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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作用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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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基里尔?巴尔斯基（俄罗斯联邦总统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二支点[N].中国青年报，20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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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作用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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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及其法律化要求
????（一）计划的含义与一般价值
????计划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用语，在不同场合的含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人给计划下的一个“简明的、不带褒意或贬意的定义”是：“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相应地，计划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①]
????一般说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它是人们在多领域、多层次上使用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完整的计划，都必须具备目标、时限和主体三大要素。常识告诉我们，工作的内容越是复杂，参与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和涉及的环节越多，越需要计划性。我国古代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也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当时所得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未来计划，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行事。”[②]工作有计划，至少可取得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所谓有序，是指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此而确定的步骤、重点、分工等，可在实现过程中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为全局奠定基础，有条不紊。所谓协调，是指通过计划作出事先的协调，处理好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之间、各具体目标之间、预期目标与时间约束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促进目标的顺利实现。所谓效率，是指因为有序和协调，尽可能地激励了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挖掘并组织相关的条件，减少了盲目性，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浪费，因而有利于提高效率。[③]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也就构成了计划的一般价值。
????计划主体是多层次的，计划的对象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计划有个人计划、家庭计划、企业计划和国家计划等。作为计划法所涉及的计划，是处于宏观层次的国家计划，而且侧重于经济计划。当计划被用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手段，并与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经济计划。
????计划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认为，经济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职能中，由于计划职能反映了管理者的决策意图，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制约和决定着其他管理职能，因而被人们视为经济管理的首要职能。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是一个广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因而有无计划不是区别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属性的标准。[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控
????由于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深入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计划本身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计划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审视和现实的需要又使得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计划不是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⑤]
????同时，计划本身也不是特定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虽然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恰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把计划的作用过于夸大，反而使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未能显示出来，因为那时的计划已是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在宏观上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对计划的普遍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联系非常广泛和复杂。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能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社会中心进行协调，以使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各种经济联系和协作。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计划具有承担这种社会中心协调经济联系的重要功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内在局限性的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些主要有：第一，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发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馈，因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在事后，这种事后性往往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第二，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只靠市场是调节不了或调节不好的，如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第三，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市场提供的信息在时间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状况，不能反映以后时期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这就使市场调节只适应于短期的调节。第四，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但是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依据这种信息所作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机制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它不能保障所有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国家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⑥]
????计划调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调动现有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事前和主动的调节；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性调节以及对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等。
????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为对象，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来调节经济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也是经济手段。计划与财政、金融一起，是宏观调控中覆盖最全面、影响最广泛、使用最经常的三种重要经济手段，而计划又是综合协调各类调控手段的手段。
????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⑧]“在现代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调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处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付结构上的不可分性，维持经济的普遍稳定。要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政府就应该，其实也必须预先作好计划。”[⑨]
????而对于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计划调控更是不可缺少的。刘易斯也认为：“目前，听任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这在不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答案。”[⑩]
????计划调控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有
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控的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计划，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导性计划。今后，国家计划的任务主要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等。这样的计划具有多种功能，如规划功能、导向功能、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但计划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作用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计划调控本身的合理与科学。而这就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现代经济理论中不仅有“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而计划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构成政府失灵的一个方面。虽然计划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受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计划的制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完善、及时的信息，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以及传递往往难以做到完善、及时。其次，受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除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外，人们自身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存在着计划的制定不符合客观要求的情况。第三，受不同利益的牵制。各种计划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具体的工作人员之手，代表着不同部门和地区以及集团的利益，因此计划的最终确定往往受到较多的牵制。第四，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单纯的计划机制还容易受到非经济性因素（如政治势力、当权者出于政治目的等）的左右，产生所谓的非经济性调节，使计划偏离合理的目标。
????为使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减少在这方面发生“政府失灵”的情况，国家应当将计划加以法律化，使其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以此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市场运作的依据。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缺少的，应该尽快出台。我国的计划法没有诞生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而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诞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的确是令人回味的，但不是偶然的。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计划几乎无所不包，主要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并缺乏实行法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为计划确定了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也就使人们能在这个位置上来制定和运用计划法，以有效发挥计划调控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首先应对计划进行正确的定位，依法界定计划的性质和计划的范围，保证计划真正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手段，而不能让计划越位，挤占了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也不应让计划在应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缺位，并保障政府计划职能的充分行使。其次，计划法应当对政府计划调控职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计划调控行为如其他宏观调控行为一样，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表现，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关乎全局的，影响非常大，如果不能得到必要的约束，受到相应的法律调整，这种权力就有可能发生失控和滥用的情况，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有学者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因此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在实践意义上，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则主要表现为：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及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11]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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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法的基本理论概述
????（一）计划法的概念和性质
????按照给部门法下定义的传统“模式”，计划法就是调整计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是调整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在法和经济法的属概念的基础上，计划法只需要说明它与其他法的主要差别就可以了。因此可以简单地说，计划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计划调节的法。从内容上看，计划法包括计划实体法和计划程序法。
????计划法在性质上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既然计划法属于经济法范畴，那么它也就具有经济法的基本性质。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因此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指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何归类的问题。虽然有人认为经济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似乎更多的人认为经济法横跨公、私两个领域，兼有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尽管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我们也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与私法结合的社会法，只不过其中的公法因素更多一些，因为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即权力干预权利的因素。有人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的私法化的结果，并且指出：认识“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不亚于认识“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12]
????计划法也明显地体现了经济法的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社会法性质。计划法所调整的是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的经济关系。本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应该属于企业竞争自由、营业自由的范畴，属于“私人”活动领域，是私法的调整对象，但是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活动中却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或调节因素，计划法对其进行调整主要运用了规划、指导等公法的调整方法。这种用公法的方法调整原本由私法调整的领域，是计划法具有公法与私法结合性质的主要原因。
????（二）计划法的特征
????作为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计划法具有经济法的一般特征，如经济性或专业性、政策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13]当然，计划法在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特征时又有自己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其在经济法中的一些特殊性。从计划法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出发，我们认为计划法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也具体地、典型地体现了经济法的特征。
????第一，政策性。相对于其他部门法来说，政策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计划法的政策性也非常明显。从根本上说，计划法的政策性是由国家计划本身的政策性决定的。政策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它表现为计划不是对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作出详细规定并强制实施，而是通过对企业经济活动提供基本的指导方针，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运用和组织协调各种经济政策和手段，对企业行为实行间接调节。国家计划是以国家主要的经济政策作为重要内容的政策性计划，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是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计划的实现，也主要依靠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等经济手段，国家计划的实施过程也就是综合运用各种政策的过程。当然，计划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计划是制定政策的依据，而广义的计划包括相关的政策。“‘政策’可以看作是一种固定的计划，也就是将来为实现那些决定而作出决策的总方针，……然而，如果决定是针对特殊情况作出的，而又没有任何谅解或协议说对将来情况也要以同样方法处理，那么没有政策也能订出计划。”[14]“发展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不是数字，而是政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上——这些政策将刺激整个经济向前运动，人们完全可能编制一个很好的发展计划而无需采用任何数字；同样也有可能制订一个完全数量化的发展计划，但因为缺乏必要的
政策，这类计划很可能是一无所获。”[15]“计划就是寻找一个能够带来发展的合理协调的政策措施体系”。[16]基于计划本身的政策性，调整计划关系的计划法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性。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计划法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集中宣示。因此，计划法的制定、实施、修改情况与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计划一—经济政策为本质，计划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具体化和现实化，有什么样的计划法，就有什么样的的经济政策。”[17]
????第二，社会本位性。这是计划法在实质方面的特征，这是由前述计划法属于经济法（社会法）的性质所决定的。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即它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在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方面，计划法同样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它保护的既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政府利益，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个体的利益，而是同这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社会公共利益，即广大人民群众所享受的利益。虽然本来“计划是为了一个民族而不是为了一个政府而制订的”[18]，但是应当是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在行使职权（包括制订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并非没有任何其自身的独立利益。“政府在法定的限度内追求自身预算约束的宽松、程序约束的简化、职责履行责任的减轻和模糊化，甚至是办公条件的改善等等，都是司空见惯的常见现象。”[19]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一般说来，政府代表的是社会共同利益，但这并非在任何时侯都能够自动实现的，而需要在计划法中得到体现和保障。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计划法的调整，其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直接为了某个或某些私人（企业）的利益，尽管它在客观上和直接或间接地会对个体利益产生某种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计划法的社会本位性特征体现了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基本价值，因为“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20]
????第三，综合性。这是计划法在形式方面的特征。综合性也是经济法的一个主要特征，表现为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综合、各种法律手段有机结合之综合调整以及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统一等方面。计划法的综合性，首先表现为由计划本身的综合性决定的计划法的内容的综合性。国家计划明显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以此为调整对象的计划法也必然具有综合性。其次，计划法的综合性表现为其调整方法和实施手段的综合性。计划法的调整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传统的民事、行政和刑事的以外，还包括奖励；计划法的救济措施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权力机关的救济、行政机关的救济和司法机关的救济等。再次，计划法的综合性表现为其既包括实体规范，又包括程序规范，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计划法律制度。
????（三）计划法的地位
????法的体系在作第一次划分形成基本部门以后，还可以在各部门内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更多次的划分，这样就相应地形成了不同层次上的法律部门。“在法的部门中可以形成一种比制度更大的构成体（规范联合体），也叫作子部门，它是法的部门的相对独立部分，由调整包含在法的部门范围中的一个特殊种类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或制度构成。”[21]
????可见，构成法的体系中的部门法是多层次的。明确某一特定的法律规范集合体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就是要确定该法律规范集合体属于何种层次的法的部门。
????计划法的地位就是指计划法在法的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它与相关法律的关系问题。由于已经界定计划法属于经济法范畴，因此这里计划法的地位主要是指它在经济法体系内的地位以及它与经济法其他相关部分的关系。
????在我国目前关于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的观点中，主要有将经济法分为两部分（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三部分（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宏观调控法）和四部分（经济组织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经济保障法）等不同主张。可见，将市场规制法（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和典型部分是较为一致的认识，差别似乎是在此之外是否还应将某些部分也划归经济法。在这样的经济法体系中，如果要对计划法作进一步的归类，那么基于前述计划属于宏观调控手段的认识，计划法应该属于宏观调控法的范畴，而且在宏观调控法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由于计划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决定的。计划既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体系的三大支柱即计划、财政和金融中，计划居于宏观调控的中心地位。这是因为，国家计划目标是包括财政、金融工作在内的一切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在此意义上，财政、金融是为实现国家计划任务服务的，财政和金融的调控行为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完成国家计划；国家计划是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也是财政、金融部门采取调控措施的依据；国家计划是协调各种调控手段的枢纽。因此，我国需要建立以计划为核心的计划、金融、财政三者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22]
????就计划法与宏观调控法其他部分的关系来说，计划法的立法目的或其中计划目标的实现，需要各法律部门的综合调整，各法律部门之间的形态和联结又需要由计划法加以实现，各法律部门分别调整的局限性，也需要由计划法加以克服或避免，从而使得计划法的调整与各法律部门的调整直接相关。因而，计划法是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更高层次的宏观调控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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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划法的基本制度体系
????计划法有其自身的制度体系。作为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于一体的计划法，它首先由计划实体法和计划程序法构成。同时，作为一种法律机制和法律规范，计划法的制度体系中还应包括计划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制度。
????（一）计划实体制度
????计划实体法在狭义上仅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而在广义上则还包括产业政策法（主要是产业结构政策法）、经济稳定增长促进法等。
????产业结构政策法是产业结构政策的法律化，是指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从供给方面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的法。由于各国的产业政策，尤其是产业结构政策主要体现在计划之中，因而认为产业结构政策法包含在广义的计划法之中是有道理的。当然，由于产业结构政策法与产业组织政策法、产业技术政策法、产业布局政策法等一起构成的产业政策法，可以构成宏观调控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且其地位有日益突出的趋势，因而它也可不再列入计划法的体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与计划法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稳定增长促进法是指通过经济手段的综合运用，来保障充分就业和物价的基本稳定，防止停滞和通货膨胀，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的法。例如，德国和美国先后于1967年和1978年制定了《经济增长与稳定促进法》和《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其中，德国的《经济增长与稳定促进法》涉及宏观经济调控的各个领域和各种手段，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计划和年度经济报告，财政、金融、投资、外贸基本制度，联邦与各州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等，尤其是关于财政方面的制度极为精细，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也很完善。[24]
????经济稳定增长促进法由于在宗旨和核心上与计划法是具有一致性的，因而在存在计划法而又没有宏观调控基本法的国家可以在广义上归入计划法的体系。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即狭义上的计划法，是计划实体法律制度的基本和核心的构成部分。它主要规定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计划目标及其主要实现途径。具体的计划实体法律制度主要是围绕这方面而形成的，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计划任务制度。计划任务
是计划所要实现的目标的具体化。对国家计划任务的规定是计划法的核心所在。从根本上说，国家计划的任务，在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尊重和适应，并能有效的恰如其分的积极干预，具体地又表现为对国家实行一定的经济体制下经济规律运作的适应与促进。对国家计划任务的法律规范，昭示了计划的功能，对各具体计划内容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5]
????2．计划体系制度。计划体系是指从不同角度表述计划内容而组成的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计划的有机结合体。国家计划体系一般由以下各类计划系列组成：经济计划、科技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26]；长期计划、中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综合计划和专项计划；全国计划和部门、行业计划。各个计划系列各自按照不同标识反映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计划目标和提出相应的条件。
????3．计划指标体系制度。计划指标是计划内容、目标、任务的具体化和数量表现，国家计划指标则是对国家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规模、速度、结构、效益和效率等总体性活动的特征和状况的数量界定。计划的各项指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指标体系。国家计划指标体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依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综合指标、结构指标和单项指标；预期指标和国家公共资金与资源的动员运用指标；指令性计划指标和指导性计划指标。其中，指令性计划指标是由国家下达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必须严格执行和保证完成的指标；指导性计划指标是不具有强制性、主要通过运用经济手段促使其实现的指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总体上是指导性的，与传统体制相比，指令性计划指标已大大减少，指导性计划指标成为国家计划指标的主要性质和形式。在新的计划体制中，作为国家计划指标的宏观调控目标不分解下达，但由于要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具有法律效力，政府应努力保证实现。[27]
????当然，具有政策性特点的国家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政策体系来取代过多、过繁的计划指标体系，而提出与计划目标、任务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使计划目标和实施条件政策化。
????（二）计划程序制度
????计划程序制度主要是规定计划的编制、审批、下达、执行、调整和监督等程序方面内容的法律制度。计划程序是计划主体作出计划行为所必须遵循的方式和步骤的总和。它是计划工作的法定环节和步骤，是使计划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主要保障。计划程序是计划的生命所在，是计划法的关键问题，甚至在狭义上人们将计划法就等同于计划程序法。就整体上来说，计划法的目的就在于保障计划的合理编制和有效实施，对计划内容、形式和计划主体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所以计划法具有程序法的属性。即使是持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属性的广义计划法观点，其设想将来我国计划法体系也是由一部形式意义上的计划法典作为统率，主要调整计划程序关系，而辅之以其他计划法规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计划的内容，主要调整计划实体关系。[28]可见，计划程序制度在计划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计划程序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计划作为国家行为，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活动进行的，它带有主观因素，其中就可能存在不合理的主观因素，因而有必要运用程序制度对其加以必要的约束。计划程序秩序的本质就在于保障人们正确地行使计划权力（权利）和实现计划权力（权利）。
????计划程序制度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问题：
????1．计划的编制、审批和下达程序制度。这是关系到计划科学性和有效性、关系到计划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制度。这方面的制度除了规定从提出初步设想、编制计划草案、审议批准计划草案到下达计划的各个主要阶段以外，主要还是规定每个阶段的行为所应遵循的原则和规则。其中，计划编制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原则就是保证计划科学性、民主性的一项重要制度。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为了复兴本国经济和赶超发达国家，相继引入计划协调和协商机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日本、法国、韩国等。这些国家根据本国的特点，在计划编制过程中为提高制定计划的社会参与程度而建立了各有特色的协调、协商制度。例如：日本的“咨询”制度，要求在拟订计划过程中，采取咨询方式，通过信息的纵向交流、官民合作协调，实现社会的广泛参与；法国的“协商”原则，由政府官员与“社会伙伴”（各行业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进行充分协商、对话，共同完成计划的编制工作；韩国的“民间自主创意”方式，财政经济院（原经济企划院）在起草计划草案时，必须广泛征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不仅要与有关部门协商，而且鼓励公私企业积极参与，提倡公众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共同讨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政策取向。这些不同方式的社会参与制度对于保证各自计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编制计划的一般特征。[29]
????2．计划的执行和调整制度。执行是计划工作（过程）中的正常和基本的环节，是计划发挥调控作用的必经程序和决定性阶段。计划的执行因指令性计划指标和指导性计划指标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计划的调整则是计划工作（过程）中的非正常和特殊的环节，是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因情况的变化，依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计划进行必要的变更或修改。计划的执行和调整都要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则。尤其是计划的调整，更需要有严格的规范，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在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计划的执行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保障措施。因此，计划的执行和调整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计划的监督制度。计划的监督也是计划程序的重要方面，它是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对计划执行单位完成计划的情况进行的检查、监察、督导和纠正。通过计划监督，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其发展态势及时准确地做出分析判断，便于各级主管机关适时适度地采取措施进行调节，以避免经济和社会发展过分偏离预期的目标。计划监督是计划执行的保障性程序，有利于维护计划的严肃性，最能体现计划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因此这方面的程序制度的积极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计划的监督制度必须对相关的原则和规则包括监督的主体、形式、进行明确的规定。
????（三）计划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制度
????实施法律救济，并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实现计划法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实施法律救济，是为了使有关市场主体在其因计划而生利益遭受损害时存在寻求救济、获得赔偿或补偿的可能性；配置法律责任、尤其是计划权力主体的责任，则是为了使上述可能性能够最终得以落实。[30]
????因此，计划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制度构成了计划法基本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计划法律救济制度，是指规定在计划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不能正常享有和权力不当行使时，依法对其加以纠正或补救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有效地控制计划权力、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计划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计划法律关系中，计划管理主体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要求广泛吸取社会主体的意见，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以单方意思作出，且计划内容具有概括性和宽泛性，往往使计划管理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没有相应的法律救济，则易使计划的执行偏离其既定方向，还可能导致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进一步滥用。[31]
????计划的法律救济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救济制度，包括权力机关的救济、行政机关的救济和司法机关的救济等。而且，除少量的是专门针对计划行为的以外，多数还是
针对一般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
????计划法律责任制度，是指规定在计划的编制、执行等过程中，有关主体依法应当承受肯定性或否定性法律后的法律制度。这是计划法作为法、计划法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障。在计划法律责任制度中，由于计划法中不仅有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且有大量的提倡性规范，因此计划法律责任不仅有否定性的责任，即传统的民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而且还有肯定性的责任，即体现经济法重要特点的奖励。计划法律责任包括计划管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计划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这两种责任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相对来说，因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影响，确定计划管理主体的法律责任较为困难。这方面制度的完善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整个法治进程的状况和法律责任制度的精细化程度。
????四、我国计划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完善
????（一）我国计划法律制度的现状
????虽然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形式意义上的计划法，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计划法律体系。这是由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运行实行严格的控制，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统销、价格严格管理，计划的实施只是指标和任务的分解下达，计划几乎无所不包，并且主要通过行政指令加以实施，没有产生出对于法律调整的内在需求，反而在一定意义上排斥严格的法律调整。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长期以来没有任何计划法律规范。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有关国家计划的规范性文件，如《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1952年1月）、《关于编制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草案）》（1953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1955年10月）、《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规定》（1958年9月）、《关于加强财政计划工作的决定》（1960年1月）、《关于改进计划体制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1984年10月）和《关于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暂行规定》（1987年3月）、《关于试点企业集团实行国家计划单列的实施办法（试行）》（1992年8月）、《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订货的暂行规定》（1993年8月）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加强当时的计划工作和完善计划法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情况的变化，特别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原有的计划法律制度已明显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经过近几年的法规清理，我国原有的关于计划的规范性文件大多被废止。
????目前，我国的计划法规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一些重要方面缺乏基本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范，特别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层次的基本上是空白。关于国家计划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计划的性质、职能、任务，计划的法律责任，各级国家计划管理机关、各计划执行主体在国家计划工作中的权力（权利）、职责（义务）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我国的计划法已经酝酿了20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草，后因体制问题于1983年暂时搁置。80年代末继续工作，目前已经十余稿，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台。目前，我国计划方面的立法不仅滞后于市场主体和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而且也滞后于宏观调控其他方面的立法，在整个宏观调控立法中是最为薄弱的。
????（二）我国计划法律制度的完善
????既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有其必要性，并且在整个宏观调控中处于中心地位，那么在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今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深化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对我国计划法律制度进行完善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在完善我国计划法律制度时，首先涉及到我国计划立法的模式问题。关于计划立法的模式，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一是集中式，即制定一部计划法典，规范所有的计划关系；二是分散式，即不制定统一的计划法典，而将计划关系分别规定在不同的经济法规或其他法律法规中；三是结合式，即以一部形式意义上的计划法典为主，同时辅之以单行的计划法规，并且可以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对计划问题作出规定。[32]
????相对来说，第三种模式较为合理，也更为适合我国的情况。当前，特别需要抓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法》的制定，形成我国计划法律体系的龙头和核心。
????在完善我国计划法律制度的具体方面时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仅就完善计划程序制度略作说明。
????如前所述，计划法在狭义上甚至被等同于计划程序法，但不管怎样，计划程序制度确实是完善我国计划法律制度时的重点。为此，在我国未来将要制定的《计划法》、《行政程序法》等法律及其他配套规范中对计划的制定程序、实施程序和监督程序等作出更合理、更完备的规定，使之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和规范化。首先，要增强计划程序的民主性，包括通过立法作出有关公听会、审议会、利害关系人和其他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制定过程表达意见等具体的程序规定。其次，要增强计划程序制度的公开性，包括通过立法作出预告草案、公开解释、说明理由、周知民众等具体规定，让制定计划的过程置于民众的关注和监督之下。再次，要增强计划程序的科学性，包括通过立法作出有关咨询专家意见、采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手段进行定量分析预测等具体规定，使计划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33]
????实际上，上述计划程序制度的民主性、公开性和科学性要求，集中体现在社会参与制度上。建立健全计划的社会参与制度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民主的要求，也是保证计划工作科学性、合理性的要求。“计划是为了一个民族而不是为了一个政府而制订的，……它要求公众参与计划设计的每一个阶段。”[34]
????因此，需要总结我国计划工作的历史经验，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广泛参与、咨询对话的、规范的组织制度和有效方式。一是要建立计划协商对话制度。计划方案的制定，需要以各种形式吸取优秀专业人员参与，包括专家学者和社会团体，特别是有关研究机构，充分协商对话，听取意见，体现全社会的参与。二是要建立计划咨询制度，促进宏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种社会参与的制度应当在我国计划法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和充分的保障，是完善我国计划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课题。
????[①]?参见［美］莫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朱泱等译，4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②]?［美］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48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
????[③]?参见武少俊主编：《国家发展计划概论》，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参见吕汝良等主编：《国家计划学》，8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⑥]?参见吕汝良等主编：《国家计划学》，16－17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⑦]?《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⑧]?转引自[日]金泽良雄著：《当代经济法》，刘瑞复译，4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⑨]?詹姆斯?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30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⑩]?［美］刘易斯：《发展计划》，何宝玉译，6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11]
????参见李刚：《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试论计划法若干基本问题》，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六卷，243－248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12]?参见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90页、86页注②，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13]?参见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55-66页，法律出版社，1998。
????[14]?［美］莫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朱泱等译，4页，商务印书馆，
1980。
????[15]?［美］刘易斯：《发展计划》，何宝玉译，1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16]?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转引自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38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7]?邱本著：《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39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8]?［美］刘易斯：《发展计划》，何宝玉译，255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19]?王源扩：《重构学科基础?远离国家本位》，载于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2001），439－440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0]?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154页，法律出版社，1998。
????[21]?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3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2]?参见吕汝良等主编：《国家计划学》，23－24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23]?参见漆多俊主编：《宏观调控法研究》，98－99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24]?参见谢增毅：《德国〈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及其新启示》，载《当代法学》2002（3）。
????[25]?参见漆多俊主编：《宏观调控法研究》，106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26]?当代各国的计划以经济内容为主，并全面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27]?参见武少俊主编：《国家发展计划概论》，1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8]?参见漆多俊主编：《宏观调控法研究》，82-83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29]?参见武少俊主编：《国家发展计划概论》，273－27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0]
????参见李刚：《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试论计划法若干基本问题》，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六卷，248－249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31]?同上，第249－250页。
????[32]?参见漆多俊主编：《宏观调控法研究》，92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计划经济的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计划经济的作用范文第4篇
计划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早已存在，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计划管理如何搞，是个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间题，笔者就此间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1企业计划管理的必要性
计划管理，就是根据市场需求状况、企业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运用综合平衡的方法，确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思想、方针和目标，科学地制定未来行动的方案，用来组织、协调、监督企业生产经营的全部活动，以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计划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首要职能。a.加强企业计划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我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新产品、调基产品结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灵活的能及时反映市场要求的企业计划管理系统。使根据市场调整的企业计划能及时传达到企业的各个生产环节和管理环节。b.加聋企业计划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现代企业生产过程复杂，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劳动生产过程的各阶段、各环节、各工序都使用现代技术设备进行生产，并且要求具有一定的比侧关系。同时现代企业的生产过程又是成千上万劳动者共同劳动的过程，劳动分工精细.，协作关系严密，除了直接的生产工作外，还有技术、劳动、供应、销售、财务等不可缺少的苍理工作。企业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的活动和生产各环节的活动，有机地、合理地、科学地组织起来，按照统一的准则，进行均衡有节奏的生产，就必须制订和执行统一的计划，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不然，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就会失调，企业管理就会混乱，生产经营就无法进行。c.加强企业计划管理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计划管理是一切管理工作的“龙头”，是对其它各项管理工作起指导性作用的管理，是加强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是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占用尽可能少的资金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需有一个严密的企业计划协调各个环节及各项经营活动。如果企业没有计划来协调和指导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活动就会失去平衡，就会给企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损失。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计划管理
2.1要克服两个误区a.有人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企业就没有计划管理的必要。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其实不然，在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内部也有很严密的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因此，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计划，也必须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b.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对宏观经济而言，企业管理是微观经济，市场对企业计划管理没有影响。这种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探，依然抱着过去的老观念不放沂撇显然，这种观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棒的带要布现代企业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宏观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很大奋徽观经济必须符合宏观政策。
2.2要实现三个转渔计划和市场虽然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但是，手段与方法不向，对企业计划管理的要求也不同，企业计划管理必须实现以下转变。a.由生产型计划转变为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生产经营型计划。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企业计划管理，是生产型的计划管理模式，企业的什划也是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来制订企业的内部计划衬主要内容是以完戒指令性计划的生产计划为主。产品是否能满足人们的带要、销不销得出去，企业不管，由国家统购统梢。企业效益不好，也可由国家补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市场紧紧连在二起，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企业必须转换经营机制。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首先就要转变企业的计划管理模式，变生产型计划管理为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生产经营型计划管理。b.由静态计划转变为动态计划。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计划一年到头没有什么变化，产品也是几十年一贯制，基本是上一个静态的计划。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供需情况瞬息万变，新产品、新款式也层出不穷。因此，为了不至使市场淘汰企业，我们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变静态计划为动态计划，使企业的计划始终能跟上市场变化的需要，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乘风破浪，日益壮大发展。。.由封闭式的执行型计划管理转变为开放式的决策型计划管理。在旧的计捌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品由国家绕销，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由国家统一供应，企业没有经营管理自，企业计划成了照抄照转的执行计划。企亚的计划管理是一种封闭式的执行型计划管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奇徽料等都要企业自己到市场上去采购，产品要企业自己到市场上去推销，两头都在外，因此也要求我们的计划管理是开放式的，要及时根据市场的物资供应状况，调整采购策婚，要根据市场对企业产品需要情况，及时决策，调整营销策略.
2.3要树立五个观念计划和市场虽然都是调节的手段，但是，手段与方法不同，对人们的观念要求也不同，要求人们根据市场经济衍要求‘树立新的计划管理观念。a.要树立市场竞争规念。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密切注视市场，要求企业的领导者和全体员工都要树立市场观念，我们的一切计划和工作都要根据市场这个“晴雨表”来进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的竞争力成了企业生存的根本。因此，要牢固树立市场竞争观，根据市场需求制订企业计划。b.‘要树立经济效益观念。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是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占用尽可能少的资金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需要的产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如果没有效益，企业就只能被兼并或破产，因此，制订企业计划必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协调各环节的关系，实现小投入、高产出。。.要树立时间观念。时间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独特的资源，它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不可逆性，即一去不复返。时间观念在制定企业的计划时，也无处不在，如:生产与检修的时间衔接、网络计划的关键工序、采购物资的最佳进货时间、资金的时间效益等等。因此，我们在安排计划时，必须树立时间观念，使企业的计划一环扣一环，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d.要树立信息观念。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步入信息高速公路，谁拥有信息，谁就会掌握主动。信息是企业的灵魂，是管理的基础，是决策的依据，是管理控制的工具，信息还是资源和财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情况瞬息万变，更应该树立信息观念。e.要树立系统观念。现代企业自动化程度高，生产过程的各环节、各工序都是一环扣一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一个工序或环节出现了间题，就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我们在制订计划时，一定要树立系统观念，搞好综合平衡。
计划经济的作用范文第5篇
十一五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编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一个重要文件,因此,它在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正确厘定规划与经济法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法中是否应当终结计划法,则需了解十一五规划的性质。关于规划的性质,有学者根据规划的程序,将它与法律等同,认为规划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法和经济法的来源;〔1〕也有学者认为,规划就是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2〕。但是,由于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所以,许多学者从规划产生的特殊程序而将其视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甚至认为它比普通法律应当具有更高的效力,意图使法律服从规划,并将法律当作实施规划的手段。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仅仅是根据产生程序而不是内容来界定规划的性质,属于形式意义的规划观。笔者认为,界定规划的性质应当依据其内容而不是产生形式,因为只有内容才反映了其基本属性以及与法律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法律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它为人们指定了行动的方向以及违背后的不利后果,此即法律的规则性,也是构成法律的基本要素。规划是否属于法律,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规则性。在法律规则中,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的内容,离开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也就无所谓法律。从这一角度判断,如果规划属于法律,就应当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内容。但是,从内容看,十一五规划只是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战略以及政府的行动方向,并不是在社会主体之间配置权利和义务,不能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正如规划所言:“主要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6页。）此外,规划如果具有法律性质,还应当具有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责任,以制裁那些违背规划或不执行规划的行为。但是,规划中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法律责任或类似的责任,所以,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通过,规划都不具有规范性。
由中共中央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是因为规划涉及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宪法规定的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的重大事项。虽然规划制定和通过的程序与法律具有形似性,但最高权力机关并非在行使立法权,而是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不能就此认为它具有法律的性质。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目的、实施和阶段性等特征分析,它应当属于未来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而非法律范畴,因此,我们应当从政策的角度来审视其与经济法的关系。规划的政策性决定了它与经济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存在如下诸多区别。
其一,各自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规划属于政策范畴,它追求的是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包括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源利用效率目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进展目标等。而经济法属于法律范畴,追求的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3〕,在立法中表现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具体价值目标。显然,尽管规划中不乏公平的因素,但其主要是在发展的目标指导下形成的。经济法虽也重视发展,但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长期而稳定的法律固有价值。经济法稳定的价值目标和理念,决定了我们应当以此为坐标观察和分析规划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而不是以规划决定经济法的取舍。
其二,就其内容来看,规划是一个以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政策为主的纲领性文件;而经济法则是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总称,这些规范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并附之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规划不直接涉及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仅具有指导性;而经济法则是由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诸如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者保护法和宏观调控法等,其中包括诸多权利和义务,是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和政府进行监管以及宏观调控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范。
其三,规划主要在于政府宣示自己的承诺,向市场主体表明自己未来一定时期运用公共资源调节经济的方向。亦即规划主要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是政府应当努力的方向,只对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便是这种约束,也只有软约束性质,缺乏明确和具体的规范和责任。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规划确定的方向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但不具有强制力。经济法则不然,它不但是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是政府的行为规范,是政府在规制市场主体和宏观调控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强制性是二者的重要区别之一。
其四,规划的实施主要依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公共资源甚至以法律方式实施规划。从实施机制看,规划缺少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实施。而经济法不但有专门的实施程序,而且有专门的机构,以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经济法实现目标的根本保障,也是与规划的根本区别之一。
最后,从存续时间看,十一五规划只在未来五年内发挥作用,此后便成为历史;而经济法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其时间效力远超过规划。十一五规划的政策性质,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坚持在法学范围内、用法学的方法和理念来观察规划,用法治标准来审视和评价规划及其实施过程,而不是用规划者的目光来审视和要求经济法。那种试图用规划约束法律的观点违背了法治精神,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与法律关系模式的翻版,极易导致政府权力的极度扩张,使法律成为规划的工具和奴仆,因而必须引起警惕。当然,由于采取了一种科学的制定程序和先进的理念,十一五规划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个体与社会关系以及微观和宏观等关系问题上,都有许多契合之处,诸如都追求实质公平和整体效率,都主张政府有限干预,都坚持社会本位,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实现宏观经济关系的平衡,都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和宏观调控等。所以,十一五规划既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现代法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现代社会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理念层面上越来越趋于融合,经济法固有的理念和价值在规划中同样得到体现和转化。因此,经济法学不应割裂与规划的关系,而是应当立足于法学学科本身,结合规划展开研究。
二、计划法应当终结的理由
虽然规划与计划极为相似,甚至有时难以将二者分开,但当我们将十一五规划视为未来五年的基本政策时,它与计划的关系也就十分清晰。因为计划在我国一度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或唯一手段,而现在被视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所以,过去和现在的计划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或工具。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十一五规划需要调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和法律手段,也可能包括所谓的计划,所以,从此意义上看,计划已包含在规划之中。
计划法的创意具体起于何时,可能难以考证,而且也无必要,可以断定是在计划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曾几何时,计划法一直被视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和热捧,并极力推动立法机关将其通过实施。但是,学术界的这一热情并未引起当时立法者的重视,直至计划经济结束,学者们的这一心愿也未实现。时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学界制定计划法的热度大为降低,不过一些学者仍未放弃努力,并从多方面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的必要性。最近两年,我们还能见到一些论证计划法存在必要性的观点。（关于主张计划法的论述,参见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李刚《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试论计划法若干基本问题》,载《经济法论丛》第六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应飞虎《论计划法》,载《经济法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先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初论》,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可见,计划或计划经济对经济法学的影响至为深远。不可否认,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计划曾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不完全否认计划的作用,尽管我国曾经将它发挥到极致,但是,计划是否已经重要到非制定法律不可,笔者一直持有异议。经济学已经用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而计划和计划法是否符合法理,法学界鲜有思考和批判,倒是大家对市场经济的赞誉似乎与现代法治和法理基本吻合。现在看来,似乎是十一五规划的出现要终结计划法,但是,当我们从法理角度审视计划法时,将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合法理的设想。或者说,从一开始,计划法的思路就缺乏基本的法理支撑,而在当今的体制下,就更显得不合时宜。为此,学界应当终结计划法的研究,将相关成果转为它用。
首先,也是至为重要的,是计划法缺乏现实的基础。众所周知,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是,“所谓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固然依靠身份,但更依靠行为。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是由行为作用的。与此相适应,法律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4〕既然法律规范的直接对象是行为,那么,任何法律的制定首先要考虑具体规范的行为实际存在,而且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已经影响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和谐,必须以法律手段进行确认、鼓励、限制或禁止。如果一种行为不存在,或者只是普通行为,不会破坏社会关系的平衡,则无需法律干预。那么,目前政府的计划行为是否达到非制定计划法而不能调整的程度呢?笔者以为不然。现代市场经济虽然需要政府从宏观方面进行调控,但政府作用市场的手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是采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目标。〔5〕在市场经济初期,尽管计划也被视为与市场并列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经过数十年的过渡,政府实际已不再以计划方式从事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计划不但在政府文件中已经淡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了一个专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构。因此,法律不需要对这种政府的计划行为做出具体的安排,也就没有制定计划法来规范这种行为的必要。至于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能否称之为计划,从狭义的计划定义看,显然不能。即便可以称之为计划,至多也属于指导性的计划。但是,鉴于这种计划并未限制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不会伤及市场机制的发挥,所以,无需用法律进行控制。
其次,学界起初关于制定计划法的设想,并非为了控制权力,而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当初学界对计划法的热捧,是因为国家权力对计划的推崇。在阶级斗争法学和法律工具主义主宰下,法学的任务是如何从法律上证明计划的价值并将之合法化。至于计划是否符合正义和公平,是否妨害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否真的能提高效率,是否需要用法律控制,当时的法律学人没有也不敢就此多想。敢想的,就是如何制定一部计划法,将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上的权威,让政府拥有一个合法的管理工具。当计划的神秘面纱和光环最终被揭开之后,我们才发现,计划不过是一些掌控大量资源,并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所有信息的政府官员们为他人制定的一些数字指标。对制定计划的官员来讲,计划代表了国家的权威和尊严,不论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结果如何,人人都必须服从。至于其背后有多少随意性和个人意志的成分,建议立法的学者没有也不敢提出怀疑。结果是近40年的计划不但没有使国家富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使国人除了简单的生活资料外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如此,法学界仍然有学者主张计划法。如果说,主张制定计划法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政府的计划权力,防止政府利用计划剥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说这种计划法完全有必要。因为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行政经济和权力经济,是依靠官员们实际并不可能具有的完全理性和高尚道德水准为假设前提的。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的权力以及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空前的,因而限制政府利用计划手段侵占社会资源和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就极为重要。然而,从当时的观点不难看出,学者要制定的仍然是一部授权法,而不是控权法。这种立法构想不能不说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继续制定计划法,以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6〕但因为计划已被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也极少使用计划配置资源,计划对市场主体的行为无任何限制作用,所以,此时再提出控制计划已无必要。何况许多学者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计划法并非为了控权,而是追求其他目的。（关于这种观点,可以参见前揭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38-40页;应飞虎《论计划法》,192-196页。）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计划仍然是政府使用的一种手段,且立法目的是控制政府的计划行为,防止计划的滥用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复活,那么,这样的计划法未尝不可。不过,这需要以政府仍然滥用计划权力为前提。所以,从法治社会控制权力的要求看,目前的计划法构想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公平是法律基本的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者们构想的计划法仍然没有从公平的角度论证计划法的必要性。（近年学者们关于制定计划法的理由,最多的是依据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也有的是从信息失灵的角度说明计划和计划法的必要性。）何况计划从本质上看就不是一个根据公平原则分配资源和产品的制度,或者说,以往的计划非但不能实现公平,反而加剧了许多社会关系的不平衡,特别是它以剥夺和压制的手段来实现公平的设想,最终是实质的不公平。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从公平的角度论证计划法存在的价值,那么,这种设想就没有基本的法理支持,很可能产生不公平的后果。
复次,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计划和计划法存在的首要价值应当满足效率的需要,因为“与秩序、正义和自由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的美德。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7〕那么,计划法能否满足我国社会效率的需要,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但不会实现真正的公平,还曾经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迟滞。虽然有学者认为,导致发展低效率主要是指令性计划,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主要是指导性计划,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中国20多年经济的高速
发展主要来自市场经济的作用,并非来自指导性计划的贡献,虽然其中不乏政府宏观调控的功劳,但政府的指导性计划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多少作用,至今尚未可知。所以,主张制定计划法,是否会产生相应的效率,是一个未知数,但目前在没有计划法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却十分明显。
最后,计划法不可能解决目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市场调节虽然能产生效率,但市场失灵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大量存在的垄断、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政府虽然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失灵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目前同时并存,经济法的任务应当考虑如何克服这两种失灵。那么,计划法能否承担这一任务呢?答案是否定的。对垄断和环境污染等市场失灵问题,需要的是反垄断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相应立法加以克服,而对于政府失灵,则需要通过预算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中央银行法、价格法和税收法等宏观调控法实现,就目前来看,计划既不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也不是导致政府失灵的因素,所以,计划法不能解决这两种失灵,如果制定,其立法和执法成本将远远大于其收益,定会成为一个得不偿失之法。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既无制定计划法的现实必要性,也无足够的法理作支撑,因此,关于制定计划法的计划应当终结。
三、结语
中国经济法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对计划法的研究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可以说,计划法凝结了许多经济法学人的心血和情感,即便是他们的想法备受冷落,也不曾考虑放弃。但是,当党和政府毫不留情地抛弃计划而转用规划安排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时,经济法学界似乎应当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反思。经济法的研究是否还应当紧跟政治思维和话语,及时将计划法置换成规划法继续研究?如果研究,将来的结果会不会和计划法一样?显然,大多数学者还未思考这些问题。对经济法学来讲,计划法研究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由于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撑,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话语,加之学界长期紧紧依附政治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我们研究成果的命运只能取决于政治的态度。但是,如果要把经济法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减少对政治的盲从,就必须在既有的法学理论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念,以特有的秩序观、正义观、自由观和效率观审视和评价政治决策和行动。所以,终结计划法,也是终结一种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式,是经济法走向科学的开始。
参考文献
〔1〕李曙光.用法治精神规划“十一五”〔N〕.南方周末,2006-02-16.
〔2〕史际春主编.经济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4.
〔3〕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1998.152.
〔4〕〔7〕张文显.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