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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产生范文第1篇
计划经济有两种宏观控制理论。一种是以微观经济为控制对象的宏观控制理论>一种是以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和产业部门比例为控制对象的宏观控制理论。实行这两种宏观控制理论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按照第一种宏观控制理论管理，宏观经济控制而微观经济不活，越是强调宏观经济控制，则微观经济越是不活；按照第二种宏观控制理论管理，宏观经济控制而微观经济放活，越是强调宏观经济控制，则微观经济越有条件放活。两种宏观控制理论的区别除控制的对象不同外，内容也不一样。
第一种宏观经济控制理论，控制的主要是企业再生产过程的供、产、销。这种宏观经济拧制实质上是宏观控制微观，控制越严，则微观经济越死。宏观经济控制同微观经济放活是对立的。
第二种宏观经济控制理论，一方面控制社会需求，防止社会需求膨胀，确保国民收入的生产额与分配额的平衡，使社会的总需求同总供给在价值量上保持平衡^另一面，控制产业部门比例，使产品结构同社会需求结构在实物形态上协调。这样就能从宏观经济控制上解决两个矛盾i一是解决商品物资供不应求的矛盾；二是解决商品物资货不对路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计划管理体制的两个老大难问题。
现行计划管理体制实际上只承认宏观经济层次，不承认微观经济层次，因此，所谓宏观经济控制，事实上是控制微观经济。所以它属于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这个理论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是产品车f的计划经济。这种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择式，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为前提的。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的基本特征，就是整个社会是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大工厂，整个国家是一个“辛迪加”。在这种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理论指导下，必然以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取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在早年也曾设想未来的社会是产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所以，制定了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整个社会是一个大企业，而所柯生产企业都成了这个社会大企业的生产车间，因此，这种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承认社会虫义社会生产内部存在联合劳动，按劳分配一个层次，不存在两个层次，由此导致只承认社会这个宏观经济层次，不承认企业微观经济层次。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制定的计划管理体制，要实fr宏观经济拧制而微观经济放活的原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宏观经济控制.实际上是由国家计划控制企业再生产过程——供、产、销的各个环节。具体来说，产一一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控制；供一一企业所需的燃料和主要原材料，实行直接的产品分配，即由国家统一分配>销一一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实行直抜的产品分配，由国家统一调拨，企业无权自己销售。结果，宏观经济控制的对象不是宏观范围的经济活动，而是微观范围的企业再生产循环过程及其物质补偿。为了使企业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控制，不只规定企业再生产的物质扑偿由国家负责，而且还规定企业再生产的价值补偿也全部由国家包起来。这种理论实际上把计划经济与企业自负盈亏对立起来。
持这种理论的人，生怕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体制后，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执行国家计划。那么，我们要问：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为什么就不考虑企业的经济利益呢？说到底这不是企业自负盈亏体制有什么不好，而是价格和税收这两个经济杠杆没有使用得好的问题。另外，也有人怕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体制会改变企业性质。这是多余的顾虑。因为决定企业性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体制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也有人说苏联强调实行经济核算制不是也很好吗？不见得。我国实行了三十几年的经济核算制，实践证明这种经济核算制是适应产品生产计划经济需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企业核算、国负盈亏。”实行这种经济核算制，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我们是饱尝了吃“大锅饭”的苦头的。要说实行“大锅饭”企业体制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企业执行国家计划不讲条件。但是，国家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一一企业经济效益低，甚至使用宝贵的原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社会需要而放在仓库里。
宏观经济控制微观经济，不仅要控制企业的再生产过程，而且还要控制企业的隶属关系。当强调放权的时候，同时就得下放产品的分配和调拨权给地方政府，这就要调整企业隶属关系，把国务院有关部的直属企业下放一部分给地方政府；当强调集中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时候，于是又有人提出要把地方的一部分企业上收为国务院的部属企业，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可以由国家物资总局分配和调拨。现在，要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又有人提出要上收利大税多的大企业。这里有一个分配理论问题。我们讲分配，首先应该弄清楚是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还是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如果按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理论办事，分配就是直接的分配，即直接的产品分配，不能即是直接的产品分配，又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即价值分配。如果按照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理论办事，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即价值的分配，分配到收入的单位或个人，就可以拿钱去购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当然，购买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有的可以按计划购买，有的吋以白由购买。我认为，今天应当按照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理论办事，即国民收入的分配才是分配，商品只能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大量搞实物分配如弊多利少。国家集中资金，应当通过合理的路子，如通过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等，不能一说要钱或要物就上收企业。因为上收企业必然加剧条块分割，为专业化协作增加新的障碍。从宏观经济控制来说，上收企业并不是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而是加强了对微观经济内部联系的分割。
宏观经济控制微观经济，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是微观经济控制得很死，并把企业拴在行政机构的“指挥棒”上，使之成为“块块”和“条条”的附属物，层次多、部门多，衙门多，婆婆多。许多绳子把企业手脚捆起来，结果是“上故，下死”，使份企业一无活力、二尤压力。二是宏观经济常常失控，尽管一洱强调“宏观控制”，结來往往沾本迮设投资失控，国民收入分齠失衡，社会益_求矢于,4換法，造成生产资料相生活资料反复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国外有人根据这种现象，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突破了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理论，也突破了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实际上存在着联合劳动、按劳分配的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社会经济职能由国家行使，一个层次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流通者一一企业。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经营实体，它的经营职能由企业行使。把企业的经营职能同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分开，这是实行政企分开原则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生产关系内部结构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具有两个基本层次：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这两个基本层次的划分构成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的基础。
企业再生产循环的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是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但是，这两个条件要由宏观经济提供，它取决于宏观经济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和产业部门比例的协调。国民收入分配平衡了，才能使社会总需求同总供给在价值量上取得平衡>产业部门比例协调了，由它制约的产品结构同社会需求结构才能协调。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基本建设投资分配结构实行宏观控制，是竿制产业部门比例的基本手段，也是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手段。
研究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要从理论上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坚持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两个层次一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必须坚持宏观经济控制而微观经济放活的原则。企业作为微观经济的经营实体，应当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体制，享有经营自主权，包括享有企业范围再生产循环过程的计划管理权。国家计划管理的重点应当放在宏观经济控制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个别企业的生产也是有计划的，但是在宏观经济范围，即企业与企业相互关系这个范围，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实行自觉的社会调节一一计划调节。不能通过宏观控制自觉安排办哪些企业，不办哪些企业，因此不能事前协调企业间相互关系，它不能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重点必须放在宏观经济这个层次，控制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并通过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事前自觉安排办哪些企业，不办哪些企业，控制产业部门的合理比例I同时通过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控制消费品市场的容量，控制社会购买力间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做到这两条，宏观经济就可以稳住，取得稳定的平衡，宏观经济控制市场容量及其构成，又能从市场上制约产业部门比例及其产品结构。这样经过宏观经济自觉控制的市场需求，反映了经过计划调节的社会需求。有人对市场调节不作具体分析，不区别生产无政府状态下的市场调节和计划经济条件的市场调节，甚至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调节等同起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我认为，实行商品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只要宏观控制合理，所谓市场需求，就是计划调节的社会需要。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实质上就是在国家计划间接控制下进行的一种生产。是完全符合满足社会需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的。由于这种社会需要受国家计划控制，不会出现需求膨胀。因此这种经过计划经济自觉稳定平衡的市场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
我们主张计划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经济这个层次，不是说不要管企业了。对企业当然要实行计划管理，M题楚管什么，怎么管。我们认为，基建计划和遙建单位是计划昝理的16点。对生产企业也要管，主要管收入分配，国家得多少，企业得多少，个人得多少。国家得多少与企业得多少，这点用税收杠杆调节。税后，企业所得收入由企业支配。至于个人得多少，属于工资部分，既耍同企业经营效益高低挂钩，义要实行宏观控制。全国消费袪金的增幅度，要由国家根据全局情况、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股则实行计划控制。在这个前提下，企业内部工资增长部分怎样在工人中分配，企业有分配自主权，国家计划无需管它。对大多数企业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本身的利益确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但是，对那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包括一部分长期短缺的商品，要实行指令性计划。当然，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商品品种要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方法要改革，改为供方和需方分别下达供货计划，并由双方签订包括各种具体要求的供货合同，国%只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
总之，要做到宏观控制而微观放活，必须把产品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改为商品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实行商品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必须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学会正确运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使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作用。为此要建立严密的科学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体系，要求既能控制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又能控制产业部门的比例；既能避免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又能防止产业部门比例的失调。
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学会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这就要承认国营企业是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实行有条件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企业就会有旺盛的活力和很大的压力。这就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上解决了微观经济活起来的问题。
计划经济的产生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产能过剩
经济思想形成至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凯恩斯的《通论》等，无疑是经济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斯密强调万物自由，人在有需求时会主动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受到经济危机侵袭时，凯恩斯思想诞生于特殊时代，批判了以往的主导经济思想，认为经济要稳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公有制为制度前提，着重阐述了计划经济等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坚信政府必须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宏观调控，促织各部门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受到多方制约，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实现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然而，21世纪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于是，引起众多专家学者思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有计划的推行市场经济发展，为何还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产业发展不平衡，在各级政府提出“产业转型”的口号时，市场失衡发展、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文首先阐述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而后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思想如何引导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最后分析引起产能过剩问题的原因。旨在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重新认识，对解决市场失衡发展、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强调在全民公有制的前提下，有计划、公正合理的利用并分配社会资源。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产生有两大背景，一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本质，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以人为本，人为地去支配社会资源，使其充分为人服务。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不良后果，对其引发的社会危机等深恶痛绝，认为引发的社会危机像瘟疫一样可怕。《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认为，人才是构成社会的主体。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锁存在的剥削者，应该剥夺他们的资产转为公有制，在公有制调节下，逐步建立个人所有制。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及个人，都在规范地、按照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自觉地参与社会建设。但是，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过于“空想”，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所有物质资料归全社会共有，至少在未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据萨缪尔森证实，“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几乎所有国家中，政府的经济职能都在稳步增加”。新中国成立后，将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主导思想。实现全民公有制，合作公社、大锅饭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心中印象非常深刻。计划经济实现了物质、人力等生产资料公平分配，却导致了经济发展缓慢、人均生活水平得不到普遍提高的结果。整个市场缺失竞争活力，竞争活力的缺失导致了大量的滥竽充数的生产。社会生产按照计划进行，却因计划经济思想理论脱离了现实社会状况，计划失误等导致了大量的供需不匹配等经济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或资本的流通。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只是在向人们预示一种共产主义蓝图，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终归会导致实践偏差。实践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来知道经济建设，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假定社会公有，假定人是道德至上的经济个体，这种脱离实际的假定，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过程中的偏差，但不能因为时间偏差，就去否定理论的正确性。
三、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根据供需状况进行自主协调。这一理论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之路是正确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指的是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政府计划多一些，市场调节少一些；而私有经济或个体经济则是计划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针对某个地区经济发展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一些的省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就要少一些，多一些空间留给市场调节。而西部经济发展较慢的省份，则需要胜负宏观调控力度大一些，通过扶持弱势产业发展、引进人才等政策进行整体规划，市场调节所占的份额就稍微少一些。近四十年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使经济走上全面快速发展之路。
计划经济的产生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改革大业时就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P138）此后，经济体制改革是目标模式始终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首先，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定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目标模式；接着，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与这种富有活力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分不开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始终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开始把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快速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然而，随着建设经验的积累，也逐渐开始发现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并对如何建立起一个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在探索中提出了一些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期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但毕竟为后来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搭建起了一个思维的桥梁。
一、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久便觉察到这一体制存在着不足
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以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几乎毫无疑义的选择，就是要建立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之所以如此明确而又坚定，是由于有以下两个重要的依据：第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一个原则性论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论述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757）经典作家这种结论是建立这样的论据之上：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在社会生产上突出地表现为“个别工厂的社会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2]（P759）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就应该除了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外，还必须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来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第二，这是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计划体制曾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苏联从1928年到1938年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倍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并与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全面、严重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计划经济理论和体制模式就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基本原则而被肯定下来。二战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一经济管理体制。
历史实践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在选择这一体制模式时，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够的：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为背景的，而新中国建立时的生产力状况，还远远没有达到马恩作为论据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第二，即便是马恩的设想，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不应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原则加以固守。20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说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生产力仍具有相当大的容纳力，并且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已越来越显示出超越社会制度的优势。第三，尽管苏联利用计划经济手段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但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毕竟还有所不同，中国从来没有经过一个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工业社会化程度也远不如苏联的基础。更何况，苏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计划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地暴露出来，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该引以为鉴。
在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由于计划调节手段能够调动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用于国家的重点建设，因而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奠定工业化基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在这时对于计划体制优点看的多，对其弊端还基本没有认识。到“一五”后期，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计划体制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单纯借助于行政手段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弊端逐渐地显露出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条块分割，影响和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更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善于总结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计划体制弊端刚刚暴露时就及时地觉察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虽然“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首先提出要“以苏为鉴”、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3]（P472）1955年12月，、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直接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在汇报中，有些部委的领导同志认为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针对其中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生产力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问题、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国防工业建设和民用工业建设的关系问题等等，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地提出“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2]（P482）的观点，其中包括对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中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做法也不应当照搬。也说：“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3]（P484）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P9）同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5]（P23）
在这种“以苏为鉴”思想的指导下，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改革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主张，尽管这些主张还没有涉及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问题，但是对于计划体制存在着不足，也需要进行改革的思想是树立起来了。
二、1956年前后初步探索取得了以市场为补充的积极成果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不但明确阐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对计划经济体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是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
陈云在党的的发言中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这样的：（一）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二）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但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三）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6]（P13）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等办法，这将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这些论述，实际已涉及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初步提出了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新模式。这是对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苏联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党后来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之后，刘少奇对于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的观点。1957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7]（P191－192）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计划性与多样性、灵活性，含义就是计划性与市场性的结合，也就是要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明确地表示出了要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寻求一种改革途径的趋向，实际上已提出了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雏型。
陈云和所阐述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的思想，刘少奇提出的计划性与多样性、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要试图改变像苏联那样的在单一计划下过分集中、缺乏活力的状况，在坚持以计划为主的同时，尽量利用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之际，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所做的努力。
在上述精神指导下，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这三个文件，于11月由国务院公布施行，中心思想是扩大地方的权力。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但对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缺口。
三、从“”和化运动的教训中重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
从1957年夏季以后，由于反斗争扩大化导致了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日益走向“左”倾，影响到经济领域而导致上述可贵的探索成果没有能够得到贯彻。尤其是1958年的“”运动和化运动，进一步把计划体制推向了极端，非但不再提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还想限制和排斥市场的作用，甚至还提出要消灭商品和货币。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等。[8]（149）这些话的含义，是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不得不保留，但必须加以限制。而要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自然就要限制市场。于是，就从前后想要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倒退到了限制和排斥市场的作用。
这次会议之后，在理论上，限制和取消商品经济的言论、观点越来越多，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不断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其中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受到的好评。陈伯达等人进而提出了取消商品交换，代之以产品分配的观点。在实践上，化运动中大搞“一平二调”，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甚至把社员的个人财产也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破坏等价交换原则；公社内部还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这些严重“左”倾的理论和实践说明，党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已步入了盲目追求单纯计划体制的误区。
“”运动尤其是化运动中刮“共产风”和取消自由市场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使党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和反思。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多次的讲话、谈话和批示中，以及在党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和市场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论述。主要的观点有：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要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也要看到计划体制也会出现问题。刘少奇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可以有计划地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就是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但是，“‘有计划’，不是客观的，是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如果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大的失调。”[9]（P386）另外，还应看到，计划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因此，就必须通过发展商品经济，用市场的调节来弥补计划达不到的地方。“我们不能用计划来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9]（P334）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因为：第一，“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5]（P440）第二，还有分配制度的原因，“将来两种所有制不存在了，只要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消费品的分配，势必采取价值的形式，生产资料也要按价值计算，大体上说，商品还会存在。”[9]（P408）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原因，“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10]（P58）尤其是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也不发达，因此，就更“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5]（P436）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说：“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5]（P436）因为，商品生产本身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能笼统地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5]（P439）不同点在于：“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11]（P611）既然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区别，那么，就应该“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5]（P437）。
上述探索成果，虽然主要是围绕商品经济问题，还没有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但是，从思维的逻辑上来说，这实际已经搭起了一个通往市场经济理论的桥梁。因为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市场经济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市场经济体制，说到底，也就是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理论进程来看，也正是在先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之后，才通过进一步的探索而逐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由此可说，上述探索成果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了在经济体制问题上正确思想的发展趋向。
然而可惜的是，党在商品经济问题的上述正确认识，不久便出现了反复。从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经济领域的调整尽管仍在继续，但党在指导经济建设时已不再提及上述观点，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调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在实践中更多地采取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的限制，更加强化了对经济单位的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到“”前夕，发表著名的“五七指示”，“”期间又发表“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都是要限制商品经济，对市场经济更是视为专属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自“一五”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越加强化，市场调节的作用越受削弱，导致国家的经济生活日益僵化，对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日益造成阻碍。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肯定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有益的成果，特别是陈云关于以计划为主体、以市场为补充的思想，刘少奇关于既要有计划性，也要有多样性、灵活性的思想，关于大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都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萌芽，为后来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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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计划经济的产生范文第4篇
一、计划经济阶段：
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诞生于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国家，其中的典型是苏联和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分工的深化，是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的提高为特征的。因此，落后的生产力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低，发展了的生产力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高。
计划经济体制通过逐级下达的政府计划来调节经济活动，“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通过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它可以保持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和有效协调重大比例和结构，促进生产力布局合理化；可以引导和动员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大建设，从社会整体利益协调经济的发展；可以较好调节收入分配。但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局部利益调节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千变万化的供求关系，计划经济很难作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
因此可见，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即分工不够深入的历史时期，供求关系的变动不是很复杂，供求关系网络之中的变量和相互关系还能够被基本掌握，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模式在技术上基本上还属于可操作的范围。因此其宏观调节的巨大优势得以发挥，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关于这一点，苏联和中国前中期的飞速发展的情况都是例证。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进一步深化，供求关系网络的复杂度成指数增长，各级计划制定的机构在手段上已经不再可能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调节，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涌现使得计划面临巨大的不可预期的因素的干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已经不再是很难做到，而根本不可能做到，它被新的经济形式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过渡阶段
计划经济是一种与市场经济非常不同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对交换关系的人为规定与市场关系中的自由的交换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异，因此，如果突然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原先的具有强烈人为干预特色的供求关系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因此明智的办法是逐步减少计划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从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中国人毫无疑问地采取了一条远比过去的苏联高明得多的道路。但是，过渡到市场经济决不意味着取消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中国的经济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较为平稳地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比所谓自由经济国家要强有力得多，这个优点应当保持，而决不能放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本质的无别在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包括集体经济），而非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差异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仍旧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尤其是可以调节分配，缓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固有的对过剩的那种积累、以及这种积累必然引起的经济的周期性的波动。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基本完成后形成的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形式，它同时并不包含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应当容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但是，不能动摇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则，就变质了，……。
四、基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情况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原先根本不可能及时地相互沟通的供求信息正在逐步具备被集中、处理、分发、互动的可能，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也为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微观经济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自发的盲目的缺陷有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也可以被较好地调节的技术基础，因此，通过多极的供求关系信息的汇总、处理、分发和互动网络来逐步地扩大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具备了可能性。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逐步向计划经济过渡，历史完成螺旋化的上升，社会主义进入高级状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阶段。
五、基层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一个庞大的动态计划协调系统结合起来的动态计划经济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在技术上的致命缺陷，及时性和互动性问题获得根本解决，基层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一个庞大的动态计划协调系统越来越好地结合起来，与生产和服务的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结合，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直接（比方说服装生产这可以将新产品的全息特征到网络商店，女人们则可以将自己的立体图像输入到计算机中，模拟生成她穿上那种衣服之后的实际的样子，她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改变那种设计并给设计者，然后订购，从而形成供给的高度个性化和互动化。同时买卖关系的形成迅速传递给销售系统、原材料系统，于是形成复杂的相互及时调节供给结构的情况，并汇总并构成宏观调节的基础等等——未来这种东西你设计的越是详尽，就越是漏洞百出），供给的计划性发展到空前的水平。
计划经济的产生范文第5篇
一当今时代，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
18、19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欧洲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一边是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一边是工人阶级的赤贫困苦。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源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78(这里的“资产阶级关系”需要严格限定，它是特指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关系)原始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日益失去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用计划手段合理控制社会生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日益凸显。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的设想，与20世纪初以来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实践的历史根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恩所设想的未来计划经济与现实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并不是一回事。马恩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社会化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然而，现实中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根本不具备这一历史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计划经济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作为市场与计划辩证发展的必然环节，它同样有着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传统计划经济用极端的方式否定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所以说是极端的方式，是指它的否定超越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阶段，它竟然用未来产品经济的计划原则来否定商品经济阶段的市场原则，不可避免地将市场弊端连同其效率一起否定掉了。这种看起来源于人们主观失误的极端性其实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历史局限性决定的主观局限性。在18、19甚至20世纪初的市场经济都还只是处于发育期，市场体系、市场原则和市场关系都还很不成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经济实践是不足以产生成熟的经济理论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能摆脱这种历史局限，他们也只能根据理论逻辑对商品经济之后的历史提出原则性、框架性的设想，而且还不免表露出理想化和空想性的倾向(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在1848年就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论断［3］43)。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是造成20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上对市场作用极端化、片面化理解的原因之一。再者，这种极端性、片面性也可以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自身的极端性和片面性得到说明。反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片面性与极端性的斗争促使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和极端性。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利润追求上的唯利是图、财富分配上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与对立等等，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发展到了极致。而计划控制、数量驱动、均等化倾向、社会统一与同一化等等，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发展到了极致。传统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体制特征都可以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那里找到反面注脚。正因为它的极端性和片面性，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第一次否定的基础上，事物的发展还要进行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能解决前两个阶段之间的矛盾，既保留它们各自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它们各自的片面性，从而在更高的阶段上，重新达到原来的出发点。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二者截然相反的充分发展使历史消灭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历史发展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否定就像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一样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市场与计划的辩证综合。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生，给全人类上了一堂计划启蒙课。在这之前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创造出来的力量的统治，在这之后，人们开始学着自觉控制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同样，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消亡，给社会主义国家上了一堂市场补习课。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错误的时代定位上对市场经济实行了全面否定，在这之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市场与计划不再被看做势如水火，二者的辩证综合已成为当今时代大多数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在中国的特殊实现形式。人类历史进入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这是当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一统一的历史规律并不排斥多样性的实现形式，反而是以此为前提来表现和实现的。这一过程在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实现都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表现出特殊性。它在中国的实现，当然以中国的实际为前提和根据。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1．中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这是历史的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离开社会主义将带来的变化绝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更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混乱与分裂、少数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赤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的失败。2．中国生产力落后，这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因素。历史是既成的，无法改变，而体制是可以改革的。世界历史和本国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是低效的，市场经济是高效的，因此，要发展生产就要选择市场经济，放弃传统计划经济。根据以上中国的实际，中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包括就历史事实来讲，而非就社会性质来看的社会主义遗产———计划(不是狭义的计划，而是泛指人们对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进行自觉控制的尝试);也包括社会主义独有的制度功能和价值追求］，要在“去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发展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实现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特殊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对计划“体制”的抛弃不等于对计划作用，对自觉控制人类社会生产努力的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市场发展与否定计划“体制”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寻找市场与计划的均衡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基本特征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天然地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基础。传统计划经济实现了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直接否定。社会制度相应实现了苏联模式对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的否定;在所有制结构上实现了“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对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但是这一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财产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逻辑地完成了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在所有制结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单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苏联模式单一公有制的超越，将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之上，并且按照现代产权理论逐步实现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交叉、置换、重组和融合，走向所有权社会化，从而探索出一条能够逐步实现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道路。
(二)政经分开，政企分开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让自由市场自行其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为了避免自由市场的无序所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传统计划经济彻底否定了市场，极端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将经济运行置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至此，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企业一分一合走向对立的极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要克服这种分离或者结合的极端状态，要使政治与经济、政府与企业在各自合理的职能范围之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既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避免物极必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就阶段性任务来讲，目前最主要的还是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端。
(三)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完全依靠“无政府”市场的“盲目”调节，带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巨大的贫富差距。鉴于此，传统计划经济用国家的计划调节代替了市场的自发力量，但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又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效率的低下与资源的浪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又要克服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既要改革计划配置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主观随意性，又要肯定其在宏观领域指导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政府既要当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也要通过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甚至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积极影响经济的发展。要使国家和市场、自觉和自发力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就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要改革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微观还是宏观、长远发展还是短期效益，政府都运用单一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管制的做法，要学会放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要在“放”的基础上，在“放”的过程中锻炼、加强运用经济手段或者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与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和传统计划经济名义上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主要作用，调动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肯定了除劳动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技术等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确保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同时，按劳分配是主体，限制了“身外之物”造成贫富差距的作用范围，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从而确保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五)走出短缺
从经济运行效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传统计划经济严重的短缺经济之间找到了平衡。这是其它体制机制上的辩证综合在结果上的体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整个国民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产品日益丰富，卖方市场转变为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又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健康有序，避免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生。
(六)全面开放，不断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封闭体制的改造，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打开了国门，重新汇入世界历史的洪流。意识形态的成见再也不能阻挡全面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摒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传统思维，实事求是地指出二者长期共存的历史趋势，坦率地承认二者互有长短的历史现实，确立了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路线方针。中国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要向全世界实行全面的开放。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开放是和平的、是共赢的。它不是原始野蛮资本主义侵略性、掠夺性的对外扩张，而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发展而进行的国际交往。它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带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不是伤痛，而是发展。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都走向了极端，极端意味着自负、排斥异己、拒绝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它是辩证综合的，是谦虚的，是兼收并蓄的，是与时俱进的，它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它诞生于改革，发展于改革，成熟于改革，改革就是它的动力。它不会宣布历史的终结，而会自觉地热情拥抱发展所需的变革，即便这种变革意味着它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