铁建设蜂拥而上2000亿投资何处着落.经济观察报2003.3
[3]香港地铁公司业绩公告.2003
策划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两税合并；税收规划；盈余管理；方式；选择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020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02
0 引 言
伤昂喜⒈尘跋拢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采用统一的所得税税率，税率变动幅度较大，企业要想在这一形势下实现更好的发展，也应尽快对税收筹划、盈余管理工作进行调整，并结合企业实际和两税合并的政策，选择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充分借助两税合并政策的优势，实现合理避税，尽可能地减少企业运行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 两税合并下的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
两税合并的核心在税率方面，要求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遵循统一的标准，统一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和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对所得税税率进行简化、归并，明确外资企业在国内的纳税义务。在2007年3月16日，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也表明，两税合并政策在我国的正式实施。对一些高税率的企业来说，两税合并政策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其所得税的税率，而对于某些企业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会使其法定税率逐年提升。因此，企业必须基于这一税收政策和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税收筹划工作。但税收筹划工作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筹划成本，为了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企业会选择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合理避税。
当前企业所用的盈余管理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前者主要是要求企业通过对应计项目的管理调整利润。后者则是通过对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进行管理，以达到调整利润的目的。在两税合并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还应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合理选择盈余管理方式，确保合理避税的有效性，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促进企业市场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2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
2.1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理论基础
盈余管理方式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众多研究学者都将避税作为企业的重要盈余管理方式之一，因此，大多是针对盈余管理方式的研究，都选择利用美国1986年的减税法案作为理论基础。该减税法案实行后，1986-1988年，美国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6%递减至34%。由于减税政策具有固定性，因而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若是企业管理者采取收益递延等方式，便能降低税收成本。同时，国外很多专家学者也基于本国税收制度的变化，展开了针对性的盈余管理研究。例如：马来西亚学者针对本国1990年颁布的减税法案开展了盈余管理研究，并证明，当时马来西亚的一些大型公司，存在通过递延收益降低税收成本的现象。1986-1990年，许多国家规定黄金采掘行业的公司不需要缴纳所得税，这一行业的上市公司虽然没有开展会计盈余管理，但也通过提升黄金采掘效率而实现了真实盈余管理。
在国内，我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基于两税合并背景对盈余管理展开了研究，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后，我国一些税率下降的公司，出现了明显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而一些税率上升的公司，并没有采取明显的盈余管理对策。而在两税合并背景下，国内公司是否会通过盈余管理方式的合理选择而达到避税的目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2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研究假说
在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两个假说。第一个假说，在税收合并背景下，税率降低的企业会在盈余管理过程中，选择采用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降低成本。对于一些公司来说，两税合并能够使其税率降低，将应税利润从2007年向后递延，则缴纳了更少的所得税，并获取了一定的时间价值。因而，这些企业极有可能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开展盈余管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税收政策具有固定性，给定避税收益也是固定的，企业需要调整利润，若采取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会对其正常运营产生一定影响，而若是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则能在确保企业正常运营的同时，降低管理成本，因而，在收益给定的情况下，企业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方式。
第二个假说，在税收合并的背景下，税率提高的企业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不会选择任何一种盈余管理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税收合并政策实施后，一些企业会出现税率上升的情况，为了能够使这些企业更好地适应这一环境，国家为其设定了3年到5年的过渡期。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税率变化会相对较小，税收筹划行为并不明显，即使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能获取的效益也并不明显。同时，在盈余管理成本上，由于与税率降低的企业相反，税率提高这些企业需要调高利润，因而，若是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模式，会引起审计师的关注，并带来较高的管理成本，而若是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则会带来比应计盈余管理更高的成本，影响了企业的实际收益。因而，这些企业很可能在税收合并的背景下，不采用任何一种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
2.3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假说的验证结果
相关研究学者基于两税合并的背景，也针对国内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首先，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基于Jones模型和相关计算方法，对某行业某一年度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分年度分行业的回归。采用DAC代表操纵性应计项目，并设计出能够切实反映出真实盈余管理的总体计量指标。其次，分别构建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检验模型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检验模型，并分析其存在的各类变量。最后，研究学者将从国泰君安数据库等获取的729家企业的2007-200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并根据税率变化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后，出现税率上升的企业；第二类为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后，出现税率下降的企业；第三类为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后，税率未出现变化的企业。其中第一类企业为86家，第二类企业为353家，第三类企业为290家。将这些数据全部融入所构建的模型中，并展开描述性统计、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税率下降的企业DAC值在1%水平以上具有显著性。因而，这类企业极有可能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而税率上升的企业通过统计分析后发现，其各项指标中，只有酌量性费用操控指标存在显著性，且显著性为负，因而无法证明其是否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同时，税率未发生变动的企业，在2007年和2008年两年间的盈余管理方向存在一致性，都出现了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和负向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因而可作为参照样本。而税率下降的企业通过对其DAC值显著性的分析表明，其存在明显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无法证明其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税率上升的企业通过各项指标的均值配对检验，显示其并不存在明显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在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假说进行验证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验证结果受到极端值的影响，研究人员也提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税率下降的企业选择使用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能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并获取相应的时间价值。而税率上升的企业，由于其本身采取盈余管理所获收益不明显，因而无法明确其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发展速度越快的企业，越不愿意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而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是真实盈余管理方式的运用，会对企业绩效和未来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2.4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研究结果讨论
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合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税率和利润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税率降低的企业，通常会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进行税收筹划，而税率提高的企业，通常不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同时，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策略的选择时，往往会对这一策略的实施成本进行充分考虑，若是成本较高，企业会放弃对这一策略的应用。而政策的制定者，只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企业的低成本税收筹划行为进行相应的限制。
3 结 语
伤昂喜⒈尘跋拢企业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采用税收筹划对策，适当运用盈余管理方式。相对来说，制定策略的人，也需采取一些对策，对能够抵消税收政策影响的行为进行限制，从而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实现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共同稳定、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策划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业绩预告误差;盈余管理;随意性应计利润
作者简介:郭娜(1981―),女,山东沾化人,中国农业银行和清华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6―0076―05 收稿日期:2010―09―03
一、引 言
作为会计信息的一种披露方式,业绩预告信息需要具备以“决策有用性”为目的的两个首要质量特征:相关性与可靠性。近年来,学术界陆续有人对业绩预告制度的施行绩效进行过探讨,其实证研究普遍聚焦在预告信息含量(薛爽,2001;洪剑峭等,2002),认为业绩预告的披露会影响投资决策,将有助于提高信息相关性。那么业绩预告信息是否可靠呢?已有研究表明,业绩预告信息本身在披露前存在着预期盈余管理的过程,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可能是考虑到其预期盈余管理后的盈利状况(韦沛文,2005;郭娜等,2010;Hirst et al,2008)。在披露业绩预告后,上市公司管理层是否会为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值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以防止市场出现不利的市场反应以及监管部门可能的处罚呢?
笔者试图在中国资本市场背景下,检验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如何理解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提供参考,并为监管机构制定监管政策提供一定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业绩预告作为公司一项信息披露,其契约特征可以表现为公司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关系到组成公司的一系列契约的成本。管理层有可能出于某种动机“故意”调高或调低业绩预告,从而通过诱使信息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为了提高业绩预告信息的可靠性,世界各国一般都制定了诸如公司对预测信息的重大偏差承担责任等制度,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中国证交所对违反信息披露原则,利用业绩预告的披露误导投资者的公司及2024人员,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进行处罚,并记入诚信档案。
国外一些研究发现盈利预测信息(即业绩预告)的披露会加大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往往借助盈余管理来使其之前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与随后披露的会计盈余保持一致(Ajinkya et al,1984;Cormie et aI,2006)。Hayn(1995)研究发现,如果管理层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与实际会计盈余差别较大,那么管理层就很可能因此而面临诉讼风险并相应承受其他方面的损失,此时为了使其披露的会计盈余与盈利预测信息相一致以避免这些损失,管理层便有动机实施盈余管理。Kasznik(1999)认为高盈利预测会比低盈利预测更容易招致盈余管理行为;当公司的实际会计盈余低于公司盈利预测所披露的盈利水平时,管理层便会通过调整报表中的应计项目来调高会计盈余以使二者保持一致。基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如果实际盈余低于业绩预告值,那么管理层会进行盈余管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值一致。
在中国业绩预告制度背景下,监管机构给管理层自利的操控性披露留下了较多的选择空间。根据理论,管理层可能会利用自己对盈余信息的私人拥有而在业绩预告中逆向选择,例如选择不及时或带有态度倾向的预告方式;而根据决策有用观,及时且不偏不倚的信息对投资者更具有用性。在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在不同的披露方式、披露时间和态度倾向下,管理层为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业绩预告值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存在差异。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年到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剔除:变量缺失公司;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观察值;定性的预告值、仅有上限预告值或下限预告值的观察值;无法或不确定的预告;中小板上市公司观察值。
公司的行业分类参照了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索引》,其中制造业由于公司数量众多,取两位代码分类(制造业中代码为c2的公司只有3家,将其归入其他制造业c9中),其他行业取一位代码分类,总体样本在各行业的分布如表2所示。业绩预告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经过统计整理,最终得到2060个研究样本(见表1和表2),数据处理采用了EXCEL 2003和SAS 9.0。
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可能因披露方式、披露时间和预告态度倾向而有所不同。因此,笔者将这些因素作为划分子样本的依据。
1.披露方式。中国监管部门制定了相应法规,对满足净利润为负、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上升或下降50%以上等条件的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披露进行了强制性要求,但除此之外,一些业绩预期没有达到强制标准的公司也可依据自身情况进行业绩预告的自愿披露。
2.披露时间。2004年之前,监管层只是要求上市公司进行预告或及时进行修正。从2004年开始,要求业绩预告及其修正公告的时间不得迟于规定日期,一般为下一年的第一个月月末。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可在会计年度结束日前对业绩进行预测,也可在结束日后预测。
3.预告态度倾向。以预告偏向来表征预告态度倾向。预告偏向是一个指示变量,若业绩预告值高于实际宣告值,则认为其预告偏向于乐观,反之,偏向于悲观。
(三)回归模型设计
笔者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业绩预告误差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1.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截面Jones模型估计出的随意性应计利润能够有效地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笔者分别采用分行业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期初总资产去规模化后随意性应计利润的自然数(DA)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
Deviation表示实际盈余与业绩预告值是否一致,其定义如下
Deviation=(AE-PDA-FE)/1 FEI
在此使用当期剔除随意性应计利润后的净利润作为上市公司当期实际盈余的替代变量;AE表示为公司财务报告对外披露的盈余;PDA表示未去规模化的随意性应计利润;FE为业绩预告值。
(3)控制变量
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如总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和经营活动现金流。
2.模型建立
研究的混合样本取自不同的截面(见表1),因此,公司的业绩可能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为了控制这种差异,有必要引入年度虚拟变量。由此构造模型如下
模型1
DAit=α0+α1 Deviationit+α2Y2007it+α3Y2008it+εit
模型2
DAit=α0+α1 Deviationit+α2ROEit+α3LEVit+α4SIZEit+α5OCFit+α6Y2007it+α72008it十εit
LEVit表示总资产负债率;ROEit表示净资产收益率;SIZEit表示公司规模,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OCFit表示经营活动现金流除以期初资产;Y2007it是虚拟变量,如果公司2007年披露业绩预告,Y2007it=1,否则Y2007it=0;Y2008it同上。
三、实证分析
(一)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结果
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和残差自相关对结论的干扰,模型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分行业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解释变量的系数值都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F检验的P值都小于0.000,所以,回归方程总体上是显著的,可供下一步计算使用。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报告分行业修正Jones模型的计算结果。
(二)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总样本和子样本的基本情况。总体上看,变量Deviation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均为正,但标准差较大,说明样本公司业绩预告误差的差异较大。
表4报告了子样本之间的公司基本特征的比较结果。按照披露方式划分总样本,描述统计显示强制性披露公司的业绩预告误差较大;而自愿披露的样本随意性应计利润比强制披露的样本显著高。按照披露时间划分总样本,描述统计显示会计年度结束后披露业绩预告公司的随意性应计利润显著高;而业绩预告误差在会计年度结束前后披露没有显著差别。总样本被划分为乐观样本与悲观样本时,乐观集与悲观集的业绩预告误差中位数的符号秩和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两组样本的业绩预告误差存在显著差异,显示乐观的样本业绩预告误差比悲观样本显著要高。
(三)回归分析
表5报告了总样本的回归结果。从检验的结果来看,调整的R2为0.2666,F统计量为107.48,模型整体的解释能力较好,并且模型的整体显著性很高。实际盈余与业绩预告值的差额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实际盈余小于业绩预告值时,管理层为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值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假设1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表6报告了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按照披露方式划分样本后,回归结果和实证P值显示,强制披露下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缩小业绩预告的误差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与自愿披露条件下不同。通过两样本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无论何种披露方式,业绩预告误差的系数都是显著相关的。违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管理层更希望向市场传递好的消息,以维护公司的市场形象和自身的利益,而对于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管理层,这种动机更强烈。因而当公司的实际盈余小于业绩预告值时,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管理层为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值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
按照披露时间划分样本后,回归结果和实证P值表明,管理层披露业绩预告的时间不同,管理层为了缩小业绩预告的误差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也不同。管理层在预告的时间上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形下,管理层进行自利性披露的动机可能更强。当公司的实际盈余小于业绩预告值时,在会计年度结束后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管理层为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值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这也说明在会计年度结束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对于减少盈余管理程度作用较为明显。
按照管理层预告态度倾向划分样本后,回归结果和实证P值显示,管理层预告态度倾向不同,管理层为了缩小业绩预告的误差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也不同。当实际盈余小于业绩预告值时,预告乐观的公司管理层为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值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高。
此外,为了缓解异常值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对解释变量在其分布的第1及99百分位上的观察值进行缩尾调整(Winsorize)处理,并对进行缩尾调整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回归分析,结果没有存在实质性差异。
四、结论及建议
为了提高业绩预告信息的有用性,进一步完善业绩预告制度,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会为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值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这将不利于投资者获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建议完善对业绩预告披露构成证券欺诈的形式、责任主体、责任的构成和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等做出的具体规范,促使上市公司在披露预测性信息时采取更加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加强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监管。研究表明,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管理层为了使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值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与强制披露相比,中国相对更缺乏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法规制度约束,导致自愿披露业绩预告信息的行为缺乏规范性。因此,为了防止上市公司出于自利动机有意虚报、误述2024信息行为的发生,应规范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使外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尽可能的保护。
策划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第4篇
一、会计行为与经营者会计行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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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行为界定 会计行为是在内部动因和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按照会计行为目标的要求，遵循一定行为准则，会计行为主体采用会计特有的程序、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加工处理生成会计报表使用者所需要的会计信息的一种能动性和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它主要由会计行为主体、会计行为动因、会计行为规范、会计行为手段、会计行为方式和会计行为客体组成。会计行为中的政策选择，都直接或间接地受企业最高层经营者的控制或操纵，会计行为是企业经理行为的一部分。
(二)经营者会计行为偏好的表现形式 经营者可以通过构造交易的手段，如关联购销或改变赊销政策来调整销售额，可以规划公司合并使其符合权益法核算的标准，也可以调整投资额以改变报表的合并范围。经营者可以通过会计选择来实施特定的会计行为：(1)公司业务的分类问题。如主营业务与其它业务的分类、资本化——费用化问题，经营者为了获取短期利益，将研发费用予以资本化而非费用化。(2)会计估计。由于经济业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对经济业务的某方面状况进行估计，如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折旧的计提等。为了获取短期利益，经营者可能倾向于固定资产计提折旧采用直线法而非加速折旧法。(3)备选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一系列的会计方法中做出选择，如收入确认的方法、折旧计提的方法、养老金计划成本、存货核算的方法等。经营者为了获取短期利益，物价上升时存货计价采用先进先出法。(4)公开披露的政策。当经营者的业绩好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经理可以选择无强制要求的自愿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财务报表中的某些细节、附注及报表、重大购销合同、资本投资计划、产品研发、盈利预测等。
(三)经营者会计行为偏好选择 经营者会计行为偏好是以经营者在会计上拥有选择为前提的。经营者只有拥有了选择的可能性，会计行为偏好才有分析和研究的必要。会汁选择是指各利益集团，如股东、债权^、政府、注册会计师、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会计政策选择在本质上是经济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不同结果的会计信息，进而直接影响财富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各个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watts和zimmerman(1990)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表明会计政策的选择实际上归属于经营者。经营者拥有了会计政策的选择权，最终会导致两种行为：“效率”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效率”行为指把会计政策的选择权交给经营者，使其可以选择与企业特点相适应的会计方法，进而实施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经营策略。“机会主义”行为指经营者在签约后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上给予的灵活性而对会计数据进行操纵，使契约各方的财富重新分配，尤其是从事有利于经营者的财富再分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会计盈余的管理和操纵、会计舞弊、选择性信息披露、游说会计准则制定、购买审计意见以及合谋审计师等。经营者在会计估计、会计程序和方法上都有一定的选择权，从而也会有经营者会计行为偏好的存在。经营者的会计行为受众多因素影响，有经营者个体因素，也有外在的环境因素。所以经营者最终会选择“效率”行为还是“机会主义”行为，会随着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经营者的会计行为偏好不会一成不变的。
二、经理人控制模式分析
(一)经理人控制模式的产生 经理人控制模式是由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所导致。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直接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位股东能够直接控制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理智的股东都会计算：要参与公司的决策，一方面必须说服其它的股东授权于自己，使其拥有足够的资格参与公司决策，这必须花费巨大的成本；另一方面必须直接2024足够的公司内外信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成本将极其高昂；在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与成本参与公司决策后的收益难以对称。股东的机会主义导致了单个股东不愿意，实际上也不可能对公司的经理层进行监督，小股东难以对公司施加直接的影响，导致“强管理者，弱所有者”。
(二)经理人控制模式分析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经营者)是三个基本要素，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股东选择确定董事会；董事会是股东的代表，负责制定公司的战略计划，选举和任命经理人员；经理人员(经营者)负责战略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日常管理。其中，股东与董事会本质上是利益共同体，而经理人员则是另一利益主体。股东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收益，经理人员(经营者)通过管理技能的运用实现其利益。在董事会与经理人员(经营者)关系中董事会应突出其独立性和主导性，但在经理人控制的治理模式下，董事会基本上被公司的经理人(经营者)所控制。经理人(经营者)的主导地位可从董事的任免上体现出来。董事的任免体现了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任免权属于谁，谁事实上就是公司的控制者。在美国的大公司中，董事的任免权实际上掌握在经理手中。尽管依照法律规定董事会的选举过程应通过股东大会进行，但实际上新董事的提名工作由高级经理主持，即使对在职的外部董事被允许并且被鼓励2024和提出新的董事候选人，高级经理仍保留接受或拒绝提名候选人的权利。美国大公司的外部董事大都由高级经理提名，而被提名的候选人选又大都与高级经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外部董事大多来自与公司有着直接业务关系的其他公司，但基于业务关系进入公司的外部董事受公司间维持稳定业务关系的考虑，独立性有一定的局限，对公司经理阶层并不构成有效的约束。另外，银行也会向公司派遣外部董事，但出于与公司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考虑，他们只在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危及其利益时才对经理阶层采取强硬态度。在这种模式下，股东一般很少积极去监督公司经营者的行为，而主要通过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外部压力形成对公司经营者行为的约束。
三、经理人控制模式下的经营者会计行为偏好影响因素分析
(一)有效的外部市场有效的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有较强的敏感度。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可以通过公司的股票价格体现。当经营者业绩良好时，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上升，公司股东的价值得到提高，经营者能够继续经营管理此公司；当经营者管理不善时，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下跌，股东对公司经营者业绩不满，使股票价格大幅度下降，这时董事便会对公司经营者进行改组，同时有能力的企业家或其他公司会趁机低价收购股份，从而接管企业改组现任管理层，重新组织公司的生产经营。经营者迫于资本市场的压力，不让股东“用脚投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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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有利于企业正常发展的会计选择，即“效率行为”，从而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有效的经营者市场会给经营者施加压力，完全竞争的经营者市场可以把有能力和尽职的经营者与没有能力和不尽职的经营者区分开。前者能很快晋升和获得高薪，而后者只能获得低职位和低工资，甚至被驱逐出市场。有效的经营者市场保证了公司http://所选聘的经营者能力是比较强的，能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壮大发展规模。经理向企业贡献管理技能，管理技能不能转变为现金、财产或其他人力资本，会导致经营者退出劳动市场变得困难；又由于经营者不能同时为多家企业服务，经营者管理技能的投资组合无法多样化以降低风险；最后因管理技能价值无法直接观察，所以在雇佣契约中无法明确规定经理人员应该把其工作能力以怎样的程度出售给雇主，这样在签订雇佣契约时经营者以往的管理业绩及其所积累的声誉将作为其管理技能的衡量标准。有效的经营者市场使经营者会计行为偏向于“效率行为”。在股权分散的经理控制公司治理模式下，公司控制权市场也是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约束的重要机制。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跌破其正常价格，就容易被其他公司并购，从而使经营者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所以，公司的经营者为避免被接管后职位的丧失，他们有动力改进经营管理、维持分红和稳定的股价。经过以上分析，有效的资本市场、经营者市场和公司控制市场使得经营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得不偿失，所以经营者偏好于“效率行为”。有效的外部市场可以考核经营者业绩，从而决定经营者去留。由于不同会计信息代表了经营者管理技能的不同贡献程度，经营者处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核心地位，拥有会计信息职业判断的权利，所以有动机通过操纵会计行为来掩盖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保住自己的职位。外部市场虽然有效，但只要存在信息成本，市场就无法完全判断经营者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公司的经营者能够通过盈余管理来影响公司股价。
(二)报酬契约 在委托代理理论下，为了控制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代理成本，委托人(所有者)就有动力设计针对经营者行动的激励性报酬契约。为了更好的激励经营者，其报酬有固定工资、奖金、股票和股票期权组成，其中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激励成为一种趋势。一般认为，在经营者的报酬结构中，股权报酬比现金报酬的激励效果更优。以期权为例，期权激励以股权为纽带，通过股票期权制度的附加安排，联结经营者与公司之间的契约关系。国外通行的做法是规定期权在授予一定期限后方可行使，并在期权存续期内，分期分批、均速或非均速行使。经营者如果在存续期内离开公司，尚未行使的剩余期权将直接丧失，而这无疑加大了经理层离职的机会成本。因此，以期权为基础的股权激励被人们称誉为稳定与约束公司经营者的“金手铐”。股票期权激励赋予了经营者合理的剩余索取权，有利于形成自我监督约束机制。能够有效抑制经营者的短期化行为，从而解决其决策短视问题。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企业经营者在奖金和股票期权为内容的报酬激励下，经营者偏好于“效率行为”，但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营者同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西方实证会计领域中会计政策选择三大假设之一——分红计划假设，即管理报酬契约中与会计盈余相联系的奖酬计划的存在，是驱使经理人操纵会计行为最直接的动因之一，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盈余管理。wattsandzimmerman(1978)2024奖金计划假设的研究表明，在采用以盈余为基础的报酬契约企业中，经理有动机报告能使其奖金报酬价值最大化的会计结果。在没有考虑奖金契约可能存在非线性形态的情况下，认为经理总是选择能增加其利益的会计政策。healy(1985)在进行更为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深化了watts andzimmerman的研究。发现由于外部利益集团，包括董事会都无法准确了解公司利润，经理层便会乘机操纵利润。在存在上下限的非线性奖金计划中，经理并不总是选择可增加当期盈利的会计程序，若当期盈利高于奖金计划所规定的可转为红利基金的上限，则经理人有降低当期盈余以将超过部分转入未来收入的动机，以避免永远丧失获得这部分红利的机会；若当期盈利低于目标下限，则经理人员会采取措施进行巨额冲销；只有当盈利界于目标盈利的上下限之间时，经理才努力增加盈利已使其刚好等于上限。总之，经理人会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以最大化其预期红利的现值。healy还发现经理主要通过两种手段对会计收益进行管理：一是通过对各种应计项目的操纵来实现；二是通过对会计政策的调整。在此基础上，hohhausen等(1995)通过对1982年至1990年间的443家公司以盈余为基础的年度奖金计划进行了仔细观察，结果发现，获得奖金最高金额的经营者，操纵应计项目是为了减少报告盈利，这与healy的结论是一致的。guidry flora等(1998)发现，大型跨国公司分部的经理在无法达到其奖励计划规定的盈余目标，或无法按照报酬契约计划规定达到最高奖金限额时，他们更可能递延收益。正的可操控性收入与ceo的现金报酬正相关，并且当可操控性应计项目之前的盈余低于零或低于以前年度时，经理会选择正的可操控性应计收入。aboody and kasznik(1999)运用1992年至1996年美国572家公司2039项有固定期权授予日的期权计划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检验。其预测经理人将于期权授予日之前，提前公布坏的消息(如未预期损失等)，延迟公布好的消息，而在期权授予日之后则采取反向的披露策略。这样的披露管理策略保证了与坏消息相伴随而引起的股价下跌发生在授予日之前，而与好消息相伴的股价上涨则发生在期权授予日之后。在实证检验中，分别采取如下方法：(1)以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悲观还是乐观态度的分布来代表管理人员对信息的操纵。因为在美国资本市场财务分析师的预测很大程度上源于与管理层的沟通与交流。研究表明同一公司在期权授予日之前三个月相比其他月份，显著悲观。(2)对期权授予日附近股价的波动直接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股价变动方向明显不同于期权授予日之前的表现为负的超额收益及期权授予日之后的显著正的超额收益。(3)运用样本分组，直接检验管理当局所发布盈利预测的特征差异，结果表明经理人期权授予日在盈余宣布之前确实倾向于发布坏消息，而在盈余宣布之后倾向于发布好消息。
四、经理人控制模式下经营者不良会计行为治理对策
(一)提高外部董事独立性在经理人控股模式下，公司董事会中的内部董事大多数是公司的经营者，为转贴于 http://
了更好的约束经营者行为，董事会要引入外部董事，外部董事能加强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监督。外部董事一要保证与公司经营者没有密切的联系，二要保证外部董事不能在与本公司有业务联系的公司担当外部董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的保证外部董事的独立性，从而发挥外部董事的积极作用。
(二)加强对外部审计监管http://在经理人控制模式下，股东一般很少积极去监督经营者的行为，经营者通过管理技能运用实现其利益，因此经营者单方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外部审计可以及时发现经营者经营行为中的问题，有助于监督经营者经营行为，保证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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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感觉到近两年A股市场的主流盈利模式，已逐步转变为“流动性推动为主”和“盈利驱动为主”两种投资策略了。“流动性推动为主”的盈利模式关注的焦点是流动性变化带来的市场估值大幅波动，主要通过估值变化获取收益。在这种模式下，价值重估、主题投资、事件题材驱动是最时髦的流行语，龙头战法、跟风炒作、击鼓传花式博傻操作是最普遍的市场操作模式。而“盈利驱动为主”的盈利模式关注的焦点是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上市公司持续的盈利增长为股票投资收益的主要来源。这一策略的市场会相对简单一些，因为上市公司的盈利变化会相对客观与有规律可循。相对而言，“流动性推动为主”的市场变量与不确定性更多，这恐怕也是A股市场绝大多数投资人感到难以把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前几期探讨的一部分重组博弈模式，所涉及的就是其中一种价值重估行为，而主题投资、事件题材驱动炒作等模式主要建立在中期的主题事件投资特征之下：首先要具有较大的时代特征，或具有爆炸性效果。例如，本轮文化传媒板块波澜壮阔的行情就是在中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背景下产生的，而2008年底的4万亿经济刺激概念股；2009年的海南、海西等区域经济板块；2010年的锂电池、稀土永磁等新兴产业个股，也因当时强烈的政策红利烙印成为了一时耀眼的明星。
主题投资一般不注重企业的业绩和盈利，更注重的是这一事件或政策对相关股票的催化效应，要具有新颖性。很多主题投资在第一次出现时都会带动相关股票的大幅上升，但第二次就不再作为催化剂存在，或催化作用弱化。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能够成为真正主题的一般都有1-2家上市公司作为龙头，随着事件影响力的扩大和深化有其他公司同步进入上涨行情，这不仅扩大了主题的容纳范围，而且还延长了共同上涨的时间。无论任何主题，最终都将受到盈利的制约，例如今年初热炒的氟化工、钛白粉、稀土、磁性材料等行业个股等因业绩改善预期炒作持续力度都较长，而当年热炒的迪斯尼概念股、区域经济板块等虽然都有一波大的上涨行情，但许多股票由于没有得到业绩的支撑而出现了下滑，主题再大最后还是要得到盈利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