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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模式范文第1篇
一、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内涵
审计计划是审计人员为了完成既定审计任务，达成预期审计目标，在切实开展审计工作之前编制的可以作为审计项目实施运行过程中主要依据的审计工作规划。成功的审计项目离不开科学的审计计划管理。审计计划管理是审计组织制定审计计划，组织计划实施运行，并对审计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考核评价、反馈调整等一系列活动，它不仅可以明确审计目标，确立审计路径，还可以提供审计思路和方法，是审计工作有效实施的基础，它贯穿于整个审计工作过程当中。
参照ISO模型，管理模式（MS）可以表述为：
MS=f（I）+f（o）+f（s） （1）
其中：i表示理念/观念，o表示业务/组织，s表示策略/战略。
参照公式（1），我们可以把审计计划管理模式表述为：
审计计划管理模式=审计理念+审计策略+审计业务/组织 （2）
从中可以看出，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审计理念、审计策略、审计计划和审计计划管理的运行机制等要素。
二、我国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现状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审计理念不先进
理念指的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成果（《辞海》，1989），审计理念就是贯穿于整个审计工作过程中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为审计工作发展提供内在动力的源泉。通过对我国审计工作现状的研究，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项具备中国特色的现代审计监督制度，其执行机关和人员对于审计理念的认知还存在一些错误和局限性。其一，认为经济责任审计就是单纯地监督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在执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时只要发现领导干部失责问题，并揭露这些问题就行了，仅仅是针对微观层面的经济责任审计问题的揭露和整改，很少在宏观层面上提出意见和建议，缺乏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其二，认为经济责任审计形式化，把经济责任审计部门自我定位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在执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时选择对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经济责任审计成了走过场，经济责任审计的效力、效果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其三，认为经济责任审计是无权的，即认为经济责任审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缺少与之相匹配的执法手段和处罚权利，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难有大的作为和成就。殊不知当前我国国家审计的工作重心主要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一味地注重于处理、处分和处罚已经不符合新时期形势的要求。
（二）??计策略失当
制定一份审计目标导向清晰、审计范围主次分明的经济责任审计策略是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顺利开展的出发点，但是往往大多数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对于国家宏观环境趋势的变化、相关政策方针的颁布、社会经济走向的发展并不能十分精准的把握，对于被审计单位的性质、组织形式、内部制度、领导干部调离升迁变化等也没有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进行充分的前期调查和深刻解读。因此，审计机关在制定经济责任审计策略时对于审计范围的确定还不能拿捏的十分精准、恰当。部分审计机关选择一揽子政策，不论审计对象是重点还是非重点，胡子眉毛一把抓，繁重的审计任务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过高期望使得人力、物力资源都相对薄弱的审计单位最后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但没把握好重点审计对象，对于那些非重点审计对象所做的工作最终也都是不尽如人意。任务重和力量弱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所需的审计时间和最终审计质量都难以保证，加大了经济责任审计成本。还有一部分审计机关仅仅注重那些重大项目和重大事件的领导干部负责人，却忽视了那些不属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的单位领导干部，认为他们所管辖的领域涉及资金少，影响规模小，无足轻重，对于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长远性、科学性、整体性认识不足，使得经济责任审计目标设定不明确、不清晰、不具体，直接导致了经济责任审计在实际工作开展中缺乏针对性，容易产生脱节现象，无法真正落实经济责任审计措施，无法有力发挥经济责任审计总体审计策略的领衔作用。
（三）审计具体计划制定缺乏独立性和灵活性
尽管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拥有独立的审计监督权，但是，在行政模式的管理体制下，我国各级审计机关在业务上既要接受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在行政上又要接受本级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使得审计机关在制定经济责任审计计划时，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很难保持独立性。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审计计划的制定和任务安排，其决定权不完全属于审计机关，而在于组织、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及其经济责任审计联席办公室（宋夏云等，2016）。在这种计划管理模式下，审计机关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现状如不改变，审计机关很难有重点、分步骤有效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并有效达成审计全覆盖目标。
（四）审计计划管理的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任务非常繁重，但是调配在审计计划管理方面的人员却非常少，加之部分审计机关对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工作重视不够，不愿将综合素质高、操作能力强的审计人才安排到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的工作岗位上，如此一来，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作用和效能的充分发挥，不利于培养专业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队伍、建立完整的审计计划管理中心数据库，也不利于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体系。再加上经济责任审计人员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挖掘、分析、处理能力不高，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的技术方法和执行手段也相对比较落后，一些先进的计划技术方法， 如方案评价技术、环境预测技术、网络计划方法等基本上没有应用，也没有实行先进的计划管理软件系统，不能实时录入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的运行情况，不能运用网络自动化流程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
三、审计全覆盖的内涵分析
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是党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的《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中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审计全覆盖，主要包括审计领域的全覆盖、审计内容的全覆盖和审计周期的全覆盖（王子龙、池国华，2016），其具体涵义如下：
（一）拓展审计覆盖范围，实施全面立体审计
审计机关要依法对所有隶属于审计监督范围内的管理、使用和分配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部门与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全面、立体化的审计。以资金运动为X轴，以权力运行为Y轴，同时跟进、交叉覆盖，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从而实现有广度、有深度的审计全覆盖。
（二）关注重点审计领域，跟进重点审计项目
重点审计对象的全覆盖是审计全覆盖的核心，审计机关要统筹制定审计目标、科学安排审计计划、抓住重点审计对象、把握重大政策措施，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项目，深入剖析，严肃对待。在审计任务重、审计资源力量难以全面跟进时，审计机关要确定好各重点审计对象的审计频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分清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对重大投资项目、重点专项资金和重大突发事件以及那些问题多、反映大的领导干部提高审计频率，从而实现有重点、有步骤的审计全覆盖。
（三）增强审计成果运用，深化审计监督职能
审计机关要在切实做好审计全覆盖的道路上，加强对审计成果的运用，对于实施审计全覆盖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加强重视，注重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对于在经济运行中发现的风险隐患要引起注意，尽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并及时总结审计全覆盖过程中的优秀经验和不足之处，为下一次的审计工作做好充足准备，从而实现有效率、有效果的审计全覆盖。
四、基于审计全覆盖理念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优化思路
（一）锐意进取，大胆更新审计理念
审计全覆盖的推进必以经济责任审计事业的进步为基石，而经济责任审计事业的进步必以经济责任审计理念的更新为先导。锐意进取，大胆地更新审计理念，在新的思想水平高度上推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科学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正确识别监督与服务的地位与内涵，查处和揭露领导干部失责问题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目标，通过纠错查弊以监督领导干部更好地履行经济责任，服务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完善制度改革体制才是经济责任审计的最终目的。所以审计人员必须立足于经济责任审计，面向全局，提升服务意识，树立监督即服务的经济责任审计理念。其次，审计人员要明白经济责任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治理。经济责任审计实质就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权力的行为，是国家运用审计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方式。因此审计人员必须切实担负起经济责任审计职责，严格履行经济责任审计任务，增强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做好本职工作，监督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维护人民、政府和社会的权益，树立起国家治理的经济责任审计理念。再次，审计人员要树立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的审计理念。从微观层面入手，宏观层面着眼，依法审计，对人民负责，对政府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促进国家科学稳定发展。只有不断更新经济责任审计理念，才可以与时俱进地指导经济责任审计实践工作，只有科学的发展观，才能可持续地推动发展经济责任审计事业，树立良好的经济责任审计形象，更好地服务发展，保障发展，促进发展。
（二）科学制定审计策略
充分的审前准备对于经济责任审计策略的精确制定至关重要。审计机关应该设立专门的经济责任审计审前调查小组，时刻关注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动向、有关政策的发表颁布和重大项目实施情况，在经济责任审计策略制定之前，深入实地走访了解当地新动态，把握国家对经济责任审计的新要求，搞清楚社会经济走向的趋势和重点，分清哪些是重点审计对象，哪些不是，并安排一定的经济责任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对象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调查，走访有关机构、部门和相关人员，了解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履行等有关基本情况，以保证经济责任审计策略的制定具有针对性，在实际执行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时节约审计时间，提高审计效率。对那些涉及重点项目、重点资金、重点部门以及问题多、反应大的领导干部提高重视程度，加大审计频率，及时跟进审计进度，同时有区别地兼顾那些所谓“非重点”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适当地降低审计频率。根据审计机关所拥有的经费和人员，积极整合各类审计资源并与其他监督部门协调合作，合理地安排各个审计项目时间和审计频率，保障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的质量，做到既全面审计，又重点突出，科学地制定经济责任审计策略，从而保证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清晰，范围明了，时间安排妥当。
（三）确保审计具体计划制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国家应当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审计机关是独立的第三方，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追究制度，出台详细可依据的经济责任审计实施细则和操作指南，提高对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的重视，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规范约束和实践指导。各经济责任审计机关要增强其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其道德修养和政策水平。在经济责任审计机关内部，要培养良好的、独立的经济责任审计氛围，审计机关内部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提醒经济责任审计人员时刻谨遵职业道德，保持独立性，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表扬那些在工作上尽职尽责、不为私人利益而动摇、爱岗敬业的经济责任审计人员，而对那些仗着职业便利私相授受、忘乎所以的经济责任审计人员一经查证，严惩严办、?^不姑息，同时在整个经济责任审计行业内进行通报、公告，以此警醒各审计人员时刻保持理性，确保经济责任审计具体审计计划制定过程中的独立性。
经济责任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于每年年初制定经济责任审计计划时，除了要注重编制本年度经济责任审计计划，也要重视其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的编制，使得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实际执行时有计可依、有则可依，各环节的审计工作上下衔接，有条不紊，循序渐进。考虑到经济责任审计环境的不断改变和领导干部的人事变动以及不同重要性标准的审计对象有不同的审计频率，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在编制时要从静态编制转为滚动编制，使短、中、长期计划能够在时间顺序链上紧密地结合、连贯起来。定期总结经济责任审计具体审计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和梳理总结，及时有效地制定新措施进行修改调整，确保短、中、长期计划的灵活性和时效性。
（四）不断优化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的运行机制
一是要在各级政府增设专门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机构，壮大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人员队伍。二是要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人员的准入门槛，在聘用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人员时，要引进深谙法学、管理学、统计学、信息化技术、环境保护等学科知识的专业人才；大力培养具有大局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的经济责任审计人才；注重吸收那些既有审计专业胜任能力，又有领导管理工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三是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经常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培训教育、优秀审计人才交流会、外出调研查访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实时更新他们的专业知识，拓展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见识。四要推动信息技术在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中的应用，引入先进的计划技术方法，建立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中心数据库，搭建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网络平台，改进当前落后的审计计划管理技术，加快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计划经济模式范文第2篇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计划经济模式范文第3篇
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尔内等著名经济学家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就是活跃分子。以纳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对照搬苏联模式，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政策调整。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96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被称作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父"的原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央经济工作组组长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按照这些设想，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开始。匈牙利社工党关于改革的《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17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18的《短缺经济学》19以及他提出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匈牙利和国际上都很有影响。
科尔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由多个层次构成。信息的迅速传递及其真实性是计划优化的前提之一，信息的流动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在市场经济中，横向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纵向流动占主导地位。因而，使制定计划所需的经济信息在一种经济制度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促使计划优化。无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协调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行。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其主要表现是长期的短缺。但短缺并不是一种危机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一般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而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但短缺经济容易导致企业如下的行为特征：瞬间调整中的强制替代；短期调整中的数量冲动与囤积货币，长期调整中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这种行为成为现实的充分条件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外部环境，税收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所致。因而，要采取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将横向和纵向的协调结合起来。
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匈牙利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国家把社会的所有财富平均量化给每个公民，使社会公共的财产同时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资产；其次，国家以信贷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竞争，把社会资产按照均衡利率承包出去，由能向社会提供最大效益的人来支配和经营；再次，承包经营者通过银行系统向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支付利息，交纳利息后的剩余部分记入其帐户，归承包者所有，这样便使个人所有与社会所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里斯卡主张建立"承包经营者计划竞争市场"，对社会资产实行承包经营。经过竞争产生的承包经营者享有权、责、利的统一，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经营，对社会承担着保值增值的责任，享有与经营效果相适应的物质利益。里斯卡的设想虽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他领导的小组仍在部分大企业中进行了经营者承包的试点。80年代承包经营在小企业和农业领域被广泛应用。苏联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态度使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格外小心，"匈牙利的改革所追求的经济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直至布拉格之春失败为止曾追求的模式是相似的。……匈牙利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没有追求政治体制本质上的改变以及自治制度。"20"匈牙利不使用''''市场经济''''，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而说''''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市场关系，但市场是受控制的。""西方刊登的谈论''''匈牙利模式''''的文章及研究资料首先力图证明匈牙利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次改革及我国实践所依据的观点和理论绝对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杰作，相同及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曾以各种方式付诸实践。如果说我国在实际运用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使用间接的调节对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占优势的程度，这是确实的。''''匈牙利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匈牙利的实践。"21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偏重于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多的阐述。
匈牙利在经济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反复实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大讨论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对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其量也只起了某种参考的作用。但兰格、布鲁斯50-60年代的经济思想对匈牙利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牙利的社会实践。
五、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
在众多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的地位是突出的。虽然1956年酝酿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实现，但波兰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参加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将原来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为"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但市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也由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只能用静态方法，也就是作为一般均衡问题，处理换算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来解决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市场，首先，必须有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次，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来进行。
兰格率先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的缺陷。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完全排斥，横向的信息传播途径被阻断，企业只能和上级行政控制部门发生纵向的联系。信息的不完备使企业不能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自由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兰格主张通过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办法，克服信息结构方面的缺陷，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小型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
实行中央计划指导下的多层次决策体系，即中央计划局、企业和家庭或个人的三级决策。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进行计划调节。企业根据中央的计划和自身的生产目标，自主地进行生产决策。家庭对个人消费和职业的选择有充分的选择权。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在收入分配方面采用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
兰格的思想精华被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
布鲁斯是对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了"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即著名的分权模式。他在60年代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布鲁斯从社会主义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内在联系出发，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资源分配的积极工具。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它同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有别。企业有选择的自由，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但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反应随机确定价格，价格只能由国家制定，并通过它调节市场。布鲁斯最有影响的思想是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其具体表现形式区别开来，阐述了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模式，走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这个思想为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布鲁斯70年代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权理论。他指出，中央单一的集中决策应让位于中央、企业、个人多层次的分散决策。宏观经济决策活动或者经济运行的一切重大的总量决策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如国家生产和投入的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投资方向与结构，就业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外贸的数量与结构等。而经常性的一般决策则由企业作出。如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总量与构成，在中央总的收入政策的框架内决定本企业就业量和工资额，决定企业的供销。职工有择业的自由。
他认为国家不应通过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而应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企业面向市场在国家间接控制下自主活动。资源不再由国家直接分配，而货币也不再是只起计算作用的消极的货币，而是资源分配的基本手段。
他主张用有限的买方市场代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度的买方市场和社会主义集权模式下的卖方市场。
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他在1964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提出"竞争性市场经济模式"。
锡克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内在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关系产生具有必然性。锡克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可以按照整个社会的计划来管理。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并不表明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只是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方向"，因此，劳动的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产生。
锡克从信息和利益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作了最深刻的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的外部形式是"经济上的买卖"，其内在实质是借助于货币和价格按比例进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实现"所耗的劳动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利益上的矛盾，使得人们的每一具体劳动还不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性质，并不能直接成为完全的社会必要劳动。具体的耗费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矛盾，即劳动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存在的根源。利用市场，企业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加，使生产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既有利于生产的最优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又能解决因利益的矛盾而妨碍具体劳动耗费向社会必要劳动的转化的矛盾。因此，计划必须利用市场。锡克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平衡的要求，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必然。计划经济同利用市场机制并不矛盾，相反，取消了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实现微观的平衡，亦不能达到宏观的平衡。因此，计划必需建立在市场运动的基础上。中央计划作为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主要注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经济结构平衡和利润合理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自由市场机制决定，并准许资金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为了创造公平自由竞争环境，必须反对垄断。
社会主义必须自觉的利用经济规律，而生产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主要是：运用的价值进化规律；比例性规律；节约时间规律；再生产规律。
他提出了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它的特点是：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同时存在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集中决策和分散管理相结合，计划一部分由中央计划，一部分由企业作出，某些部分完全不需要计划；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实现：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人们把他的思想精华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他的经济思想对东欧国家乃至西方左翼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锡克依据他的理论设计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但是"布拉格之春"的流产使锡克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流亡西方以后，锡克成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倡导者。
8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开始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就是标志之一。70年代末，苏联大批拥护改革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斯卡娅为领袖，聚集在《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杂志周围，批判和分析苏联的经济体制，形成了西伯利亚学派。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高度分工的社会生产力的固有特征，市场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离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经济集中控制，指令管理和行政体制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企业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拥有高度自。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解除了苏联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攻，他们的观点逐渐成为苏联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苏联的解体使西伯利亚学派的设想失去了实践的机会。注：
1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提到："英国的诺埃尔·汤浦森指出：''''在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一些部分可以贴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记。''''努提认为最早运用''''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是1922年的爱德华·海曼，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把市场社会主义的肇端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著作，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2索尔·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卷，第322页。
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5约瑟夫·E·斯蒂格利兹：《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6罗默、巴德汉：《市场社会主义：当前辩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格雷戈里、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
8M·拉文：《略论市场社会主义》，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90年第7期。
9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01页。
10[匈]《现代经济常识》，布达佩斯经济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1余文烈：《<新市场社会主义>中译本序言》,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3页。
12《铁托选集》（1961-1973年）第134页。
13卡德尔：《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自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1987年2月号。
14转引自范恒山：《国外25种经济模式》，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5参见1974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总则第3部分
1616蒂·弗拉什卡利奇：1982年12月27日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谈话。
1717匈牙利经济学家斯道尔科·安德拉什对中国代表团的谈话，引自《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1818科尔内·亚诺什，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匈牙利人的姓名姓在前，名在后，科尔内是他的姓氏。我国有些译者按照英文的翻译习惯将他的姓名译为雅诺什·科尔内（科尔奈），为了便于查对原文，本书在后面出现的引用他人的译文时，采用原译者的译法。不再另作说明。
19《短缺经济学》是科尔内1976-197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录，此书因分析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矛盾而著称。有些人断定匈牙利剧变原因是"经济没有搞上去，生活水平低，群众不满"，根据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名著是研究短缺经济的"。其实科尔内在前言中讲得很清楚："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写匈牙利的，而是''''传统的''''或''''经典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该书中文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计划经济模式范文第4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对于科学管理模式的需求日益迫切，经营计划管理更是关乎企业长久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关键问题。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已经逐步建立起以平衡计分卡等为管理工具的综合计划管理机制。概述了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机制，并就目前国有企业主要应用模式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提出在新型管理机制改革下，综合计划管理的要求与发展的需求，并对未来应用模式的进一步改善进行探索。
关键词:
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指标体系;组织体系
1．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概述
1．1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概述
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是目前较为常见的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该模式也面临了新的挑战。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涵盖了价值创造、客户服务、内部运营和企业成长四个综合方面的体制。该体制不仅包括以日常经营服务等为主的计划指标体系，而且还可以建立科学数学模型，开展平衡测算，并通过方案的优化，对经营活动进行总体分析，从而合理优化配置各项资源，推动企业总体经营战略的实施。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是在对企业内外部综合条件和环境的评价分析基础上，以企业整体经营目标为方向，基于现状进行的资源优化和企业发展规划，于国有企业具有整体和全局意义。
1．2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的应用和意义
回顾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式转变。在建国初期，国有企业管理主要以扩大生产为导向，根据计划进行统一管理，虽然适应当时经济发展需求，但随着市场发展变化，逐渐失去了活力和适用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经历了以效率提升、以提升市场占有率、以顾客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管理阶段，最终发展到目前以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为导向的企业管理阶段。在这些管理模式演变过程中，综合经营计划管理体制也不断的发展演变，逐渐成为顺应当前国有企业经济利益和整体经济形势的新型模式。这一发展不仅让国有企业从经营战略上取得了提升，而且更加能够满足企业整体、全局、综合的发展需求，建立适应经济节约型社会的资源配置方案，实现企业综合利益最大化。
2．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的具体应用
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应用模式的具体确定是基于企业发展需求，如整体经营战略而具体开展的，包括了体系构建、指标构建、综合考核和管理评价等多个方面，我们将从这些具体方面进行分析。
2．1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体系构建
要更好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就需要将各部门、各个要素结合起来与公司整体战略相统一，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变化，制定和执行一个持续的、共同参与的动态化管理过程。综合计划管理就是以战略为主导，为保障其顺利实施，企业应该不断建立和完善综合计划管理体系，确认管理要求和内容，明确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规范管理流程和标准，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综合计划管理体系分为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权责体系、指标体系和流程体系五个主要部分。
(1)综合经营计划组织体系构建。
在体系构建中需要将各部门纳入整体管理中，并分层级设置，包括决策层、统筹控制层、归口管理层和执行层四个等级。其中决策层为企业的综合计划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展。统筹控制层是综合计划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归口管理层是各项专业及指标归口管理部门。执行层是指企业的各部门和下属单位，负责经营计划的具体执行。
(2)综合经营计划制度体系构建。
制度建立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独立性需求，建立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具体管理制度。明确决策层在综合计划管理中的决策性地位，明确统筹控制层在日常工作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指标体系，从而保障综合计划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并与各专业的制度、流程等协调一致。制度的建立必须是以综合管理计划为基础，明确部门职责以及具体的操作职责，并对可能发生的各类行为，即先进行为和消极行动进行确认和赏罚，从而使制度明确化、可行化。
(3)综合经营计划权责体系构建。
综合管理计划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权责体系的构建，权责的细化和合理配置是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在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中，我们一般将处于决策层的综合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综合计划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的决策中心，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审定、监督和协调综合计划管理中的各项重大事宜。统筹控制层的综合计划管理办公室主要是负责综合计划的编制汇总、平衡优化、执行分析、调整与评价等日常的管理工作。归口管理层则是负责本专业的专项计划、指标管理、平衡分析、年度目标以及监控分析工作。执行层的各部门和下属单位则负责综合计划和预算的执行和落实。
(4)综合经营计划指标体系构建。
在综合经营计划体系构建中，指标体系构建是技术性要求最高的部分。它不仅要反映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状况，而且指标的建立必须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良好的适用性，该部分是目前的重点和难点。其基本方针是将综合计划与战略目标结合后进行系统性量化分解，为综合管理奠定基础和提供参考的依据。
(5)综合经营计划流程体系构建。
综合经营计划的实现需要严格高效的过程管理，流程体系构建就是为过程管理服务的，通过在综合计划的编制、上报、平衡、下达、调整、监控和评价等环节进行具体的节点设置，并针对各个环节和节点设定相关指标和考评机制，实现全过程统一的闭环管理流程体系。
2．2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具体制定要求和综合考评概述
(1)综合经营计划具体制定要求概述
在综合经营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我们秉承综合计划与企业战略规划保持一致的原则，综合考虑专业规划的原则和需求，以整体效益最优为原则。综合管理计划编制应该由企业各专业共同参与，统筹兼顾各专业和部门的发展目标，实现总体的平衡和持续化发展。其一，综合经营计划编制要符合务实化要求。作为未来企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实现工具，综合经营计划应该分为短期和长期计划两个部分。长期计划是为了实现企业长远的发展战略，在整个行业内立于不败之地的计划，该计划会随着经济环境、企业短期经营状况、政治环境等不断进行调整。而短期的综合计划则更应该详细化，并且要体现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前期综合计划的执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已有的资源和需要的投入产出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对未来期间综合计划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其二，综合经营计划要具备可执行性和可跟踪性。综合计划制定最终是为了执行和改进服务的。因此，经营计划制定应该对关键指标进行具体列示，要求按月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对工作的完成状况进行跟踪和反馈，如果出现异常要及时回查，从而对管理和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偏差实现实时跟踪，为更好实现过程控制服务，实现综合计划的动态化管理。
(2)综合经营计划综合考评工作概述
企业综合经营管理计划体现了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是对企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做合理的事先规划与安排，涵盖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因此也具有综合性。企业的综合经营计划考核工作，不仅要从指标的完成状况出发，具体分析投入产出比，而且要结合企业的投资、预算计划，实现企业在经营、财务、投资等方面的计划和规划。综合考评要体现该体系的价值创造性，通常用利润总额指标和经济增加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利润总额指标指的是在成本预算精细化管理工作下，通过人工成本及主要成本的控制，分析企业总体的盈利状况。经济增长指标则是从资产价值管理水平提升和整体经济效益增长出发进行考核。此外，综合考评不仅涉及企业的经营状况，也要体现企业服务水平提升状况、内部运营状况改善、企业综合发展等，建立一个包含价值创造、客户服务、内部运营和企业成长四维一体的综合计划评价体系。
3．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的实证应用
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的应用需结合企业发展状况和经营规划来具体开展。我们以电力企业为例，对该模式的具体应用进行实证分析。
3．1基于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的实证应用
以电力企业为例，从企业战略目标到综合计划制定和最终计划落实的具体环节。根据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制定了企业发展的5年综合规划，提出未来工作重点是要统筹工作，优化资源的配置。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企业发展应该要实现的具体计划，如电网建设计划、电网技改、电网修理、科技项目、管理咨询等计划，并结合这些专项计划制定指标体系，在平衡协同基础上实现企业年度综合计划的安排。企业的综合计划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应该与企业的投融资计划、财务管理规划等结合起来，实现从单纯管理到价值创造、服务提升、运营管理提升和企业成长多维度的发展。
3．2基于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实证分析的探讨与改善
在该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应用中，企业要推动具体工作的开展和执行，确保经营管理的成果，建立适应企业发展的考评指标体系，要在以下工作改善和提升中多做努力。
(1)建立健全综合经营计划的考评体系。
考评指标体系既要包括电力企业发展的基础性评价内容，例如综合计划管理制度流程的建设和执行情况、综合计划编制组织体系构建状况等。更应关注过程评价，对于过程管理要做到细致到位，不仅注重过程评价的编制，对于综合计划的质量、上报及时性和准确率等进行考核，更重要的是关注过程跟踪分析，保证跟踪成果，实现及时有效地过程管理。在此基础上，对综合计划中不适应企业发展部分进行调整，为最终计划实现和多维度综合效益实现服务。
(2)综合经营计划管理要注意综合性。
为了进一步推动综合计划管理，电力企业可以开展全过程分析和评价，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查找工作过程的薄弱环节，寻求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评价可以从综合计划基础建设、执行过程与完成结果三方面开展，从而全面系统地实现对综合计划全过程的评价、分析及反馈，采取定量评价、定性评价与综合测评相结合的形式，从综合计划编制、跟踪分析情况、计划调整、计划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进行评价。
4．结语
国有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机制应该以战略为导向，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服务，实现资源更加合理的优化配置，实现效益的最优化，这是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应用模式不断突破创新的方向，仍需要企业和员工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邹江，邱有强．企业综合经营计划管理用用模式探索［J］，广东输电与变电技术，2008(09)
计划经济模式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计划绩效 农村剩余劳动力 市场部门
当前对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绩效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代表性观点:(1)林毅夫认为中俄两国在改革起点和目标上不存在根本性差异,两国不同的改革绩效产生于过渡方式的差异性。(2)萨克斯和胡永泰认为中国面临的是经典发展任务，而俄罗斯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调整。两国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了改革路径和绩效的不同。
本文认为：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之所以表现为增量和渐进的模式，而不需要将重心置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休克疗法”，是由于两个条件:（1)中国始终存在着城市失业和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在计划体系内预先存在着能在改革发生后得到扩展的“市场”部门。显然,条件(2)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本文也对条件(1)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一、“计划”与“市场”部门并存的条件
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传统观点认为：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属于纯粹苏式的计划经济，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步转轨向市场经济；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遂成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改革路径和绩效分野的标志。虽然这种结论被很多人接受，但是，若抛开先入之见而作具体和深入的分析，事实便会向我们展示形成中俄两国不同改革路径的新信息。
在理论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计划经济学说所共同阐释的核心观点,无非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一种更具资源配置效率、其效率的运行机制又当如何。当然这两种学说所隐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是常态而失业或农业人口太多则属于经济非均衡和低效率。这种判断当然符合俄美两国的经济特征――仅两国十几倍于中国的人均土地资源,就基本能满足其充分就业需求。但是，中国不具有这种优越的资源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使上述两种经济模型在解释和指导中国现实问题时总呈现一些复杂和困难之点。
虽然凯恩斯理论与计划经济理论分析及其实践都能证明国家宏观政策――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是纯粹计划性生产――可以调节经济运行并使失业消失(实际也是如此），但在中国的事实却是：伴随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包括计划和市场两个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未能彻底消除。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被闲置的剩余劳动力，无疑是中国与苏联(以及西方国家)之间“初始条件”的差异。而初始条件差异对改革甚至对计划经济本身存在极大的影响力。
1.计划模式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自然资源条件使沙皇俄国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太多（占70%左右）、生产效率差和工业技术落后。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工业，这需要从农村抽出劳动力和粮食剩余。由于基本上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苏俄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就必须实现农业集约经营――主要通过强制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集约经营来挤出农业劳动力，并依照计划模型将相关生产要素纳入工业部门。这条路径显示俄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将节约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按平衡计划转向工业部门来实现的。
毫无疑问，依据资源禀赋尤其是人均耕地数量，工业化前的中国必然会存在失业――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虽然当前已经存在一些计算各国农业劳动力剩余量的模型，但是下述简单公式可能更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假定中国农民只在土地经营领域内就业，农村失业数量便与农民人均可耕地数量和人均耕种能力高度相关。一定时期的人均可耕地数量、耕种能力和劳动力剩余这三者的关系必为：
Ue=[1-(A/P)]×N （1）
A代表一定时期内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实际耕地数量，P代表人均实际耕种能力（均以亩为单位），N代表该时期全国农业劳动力总量，Ue便是对农业劳动力失业数量的估算值。实际上，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量，是在给定期间人均实际耕地数量与人均耕地能力之间的差距。在耕地总量固定但人均耕地能力却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数量可能随之波动。下面是对从近代起始的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初步估算。依据史料，初步确定近代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为10亩 ，而现代农业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不低于、甚至高于此数。
上述分析显示:即使在计划经济高峰时期的1957至1977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一直保持在1亿以上。就业是生存之本，中国农民弥补土地资源与实际劳动力存量这两者之差距的手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主要是以自主寻找农业产业外就业的方法来实现。近代家庭手工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就属于农民自己创造的农业产业外就业形式。这需要对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在农业产业外就业的模式及其意义进行探索分析。
2.计划经济体系内为何存在“市场”部门
(1)“市场”部门存在条件
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部门的涵义是:在该部门从事经营的企业和个人并未得到指令性计划和相关的要素供给，其生产经营主要依靠自己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找米下锅”。如上所述:资源禀赋、尤其是中国行政部门的计划绩效并未给中国带来理论预期效果：
第一,长期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甚至城市的公开失业现象;
第二,商品供给与需求之间极度不均衡,许多消费品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与失业并存充分证明中国的计划绩效很差。从理论上看，失业的存在为货币信贷扩张政策和投资政策留下空间；而供需失衡与失业并存这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并不存在的现实，则为那些力图摆脱计划束缚以实现就业和生存的市场部门的出现造成条件。实际上，中国的决策者们在1958年试验失败后，就认识到随着工业盘子的迅速扩大，中国实行苏联那种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很困难。为解决城乡失业难题，中国在计划经济的中后期就进行了局部政策调整，“市场”部门的出现也就是对计划经济政策局部调整的结果。
（2)“市场经济”规模:与苏联对比
计划经济的核心是：由中央部门编制各个国营企业的产量和品种计划并直接下达给企业完成；而企业的动力、设备、资金、劳动力和产品价格，甚至一些产品销售均由计划部门指令，企业不具备经营自。而不具有上述特征的企业便不能视为经典的计划部门。
两国非计划经济规模比较。依据上述标准，中国的城镇集体企业、农村社队企业和其他类型的非计划企业就属于市场经济部门，其在1970年以后就开始了稳定增长。到了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城镇集体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占23%，从业人员占35%左右。农村社队企业的产值在1977年占GNP的16%和从业人员占17%左右。
根据上述计算，中国在1977年由市场部门创造的产值约占当年GNP的39%，从业人员占50%以上，而同期国有企业职工仅占就业劳动力的18%。因此在经营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GNP的2/5和劳动力的1/2与各级政府计划关系很小。而在苏联，由计划部门掌控的国营生产基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28年的76%提高到1936年的90%以上。在1985年，苏联93%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就业,个体和私营就业只占1%，与中国相比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两国不同所有制商品销售比较。苏联国有经济的商品销售额一直占据总额的80%以上。中国196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70亿元，其中国营企业为355亿元，占53%，集体企业为289亿元，占43%，个体和其他经营方式占4%左右。到了1975年，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71亿元，其中国营企业的零售额仅为708亿元，占总额的55%，城市集体和农村社队企业的零售额为536亿元，占总额的42%，其余为个体经济。
二、中国计划经济中“市场”经营模式
有些学者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不同经济成分划分为中央计划部门和计划外部门两部分，但该分法还存在着一些遗漏。如果说中央计划外部门主要由省和地、市、县所属的各类企业构成，那么，充分体现市场经营性质的则是那些政府直属以外的企业，主要是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村社队企业，这些企业应该被看作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市场”部门。
1.农村社队企业
农村社队企业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市场为导向从事商品生产的典型企业。农村社队企业的经营特点是:资金来源大多为个人和集体筹集，政府的计划投资非常少;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产品大多由自己销售，主要为市场、国营企业提供计划外商品和劳务;劳动力由社队自己挑选,与国家的工资计划无关，工资水平自定;分配形式多样，一般是社队企业提留一部分,其余作为报酬分给劳动者。下表是1978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百村劳动力境况的调查。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政策刚确定，暂时还未造成巨大的政策效果，因此，可以将该调查数据看作是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市场经济状况的近似描述。
2.城镇集体企业和其他经营
国家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1968年以后动员相当数量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若干年后便面临“知青返城”问题，而此时城市失业有增无减。为了满足上述人员就业，国家在1970年以后逐步制定优惠政策发展城镇集体企业、街道企业和“五七”工厂。其中的多数企业属于自筹资金和自主经营模式，与国家计划关系很小，只是名义上归区或街道管辖l劳动者属于合同就业；经营所得除纳税外归企业所有,并按贡献原则在成员间自主分配。
其他经营主要包括城乡个体经济、农村自留地经济等形式。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乡个体经营的数量与规模缺乏正规统计。但从1970年以后由于经济政策的初步调整，个体经营同样保持了增长态势和一定的就业份额。
3.计划经济中存在失业的含义
1978年以前中国有71%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苏联这一比重是14%左右；苏联计划部门已将全部劳动力纳入计划性经济活动，某些时期还出现劳动力紧张的“超就业”，中国仅城市在1968年后的失业量就达1000万人以上，更何况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什么在计划经济理论指导下会出现中苏两国不同的结果，从而使中国行政当局不得不容忍一个在理论体系上与计划模式对立的“市场”部门存在？
政府的经济计划能力、水平、强度和渗透力，中国人均土地资源和资本的不足，多数生产企业规模小，而国土和人口规模巨大，这些都给中国的计划工作造成了困难。解决失业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在计划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计划外经济和“市场”经济半合法存在，这显示出中国计划体制的失灵而迫切需要以“市场”部门作为必要补充，就像当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一样。计划体系内存在市场部门给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现成理论之外的影响因素。
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表明中国即使实行计划制度也基本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二元模型在那时便具有理论意义。而市场部门的存在是其逻辑结果。
三、结论
显然,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造成了计划与市场部门并存的条件,从而使中国从那时起在面临经典发展任务的同时也必然需要经济结构调整。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能持续运用货币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实现以增量改革为主的客观原因。这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造成了投资和产量增长的前提条件;而计划绩效差导致的市场供需失衡造成了市场部门的形成和扩展,这使得中国能够在原体制内进行扩大市场份额与增加就业的增量改革。
综上所述:与苏联计划机制和绩效相比,中国在1978年以前真正由计划配置资源的数量很有限，占相当比例的资源是通过隐含的“市场”实现配置。人们一直不愿承认中国计划绩效差和市场部门的客观存在，这不仅否定了现实，也可能给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带来误导。
参考文献：
[1]宋则行 樊 亢:世界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