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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正能量的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公正世界信念；不公正威胁；重建公正
分类号 B849：C91
中国有一句俗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BJW）理论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们有一种基本的需要，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这其中蕴含了一种推理，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自身行为或品行有着某种因果关系，是得其所应得。这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有报”的思想，好的结果总是发生在好人身上，而坏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因此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对于各种受害者的冷漠、拒绝甚至是歧视的现象。为什么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人们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惜扭曲客观事实以达到得其所应得的推论？公正世界信念理论认为，这种信念使人们相信所处的世界是稳定有序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自己会被公正地对待，不会成为不可预见的灾难的受害者。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可控制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追求长远目标，并相信自己最终会得其所应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公正是普遍存在的，在面对不公正事件的威胁时，公正世界信念为人们提供了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重建公正的途径，这种重建可能是现实层面的，如对受害者的帮助和补偿，也有可能是认知层面的，如对不公正的原因、结果的重新解释及对受害者性格或品行的重新评价。因此，公正世界信念是一把双刃剑，在个人层面，提供应对不公正的个人资源或心理缓冲，维护个人心理健康，而在对不公正受害者的态度上，则可能导致冷漠和歧视的态度，将不公正现状合理化，从而阻碍了现实意义上的公正重建。
该理论由Lerner（1966）提出，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近期已有文章（杜建政，祝振兵，2007）对公正世界信念的概念、测量和研究热点进行回顾，但目前尚无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公正世界信念的结构与双重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1 公正世界信念的结构
Lerner（1966，1980）最初的理论认为，有一种基本需要推动着人们的公正行为，即公正世界信念需要，正是这种需要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行为看起来似乎遵从着一种公正世界信念的指引，并竭力维护着这一信念。Lerner认为公正世界信念需要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虽然人们在这一需要的强烈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个体差异，但是这一个体差异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Lerner更加倾向于将公正世界信念看作是一种基本动机而非一种个体差异变量。但是Rubin和Peplau（1973）开创性地将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来进行研究，并编制了第一个测量工具——公正世界量表（Just World Sere，JWS）。从个体差异角度出发的公正世界信念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导致研究数量的大幅度上升。经过30多年的发展，研究者们对于公正世界信念的结构有了更多的认识，并从不同角度对公正世界信念的维度进行了探讨。
1.1公正与不公正
Rubin与Peplau认为公正世界信念是单维度的，他们编制的公正世界量表包含公正和不公正两个分量表，公正与不公正分别处于单维度的两极。虽然公正世界量表是最早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但是其结构假设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质疑，研究结果也存在诸多的不一致。首先是JWS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信度较低、因素结构不稳定、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等。其次早期的大量研究表明（Furnham，2003；Hafer&Begue，2005；Mudrack，2005.），两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接近于零，这与单维度双极性的结构假设是矛盾的。同时，在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健康等变量的关系上，公正和不公正世界信念分量表并未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相关趋势。因此，目前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公正与不公正世界信念是两个不同的维度，而非同一维度的两极。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公正和不公正世界信念是两个呈负相关但彼此独立的心理结构，而不是同一心理结构的不同维度。当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严重威胁、无法继续维持时，则会采用另一种认知合理化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即用不公正世界信念来代替公正世界信念，相信人们通常不能得其所应得，或者所得非应得（Lench&Chang，2007）。
1.2自我与他人
公正世界信念的双重作用究竟是如何同时存在的呢？Lipkusa，Dalbert和Siegler（1996）提出了自我公正世界信念（BJW-self）与他人公正世界信念（BJW-others）的区分。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即相信世界对我来讲是公正的，而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则是相信世界对其他人来说是公正的，有时也被称为一般公正世界信念（general BJW）。研究者们编制了以自我与他人二维度结构为基础的测量工具，包含自我和他人公正世界信念两个分量表，信效度良好。自我与他人二维度结构为公正世界信念的双重功能提供了理论解释，并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得到了如下相对一致的结论：（1）自我与他人公正世界信念有中等程度的相关。（2）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个体心理健康及调节功能2024而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则与对处境不利人群的冷酷态度2024。（3）通常个体的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得分是高于他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即人们倾向于相信：相对于他人来说，世界对我来讲会更公正一些，因此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不幸遭遇不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结论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有研究（Wu et al.，2011；刘长江，殷晓菲，赵然，2009）发现，中国被试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并未低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同时，在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上，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表现出了相同的正向预测作用（祝卓宏，吴胜涛，李娟，史占彪，王文忠，2010；吴胜涛，王力，周明洁，王文忠，张建新，2009）。文化对公正世界信念结构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1.3内在公正与终极公正
除了在公正指向的对象上存在自我与他人的差异，研究者们也发现了其他可用于解释公正世界信念双重功能的维度，例如Maes（1998）从时间维度上提出的内在公正（belief in immanent iustice）和终极公正（belief in ultimate iustice）的差异，并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Maes & Kals，2002）。内在公正即以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进行公正判断的倾向，最早由皮亚杰提出，皮亚杰（1932/1984）在对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中发现，儿童通常认为出现的过错会自动带来相应的惩罚，即过错和惩罚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内在的联系，因此将其称之为内在公正判断。而终极公正则是以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来进行公正判断的倾向，类似于某些宗教的教义，当前的不公正最终都会在未来被纠正或补偿，这种补偿可能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或是来生。
2024内在公正与终极公正的研究发现，内在公正与对无辜受害者的贬损、责怪2024对心理健康有危害作用，而终极公正则与对受害者的积极评价和帮助行为2024可以促进和维护心理健康。
1.4程序一分配与自我一他人的整合结构
近来，有研究者试图将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与组织公正领域的分配公正一程序公正两维度结构结合起来，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判断基础——应得与否进行了拓展，从原有的结果应得拓展到程序应得层面，从而发展出分配公正世界（distributejust world）和程序公正世界（procedural just world）两个维度，并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在与健康的关系上，初步研究发现程序公正世界信念与健康的关系可能更为紧密（Lucas，Alexander，Firestone，&Lebreton，2008）。后来，研究者们又在此基础上将程序一分配维度与自我一他人维度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四因素的整合结构：自我分配公正信念、他人分配公正信念、自我程序公正信念、他人程序公正信念（Lucas，Zhdanova，&Alexander，2011）。该结构的优势在于将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与组织公正领域的研究整合到一起，便于从更多角度对公正现象进行解释。但是结构的合理性、测量工具的有效性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2 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
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策略帮助人们应对不公正事件的威胁，在现实或是认知的层面上重建公正感，这是其基本功能，也是早期研究关注的重点。其次，作为一种个人资源或者心理缓冲，减少不公正事件的消极影响，维护心理健康，并促进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这是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实际上也是其基本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公正世界信念所带来的适应功能。
2.1应对不公正的威胁
2.1.1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
在Lerner（1980）首部系统阐述公正世界信念理论的专著中，提到了九种常用的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包含两种理性的策略、四种非理性的策略、两种保护性的策略及最后的防御策略。其中，理性的策略指的是行动上的策略，即在不公正出现之前进行预防以及在事后对受害者进行帮助或是补偿，这是在现实层面的公正重建。非理性的策略是认知层面的公正重建，即对不公正的起因、结果进行重新解释或对受害者性格、品行进行重新评价。保护性的策略是从世界观的构建角度出发的，如相信终极公正的存在，未来的公正会弥补和平衡眼前的不公正。这实质上也是对受害者的一种补偿，只不过这种补偿也不是发生在现实的层面，而是寄希望于未来。最后的防御策略——“倒数第二防御”（penultimate defense）即不公正世界信念。是在其他的策略都不起作用时使用的最后防御机制，即相信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威胁了，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自我保护。
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非理性策略，公正世界信念理论正是发轫于这一研究领域。非理性策略即认为受害者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引起的，是得其所应得，因此可以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程度，并相信这样的遭遇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公正世界信念，在心理上重建了公正感。非理性策略重建公正的方式有别于现实的公正重建，并不是对不公正现状的改变，而仅仅是认知层面的重新解释，是对不公正现状的合理化过程，其结果则往往导致对受害者的远离、贬损和责怪。
对无辜受害者的反应是研究公正重建策略的经典实验范式，也是公正世界信念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其通常的做法是：首先以录像材料或者文字形式给被试呈现不同类型受害者的资料，以此来完成对自变量的操纵，例如对受害者的类型、受害严重程度、持续时间、是否负有责任、是否有道德过失等指标的操纵，从而达到对被试公正世界信念不同程度的威胁；然后评估被试对于受害者的反应，即研究中的因变量，通常包括对受害者遭遇的责任归因、对受害者的责怪程度、对其性格进行评价或是对受害者的帮助意愿等。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这一范式，但是无辜受害者的类型有所不同。研究者们针对人们对于各种不公正受害者的反应展开了大量的实验研究，研究的对象包括各种意外或灾难的受害者、各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各种重大疾病的受害者、社会处境不利人群等。这些研究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当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的威胁越严重，越倾向于采用非理性的策略来重建公正，对于那些在公正世界信念个体差异量表上得分更高的被试来说这一倾向则更为显著，即威胁的严重程度与个体差异变量存在交互作用。另外一些仅从个体差异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Ebneter，Latner，&O'Brien，2011；Rtisch，Todd，Bodenhausen，&Corrigan，2010）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得分越高的个体，对饮食障碍病人、肥胖病人、精神病人等有更强烈的污名效应。也有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会影响到个体对于各类疾病的归因，公正世界信念得分高的个体有试图将疾病归因于病人自身原因的倾向（Lucas，Alexander，Firestone，& Lebreton，2009；Nudelman & Shiloh，2011）。
由于早期对于非理性策略的大量关注，导致公正世界信念的许多研究结果看起来似乎比较“冷血”，人们面对无辜受害者的反应不是同情，而是远离、拒绝、责怪、贬损，这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显然与日常生活中人们表现出的大量的扶危济困行为相背离。实际上，这一误解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的大量研究在对自变量进行操纵时采用了一种方式，即让理性的策略如帮助和补偿等方式看起来不可行，然后考察观察者对受害者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为受害者提供现实层面的帮助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干扰变量（correia&Vala，2003；Hafer&Begue，2005）。其次，即使在现实的公正重建不可行的情况下，对受害者进行贬损责怪也并不是认知公正重建的唯一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补偿性的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在认知上完成对受害者的补偿。
补偿性的合理化即相信好的和坏的结果最终会自然进行平衡，没有人会一直好运，也没有人会一直倒霉，所有人最终都会得其所应得。这就是终极的公正，与中国俗语中所谓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人们有一种倾向即期待补偿性的结果会在未来发生，这种倾向往往会降低当前感知到的不公正程度。补偿合理化可能发生在解释的过程，也有可能发生在记忆过程中。有研究发现，在抽签中意外获得好的结果的被试，反而会回忆起更多过去的不那么幸运的遭遇，似乎用这种方式来平衡自己意外的获利，而意外获得差的结果的被试，则会回忆起过去更多好的经历（Gaucher，Hair，Kay，&Davidenko，2010）。也有研究发现人们通过选择性的记忆偏向来达到公正世界信念的平衡，例如相对于受欢迎的特质描述情景，当彩票中奖人被描述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时候，被试回忆的奖金额度显著减少，而当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严重威胁时，这种记忆偏向更加突出（callan，Kay，Davidenko，&Ellard，2009）。
2.1.2影响策略使用的因素
当面对不公正威胁时，个体有多种应对策略，究竟在何种情境下个体会选择何种应对方式呢？研究者们围绕着影响应对策略选取的各种因素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发现受害者的特征、观察者的特征、受害事件的性质等因素有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于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的先后顺序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
受害者的特征是影响公正重建的重要因素，目前已研究的受害者特征包括受害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否对自己的遭遇负有责任、性格、社会类别、身份是否可识别、外表特征等因素。有研究发现，当受害者是无辜的且其不公正遭遇会持续下去时，会给观察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带来更大的威胁，因此更可能导致对受害者的贬损和责怪（Correia & Vala，2003；Correia，Vala，& Aguiar，2007）。这与Hafer（2000a）的实验研究结果一致，相对于对自己的遭遇负有责任的受害者来说，无辜受害者更容易遭受到贬损和责怪。Haynes和Olson（2006）综合考察了性格与行为责任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对于不讨人喜欢的、行为责任较小的受害者，被试倾向于对其进行性格的贬损，对于讨人喜欢的、行为责任较大的受害者，通常的反应是责怪，而对于讨人喜欢的、行为责任较低的受害者，通常的反应则是补偿。同时也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外群体成员，当受害者是内群体成员时会给观察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带来更大的威胁，因为内群体成员的遭遇意味着自己遇到同类不公正的可能性相对更大（Aguiar，Vala，Correia，&Pereira，2008；Correia，Vala，& Aguiar，2007）。Kogut（2011）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由慈善组织代表的受害者群体或是匿名的受害者来说，当受害者是可识别身份的个体时，观察者可能会推测受害者对其遭遇负有责任，对其形成负面形象，从而降低捐助意愿，这对于那些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得分高的观察者来说尤其如此。另外，受害者的外貌特征是否有吸引力也有一定的影响（callan，Powell，&Ellard，2007）。
同时，公正重建的策略还受到观察者的特征的影响。有研究分别用“r”和“Wle”作为个体和社会两种不同水平的自我建构的启动词，结果发现，在社会自我建构启动条件下，观察者更倾向于对无辜受害者进行责怪（van Prooijen & van den Bos，2009）。另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启动理性思维定势的情景，观察者在处于经验思维定势时，更容易出现对受害者消极态度（van den Bos & Maas，2009）。观察者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对受害者的态度，当观察者处于积极情绪状态时对受害者的责怪倾向降低，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则会上升（Goldenberg & Forgas，2012）。也有研究表明，不仅与受害者的相似之处影响对受害者反应，观察者与作恶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会有影响（Bal &van den Bos，2010）。另外，观察者的压抑型应对方式（Hafer & Gosse，2011）、（Pichon&Saroglou，2009；VanDeursen，Pope，& Warner，2012）、意识形态（christopher，Zabel，Jones，&Marek，2008）也会影响到其对受害者遭遇的责任归因及重建公正策略的使用。
从受害事件的性质来看，受害事件的类型、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有研究发现，相对于人为灾难事件，当受害事件是自然事件时观察者的捐赠意愿更加强烈，对受害者的责怪更少。从目前从公正世界信念角度开展的两项2024911事件的研究来看，在事件发生之初，作为一个群体共同经历的灾难，由于观察者对于受害群体强烈的身份认同，如将911恐怖袭击视为对美国全体民众及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攻击，因此，观察者考虑的是对作恶者的报复及帮助和补偿受害者等行动策略。但是对于那些感受到的悲痛感较低的观察者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受害者个体水平的责怪程度逐步上升。
2.2公正世界信念与心理健康
近20年来，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和促进功能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这类研究大多采用相关研究的方法。目前已有大量针对不同人群的相关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研究的人群包括各种不公正的受害者、各种原因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及普通大众，其中针对受害者的研究包括例如各种疾病的受害者（Fatima&Suhail，2010；McParland&Knussen，2010）、遭遇学生暴力的教师（Dzuka&Dalbert，2007）及学校欺凌事件的受害者（correia，Kamble，&Dalbert，2009）、工作中长期被排挤滋扰的受害者（cubela Adoric & Kvartuc，2007）、或者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等；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包括留守儿童（张莉，申继亮，黄瑞铭，罗曼楠，2011）、老年人、囚犯2005）等。研究中的普通大众样本包括中学生、一般雇员等，这些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即公正世界信念，尤其是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有正相关关系。
2024公正世界信念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目前有两种研究假设，即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个人资源（personal resource）或是作为心理缓冲（psychological buffer）的研究假设。这两种研究假设的差异在于，作为个人资源的假设意味着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个人倾向起作用，个人资源越强大的个体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其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即公正世界信念对于心理健康的主效应的研究，而心理缓冲假设则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在事件与结果之间充当的是调节的作用，其功能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目前大部分持个人资源假设的研究得到了支持（Dalbert，2009；Christandl，2012）。其中大多数研究选取了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观测变量，同时，由于绝大多数研究都是相关研究，无法明确具体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实验研究证实了公正世界信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激活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而提升生活满意度同样可以增强公正世界信念（correia，Batista，&Lima，2009）。
在心理缓冲的研究假设中，最为突出的是2024公正世界信念对于那些遭遇严重灾难、重大疾病、生活变故的人群的心理缓冲和保护作用。一项对于水灾受害者的研究发现，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焦虑、抑郁、悲痛显著负相关，即持有自我公正信念越强的个体，其感受到的负面情绪越少，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与创伤后症状之间的关系。另一项对我国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展开的调查表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对于维护受灾民众心理健康同时起着预防和提升的作用。从预防的角度，自我公正世界信念高分者其抑郁及焦虑症状相对较少，而从提升的角度，自我公正世界信念高分者在对未来希望上得分更高。
除了作为个人资源或是心理缓冲帮助个体应对不公正事件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公正世界信念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得人们更加认同公正原则，更愿意遵从公正的原则行事，承诺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并相信最终自己会得其所应得。有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被试对未来更有信心，更倾向于采用公正的手段来达成目标（sutton & Winnard，2007），其违背规则的失职行为也越少（correia & Dalbert，2008）。同时，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越倾向于遵从互惠的原则（Edlund，Sagarin，&Johnson，2007），亲社会行为越多（B色gue et al.，2008）。在对长远目标的追求上，Hafer及其他研究者开展的两项实验研究发现，当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无辜受害者的威胁时，被试倾向于更加关注长远的目标。Laurin，Fitzsimons和Kay（20lO）在此基础上将公正世界信念的这一功能进行了拓展，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如低社会阶层人群和少数民族来说，充当着重要的自我调节功能。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的群体来说，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越倾向于为长远的学业目标或职业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在面对困难时。其坚持性也更强，以此来作为改变不利地位、进行向上流动的途径。这一结果说明了为什么有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会为改变地位而奋斗，而有些人则选择了放弃努力、接受现状。相对于处境有利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为各种不公正受害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们在对未来进行投资时会更多地考虑公正因素，它意味着个体是否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而当个体认为世界是不公正的，则会放弃努力，转而采用一些非理性的方式来对现状进行合理化，从而接受现状。
3 问题与展望
公正世界信念理论与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h FAE）及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基本归因错误即在对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人们有高估个人内在特质作用而忽视情境因素作用的一般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公正世界信念就是一种回溯式的内部归因，无论结果好坏，都会被当做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引起的，是得其所应得，而忽略外界环境、偶然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内部归因并不是个体应对不公正威胁的唯一策略，而且公正世界信念理论不仅包含归因过程，还关注这种归因倾向可能导致的个体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因此公正世界信念与内部归因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也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没有相关（Dalbert，2009）。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都认为个体在面对与已有认知相左的信息时会引起不适感，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不适。所不同的是公正世界信念关注的是由不公正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威胁，并认为个体消除威胁的原因在于减少焦虑和不安全感，以获取对所处世界的可控制感，而认知失调理论则认为减少矛盾信息带来的内部失衡本身就是一种基本动机。
公正世界信念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并在80年代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在公正领域的影响力却不能与同时代的其他两个理论——公平理论及相对剥夺理论相提并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关注的不是公正或不公正的原因或者结果，而是个体应对不公正威胁的心理防御机制，也就是从心理上重建公正感的过程，因此其适用的范围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正世界信念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也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总的来讲，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整合问题。2024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可以明显的区分出两个体系，一是将公正世界信念视为基本动机，观察个体在不公正威胁情境下对不公正受害者的反应，以实验研究为主要途径，另一类研究是将公正世界信念当作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关注的是公正世界信念对个体尤其是处境不利个体心理健康的维护作用，或是考察公正世界信念与对某一人群的消极态度之间的关系，以相关研究为主。两个研究体系相对比较独立，研究结果割裂。这一研究现状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于，研究者们需要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早期理论框架上进行整合，需要对公正世界信念的性质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地研究和阐释，作为普遍存在的基本动机的公正世界信念究竟是如何转变成为稳定的个体差异的？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Lerner（1998，2003）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公正判断，一种是在不公正引起高情绪唤醒情况下出现的简单、直觉和脚本式的反应，即启发式公正判断，这个过程通常是潜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好人好报、恶人恶报”之类的脚本会被激活。而当个体有充足的时间及认知资源时，启发式公正平判断就会被另一种包含着道德和规则的意识层面的系统公正判断（the systematic justice appraisal）所替代。这与社会认知领域的双过程加工理论（dual-processing）的观点是一致的，可以很好地解释公正判断中的“非理性”偏离（胡金生，叶春，李旭，高婷婷，2012）。有研究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在高认知负载的情况下，成人被试更倾向于将意外事故归因于之前的不道德行为（Callan，Sutton，&Dovale，2010）。这一观点可能可以对两个研究体系进行整合，但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2024正能量的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成长型心智模式；职业生涯成功；职业韧性；企业管理人员；
作者简介：宋君卿(1969~)，女，辽宁丹东人。辽宁大学(沈阳市110136)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心理资本理论等。
1研究背景
追求职业生涯成功既是每个人职业发展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职业生涯管理和开发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管理人员作为企业的中坚力量更是如此。由此，职业生涯成功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职业生涯的成功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SEIBERT等[1]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了职业生涯成功，认为基于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源的社会资本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通过获取信息、争取机会和获得资源对人的职业生涯成功发挥重要作用。HALL等[2]从职业使命感的角度研究了管理人员的职业生涯成功，指出源于人的使命、自信、目标设置等内驱力的职业发展能使人获得更大的心理成功(主观成功)和客观成功。此外，WILLE等[3]从“大五人格特质”、BLICKLE等[4]从政治技巧的视角研究了职业成功。他们的研究表明，开放性、尽责性等人格特质、政治技巧等变量对个体取得内在和外在的职业成功具有正向影响。PFEFFER[5]指出，未来人力资源管理的趋势应聚焦于对雇员心智模式的诊断和变革上。鉴于此，心智模式应成为未来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的前沿和关键问题。目前，现有研究对心智模式和职业生涯成功内在机理的研究尚存在不足。鉴于企业管理人员比普通操作层员工具有更强的职业成功的动机，且对组织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由此，本研究以“企业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探索“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生涯成功影响的内在机理，引发学者们对未来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前沿问题，即“雇员心智模式的变革与职业生涯发展问题”的关注，从而为企业员工追求职业生涯的成功提供新的路径。
2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2.1成长型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的概念最早由CRAIK[6]于1943年提出。他认为心智模式将现实建构成“小型的模式”，并用其来对事件进行解释、归因以及做出预测。LAIRD[7]认为，心智模式是对世界的一种表征，这种表征被假定为是人类推理的基础，一种图像性的结构。个体的认知中存在“结构优势效应”，即原有的认知结构对当前认知活动产生影响。只有当2024知觉模式接受了适合于个体的信息输入，才能被激活，才能使个体产生内部的知觉期望，以指导感觉器官有目的地搜寻特殊形式的信息。这就说明，只有那些适合于知觉模式的信息才能够被加工，那些对知觉模式不适合的信息则被忽略。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本研究将心智模式的内涵界定为，在特定环境下居于人的心理层面，处于稳定状态的人的一种动态的机能性认知模式，一种用于观察、描述、解释和预测未来的心理机制，其内含静态的“认知结构”和动态的“心理加工程序”，人们可借此进行认知和推理。“认知结构”是由多种“概念、命题和图示”形成的网络结构。构成人类知识的基本单位是命题。由命题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和强化转变成了“信念”，根深蒂固于人的认知结构中。“心理加工程序”相当于人的“思维方式”。个体的心智模式因其认知结构中“概念、命题”所致的结构化的“信念”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个体的心智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基于系统科学原理，系统可划分为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两种。前者因与环境具有物质能量交换，能够自我调节、新陈代谢等，系统的演化从无序到有序，不断进化；而后者则相反，由于熵的变化趋向不断增大，破坏有序，因而使系统趋向于退化。由此，基于职业生涯成功研究的背景，根据个体的心智模式处于开放还是封闭状态，大致将其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1成长型心智模式，指潜藏于人们心中，一种处于开放状态、稳定的、具有持续发展生命力的认知模式；2退化型心智模式，指一种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缺乏生命力的认知模式。具有该心智模式的人，职业发展前期常会遭遇“职业倦怠”，后期往往会陷入“职业高原”的困境，不利于职业生涯的最终成功。当然，个体心智模式的稳定程度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会在个体特定的内外情境作用下发生改变。实际上，个体心智模式的类型呈现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这也为职业生涯开发中个体心智模式的优化奠定了基础。
注：资料来源为作者整理，下同。
成长型心智模式的操作性定义，是指同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生涯成功相关的职业价值观、自我效能信念和正面思维。具体如下：1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职业追求的价值取向及其信念系统，是决定人的职业行为的心理基础。2自我效能信念，是建立在职业价值观基础上，在追求职业成功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确信自己能够达成目标的信念。3正面思维，指个体在任何情境下，特别是在负性事件情境中，无条件地运用理性认知信念和乐观解释风格，对自身遭遇到的事件进行描述、解释、分析，发现有利于个体健康成长的正向因子，并做出正面评价的一种思维方式。职业价值观是影响人的行为的根本观念，是人的终极信念；自我效能则是实践操作层面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信念。职业价值观和自我效能信念整合在一起，由里而外，逐渐递进共同影响个体的行为，二者缺一不可。正面思维对于企业管理人员而言，则是面对任何职业生涯发展中的负面问题(如困难、批评、无社会资源等)，都能以积极的心态去思考问题，从而能消除职业倦怠，度过职业高原，取得职业生涯成功。
2.2职业生涯成功及其评价新标准
职业生涯成功的定义最早由LONDON等[8]提出，指的是一个人所累积起来的积极的心理上的或是与工作相关的成果或成就。该定义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与此相对应，职业生涯成功的标准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1FELDMAN[9]提出的由社会认可的“客观标准”，如薪酬、晋升和职业地位等；2OLSON等[10]提出的基于个人心理主观感受的“主观标准”，如工作满意、自我认同、精神满足等。近年来，学者们又试图整合职业生涯成功的主客观标准，以期从二者的内在联系和交互作用中提出职业生涯成功的新标准。例如，王鉴忠等[11]从个体“自我超越性”的视角提出了职业生涯“过程成功”(即“成长性”的标准)，并与“客观成功、主观成功”相整合来作为职业生涯成功的新标准。“过程成功”的概念内涵具体包括如下：1职业生涯成功的正当性和价值性，指职业生涯成功主要是凭借个人的努力而不是“投机”，更不是靠“不正当的组织政治行为”获得职业生涯成功；2“成功难度”的跨越和自我超越，指不同的人取得职业生涯成功的难度、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难度挑战越大说明“成长性”越强。
2.3职业韧性
职业韧性的概念源于心理学的“韧性”。美国心理学会把韧性定义为个体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其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12]。心理韧性具有以下3种心理能力：1克服逆境、化解危机的能力；2耐受压力、良好适应的能力；3从创伤中复原的能力。职业韧性则是指企业管理人员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遭遇逆境时应对各种工作压力、挫折时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并能迅速恢复，以及在职业发展的顺境中，积极主动达成目标并进行自我控制、自我挑战的心理能力。
2.4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2.4.1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生涯成功的内在逻辑
人的心理支配着行为，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成长型心智模式和职业韧性构成了企业管理人员主要的心理特质，并通过它最终实现个体的职业生涯成功。人的心理因素主要由认知、情感和意志3个部分构成，心智模式作为一种认知模式，因而居于人的心理因素的首位。基于此，心智模式以其在心理因素中的特殊地位成为影响职业生涯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具体而言，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内含的“职业价值观念”因其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使命会激发企业管理人员追求较高的职业目标。良好的职业道德观能确保企业管理人员行为的合规性，从而能获得职位上的晋升以及取得较高的收入。例如，PARK[13]等认为，心智模式内含的强烈的求胜信念、工作至上的价值观和高自我效能同职业客观成功和主观成功具有正相关关系。DANIEL[14]的研究则表明，高职业发展目标追求，职业自我效能与主客观职业生涯成功具有正向关系。WILLIAMS等[15]指出，自我效能是预测绩效的最佳指标之一。自我效能与绩效成正相关。自我效能高有助于个体获得客观成功。成长型心智模式的正面思维，意味着归因模式的合理性。CONVERSE等[16]的研究表明，当个体将成功归因于内部而不是外部因素的时候，并能以积极的心态去思考问题时，其会对未来的成功抱有更高期望，并设置更高的绩效目标，具有内控性和正面思维人格特点的企业管理人员更容易获得晋升即客观成功。这也说明，企业管理人员若具有成长型思维方式的特质更易于取得职业生涯的客观成功。
成长型心智模式内含的职业价值观(如社会使命观、成就发展观)本质上同“过程成功”中的“成长性”是相通的，而合乎伦理和法律的职业观则是过程成功“价值性”的必要前提之一。EHIGIE等[17]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将他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当成一个工作或职业，而是将工作当成一种使命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最深刻的满足感即主观上的心理成功。HAMO-RI[18]的研究表明，源于内在动机、积极主动的心智模式更易使企业管理人员具有抗挫折力，越过职业高原，取得职业成功。这与企业管理人员合规性、价值性、难度跨越的“过程成功”内涵相一致。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生涯成功具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1a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客观成功具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1b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主观成功具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1c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过程成功具有正相关关系
2.4.2职业韧性的中介作用
职业韧性作为中介变量在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生涯成功，包括在客观成功、主观成功和过程成功间发挥中介作用，具体如下。
(1)人的心理主要由“知、情、意”构成，其中“知”居于首要地位也即当人的心智模式中一旦形成了无数的“固化的语言”时就转变成一种潜藏在人的心理根深蒂固的“信念”，甚至进入人的潜意识以影响人的情感和意志及其人的行为，进而产生结果。换言之，企业管理人员要取得职业生涯成功这个“结果”，除了要拥有成长型心智模式这个“知”外，还必须要有“职业韧性”这个“行”做保障。这意味着，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人员具有了成长型心智模式还需通过职业韧性才能获得职业成功。MEADOR[19]的研究表明，成长型心智模式透过正面思维暗示的安慰剂效应激发人的韧性以产生坚持的力量，即“如果你相信你能，或者你相信你不能，最后都会证明你是对的”。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生涯成功之间呈中介作用。
(2)企业管理人员的职业韧性通过采取不同应对方式的作用，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20]工作绩效的提高使得员工有机会获得调薪与升迁，从而实现客观的职业生涯目标。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韧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值观、自我效能信念和正面思维”来实现的[21]。由于人的认知思维与人的情感意志息息相关，因此，上述正面思维方式通过影响人的职业韧性，而实现高绩效目标，最终获得客观职业成功。VERBRUGGEN[22]认为，具有职业韧性的企业管理人员不仅信奉持续学习的理念，而且随时准备改造自己以跟上变革的步伐，从而实现职业生涯的成功。COX等[23]指出，自愿长时间工作即职业韧性强的企业管理人员比一般员工取得职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ENGLAND等[24]发现，职业韧性强，以工作为中心，能勤奋工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其收入更多，也更能获得职业生涯的客观成功。可见，职业韧性在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生涯客观成功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生涯客观成功关系之间呈中介作用。
假设3a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客观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假设3b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自我效能对职业生涯客观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假设3c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正面思维对职业生涯客观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3)职业韧性在成长型心智模式影响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生涯主观成功的过程中发挥了可能具有的中介作用有研究表明，终极价值观与员工的积极情感成正相关，与离职意愿和员工消极情绪成负相关[25]。强有力的自我效能、职业韧性，有助于出色完成工作任务，员工的职业满意度自然会提高[26]。正面思维的开放性，意味着员工能从不同角度、基点、时空思考职业发展问题，以积极的心态把所有员工外在负面的信息转化为积极的能量，从而增强员工的职业韧性。职业韧性作为员工在职业发展应对逆境时的恢复力和顺境中的挑战力，与工作场所的绩效结果、工作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心理韧性高的员工能够产生健康的心理状态，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工作，提高工作绩效[27]。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生涯主观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假设4a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主观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假设4b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自我效能对职业生涯主观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假设4c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正面思维方式对职业生涯主观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4)职业韧性与内含的自我超越及其坚持性与过程成功相关[28]职业韧性内含的面临逆境的坚忍不拔和顽强应对的意志力，以及顺境中的主动挑战、自我开发的进取精神，与人的职业生涯成长性“心理品质”中的“压力承受、情绪调控”是一致的；同时，职业韧性的强弱与企业管理人员实现职业生涯成功的难度和速度有着内在的相关性。总而言之，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常常会遭遇各种职业压力、职业高原、职业倦怠甚至挫折，而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健康的心智，反思纠错、反败为胜，从而赢得职业生涯的成功就需要具有强大的职业韧性。可见，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影响职业生涯过程成功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生涯过程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假设5a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过程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假设5b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自我效能对职业生涯过程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假设5c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正面思维对职业生涯过程成功的影响中呈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2。
3研究方法
3.1数据2024和样本描述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来自天津、沈阳、广州、深圳、芜湖、内蒙古等城市和地区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被调查企业包括服务业、房地产、制造业等不同行业以及国有、民营等不同企业所有制，从而使得调查样本的获取尽可能具有代表性。调查数据主要通过各地企业协会以及研究团队在开展企业培训、mba授课时发放问卷获得。共发放问卷900份，其中有效问卷79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4%。
为确立成长型心智模式和职业生涯过程成功的内涵结构，首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发放问卷400份，获得有效问卷共计34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5.5%；其次，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共发放问卷500份，获得有效问卷共计45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8%。本研究被试的总体情况见表1。
3.2变量测量
(1)成长型心智模式该变量包括以下3个维度，共18个题项：1职业价值观，采用SCHWARTZ等[29]开发的量表测量，共8个题项，如“工作的目的和价值在于获得优厚的报酬”。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718。2自我效能信念，采用SCHWARZER[30]开发的GSES量表测量，共6个题项，如“以我的才智定能应付意料之外的事情”。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762。3正面思维，借鉴RIDDING等[31]编制的量表测量，共4个题项，如“职场上人生得失、祸福多是相对而言随时可以转化的”。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730。
(2)职业生涯成功评价该变量包含客观成功、主观成功和过程成功3个维度，共20个题项：1客观成功的评价，共2个题项，包含“总收入水平和晋升次数”。2主观成功的评价，测量指标是职业满意度，采用GREENHANS[32]开发的量表，共5个题项，如“我对自己的收入的不断提高感到满意”。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83。3过程成功，其测量指标由“价值性、速度、难度”等构成，共13个题项，如“我是以合乎伦理和法律的手段取得职业成功的”。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701。
(3)职业韧性该变量的测量主要采用CONNOR等[33]开发的量表，再结合企业行业管理人员的情境，经访谈、征询管理人员和专家意见修改后编制而成，共9个题项，如“即使我遇到意外挫折也能很快调整心态达成目标”。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798。
经过对上述各分量表的设计和提炼，编制成初步预研究整体问卷。首先，进行小范围的预调研，在此基础上，征询专家意见。最后形成了包含60个题项的预调研问卷。预调研的调查对象为天津和沈阳地区企业的管理人员，共发放问卷16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14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5%。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形成包含50个题项的正式调查问卷，采用Likert5点法计分，从1~5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4数据分析
4.1信度和效度分析
4.1.1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预调研阶段所获得的342份有效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经过多次探索对问卷信度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潜变量α系数值均高于0.7，说明该问卷的测验结果是稳定而可靠的。
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确立的成长型心智模式内容问卷，重新2024研究数据，以验证“成长型心智模式”和“成长性”的构念效度。样本来源于验证性阶段发放的454份问卷，使用Amos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二阶、三阶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的χ2/df大多在2~3之间，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GFI、CFI、IFI大多都大于或基本接近0.9；PGFI都大于0.6，在可接受范围；RMSEA均小于0.1，且大部分都小于0.06，表示模型拟合较好。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因子结构清晰，各项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表明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借鉴的测量量表主要为国外学者开发的被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并且通过预调研进行了统计筛选。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4.1.2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α值来考察调查变量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将两次调研的796份样本均纳入分析，结果表明，各潜变量的Cronbach’sα值均大于0.7，说明本研究变量测量量表具有稳定可靠的信度(见表2)。
4.2分析结果
4.2.1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成功关系假设及检验结果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即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成功(主观、客观和过程成功)影响的机理模型，对假设1及其分假设进行验证。根据假设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技术进行参数估计，标准化路径系数和拟合指标见表3和表4。
由表3可知，在各种拟合指数中，PGFI大于0.5，GFI、CFI、IFI的数值均大于0.9，这都表示模型拟合非常好；RMSEA值小于0.1，表示中度拟合；χ2/df小于5，表示可以接受模型。由表4可知，结合参数估计和标准化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模型得到较好验证。成长型心智模式预测了企业管理人员职业成功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和成长性方面，且对它们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生涯成功，以及客观、主观、过程成功(成长性)均具有正相关关系”。由此，假设1及其分假设都得到支持。
4.2.2职业韧性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按照温忠麟等[3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数据进行分析。在检验中介效应之前，首先要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检验变量之间是否显著相关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由表5可知，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矩阵分析结果表明，各研究变量之间均有相关性，故可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探讨职业韧性在成长型心智模式和职业成功(主观成功、客观成功、过程成功)间的中介作用，分以下4步进行检验：
步骤1由表6可知，在回归方程1中，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成功有显著正向关系，回归系数为0.467，即c显著，继续中介检验。
步骤2在回归方程2中，结果显示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韧性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0.571，表明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a显著。
步骤3在回归方程3中，职业韧性对职业成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0.446，表明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即b显著。
步骤4在回归方程4中，加入职业韧性变量后，成长型心智模式总分的回归系数为0.315，还是显著的，即c′显著，由此，职业韧性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职业韧性在成长型心智模式总体对职业成功总体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由此，假设2得到支持。
职业韧性在成长型心智模式和客观成功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步骤同上(见表7)。由表7可知，自变量“自我效能、正面思维、职业价值观”对结果变量“收入晋升”、对中介变量“职业韧性”，以及中介变量“职业韧性”对结果变量“收入晋升”均有显著影响、即c、a、b、c′均显著。由此，假设3及其分假设都得到支持。
职业韧性在成长型心智模式和主观成功职业满意度间呈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步骤同上，分析结果见表8。由表8可知，由于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为0.053>0.05，因此，中止对其进行中介检验，即中介不成立。由此，假设4a没有得到支持。自我效能与职业满意度和职业韧性间的回归系数c、a、b、c′均显著。由此，职业韧性在自我效能和职业满意度间部分中介作用成立。由于正面思维对职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职业韧性”中介变量时二者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为0.051>0.05，因此，职业韧性在正面思维与职业满意度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由此，假设4得到部分支持，即假设4b、假设4c得到支持，假设4a没有得到支持。
职业韧性在成长型心智模式和过程成功成长性间呈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步骤同上，分析结果(见表9)。由表9可知，自变量“自我效能、正面思维和职业价值观”对结果变量“成长性”、中介变量“职业韧性”，以及“职业韧性”对结果变量“成长性”均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c、a、b、c′均显著，职业韧性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5及其分假设都得到支持。
5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生涯成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具有成长型心智模式的企业管理人员，由于具有崇高的职业价值观、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正面思维方式，使得他们在职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从而更易获得职位晋升和更高的收入以及拥有较高的职业满意度。此外，这还意味着，此类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生涯的成功主要是通过符合伦理和法律的手段，凭借个人的努力而不是非正常手段获得职业生涯成功的。
(2)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和职业成功之间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企业管理人员虽然具有良好的成长型心智模式，但要获得职业生涯总体上的成功，还需要进一步发挥职业韧性的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1)从成长型心智模式的视角，探究了企业管理人员获得职业生涯成功的内在机理以往研究大多从个体如何整合社会资本、组织资源，掌握职场政治技巧，提高职业胜任能力等视角去探索职业生涯成功之道，本研究拓展了职业生涯成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验证了“职业韧性”在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成功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职业成功之间的内在机理，即企业管理人员要获得职业生涯总体上的成功，除了要具有成长型心智模式，还需要发挥职业韧性的作用。
(3)提出了职业生涯成功评价的新标准本研究基于人的成长性的职业成功提出“过程标准”，丰富和拓展了职业成功评价标准的理论内涵，是对传统职业成功评价仅仅局限于“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一次新的理论补充。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如下。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特别是在对员工进行职业生涯管理时，要高度关注员工心智模式的变革与成长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实践中，除了要关注企业管理人员特定的岗位知识和专业技能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培训和开发策略(如教练技术、管理游戏、角色扮演等)对员工的心智模式进行塑造。这是因为，心智模式是人的心灵地图，决定了人生方向和最终命运。心智模式核心“程序”出现问题，思想行动必错无疑，用错误的程序努力工作，只能复制错误。此外，本研究对“成长型心智模式”内在机理的研究，对企业提升组织绩效、改善劳资关系、建立良好的组织文化以及提升员工人力资本质量，减少职业倦怠、降低工作压力，最终体验到生命的意义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企业个体和组织在进行职业生涯管理时，必须要将职业韧性的培育和开发放在突出的地位企业管理人员仅拥有卓越的价值观、较强的自我效能和高品质的正面思维方式还不够全面，还必须进行职业韧性的开发，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自身最终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
(3)组织在引导企业管理人员追求职业生涯成功时，要为其树立新的职业成功标准，倡导并追求以内职业生涯发展为主导的“过程成功”当企业管理人员聚焦于个体内在的自我超越，由“外在激励”转变为“内在激励”，以合乎伦理和法律而不是投机的方式去实现职业成功时，对组织培育“内控性”人格，降低员工离职率，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4正能量的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应对方式；睡眠质量；人格；应激；压力
一、相关概念
1.应对方式的界定
应对是当今心理健康领域一个重要的概念，具体是指当个体面对挫折或困境时，为减轻负面的影响而做出相应的认知或行为上的努力的过程，它是个体的稳定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应对方式则是指人们对付内外环境压力及情绪困扰时所采用的方法或策略。
Lazarus和Folkman将应对方式分为问题应对趋向和情绪应对趋向。 而我国心理学专家黄希庭将中学生的应对方式划分为6个因子，分别为：问题解决、忍耐、退避、求助、发泄和幻想。
2.睡眠功能、睡眠质量的界定
2024睡眠功能存在不同的解释，功能恢复理论认为，睡眠的目的就是让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使机体获得很好的功能恢复。生态学理论认为，睡眠是一种保护性的抑制，动物睡眠的目的就是减少能量消耗和避免受到伤害。从现有资料来看，衡量睡眠质量的衡量不光是从睡眠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睡眠的深度。
二、初中生应对方式相关研究
应对属于应激的范畴，而应激本身是情绪状态中的一种，虽然情绪具有暂时性和情境性，然而不同类型的个体都会有自身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应对方式。当前青少年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也是从这些着眼点入手的。
其中，吕杰、夏盟、桑青松运用《卡特尔16PF人格问卷》及《人格成熟测验》中2024挫折情境的项目向芜湖市随机抽取的200名初中生施测，分析结果得出：稳定型、恃强型、敢为型、实验型的学生在挫折应对的内外表现上都呈正相关，这类学生能客观、积极地看待挫折，从而保持情绪和行为的稳定；敏感型、怀疑型、忧虑型和紧张型在此项指标上呈负相关，他们遇到困境时多采用消极方式应对。
张涛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抽取三所学校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以《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为测量工具，探讨中学生自我概念、应对方式、心理健康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经过数据统计得出，学生的自我概念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反之则相反。从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来看，积极的应对方式与中学生心理健康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 在问题解决的同时还可以舒缓压力，而消极的因对方式不仅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还会对个体情绪产生不良的影响。
朱卫红、黄希庭选取云南曲靖市五所中学的初中生，采用黄希庭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评定问卷》，研究不同家庭类型和家庭支持方式对初中生应对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处在单亲家庭中的初中生，其应对方式相对于完整家庭的初中生而言，更倾向于幻想和发泄；重组家庭中的初中生发泄、幻想、忍耐显著高于完整家庭高中生。处于高支持家庭的初中生在积极地应对方式如问题解决、求助的运用上显著高于低支持家庭的学生。
三、青少年睡眠质量的研究现状
目前2024睡眠的研究基本上是以20以上的青中老年为研究对象的，16岁以下的少年睡眠的相关研究较少。尽管如此，中学生的失眠状况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睡眠质量是考评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
Sachneider&Helmert（1987）采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和《状态特质焦虑问卷》调查显示，失眠者的焦虑程度显著高于睡眠正常者。
王世方、自孝海等采用《睡眠状况自评量表》对422名大中学生进行睡眠总体情况的测评，结果得出初中生的学习压力、心理负担相对较轻，故而较少出向睡眠障碍。
2024研究指出，睡眠质量也与人格特质2024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自制性的人格所属个体，睡眠质量也相对较好；怀疑性、忧虑性、紧张性人格所属的个体，睡眠质量相对较差（王欣，2001）。[17]而内向性格的学生睡眠障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外向性格的学生（杨艳杰，2000）。A型人格的个体在睡眠质量、睡眠效率、睡眠时间及睡眠质量的总分上都高于B型人格个体（王玲，2002）。
高莉采用自编的《大学生睡眠质量与心身健康状况调查表》抽取统一地区五所大学的学生，研究大学生心身健康状况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施测结果得出：睡眠质量好的个体注意力、体力、精力、思维状况显著高于睡眠质量较差的个体，但是在记忆力与成绩因子上，二者并无显著差异。
黄岗采用《大学生压力量表》《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和《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对重庆市两所大学的学生施测分析大学生睡眠质量、压力、时间管理倾向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测量数据得出：时间管理倾向的总分与睡眠质量呈显著负相关，时间管理得好的学生，睡眠质量也相对较高。由于时间的紧迫感是压力源之一，能够较好地管理时间也就意味着增加了自身应对压力的信心，并将此项压力归因为可控变量，从而减少由焦虑带来的睡眠障碍。
四、应对方式与睡眠关系的研究
Shevyhealey在2024失眠者的研究中发现，失眠者在失眠开始的一年内比睡眠正常者经历更多生活应激事件。并且在失眠发生的同时，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满意度降低，继而面临其他的健康问题。他认为，这些不利因素会导致失眠者将压力内化。虽然应激事件可能会引起失眠，但对应及时间的不良应对方式直接造成了睡眠的障碍。
Charles的研究发现，失眠者与睡眠正常者面对的生活应激事件并无显著差异，只不过失眠者体验到的压力显著高于睡眠正常者，因而选择情感取向应对策略而不是正面地解决问题。个体的应对方式是调节睡眠的重要因素，而训练对应激事件的积极的认知和应对是治疗失眠的良策。
2024正能量的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学习正能量心得体会 ?? 在与爸爸一起的日子，总能感觉到他对我温暖如春的关怀。
?? 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很冷，一场大雪悄然而至。弱不禁风的小城，气温一下子就下降了七八度。由于衣着单薄，一样弱不禁风的我，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寒风中患上了感冒。因为没太在意，病症较为严重，除头痛和喉咙发炎外，感觉胃也非常难受。晚上做作业时，感觉胃里翻江倒海，咕咕噜噜直叫唤。半夜十二点多，熟睡的我又被翻腾的胃折腾得不行，感觉要发呕时，我就一头拱起来，还没来得及把床边的鞋子捡开，“哇”的一声就吐了。
?? 爸爸闻声赶来，拧开灯，心痛地一边问“你怎么了?”，一边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眼中充满了忧虑和不安。“怎么这么烫?”他仿佛是自言自语。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我没有力气说话。他快速倒来开水，为我嗽口后，扶我躺下，轻声说：“你先睡，我出去买药，肯定是感冒凉了胃。”走时，他把我的被子掖了又掖。迷迷糊糊中，我又沉沉睡去。
?? “沁可，沁可。”感觉在梦境中转悠了一会儿，便被急促的声音拉回到现实中来。我一睁开眼，只见爸爸身上全是雪花。他一手端着暖融融的白开水，一手拿着感冒药，坐在我床边。在扶我坐起后，他轻轻吹了吹正在冒烟的白开水，又把药包撕开，一粒粒地掰开，递给我。“来，吃药。”
?? 接过爸爸手中的杯子，我分明感到他手心传来的一丝丝凉气，他呼出的气也透出微微凉意——他头上、肩上、睫毛上的雪花在融化，变成了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像可爱的精灵，在他身上起舞，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不经意间，我细细打量了一下爸爸的容颜，他双眸灰蒙，那额头与眼角布满深深皱纹，两鬓染霜，暗示着岁月无情地摧残。我猜想：那些印记是不是因为我而刻上去的?
?? 就着白开水，我把药粒一一咽下，眼角不知不觉湿了，鼻子酸了，心里洋溢满着无限感动和温馨。爸爸再次用大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神色渐渐舒缓：“好好睡吧，很快就会退烧的。”我钻进被窝，慢慢捂出一身汗。
?? 第二天早上起床,高烧果然退了，头也不晕了，肚子也疼得松活多了。
?? 一次次被温暖的关怀，一次次在感动着蓄聚力量，如那次大病中得到爸爸的照料。这些温暖，有如爸爸赐给我的正能量，在我身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电流，使我能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并努力地战胜困难，坚定不移地大步向前冲!
?? 学习正能量心得体会 ?? “正能量”被《咬文嚼字》杂志评选为2012年十大流行词语第一。“屌丝”虽然落选，但是专家特意解释其落选原因，可见在2012年它也是相当流行的。
?? “正能量”和“屌丝”大体上可以说是一对反义词。“正能量”表达了一种自信乐观、积极奋进的思想;“屌丝”表达的是猥琐窝囊、消极悲观等词语的综合意义。
?? 这两个词的出现与流行，与时代社会大背景2024。2012年相对来说，经济不景气，物价上涨，就业迷茫，发展艰难。人在困境中，很容易走极端。学问广博、素质良好者，会坚持梦想、越挫越勇;学问浅薄、素质低下者，难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这两种人中的“精英”，应该是喜爱电脑网络，也喜爱发帖的。言为心声，“正能量”应该是前者对自己的鼓励鞭策，“屌丝”应该是后者对自己的奚落嘲讽。
?? 话虽如此，但是，每个人的本性中都存在善与恶两个方面。因此，几乎每个人都释放有“正能量”，同时，几乎每个人在某些时候，又都可以被称为“屌丝”。
?? “正能量”一词，中规中矩，很庄重。“屌丝”一词，确实“有低级趣味和恶俗倾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语言是用来表述现实的，只是因为它“有低级趣味和恶俗倾向”，就要将其“落选”消灭掉，也是不容易的。类似于“屌丝”，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语，我以为还有“牛逼”、“靠”等等。
?? 为什么会出现“屌丝”这样的词语?正如前面所说，这与人的素质2024。有的人一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似乎不带脏字就说不成话。这样的人，正儿八经的本事没有，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能利用谐音迅速想到肮脏的话语，其卑贱、龌龊为人不齿，正如“屌丝”，永远释放的都是“负能量”。
?? 但是，更注重文明、更注重修养的、经常总能释放“正能量”的人会懂得，一个人如果不明白语言有情感色彩，语言讲究使用场合，那么这个人就真的是“屌丝”了。
?? 学习正能量心得体会 ?? 属于我的正能量究竟是何方神圣?在我眼中，正能量就像是黎明的太阳，以无比的热情给世界带来光芒;正能量就是狂风暴雨中的一把巨伞，用挺拔的身姿挥散风的咆哮，雨的阻挠。正能量就是人性的光辉，人身上散发的一种力量，在大地间，天空中，海洋里传递的那份光芒四射的力量。
?? 我是在零四年的“小尾巴”出生的。同样，现在的我也生活在一个安逸的社会中。说真的，我在其中不断的学习和努力中知道如何成长。人生道路漫长，我只能在这条无边无际的道路上慢慢行走。此时的我，只能用像一株努力希望长高的小青苗来描述我自己：随着“身体”长得越来越大，我的“根系”也是变得越来越庞大，土壤给了我了一个天然的天然的“成长锻炼场”，但我的成长仍要需要注入能量，再继续生长。这是阳光给了我能量，使我生长得飞快，而雨水也集成了一种能量，它轻轻打击着我的双臂，使我更加强大、勇敢，给我了一份沉甸甸的关爱。
?? 我的正能量是我成长的动力，是我身处逆境中的一双温暖的手，是我前行路上一句句鼓舞人心的话语。没错，身边的人对我的关爱也是属于我的正能量。
2024正能量的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使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entalhealthtest，MHT）评估人工耳蜗植入者的心理健康状态。MHT是华东师范大学周步成［6］教授根据日本铃木清等人编制的《中小学生不安倾向诊断测验》修订而成的自评问卷，可用于综合检测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共有10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是”或“否”进行选择，“是”为1分，“否”为0分，总分为100分。量表含有8个内容量表和1个效度量表，8个内容量表分别是学习焦虑、社交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该量表不仅可以了解被调查者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还可以通过对各内容量表结果的分析了解被调查者存在哪些特殊问题。全量表总分≥65分即被认为心理健康状况不佳，需要进行心理咨询或治疗；各内容分量表得分＜3分属于正常，≥8分即被认为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需制定特别的指导计划。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人工耳蜗植入者参照统一的指导语填写问卷，由专业人员将回答内容录入北京郑日昌教育科技发展中心开发的辅仁淑凡心理测评系统进行评分，“是”为1分，“否”为0分，并与听力正常青少年组MHT得分［7］比较。听力正常青少年组数据来源于陕西省7地（市）城乡中小学生1000多名的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MHT问卷710份，其中男生369份，女生341分。
2结果
2．1青少年人工耳蜗植入者心理健康总体情况
青少年人工耳蜗植入者MHT量表得分情况见表1，结果显示全量表总分平均为35．6±14．26，明显低于65分；各分量表得分也均低于8分。各分量表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学习焦虑、过敏倾向、自责倾向、社交焦虑、身体症状、冲动倾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
2．2青少年人工耳蜗植入组与听力正常青少年组MHT得分比较
由表1可见，青少年人工耳蜗植入组和听力正常青少年组在MHT总分、学习焦虑、社交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和冲动倾向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0．05），人工耳蜗植入组在过敏倾向上得分高于听力正常组，在身体症状和恐怖倾向上得分低于听力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犘＜0．01）。听力正常青少年各分量表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学习焦虑、自责倾向、身体症状、社交焦虑、过敏倾向、冲动倾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
2．3青少年人工耳蜗植入者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
根据总分得分≥65分的标准，青少年人工耳蜗植入者心理健康状况不佳者检出率为3．33％（2／60），高于正常青少年组检出率［7］（1．55％）；根据分量表得分≥8分的标准，学习焦虑、社交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各分量表检出率分别为48．3％（29／60）、10．0％（6／60）、8．33％（5／60）、20．0％（12／60）、23．3％（14／60）、8．33％（6／60）、1．67％（1／60）、5．0％（3／60）；单项检出率比较高的是学习焦虑、过敏倾向和自责倾向。
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