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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双轨制 转轨与转型 并轨
改革开始，是为了摆脱“穷社会主义”的困扰，打破计划体制下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落、企业缺乏竞争、劳动激励不足与官僚寻租等症结，以结束短缺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后来理论上也在传统的指导思想中不断突破，如“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最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实质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嫁接市场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转型的过程。
本文中所说的并轨是指现在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成分的“双轨制”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并轨；转型是指政府公共权力向适应市场经济方向的过渡，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的政治体制。
一、价格双轨制
由于原有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现出严重的弊端，因而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计划价格形式，许多生产资料价格严重低于价值，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原来改革过程的方向设计是：除极少数重要生产资料外，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但考虑到如果一步到位，担心全面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会引起过大的震荡，各方面难以承受，因此就存在计划和市场两套机制并行，同时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运行机制，这就是在1985年中国正式形成的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包括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紧缺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城市、同种商品同时存在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状态，国家计划任务内的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生产部分和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这是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新旧体制并存的反映。另外包括利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和其它广义价格的双轨制，这都是从过去单一的计划价格转向未来的有控制的市场价格的过渡措施。
同一商品中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其利弊都很明显。其有利方面表现在：1、能刺激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2、促使生产资料使用企业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消耗。3、搞活生产资料流通，使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及一部分国营企业能通过非计划渠道取得全部或部分急需的生产资料。其弊端表现在：1计划外冲击了计划内，计划合同任务难以兑现。主要表现为企业将部分计划内产品在计划外销售获取利益。2、在存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及部分计划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的情况下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没有国家的强制定价，会引起价格猛涨。3、引起市场秩序混乱，流通环节大增如“全民经商”，滋长投机倒把和腐败现象。因为存在两种价格，并有相当大的价格差，造成可以计划调拨商品的部门和个人有寻租机会或成为寻租对象，也就是所说的“官倒”。因此要去弊存利，必须创造条件使两种价格水平接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格单轨制。
众所周知，“旧双轨制”（价格双轨制）从孕育、出台到淡出，给我们的记忆带来了不幸，那些属于先富起来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双轨制”之赐，少部分官员也从“旧双轨制”中寻找到了腐败的温床（钟伟，2004）。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①，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这也是出现的是在上一世纪末的“权力腐败”（如“官倒”）问题，引发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在民间也出现强大的反对声音的原因，并引发。虽然使改革的走向出现了“向左转”的势头，但最终使价格双轨制基本实现并轨，“官倒”现象失去了大部分寻租的“价差”。
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旧双轨制”的淡出，除了能保持国有企业占主体成份外，还培育了大量的非国有企业，也使绝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各种商品和得到极大的丰富，使我们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时代。
二、“新双轨制”
“旧双轨制”已经另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我们还算是幸运地收获了比代价更为繁华的“果实”。而“新双轨制”的出现，是在“旧双轨制”的衰亡中不断滋生形成，被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所掩盖。随着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改革得益群体与弱势群体悲凉命运的巨大反差的加深，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激烈争论中而被人们所揭示和认识，但实际上部分是在旧双轨制中的延续，双归制并没有真正消失。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市场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大部分的一般性消费商品和服务均已经市场化，而对于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仍未真正市场化，市场发展则相当滞后，其价格受到严重的人为扭曲。使公共权力和有公共权力背景者可以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之间获取巨额租金。主要表现有：
1、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如扭曲利率市场价格，利率不能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受行政管制，以低于正常使用价格的资金通过银行再流向贷款量最多的国有企业及其它有相关背景的企业（如自有资金不足需大量支持房地产企业等），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损；
2、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如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设计的“征地、补偿、批租”制度，为政府及有其背景者滥用“公众利益”之名而损害农民利益在法理上大开方便之门，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低价“征用”后高价转让和国有土地划拨后获取巨大收益；
3、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如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下，近十年无实质增长，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护欠缺，灾难事故不断发生，更有长期对“农民工”甚至是全体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欠帐；
4、国有企业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问题。通讯、能源、电力和交通等类型国有企业通过行政垄断价格在民众中取得收益，如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从1998年到2003年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2004年1-11月实现利润6970亿元②，那么在六年时间利润就增加了超过33倍，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③。这种利润的来源是高度集中的垄断，也可以说是对企业所有者实行垄断价格而来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全民所有”，但其产品及服务大部分来源于“企业所有者”的中国公民的消费，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所有者的现象。另外，就是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转让无序，权力与资本在缺乏大众参与下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一定意义和数量上国有资产流失，并形成既得利益阶层和弱势阶层。
据统计，新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在11500亿元[钟伟，2004]。而胡鞍钢通过论证计算，从1994年-1998年，由于双轨制下存在的腐败损失，包括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损失、大规模的非法经济导致“黑色收入”、腐败造成大量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流失、行业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损失，仅仅以上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水平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④。
“新双轨制”的延续滋生及其带来的巨大代价，是人们开始所料不及的，更形成了多年来“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经济靠劳动力”这种形式的“掠夺经济”，也是钱颖一教授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钱颖一教授指出：我们发现坏的市场经济共同的特点是对两种掠夺约束不够，第一对私人掠夺约束不够，也就是说政府该做的事情它没有做。第二，对政府包括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往往是政府的原因，也就是说它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大，必然会导致这类情况出现。
经过二十多年多年的改革，最终使原来的价格双轨基本实现合并，却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延续和滋生新的双轨制。虽然中国的改革凭借此实用主义的态度取得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并被总结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更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但是，却产生众多的、不可遏制的腐败现象，也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产生命运悲凉的弱势群体。最终暴露出来的实质是——转轨过程中的艰难转型。
三、艰难的转轨与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不再讨论是不是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要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目前首要的是约束政府的掠夺，包括权力过大造成的腐败。最后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但现实问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转轨时期的经济运行同时承担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任务，也同时包括公共权力的转型，即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转轨的同时实现政府的转型，具有“转轨一转型”的双重内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所特有的渐进式改革，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转轨过程中，导致双轨制下所出现的腐败和收入不公等社会问题，更导致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转换和政府公共权力的转型十分艰难这种特有现象。
由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断修正完善，公共权力的影子随处可见，使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更形成了社会分配比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以往的计划经济存在更大的不平等。其特征如下：
1、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双轨制下，国家公共权力一直主导资源配置，包括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人们的消费资料。
2、由于国家公共权力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支配（分配）权，形成了依附于这种权力的庞大群体。如政府官员（包括一般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员）、不属于公务员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国有企业职工等。这些依附于分配权力的群体实质是原有体制的得益者（相对于占大多数人口比例的农民来说），至少是受保护者，他们一直在计划体制下“享受”着比最低层人群（农民）相对要好的待遇。
3、双轨制是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导致依附于权力获益的群体的最终分化，并且利益对立。也就是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权力通过权力（和权力背景）寻租双轨制下存在“差价租金”来获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数量的“权贵阶层”，并再继续寻求权力来保护和强化自己的利益。而缺少权力及权力背景的则因财富资源被权力控制或相当部分被瓜分，原有相对平等的现状被打破并且差别不断扩大，其利益受损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尽管今天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已超过计划经济时代，但同当时相对公平的无差别幸福感甚至相对于其他群体（如农民）有优越感对比，要优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
因此，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的制度，存在更极端的分配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在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同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缺乏公众的参与，公共权力主导资源配置仍未得到有效监督与制衡而导致财富向少数人倾斜，使在原来体制中的共同得益者分化成既得利益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两大对立的群体，并形成进一步改革的两大阻力：一是公共权力和有公共权力背景者的既得利益群体，千方百计要维护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希望进一步改革使他们的权力及利益失去。二是多年改革形成的弱势群体，他们未能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而对现有改革从心理上和现实行动上加以抵触。
具有难以名状意味的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就造成了现在的改革难以进一步的深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的转型难以进一步推进的根本原因。
也许需要论证在转轨过程中，我们所选择制度及制度的改善与发展的模式相适应和匹配得当，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才能取得明显的绩效。但在渐进式改革存在的双轨制下，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毕竟处于没有定型的动态和不确定状态，必然难免使转轨过程中出现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匹配失当的问题，带来矛盾的累积和结构性失衡。这些已经在现实的转轨过程中有所发生，如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和城市企业下放权力时几乎马上取得明显的效果，而近几年则暴露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并由此引发巨大的争论，造成对改革的徘徊不前。
但最大焦点和不能回避的是产权问题，并且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仍然如何处置成为困扰改革的实质问题。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并发各类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推动政治相适应发展的主要障碍，产权公有既障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又抑制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常改革” ⑤。
目前，出现以下不利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几种思潮：1、彻底否定现有改革者。有的怀念50年代或计划体制下的社会“纯洁”，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呼吁对已经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行清算⑥，是一种明显的和危险的政治诉求。也引起失落群体回味以往，想继续躲在原有体制下得到权力的“施舍”、要回到原有体制下“平等”生活；2、维持现状者。认为不进也不退最好，其实这是目前形成了的“权贵资本”者，希望维持现状继续“浑水摸鱼”；3、激进改革者。认为要一步到位，彻底完成市场经济的并轨，“大乱求大治”。这几种思潮都不利于进一步的改革，更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四、并轨与转型
那么，我们是往后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停止现有的改革维持现状？还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完全并为市场经济？或者还有第三条路？大方向不明确是很难在具体问题上找到答案，最终只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将会激化。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1917-1950）的时间里，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进行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试验”，但最终的结果是在20世纪末几乎同样彻底却方向相反的体制变革，试图重新建立市场并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当今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中只剩下有2个国家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而且改革到了今天，对于已经加入wto，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大潮的中国来说，已不能置身度外，而且市场经济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因此，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已经是不用再争论的话题。
由于体制转换要在经济一刻不停的运行中进行，并在经济运行的效果中检验、校正，这不可能避免有问题出现。改革也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建立和调整新的利益格局的过程，肯定会有部分人利益受损。那些一直在计划体制下“享受”着比最低层人群（农民）相对要好的待遇，在今天相当部分变成了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认为改革对他们不公平，但为什么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极少为农民的不公平而呼喊呢？在所谓“公平平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来可以剥夺最大群体——农民的利益而转移向其他群体，甚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他们几乎一直“丧失”话语权，这对于他们又是否代表着公平平等呢？
当然，改革并非就忽视社会的公平，如果忽视了社会公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告诉我们，改革如果失去了社会的公正，就会出现社会危机，那么反对改革者就会以维护“公平”名义的纠集力量，甚至用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批判来阻碍改革，使改革夭折。但建立市场经济更加需要的是公正。例如在执行同等规则下，体育竞赛后的结果产生冠亚季军等名次，其获得的奖励各有不同，我想没有人说结果不公平。所以，公平是指竞争结果的平等，而公正则指竞争过程的平等。目前中国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及两极分化的现象，但问题并不是在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出现的市场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更不在于普通民众刚开始享有的有限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而是公共权力及有公共权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极大地阻碍着市场的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及其公正竞争格局的形成。其实，而且二十多年来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改革也是各方面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需要允许公民的政治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扩张。
既然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并轨则需要有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建立民主法制社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社会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其实质是法治经济，必须明确执政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社会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明确公共产权与私有产权，这必须用严肃的法律来确定下来，并有独立的司法加以保证。虽然以往有过制订法律的“跃进”时期，但缺乏各方面利益的参与和博弈，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及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市场经济的社会，必须要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使其不能背离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法治，单凭道德力量的约束和简单的道德批判及意识形态的专制，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规则和秩序。
要实行法治经济，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需要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虽然在中国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革之前，改革难免受权力所左右，但改革毕竟在中国制度中引入了全新的约束，中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已经并继续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动摇了中国社会中传统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在中国社会造就民众能够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基础，扩大了公众的自由。在经济体制上的改革过程中，公众越来越渴求政治体制能与之相配合和相适应，不能随意支配公众资源，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使其真正转到“裁判”和服务的职能上面来。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用公众提供的公共财政去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五、并轨与转型的路径选择
转轨只是一个过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但如何实现双轨制的并轨和政府的转型，需要选取正确的路径，以降低并轨与转型的成本。
众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也是存在的事实，但并不代表现有执政集团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态势下，还没有能取代现有执政集团的政治力量，实现双轨制的并轨和政府的转型仍需要现有执政党强有力的领导，而且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断修正完善和培育，因此在并轨与转型过程执政集团所领导的政府的角色仍然起主要作用。因为：
1、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结论。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而现阶段仍然有大量的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存在的现状下，如果在这一过程政府权力失效，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就会在无序与混乱中瓜分，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动乱，经济及社会发展将出现极大的倒退，改革的经济与政治成本将十分巨大。
2、现执政集团仍然有强大的能力延缓改革或推进改革，但毕竟推进改革意愿更大。虽然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遇到不少阻力并发生摇摆，社会上也仍然存在反对改革的力量，但现执政集团并没有改变过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轨的大方向，因此需要现执政集团“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从现执政集团以往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到现在增加的“政治文明”以及要建立“党内民主”，均表现出现执政集团也在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或许是执政集团要稳固执政地位之举，但证明民主的理念正在深入，也证明了市场力量和社会公众力量的影响力在扩大，民主政治正在得到认同。
3、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中国仍需要过程。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 ⑦。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通过公众力量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上面所说，我们不能采取经济与政治成本巨大的激进改革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并轨，也就不能用激进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且在中国还不具备以激进方式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因为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力量的产生，需要市场经济力量和民间组织形成，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属于民间的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一些民间经济力量如私营企业有相当部分因为在双轨制下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甚至有不合法占有公众利益并继续与公共权力“合作”寻求利益的现象。民间团体如工会、妇联、消协、工商联等仍由政府所主导，甚至代表几亿农民的团体仍没有建立，仍然靠“国家公有”的土地生存，或游离于公共权力保护范围之外的工作。随着共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转移，民间经济力量与政治组织才能得到相互发展，并能脱离政府的主导，民主力量才能建立并最终实现民主政治，这需要过程。
4、任何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国家--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并非万能，需要政府之手的作用，而且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也需要政府在宏观经济上加以适度调整，更需要政府解决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化解危机，保证转轨并轨过程的平稳。
达尔所说，“民主和市场经济就象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矛盾，但它却牢不可破” ⑧。向市场经济并轨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的改变，也需要使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信仰、价值理念、行为习惯的改变。由于中国特有的、与其他国家从根本上不一样的国情，如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比例大）、人均资源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保障未还没有覆盖到全体公民，因此现有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考虑此现实，更需要现有的执政集团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只能创造条件加快经济与政治改革步伐，既不能放慢脚步，也不能冒险急进，最终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及与相配合其民主政治体制，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
六、结论及一点意见
渐进改革的转轨过程中“旧双轨制”的衰亡但也有延续并滋生“新双轨制”，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双轨制存在虽然能降低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危机和动乱的机会，但却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形成了社会分配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更不平等，并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但不能否认向市场经济并轨的改革大方向出错，因为分配不平等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存在的双轨制，其根源是公共权力还支配着大量的资源，使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组织仍存在“依附”于公共权力，并影响民主政治力量的形成，必须创造条件加速改革。
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仍然如何处置成为焦点，变革产权已成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弃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才能产生独立的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基础。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需要现有的执政集团的力量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采取先实施产权改革和将政治体制改革跟进的并轨与转型路径。
对于产权改革并非此文的论述内容，下面只是一点简单的方向性意见，有待其他人研究具体解决的办法。
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部分在竞争领域中退出，但不可采取急进方式进行，需经专家学者研究和充分论证后制定初步方案，并公开方案征求民众意见，再由人大讨论决定。1、对于未上市的企业，则可公开拍卖出售转让。 2、最难的是在竞争领域的已上市企业，必须使国有股全部退出后实行全流通。可将非流通国有股在市场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场价格公开转让，并暂停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的交易，并指定过去的某一时间的流通股价为准，如卖出的国有股价格如低于流通股的价格，差价部分则在卖出的国有股所得中给予补偿。由于指定过去的某一时间的流通股价为准给予差价补偿，因而不会发生大众哄抬流通股价现象，而且国有股份占市值达2/3，足够补偿差价部分。非流通国有股在市场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场价格公开转让，也是回归市场价格，由市场定价，不存在资产流失现象。
上市的国有股和未上市的国有企业出售转让后，所得的资金用于三个用途：一部分给全体国民（包括农村居民）按年龄比例计算购买社会保障金；一部分补充入社会保障基金中，由全体国民共享；另一部分给40岁以上（具体而定）上的国有企业职工按工龄或就按工龄计算给予直接现金补偿，这样能平衡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贡献和不能象农村居民那样拥有集体土地的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钟伟：《警惕“新双轨制”！》，南方周末2004-12-09
[2]、韩朝华：《只有产权改革才能平衡政府过大的权力》，搜狐网：
/20041207/n223359552.shtml
[3]、吕炜：《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钱颖一：《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经济观察报》2004-12-5
[5]、李炜光：《中国的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经济活页文选》2002年第22期
[6]、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5 年第1 期
[7]、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8]、吴敬琏：《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国民经济管理》2004年第9期
注释：
①、胡和立，1989：《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②、宁南：《巨人国资委》，《商务周刊 》2005.02.21
③、《南方都市报》社论：《国企利润与市场公平，政府如何抉择》2004年12月14日
④、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1页
⑤、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远东中文经贸评论》季刊2005 年第1 期
⑥、秋风：《郎咸平事件：一场激情遮蔽理性的辩论》，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98期，2004年09月27日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转型；转轨路径；理论思考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2)06-0014-04
20世纪人类的社会活动富有戏剧性。 从1917年到1950年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先 后退出市场经济的舞台，并进行了建立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试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 制。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不久，布哈林便于1921年写了一本《过渡时期经济学》，探 索从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他在该书的德文版序言中说："至 于谈到笑，那么，事情总是这样：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①然而，以千百万人艰苦 奋 斗英勇牺牲为代价而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曾一度辉煌，却因不能与时 俱进而日益僵化，最后被历史否定。
超越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长期以来被我们戴上耀眼的理论 光环，却被实践蒙上越来越重的阴影；而被我们在理论上一再证伪的市 场经济体制，却显示出它在"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效率和活力。长期实行计划经 济的国家，效率日益低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差 距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方 面的试验。于是，计划的"坚冰"开始融化，市场调 节开始引入社会经济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计划经济国家终于走过了探索试 验阶段，作出了各自的历史性选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成为最引世人关注的巨大 潮流。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阵痛，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艰难历程。中国在经历了10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终于走出了计划经济本位论的樊笼， 1992 年宣布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了由 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潮流。其他计划经济国家，如越南、古巴等国也开始了市场 化进程。
一、经济转型的类型划分
本文所研究的经济转型国家的共同之处是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 济体制。但是 ，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初始条件不同，以及改革所依据的理论 基础的差异，各国的改革又各具特色。对各种情况加以化简之后，可得出以下不同的 改革方式。
1按速度标准划分，可分为激进的转型和渐进的转型。前者指实施一个激进而全面 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它注重改革的终极目标，试图一步 跨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后者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它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2按制度标准划分，可分为伴随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和不伴随 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前者如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在这些国家中，前执政党或退 位，或解散，或更名，或灭亡，他们均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放 弃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原有 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二、关于经济转型方式的理论思考
1无论是按速度标准还是按制度标准，同类转型方式中，各国均有自己的特点。同为伴随基本制度转变的激进式改革，德国东部与独联体、东欧国家 就有许多不同。首先，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是在各国家内进行的，而德国东部则是在 完全丧失国家的情况下，以融邦德国的方式而转型的。其次，德国东部地区的 经济转型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德国西部地区实践了40多 年，并且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法律和法规。这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被直接运用于东部地 区的经济转型过程，而且执行者是些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而独联体 和东欧各经济转型的国家只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在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缓慢前进。最后，德 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有西部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在德国东部地区私有化受阻、吸引外 资缓慢、生产剧降、失业猛增的情况下，其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必须靠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 才能实现，而这种财政支持是任何独联体和东欧国家都无法得到的。
波兰和匈牙利同为东欧国家，经济转型都伴随着基本社会制度转变，但它们的转型方式 却大相径庭。波兰是最先实行"休克疗法"的 东欧国家。波兰政府聘请萨克斯为政府经济顾问，并按照其建议以一步到位 的方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迅速实现价格自由化；以强硬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控制赤字，抑制通胀，稳定宏观经济；迅速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匈牙利则不同，匈 牙利公开拒绝了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始终坚持"渐进过渡"的原则，并且明确提出匈牙利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福利市场经济"。波兰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匈牙利认为市 场经济的建立应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主张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
中国和匈牙利都以渐进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两国经济转型的差异却是巨大的。中国坚 持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匈牙利却放弃共产主义，选择了多党议会制；中国共产 党 始终是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而在匈牙利，前执政党工人党先更名为社会党，后又下野，失 去了领导地位。中国和匈牙利两国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也大不相同，就整体而言，中国的经 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匈牙利。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改革之初，只有18%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 工作，而在匈牙利，多数劳动者是在工业和服务业工作。由于上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 的差异，以及社会福利体制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选择，中匈两国的经济 转轨理论、转轨政策和转轨实践，不可能是相同的，尽管两国都被称为实行渐进式经济 转轨的国家。所以，就经济转型的模式而言，"激进"和"激进"不同，"渐进"和"渐进 "有别。
2选择什么样的转轨目标和转轨路径，取决于该国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一个国家选 择什么 样的改革方式和转轨路径，既不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偏好，也不取决于外来的理论和政策 建议。事物内部的矛盾是该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转型方式 和路径，主要取决于该国内部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变化，外部因素的作用也要通过内部矛盾 的发展来实现。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往往是由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制度 和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分布等特殊原因。进行渐进式改革不能奏效，多次采取措施而无法控制 通 货膨胀时，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不平衡，赤字庞大，物价失控，国家 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时，就 不得不采取激进方式。前苏联在80年代也曾试图进行中国式的改革，但由于其国情和中国差 异很大而未能成功。
中国选择了并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所 决定的。首先，中国虽然有长达30年的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历史，但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毕竟没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么深。在前苏联和东欧 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而在中国受计划体制控制较严的仅是占比重不大的国 有经济部门。其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劳动力大部分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且享受名目 繁多的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而在中国，大部分劳动力在计划控制较松的农村，农村劳动力几 乎不享受国家的福利。第三，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 。第四，中国以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的政治制度作保证。所有这些条件，才使中国成功地选择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 先体制 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先双轨后并轨的经济转轨的路径。这 种局部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经济转型方式是条件不同的国家所不能效仿 和照搬的，反之亦然。
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式和路径取决于该国内部社会经济的矛盾运动，不取决 于该国领导集团的偏好，这并不等于否定一个国家领导集团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历史经 验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判断力对经济转型方式的选择和转型实践的影响。中国改革的设计和 起始阶段，起决定作用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些老一辈领导人有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作指导，能辩证地而不是形而 上学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把丰富的指挥战争 的经验用于中国经济转型战略的制定。在战争年代中，他们讲首先突破薄弱环节，讲农村包 围城市，讲先生存后发展。把这些原则用于指导经济改革，于是便有了先体制外后体制内、 先 农村后城市、先让人民得到实惠然后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经济转型方式。这种先易后难、梯 度推进的战略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改革的总体战略是由集中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打赢一个个的战役。农村改革、建立经济特区、逐步放开价 格、改革金融体制、外贸体制、财税体制等步骤便是一个个战役，这是一个根据中国国情， 从总体上把握的、气势恢弘的、超宏观的战略设计。这样一个战略设计，局外人根本无法 提出，也很难理解。因此，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 ，虽然看起来不乏理论上的完美和逻辑上的严密，甚至模型做得也相当精巧，但在局内人看 来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有些甚至文不对题。
3从长期看，"激进"和"渐进"不能截然分开。对所有经济转型国家来说，实现由计 划经济向成熟市 场经济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国家选择激进的改革方式， 往往会审时度势，适时调整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一个国家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往往伴随 阶段性、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渐进"。俄罗斯以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1992 年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但在1993～1995年间，就开始实施较温和 的改革策略，对"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加以修正。到1996年，叶利钦连任总统，开始全 面调整改革政策，于是俄放弃休克疗法，走稳重的中间路线，注重政 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按效率优先的原则有选择地进行改革，改革目标模式从"自由市场经济 "转向"社会市场经济"。就整个改革过程和基本思路而言，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经济 转轨方式，但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时期，转轨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1980年前后在不长的 时期内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撤消的措施不可谓不激烈；邓小平同志南巡 谈话和十四大以后，中央作出加快改革步伐的决定，1994年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外汇 等方面的深化改革措施几乎同时出台，改革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渐进经济转型 过程中包含了若干个局部的、阶段性的激进措施。中国的改革在有了渐变的积累之后，再进 行局部的突变，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震荡。如果没有量变的积累而进行激进的改革，很容易 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调整改革政策。这在东欧和俄罗斯是不无教训的。中国的经济转型把 握住了"渐进"与"激进"的结合，改革过程中抑扬顿挫、张弛有致，在经济转型的历史大 舞台上演奏出和谐辉煌的乐章。
三、经济转型方式的理论基础
1激进改革方式的理论渊源主要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流经 济学家对计 划经济的内在逻辑体系，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仅仅是渐进的、局部的 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经济体制留下 生存的空间。所以，计划体制的逻辑完整性决定着改革必须是跳跃性的、大规模的，必须全 部抛弃原来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分步走的改革方式不太可能成功。
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正统经济学关于经济转型的观点：计划经济国家的 市场化改革政 策必须抛弃"双轨过渡"的指导原则，并以现成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先设计出经济 转型的完美方案，再进行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运动。其实，主流经济学家们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实施经济发展的 建议，大体上也是这样。经济转型必然牵涉速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 乎一致认为，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在一些经济学 家看来，采用激进改革方式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你要跃过深渊，只能一步到位，不 可能谨小慎微，分步跨越。而且有的学者指出，分步走或渐进性地转换一种体制缺乏理论基 础。
以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激进式经济转轨主要围绕稳定宏观经济、经济 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核心内容进行。稳定宏观经济是必备条件，私有化是基础。三者构成一 个完整的体系，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同时实现，以缩短不可避免的痛苦时期，并迅速切 断国家和生产系统的关系，以此来防止改革的倒退和滞胀的出现。
激进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的论述无疑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但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实践 中失去了完美。1992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概要》指出："过去二三年中，一些国家生产的 下降程度甚至超过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
2有学者认为，渐进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前者 始于熊彼特， 后经耐尔森等人发展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实证性的经济理论，主要研究技术的变迁和经济的 增长发生机制。后者则是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规范理论。
演进经济学把社会变迁比作登山，每个登山者面对的是自己不曾登过的山峦，每个人所有的 信息只是限于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已走过的山路。因此，爬山者应小心谨慎， 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登山策略。操之过急只能是事倍功半，经济转型也正如登山，每个人 每个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量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 事先设计好一张十全十美的蓝图，然后完全按照蓝图行事。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由易到难， 分步推进。
3不同理论支持下的经济转轨方案的差异。（1） 激进的转轨方案着眼于改革的最终目标 ，追求尽可能快地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所有特征，排斥与成熟市场经济模式不吻合的中间形 态。因此，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否还有积极作用，采取一概抛弃的 态度。而渐进的转轨方案，其着眼点在于：旧体制的哪一个环节最需要改革，哪个部门在什 么时候最容易改革，如何在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从量变到质变。（2） 激进的改革者认为旧体 制是新体制建立的障碍，因此，必须在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体制。而主张渐进的改革 者认为，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源，推动现在的各经济组织和经济主体不断的演化， 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会在旧体制中逐步孕育。（3） 激进改革者以成 熟市场经 济体制为终极目标，似乎可以直线到达。而渐进的改革者认为人的信息有限，理性有限，任 何人都不可能在改革前先设计出一个具体的完整的方案，改革只能是边干边学的过程，转轨 国家应在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试验，总结经验教训。这一点，不但被 坚持渐进式转轨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同时也被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俄罗斯在1992年推行"休克疗法"，1993 年就针对休克疗法引起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而作了策略上的调整，随后又宣布放弃"休克疗 法"，采取稳重的中间路线。
4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20多年 来，我们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成果外，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介绍国外经济理 论的文章比比皆是，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并且，我党历来提倡"洋为中用"，提 倡 吸取全人类的先进的文明成果。所以，我国的经济改革策略和改革方案，吸取了国外经济理 论中的某些科学的成分，或是说，我们在制定改革策略和改革方案时，受到了某些外国理论 的启迪，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据此而就断言，我们的渐进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西方 某一学派的理论，比如说，是上文提到的"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显然失之 偏颇。中国的改革实践确实有与上述两种理论吻合之处，但只能说受了它们的某些启发。中 国的改 革始终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中国改革事业的设计者和领导者们，在无先例 可效法、无既定模式可遵循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辩证灵活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注意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 盾方面，较好地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才有了局部 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转型方式。总之，在中国经济转型伟大实践中，中 国改 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累累硕果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灿 烂光辉。
①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参阅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附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赵乃武等 主编：《东欧经济大转轨》第38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参考文献：
［1］［苏］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1
［2］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6
［3］赵乃武，等东欧经济大转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4］张军中国过渡经济导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5］盛洪中国过渡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A Theoretical Thinding on Transirional Economy
ZHANG Jian-tao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02, Chin a)bstract: From 1980s to the early 1990s almost all the centra l-planned economies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ing economies. The patterns of transition are var ious and the results are different. The way that a country chooses in the transi tion to market-economy does not depend on outside factors. It is the inner main contradictions in a society that decides their transitional patterns.
Key words: transitional economy; patterns of economic transit ion;theoretical thinking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价值取向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业、居民住房、人口增长、困难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学生、儿童等等弱势人群，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⑥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种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要想当穷人，还不容易做到呢！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还有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色彩。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抬头，决策层似乎淡忘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票证、定量供应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上。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使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字：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地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1992年初，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大体描述，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的缺陷。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取消了农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7％；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3％；非公有经济（不包括规模以下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工业增加值3.9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9.3％；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523.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9％；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港澳台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共缴纳税收总额12666.8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33.6％。就经济总量而言，2006年，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⑩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越来越大，但还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却得到了提高，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在先进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市场主体混合的、多元的竞争机制，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不仅劳动者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贡献来衡量，而且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而是全力发展城乡商品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各自有了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汇率、税制也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还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11)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2)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14)
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就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充报告估计，上个世纪90年代，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左右（胡鞍钢，2001）。官员的超常消费和执法犯法引起了民愤。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信用缺失、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如果说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是在一个时期过分迷信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转型的教训也许是忽视了尽快实施一套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由此构建经济健康转型的社会安全网。(17)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特别是着力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问题。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公共信息等，从而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公众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如何执政的一个全新理念，使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能比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两项主要任务，除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8)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必须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民生问题制度化。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第4篇
???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其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产生来看,新中国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在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主要按“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的办法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湮灭,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企业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完全由政府支配;并由此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开始的。这种认识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步步加深,我国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到市场,属于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就必然地要求改革原有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和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 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六年多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正日趋完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不断扩大,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也由试点正转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与传统经济体制相应的政府机构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其所表现的弊端更加明显: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许多本应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不仅滋生文牍和官僚主义,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这都表明,政府机构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性,是政府机构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严重滞后,阻碍了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 机构是政府运转的组织载体,是形式,政府的职能才是根本。转变政府的职能,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能否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转变政府职能和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又是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为前提。
???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关于政府的公共性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性主要表现在,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上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总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 关于政府的强制性特征,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一直是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2
??? 由此可见,政府并不是一般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与强制机构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管理是以强力为后盾的,而管理本身又成为强制机构能够维持的基础。居于社会之上的管理者——国家代表,用强制机构使他人意志服从政府权力,使被管理者在一定秩序中生活,这才是政府管理的真正本质。政府的这种“超经济的强制”性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国家政权的力量,表现为一种政府权力,政府就是依靠国家权力而发生作用的机构。因此,政府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我们不但要从它是否运用国家权力这一点来考虑,国家权力成了划分政府职能与非政府职能的基本界限;而且,与公共性特征相联系,政府又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政府的职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政府职能将越来越简化,纯行政性机构将会逐渐减少,工作内容也将逐渐减化。社会越向前发展,越进步,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征就越突出。在这种过程中,也就越需要政府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其职能。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转型经济；制度创新；制度治国
我国转型经济中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其优点是在改革的初期可以使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而很少人利益受损，原因在于改革初期，旧体制还被保留下来没有受到根本的改革，而新体制的增量，又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改革的摩擦成本小，因此一度出现了改革收益迅速递增。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摩擦成本上升，改革收益呈递减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原来的政府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如今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却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这一变化，造成了市场经济建设与政治条件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与市场经济目标相兼容，实现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报酬递增，关键是要进行政府制度创新，实现制度治国。政府制度不是按照抽象的理论原则设计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基础而渐渐发展起来的。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府制度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而凡是在经济发展面前进行政府制度创新的政府，都推动了经济发展。
一、转型经济中的政府悖论
市场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悖论：前者要求削弱权力，后者要求加强权利。政治家总是试图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影响，造成政治原则凌驾于经济原则之即使其中有合理因素，也会妨碍到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最为突出。在这一矛盾中政府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出现了转型社会特有的"政府悖论"，如图所示：
图1中的政府表示一个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无限政府，其基本特征是政府拥有对经济的绝对支配权，极端情况下可以认为市场因素是零。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中各种问题被认为是政府的失误，成绩都是政府的功劳。
图1中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分散决策，生产者、经营者、资本所有者都为自己的决策负责。政府只是一个特殊的经济行为主体。资源分配是通过人们的自愿交易过程来实现。政府也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行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主要从事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宏观调控等。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政府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与传统政府之间的冲突。不进行市场化改革，政府本身的合法化要受到怀疑，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要求要严格限制政府权力，使政府由"主人"而变成经济活动的"仆人"。这本身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在图1中我们假设政府和市场都为理性人，政府在考虑了自己的利益之后会禁止或支持市场的选择。而市场依据效率原则来作出有效的选择。转型期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四种关系：（Y，Y）表示市场有效选择同时也符合政府利益并受到政府支持； （N，Y）表示市场角度无效的选择但却受到政府的青睐；（Y，N）表示市场角度有效的选择但政府反对；（N，N）市场角度无效的选择，也是政府禁止的选择。下面对这四种不同的组合的含义作进一步解释。组合（Y，Y）表示当市场体制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可能，使人们可以获取更大利益，同时这种改革也是有利于政府利益的。因此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这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因此这类改革比较容易进行，在（Y，Y）式的改革过程中，改革对大多数人有利，改革进程也较顺利。（N，N）型组合可以看作是（Y，Y）型的否定式表达。对市场无效的行为也是政府禁止的行为。如权钱交易即是无效行为，现实中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非帕累托改进，但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系。（Y，N）型改革中，市场角度有效的行为或制度在政府看来是非法的，应被禁止的，其原因在于这样改革可能侵犯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削弱政府的权力，这样的改革是非帕累托改进，改革的阻力来自政府本身。（N，Y）型改革是（Y，N）型的对称命题，但因为符合某些政府官员利益而畅通无阻，如地方保护主义。上面的四种组合中，无论是帕累托改进还是非帕累托改进，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与经济利益是否达到了一致。市场的扩大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收缩。在转型经济中，政府的两难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政府对待改革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本。因此，经济改革的成败最终还要取决于政治改革的成败。
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效率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越自由，经济效率越高，经济自由度低，经济效率低下；反之，经济效率高低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经济自由度的高低，二者具有一致性，偶尔的分离只是非常态。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为自由与效率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价值一致性，即有效率的自由经济生活。政府部门因为对权力资源的垄断，对政府行为监督和信息不充分，容易产生低效率。发展市场经济就要求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制度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政府部门效率，政府部门的效率改善，又可以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到市场效率，实现政治经济相互报酬递增机制。
（一）有效政府的特征
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资源的重新合理配置，一方面是政府与社会的分权，另一方面是政府内部的分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可以说是更根本的。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的政府运行模式，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它是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条件下，政府职能模式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根深蒂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的革命性转变，其间政府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社会公共权威组织，起着特殊甚至主导性作用：它既是改革动力，又是改革阻力。结果如何，主要取决于政府职能与市场化改革能否适应。当今政府的职能定位，是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积极、适度、有效地行使对市场运作的宏观调控职能，以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作用。
目前，实现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应着重以下三方面：
（1）在政府职能转变中，将政府职能定位于服务行型政府，逐步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
（2）坚持国家与社会分立的原则，增强政府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行政能力；
（3）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上的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方式也应实现制度创新。
（二）以市场为导向改进政府服务的效率
1.扩大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对于转型经济，政府和市场的能力不对称，往往是政府的力量更强大，政府常常以某些行业不能市场化为由，对其进行干预和控制，人们也习惯于以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但事实表明这正是转型社会政府观念上的一个误区。我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表明：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在一般产业领域，而且在公共服务领域，都是增加有效供给和改善质量的有效途径。
2.增加公共信息透明度。长期以来，出于安全保密或部门利益的需要，政府信息一直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不仅造成大量政府信息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难以实行对政府服务的有效监督。增加公共信息透明度，通过市场和社会对政府舆论的监督，促进政府提高服务效率。
3.培养政治企业家队伍。政治企业家是那些熟悉政治程序或过程，善于捕捉政治领域中出现的机会或者能敏锐意识到政治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潜在威胁，并愿意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与奉献的企业家。建设政治企业家队伍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人力资源保证。特别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培养政治企业家，以企业精神来改革公共部门，提高政府效率。
三、我国政府制度创新的内容
（一）政府类型：从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
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经济，计划经济是实物分配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政府是无限政府，无限政府不受法律和社会制约，在社会中处于特权地位，这种特权使政府在权力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无限扩张趋势。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力最强，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限。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市场经济要求而且能够限制政府权力。市场经济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一个庞大的、繁荣的、有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府权力扩张的有效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行政改革，但根本上来看，政府制度改革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政府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能力与效率难以适应新的历史环境的要求与挑战。
（二）政府职能的转变：从无所不能转向有所不为
政府职能从无限政府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状态下向有限政府下有所不为转变。具体内容包括：由政府统管公共资源、公共财政的全民资本性资产，转向只管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由政府直接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转向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主要由政府行政机制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转变政府职能的实质是所有制关系的转变，即调整政府同企业的经济关系，由政府机构充当市场主体转向由企业和民间机构充当市场主体。
（三）治国方式的转变：由政策治国转向制度治国
政策治国是指处理社会、经济 等公共事务时主要以政策而不是借助制度和法律为主要施政手段。其优势是迅速高效，但其缺陷是弹性过大，用行政手段干预具体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一旦政策失误，后果较严重。政策治国模式下，政策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是"人治"的标准。
与市场经济适应的治国之道是制度治国。即主要依靠制度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制度治国模式下，法律制度高于政策，制度治国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制度治国的核心内容是政府行为的高度制度化，尤其是政府决策行为的制度化。其目标是以制度化的政治制度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用制度力量来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发挥极作用。因为政府有两面性，制度治国就是为了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政府在实现其职能的关键是政府的制度能力。因此，有限政府的建立取决于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取决于政策治国向制度治国转变的决心和效果。 在从政策治国向制度治国转变过程中，容易出现有过渡性特征的危机。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之间、行政手段与制度手段之间矛盾，规则的缺乏与缺少可操作性等。因此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和治国模式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的制度创新，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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